一 关于命运
从神话到《楚辞》，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围绕着人与神的纠葛，甚至可以说文学形式与神共生。虽然神是古代族群共同体的产物，但很快人类便开始由此寻求一切生命的根源。伴随着共同体内部的发展，人对神的敬畏与日俱增；古代王权到达巅峰时期，神的权威也变得无法动摇。至此，神成为世间秩序与创造的根本法则。然而，古代王朝终究走向了毁灭，古代社会逐渐解体，神的世界也因此难逃一劫。《楚辞》这部文学作品，为我们展现了神与人之间关系破灭并终于走向诀别的过程。
春秋战国时代之后，中国古代共同体的解体急剧加速。人们从古老的共同体羁绊中获得解放的同时，也必须独自承担掌控自身命运的孤独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游民，社会结构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为因应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诸子百家学说应运而生。
秦国一统天下后，以游说之徒和食客等身份活跃于诸国的士人们失去了容身之处。乡党地域社会中，豪侠随即崭露头角。建立前汉政权的刘邦集团，其基础就是这些地方豪侠。所以，汉王朝刚建立时的官僚群体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治理偌大的一个国家。直到汉武帝（前140—前87年在位）统治期间，才施行学制，制定选举法，开始着手培养官吏。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汉初豪侠之风尚存的时代。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不只是因为自己身世的坎坷，更是源于那个时代人们对独立不羁之风的崇尚。人们意识到，命运是一种妨碍自身发展的力量。司马迁常常提到的“倜傥不羁之人”，就是代表着这样向命运挑战的人。
毫无疑问，中国的读书人即士人阶级，作为治者阶级，在历史上长期占据稳固的地位。不过其最终作为阶级确立稳固的地位，是隋唐之后实施科举制以来的事情。汉朝实施的乡举里选法，以及魏晋之后实施的九品中正制，起到了过渡作用。士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充满了艰辛，从《史记》到《宋书》的诸多列传中，无数士人为求特立独行而遭遇了极其悲惨的命运，甚至令人不由得合上书卷，不忍再视。即便到了距司马迁生活年代数百年的六朝前期，士人们仍未能翻身。司马迁所说的“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史记·伯夷列传》），这个有关命运的问题，是科举制实施之前，士人阶级形成时期最为普遍的问题，也是决定士人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每个人都遵循着自己的生存之道。秦汉之交的豪侠，黩武于村野乡间；后汉时期的清流党人，为保自身名节而与后宫腐败势力斗争；魏晋倾危之际的文人，则逃遁于清谈与隐逸。种种这般，皆位于此列。如果用神话学术语“宗教位相感情”来描述列国时期之前人类生存的方式，那么这一时期士人的位相感情，可以说充满了宿命论的论调。位相，即事物最根本特质的体现。以此为基础的现实情感，称作位相感情。之前那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认知方法，至此已被思辨式的认知方法所取代。儒家和老庄等诸子百家思想，正是这一命运观的主干支柱。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后汉时期以来的古诗，作为士人阶级的文学形式，也是基于士人的意识形成的产物。从魏晋时期的文学，特别是陶渊明和谢灵运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寻得其完整形态。他们的作品当中，特别是叙景诗中所展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蕴含东方特色的宿命论，明示了各自的归结方向。这一时期的士人们，通过生活实践，通过作为自我表现手段的文学作品，就士人与命运的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结论。
《史记》偏爱士人与命运的话题，并于多处加以论述。以“《史记》的世界”作为开篇，对于本书“士人与命运”这一主题来说，再合适不过。因此，第一章对于全书而言，也有序章的含义。
《史记》是一部命运之书。通过对历史的记述，描绘人的命运，或可说是全书的主题。首先，《史记》对神话是持否定态度的，主张历史就是道的实现过程。因此中国对于道统的记述，均以黄帝为中心的五帝开始。当时的道统系谱，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故事，并顺至夏商周三代。司马迁对此系谱评价道“其所表见皆不虚”（《五帝本纪...
这部以命运为主题的历史书籍，以一代传记作为开端。作者认为，命运是由人的自主选择决定的。帝王篇中有君临中国的第一位专制者秦始皇的本纪，列侯篇中有出身一介匹夫、自号张楚的陈涉的世家，后世士大夫隐逸典范伯夷、叔齐也在列传之中。但是，伯夷、叔齐二人却不是真实存在于历史中的人物。伯夷本是河南嵩山的山神，姜姓诸族曾将其奉为祖先神。司马迁是根据当时的传说，将伯夷奉为岩穴之士，视作隐士们的祖先。这篇《伯夷列传》位列列传首篇，也许正是司马迁为了展开自己的命运论观点而特意为之吧。
《史记·伯夷列传》中传记部分仅有二百三十二字，多以“其传曰”的形式穿插于评论部分。而文中论赞部分的字数则为其数倍之多。文章中记载，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兄弟二人互让王位不成，出逃以拒辞。两人听闻西伯昌（周文王）德行高尚，便前去投奔。而此时文王已经去世，其子武王没有安葬父亲，用车载着文王的木主（牌位），率军征讨商纣王。伯夷、叔齐拉住武王的马谏阻，武王不为所动，最终还是灭掉了殷商，建立了周王朝。伯夷、叔齐反对暴力革命，耻于归顺周朝统治，便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遂饿死于山中。显然，这类反对暴力革命的故事，基于儒家的禅让思想，是战国时代的产物。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孤竹君的国家位于辽西令支县，地处塞外，与位于陕西岐山的周朝远隔山川，绝非轻易可前往的地方。《孟子·离娄上》有“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一说，应该是为了调解此矛盾的一种说辞。另外，虽说夷、齐曾为王子，但以一介逸民的身份前去拦截武王东征，显然不合理。这些应该是源自战国游说家的想象。晋朝戴延之所作《西征记》（《太平御览》卷四十引）中记载，首阳山地处洛阳近郊偃师县西北方，山上有一座夷齐祠。这祠堂多半也是根据传说建造的。而夷、齐二人饿死前所唱《采薇歌》，竟有后代《楚辞》的韵调，是一种全新的形式。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 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神农虞夏的上古无为之世，是战国中期以后思想家们梦想出的世界。《尚书》里所谓“虞夏书”的数篇文章，也被认为大约创作于此时。至于神农其人，《孟子·滕文公上》中有“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一说，当属农家者流。否定暴力革命的思想也常见于墨家的非攻说，并借由后世儒家的三代禅让思想得以完善。总之，《采薇歌》中体现的思想其实是战国末期的思想，而且歌体的形式也是高度发达的《楚辞》的咏怀调。视《采薇歌》创作于周朝初期，是一种违背事实的错误。日本也有同样的现象——人们错误地将“出云八重垣”②这类具有成熟期特质的短歌创作期前置于神代初期。
伯夷本是嵩山山神。嵩山周边自古又称姜姓四国，系申、吕、许、齐诸族的根据地，他们皆以山神的子孙自称。歌咏申国传承的《诗·大雅·崧高》（第一章）：“崧高维岳 骏极于天 维岳降神 生甫（吕）及申”。诗中提到的岳神，便是指伯夷。此外，《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姜，太岳之后也。”《国语·郑语》也有记载：“姜，伯夷之后也。”可以看出，伯夷作为姜姓的祖先神，本是岳神。伯夷谏武王东征的传说，实际上是与姬姓周世代通婚的姜姓，借祖先神降下神谕之说，反对武王东征的一则神话故事。因此，伯夷绝非位于东北边裔辽西令支孤竹君的王子。
夷、齐二人让国的传说，大致与吴国太伯、仲雍兄弟让国的始祖传说属同一类型。《史记》中这段记述太伯传说的吴国历史，位居列国史“世家”的第一篇。周太王之子太伯和仲雍，为将王位让给弟弟季历，逃往文身断发的吴国，被视为品行高尚之举，备受推崇。在山神伯夷的传说中，其实根本找不到关于其弟叔齐的影子。被认为与伯夷同一时代的隐士许由与皋陶，名字中的“由”“陶”二字都是由伯夷的“夷”字音变而成。“许”和“皋”二字是姜氏家族居住地的名称。
而《论语》中同时提到伯夷、叔齐二人的多达四处，也正是自儒家弟子起，世间才开始歌颂二人。《论语·公冶长》篇中，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述而》篇中，面对弟子“伯夷、叔齐何人也”的疑问，孔子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主张二人是为了贯彻自己的信念而主动选择了这样的命运。《季氏》篇中又言：“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而《微子》篇中，除夷、齐二人，还提到了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诸多古代隐士。篇中孔子所云“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应该是儒家后学添加的观点。《孟子》一书将伯夷的形象更加理想化。《孟子·万章下》中说：“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贪婪之人）廉，懦夫（意志薄弱之人）有立志”，“伯夷，圣之清者也”。伯夷被尊为古代岩穴之士、品质高尚的士人典范。
夷、齐传说在《庄子》中最终得以完善，为此也格外引人关注。《盗跖》篇中说，伯夷、叔齐为“世之所谓贤士”，“辞孤竹之君，而饿死于首阳之山，骨肉不葬”。《让王》篇中有着更为详细的记录，说孤竹国的夷、齐二人，听闻西方有人似有道之人，便前往岐山之南的周拜访。武王与周公旦欲以血牲为盟而面见。夷、齐二人见状说，神农之世绝不会发生这种不信的行为，感叹周德之衰，于是向北隐于首阳山，终饿死于山上。《采薇歌》中颂赞的神农之世，正是以这则故事为背景创作的。
墨家学派中流传着关于伯夷的另一类传说。《尚书·吕刑》篇中说，古时有苗民扰乱世间秩序，上帝盛怒，绝地天通，命伯夷制五刑。《墨子·尚贤中》篇所说的“先王之书吕刑”，应该正是《吕刑》篇的原本。《吕刑》中将伯夷、禹、后稷称为三后，并将伯夷尊为古圣王第一位。
司马迁为何将《伯夷列传》这篇非传记的传记置于列传第一位？我们在上文探讨了许多关于伯夷的传说，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儒家与庄子之徒已将伯夷奉为高逸之士，在《吕氏春秋·诚廉》中对此有更为详尽的描绘。但从《尚书》《国语》中关于伯夷传说的记录来看，很明显这种说法不具备史实性。身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在创作《伯夷列传》时不但没有对伯夷的资料加以查证，甚至还添加了诸如《采薇歌》之类连《吕氏春秋》中都没有记载的、来源不可靠的资料。也许，司马迁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将伯夷的传说整理为传记，而是着眼于伯夷传说的典型性，想以此为媒介展开自己的命运论观点。换而言之，司马迁打算借这则传说中的古代高逸之士，来表达自己所认同的命运论。
《伯夷列传》以高格调的评论性叙述作为开头。《史记》一书的评论部分，多采用篇末“太史公曰”的论赞形式。而对于这篇传记而言，可以将论赞看作全篇的中心部分。
夫学者载籍（文献）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六经）。《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四岳十二牧，指地方的分治者）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
古代圣王时代实行禅让制。汉王室早已因吕后（前194—前180年执政）扰乱了大统，又围绕武帝的王位继承酿成了一幕幕惨剧。面对残酷的现状，司马迁直陈“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认为传承天下是一件重要且困难的任务。作为理想典范而揭橥的古圣王世界会给人一种无声的压力，令现实的权威不值一提。可是即便在那样一个理想化的时代，仍有一群逸民存在——那便是轻视天子之位的高逸隐士。
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
许由和卞随、务光的故事频繁出现于《庄子》。特别是许由的故事出现次数最多。卷首《逍遥游》篇中，尧有意让位许由，许由谢绝道：“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厨师）虽不治庖，尸祝（祭祀者）不越樽俎（贡品）而代之矣。”说罢离去。《吕氏春秋·求人》篇中说：“许由辞……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而食。”司马迁应是从此处得知许由之冢位于箕山，并登山探访的。晋朝戴延之的《西征记》（《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七引）说：“许昌城本许由所居。大城东北九里有许由台，高六丈，广三十步，长六十步。由耻闻尧让，而登此山。邑人慕德，故立此台。”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颍水注》有言：“山下……又有许由庙，碑阙（石碑）尚存。”许由是前文所讲山神伯夷的另一个名字，本是姜姓许国的祖先神。
之后，司马迁继续探索高人逸士的系谱。
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许由）、光（务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司马迁对由、光二人故事的失传深感遗憾，在文中引用了《论语》中孔子对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乎”等两条评价。他指出“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逸诗，即《采薇歌》）可异焉”，对于与《采薇歌》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质疑。随后，从“其传曰”开始，记录夷、齐的传记。传记结尾部分《采薇歌》之后，司马迁对孔子的观点提出了疑问。“由此观之，怨邪非邪？”这个问题，不仅是针对孔子提出，也不仅是对以《采薇歌》为论据的注释家们提出，而是针对世上所谓善人们的命运，特别是贯彻自身理想之士的人生态度的是非而提出。因之司马迁随即说道：“或曰：天道无亲（私），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对天道抱有深深的怀疑。孔子七十名弟子中最为好学的颜回，由于贫苦而早逝，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肆无忌惮的盗跖却长命百岁。司马迁对此质问：“是遵何德哉？”直至近世，善恶仍未能得到正当回报。“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想必司马迁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才发出这般愤慨之言。到头来，天道也不能给人以依靠。但即便天道无法实现善恶有报，司马迁对天道的存在还是没有丝毫怀疑。追问天道是非，亦该是失去神明之后的人类命运吧。
为了执着于求名，人类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也不断追求自我贯彻。对于士人而言，名是贯彻自我的必经之路，是凌驾于命运之上的永恒存在。名，也是可以有所寄托之物。《伯夷列传》文末接连引用“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篇）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落叶凋残）（《论语·子罕》篇）”等孔子名言阐述用意。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篇）贾子（贾谊）曰：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作威作福者）死权，众庶（凡人）冯生。（《服鸟赋》）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易经·乾卦文言传》，与原文略有差别）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进退）有时。若此类（人），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高位之人），恶能施于后世哉！
此处引用的话不一定是寻求逻辑之言，但每句话如同磁极一般环环相扣，相互碰撞，引发不可思议的共鸣。这种超越了逻辑整合的文体，反倒与其强烈的精神表现相衬。需要我们加以关注的是，短短一篇文章，出现了五次“名”字。询问天道是非，正是因为“徇名”乃“烈士”的生存态度。
《史记》一百三十篇，正是为询问天道是非所著。《伯夷列传》也因此被置于序论部分。此处借孔子赞叹不已的古代高逸之士，描绘出了典型的士人生存之道。天道本无是非之分。《老子》中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稻草人偶，祭祀以后即会丢掉）”（五章），即是说它超然于世间一切存在之上。然而这般“不仁”，给予了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一个否定天道的契机。于是，人类愤怒之下，走向了“倜傥非常”之道。若《伯夷列传》是一篇关于士人与命运的序论，那么《太史公自序》则证明了这一结论。此文述及“发愤著书”这样的观点，而这正与司马迁的命运论息息相关。
二 司马迁父子
写下《史记》这部命运之书的司马迁，自己也是一位命运多舛之人。众所周知，司马迁于天汉二年（前99年）为归降匈奴的武将李陵辩护，翌年被处以腐刑。借用武田泰淳先生的一言，“司马迁是饱受人间耻辱的男人”。在那个士人皆以求名为人生最高价值的时代，没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了。这场灾祸降临于司马迁创作《史记》的途中。对于司马迁来说，唯一剩下的道路，就是完成《史记》这部不朽名作，以留名于后世。受刑后的约十年间，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以求完成此书。《史记》可信的最后一篇记事完稿于征和三年（前90年），此后司马迁便几近无声无息。这十年间，他由太史令改任中书令——准确地说是中书谒者令，是一个宦官职位。但是，《史记》始终都是以太史令的立场进行创作的。对他而言，中书令司马迁这个人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完成《史记》的始终是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这部著作也是承继父亲司马谈的遗命，是父子两代共同的心血之作。
《太史公自序》中，详细记录了《史记》的编撰过程。《自序》开篇写道，与仅仅出身于市井豪侠之徒的汉王室不同，司马一族是自神话时代传承下来的名门望族。司马迁自豪地讲：
昔在颛顼（古代帝王名），命南正（官名）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尧舜）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前827—前782年在位）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
《尚书·吕刑》中说，有苗（苗族）暴虐，扰乱天地秩序。上帝命重黎绝地天通。由古代帝王系谱可知，重黎乃楚人远祖。这几种说法都属于神话传承。程伯休甫在《诗·大雅》的《常武》篇中出现，周宣王东征徐方时曾歌咏道：“王谓尹氏（仪礼官之首长） 命程伯休父 左右陈行 戒我师旅 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自序》述及，其家为古时重黎后裔，掌管天文祭祀；此时移于军官而为司马氏，“失其守”盖即此意。自此，司马家族一分为二，各自担任不同的职务。
司马氏世典周史。惠（前676—前652年在位）襄（前651—前619年在位）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官名）随会奔秦（前620年），而司马氏入少梁（地名）。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
司马氏一族分散各地。在秦的叫司马错，曾与提倡连横说的张仪进行辩论。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奉事秦武安公③白起；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始皇时期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司马昌之子司马无泽担任长安四市之一的市长；司马无泽之子司马喜为五大夫，死后葬于长安北门。司马喜之子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居于龙门，后奉事武帝，担任太史令，光复先祖之业。从事太史令一职需通晓天人之学，司马谈便向唐都学习天文，向杨何询问周易之术，向黄生请教道家理论。这三人的名字都可以从《史记》中寻得。司马谈于武帝即位的建元（前140—前135年）至元封年间任太史令约三十年，元封元年（前110年）逝世。在此期间，司马谈已经为《史记》的编撰做好了准备。
《太史公自序》收录了以道德家为主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要旨，并对六家得失分别进行讨论。司马谈认为，阴阳家主张四季二十四节气的顺逆可招致福祸，这种说法过于迷信。儒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耗费一生时间都难以学透，“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只是在明人伦之别这方面凌驾于百家之上。墨家以节俭力行为旨，却难立尊卑之别，但强本节用的主张益于民生。法家注重外部规则，废人伦，而正君臣之分。名家玩弄逻辑，内容空洞，但追求名实一致这点值得肯定。司马谈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各家得失，对道家主旨却用了较长篇幅进行解说。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顺应自然）为用。无成势（固定条件），无常形（一定形式），故能究万物之情（本质）。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主体）。
接着，文中大量引用杂书中的套话，如“圣人不朽，时变是守”（《鬼谷子》），使文章富有韵律。文章最后写道：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主张道家学说才是治理天下的唯一道路。这段话不见于今本《老》《庄》，而属于近年出土的汉初《黄帝书》。武帝独尊儒术政策实施之前，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与景帝（前156—前141年在位）时代盛行黄老思想。孔子问礼于老子的传说，多半也是以这股风潮为背景产生的。父亲的六家论对司马迁的影响，可谓深入骨髓。《自序》进而以第三者视角，讲述了司马迁自己的身世。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古代射艺的仪礼）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司马迁二十岁离乡壮游。先经由河南前往江苏、浙江，南访湖南圣地九嶷山，北上山东寻孔子遗风，亲身实践古仪。其后游历楚汉争霸遗迹，巡游河南各地后返乡。整个游历过程约耗时一两年，归家后出仕补郎中。司马迁曾困厄于鄱、薛、彭城，详情不得而知，或许与当地的豪侠少年发生了争执。这场与孔子的陈蔡之厄如出一辙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司马迁性格中狂荡的一面。
司马迁担任郎中后，奉命出使巴蜀，往南行至邛、笮、昆明，约元封元年（前110年）归朝复命。就在这一年，武帝登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禅，是帝王登基时报之于天的仪礼。逝世于元狩六年（前117年）的司马相如之遗文，论及了封禅之礼；《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曾将此书分发给众公卿商议。《封禅书》属《史记》中论述文化史八书的第六篇，包含了可称为宗教史和祭祀史的内容。司马谈亦曾与祀官宽舒等人讨论关于封禅之礼的制定，当年遂得实施。身为太史公，司马谈理应以司祭的身份参与泰山封禅之礼这一代盛典，没想到途中因病滞留于周南（洛阳附近），直到死前也未能完成这个愿望。司马迁急自西南归来，赶回父亲身边，继承了父亲的遗命。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接着，司马谈以《孝经》中的原句，向司马迁嘱托编撰《史记》之志：“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先说到周公制礼作乐彰显文武之德，其次言及孔子之业：
幽、厉（西周末之王）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前481年，《春秋》最后记事）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编撰《史记》，乃是继承周公、孔子之业，也是留存天下史文之大业。司马迁游历各地，就是为此做准备。司马迁遂俯首流涕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前104年）。
据此，司马迁在父亲去世后，于元封三年（前108年）就任太史令。此时司马迁约为三十八岁。
上述《太史公自序》的内容中，关于《史记》的创作有几处值得留意的问题。首先，关于《春秋》之后的历史，文中司马谈临终前提到“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表明自己已有论载之志，并已实际着手准备。司马谈死后第三年，司马迁就任太史令，或许已经开始“?”司马谈准备下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同“籀”，意为读书。被称作“史记”的旧记与“石室金匮”之秘书收藏于内府，估计是司马迁成为太史令后，才有权限阅览这些藏书吧。
太史公司马谈所说“所欲论著”“所次旧闻”的史书，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无从得知。不过，现存《史记》中显然保留了司马谈的论著部分，应该可以断定《史记》中的一部分文章是由司马谈撰述的。例如，《赵世家》篇末太史公论赞中说：“太史公曰：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歌姬）也。”这位冯王孙是冯唐的儿子，见于《张释之冯唐列传》文末：“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冯唐已经九十余岁高龄，其子少说也有五十多岁。而此时的司马迁不过是六岁孩童，从年龄差距上看，此处的“余”不可能是司马迁。即便两人数年后有缘相识，也不会成为“与余善”的关系。所以，《冯唐列传》中的“余”定是司马谈，《赵世家》论赞里的“余”亦应不是司马迁。也就是说，《冯唐列传》和《赵世家》两篇文章皆为司马谈撰述，论赞部分也应是司马谈所加。
此外，《刺客列传》的作者也可认定是司马谈。且看论赞部分：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谷类），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天雨粟，马生角”，讲的是燕太子丹囚于秦国，请求归国；秦王提出这样的条件：只有天下粟米、马头长角，才放太子回国。文中认为这个传说是假的。荆轲刺伤秦王的说法也非实情。当时担任秦王侍医的夏无且将事情的真相告知公孙季功与董生，自己也得以听闻此事。荆轲受燕太子丹所托，刺*秦王不成反被*死的事件发生于秦始皇二十年（前227年）。从担任秦王侍医的夏无且处得知真相的公孙季功与董生，即便当年十分年轻，一百二十年后做太史令的司马迁也不可能直接听到二人的话。所以，《刺客列传》这篇充分展现司马迁“倜傥非常”一面的文章，包含论赞部分在内，是由其父司马谈编撰的。当然，《史记》的确是由司马迁本人整理而成的。对各篇文章的创作情况进行确认的话，不难看出司马迁的修史事业，的确是在父亲打下的基础之上完成的。
上文中涉及了年龄计算问题，那么我们有必要知晓司马迁的生卒年月。然而，司马迁的生卒年不详。截至目前，关于司马迁出生时间的观点，有景帝初元（前156—前150年）末说（王鸣盛），中元五年（前145年）说（《史记》正义，王国维，郑鹤声），后元元年（前143年）说（周寿昌），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说（《史记》索隐，山下寅次，桑原隲藏），元光六年（前129年）说（张惟骧）等。个人认为《正义》说更为可靠。《索隐》说出自晋朝张华所著《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元封）三年（前108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这段关于任命太史令时的户籍记录是《索隐》说的主要依据。《正义》说则据《自序》所注，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王国维所著《太史公行年考》认为，《正义》所见户籍应为“年三十八”。此种户籍形式，与目前发现的敦煌和居延汉简形式相同。不过，关于司马迁的年龄问题，采用上述任何一种说法，都与《赵世家》和《刺客列传》不相符。
我们知道，司马谈早已着手准备《史记》的编撰。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从担任太史令期间到受刑后，都一直坚持编撰工作。特别是受刑后十年间，感慨万千，心境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史记》采取的论调也随之不同。《史记》全篇并不全是由《伯夷列传》一类慷慨陈词的文章构成，其中也有取材于早年杂书俗传，或是将官府记录不加修饰地引用的文章。对《史记》各篇章逐个探究，发现其中多处可以称得上杂乱无章的记载。像《伯夷列传》《伍子胥列传》《魏豹彭越列传》《季布栾布列传》这类包含受刑后感慨而写成的篇章，阅读其论赞部分时似乎仍然可以感受到作者的余愤。
《史记》最开始被称作《太史公书》。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一类中，记录“太史公书百三十篇”。《汉书·司马迁传》中也有“为太史公书”的记录。然而此书由司马谈着手准备，司马迁编撰而成，即太史公父子两代共同完成。“太史公”这个称呼，可以指司马迁，也可以指司马谈。司马谈学过天文、易理、道论，通六家之学。司马迁则精通时称古文的《尚书》《春秋》《国语》与谱牒之学。父子二人各有所长，也有共同点，便是作为太史令论载“天下之史文”，传承人事之不朽。二人所著此书，同样由此而得到不朽的生命力。
司马谈偏好道家学说，却对维系家族传统异常执着，这一点从《太史公自序》的描述中也可以窥之一二。司马一族发源于重黎神话的传说，实际上经不起检讨。然而这种远溯家系来自夸的做法，比方《汉书》作者班固认为先祖“与楚同姓”，《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声称祖先是炎帝神农氏旧族，自称姜姓许国后裔，可见注重出身是那个年代推崇的风尚。司马谈将继承家业传承血脉视作孝子应尽的义务，遗命于司马迁；司马迁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李陵之祸受刑，后继无人。在断绝传承与这种命运的紧张感之下，司马迁加紧编撰《史记》。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心境，他才能创作出充满忧郁色调的《伯夷列传》。不过，出自司马迁之笔的文章也许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多。从《史记》中极具代表性的《项羽本纪》中可见一斑。
三 《史记》的文章
明代文章家王世贞，被奉为古文辞学派之祖。他对于《史记》的文体是这样评价的：“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即有“愆而虚”“畅而杂”“雄而肆”“宏而壮”“核而详”“婉而多风（讽刺意味）”“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八类。即古代帝王本纪，其文愆而虚；春秋列国诸世家，其文畅而杂；战国纵横之际诸传记，其文雄而肆；刘邦、项羽本纪与韩信、彭越列传，其文宏而壮；八书一类，其文核而详，婉而多风；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引）
《史记》不仅文体种类繁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史通》是唐代刘知几写的首部系统性史学理论专著，该书《叙事》篇中写道：“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评说《史记》中苏秦、张仪、蔡泽等传“是其美者”。然而，这些文章大多取自《战国策》，因此并不能以此说明《史记》的文章皆为上乘之作。《史记》文章所选用的文体，与文章的叙述对象、参考文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自己做的文章，多体现于议论部分，例如前述《伯夷列传》。传记的叙述部分，主要基于参考资料创作。所以，评价文章的优劣，必须考虑到其与参考资料的关系。刘知几的这种评论方法，因之而意义不大。
《史记》中记载的事件，按照发生年代可分为先秦时代与秦汉以后两部分。先秦时代事件的编撰只能依靠文献记录，秦汉之际则有许多传闻可供参考，特别是景、武二帝的时代，正是司马迁父子生活的时代。依据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概念，又可将《史记》编撰的时代分为“所传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根据时代的不同，事件记述方法也有所差异。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便是秦汉之际，即“所闻世”。秦帝国急剧毁灭，随之而来的楚汉兴亡，是一个以中国全境为舞台、极尽哀怨豪壮的历史故事，历史的足音依稀可闻。但是，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秦汉之际毕竟已有百余年。《史记》在记录这段历史时，一定参考了这一时代的文献记录。比如《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的栩栩如生的叙述和描写，若是没有参考资料，就算司马迁在壮游途中收集到再多的传闻，就算司马迁本人的史笔再炉火纯青，想必也无法轻而易举地还原当时的场面。曾以幕僚的身份追随汉高祖的陆贾所作的《楚汉春秋》，我想就出现在司马迁的参考资料中。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陆贾的故事。
《史记》卷九十七收录了陆贾的传记，《汉书》卷四十三大致就是据此而著。《史记》里说：“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一名幕客，不通武事，也称不上运筹帷幄之才。但他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尉他归顺，颇有纵横家之风。陆贾与尉他的对话，在《陆贾列传》以及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均有收录，应是根据本人留下的记录所作。
陆贾钻研儒学，常在高祖面前引用《诗》《书》。高祖对此不快，骂道：“乃公（自己）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立刻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指出，若不是秦国有失仁义之道，高祖又何以得天下？高祖脸上不痛快，但此话毕竟有理，遂命令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为此陆生献上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祖皆称“善”，左右齐呼万岁。这便是《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被称作儒家经典的“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应该就包含《新语》十二篇。
《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的春秋属收录了《楚汉春秋》九篇，诗赋略的陆赋属收录了“陆贾赋”三篇。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才略》篇有言：“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诏书）。其辩之富矣。”认其为汉赋源流之一，可见此人文才之高。这里要讨论与《史记》相关的书便是《楚汉春秋》，此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九卷，《唐书·艺文志》为二十卷，宋代《太平御览》也有引述，证明《楚汉春秋》在北宋时期尚有留存。为《史记》《汉书》加注的唐代注释者们，应该也读过《楚汉春秋》全书。唐宋百科辞典性质的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以及唐初的《文选注》，也分别引用过《楚汉春秋》。清代洪颐煊等人作《楚汉春秋》辑本，留存至今的尚有五十余条，其中对汉初英杰们的事迹多有记述，对鸿门宴前后的记事也有所残存。毫无疑问，《楚汉春秋》是《史记》创作的蓝本之一。
《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精彩场面可以媲美垓下之战，也是一场划分了沛公刘邦与项王命运的戏剧性事件。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此，先行攻入函谷关的沛公，即阻止项羽入关，这便是事件的起因。项羽以为沛公有异志，为诛*刘邦设下计谋。最终刘邦自鸿门宴成功脱身，谋臣亚父范增为之扼腕愤惜。《楚汉春秋》的佚文中，保留了这段故事前后的情节：
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水名）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范增）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 《艺文类聚》卷六
项王在鸿门，而亚父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摎，或似龙，或似蛇，或似虎，或似云，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不若*之。” 《水经·渭水注》，《太平御览》卷十五、又八十七、又八百七十二
沛公脱身鸿门，从间道至军。张良、韩信乃谒项王军门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只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只献大将军足下。”亚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
上述数条记录之间多少有些出入，不过都能在现存《项羽本纪》中找到。可是，唐代《史记》《汉书》的注释者们，却没有标注其出处为《楚汉春秋》。究其原因，应当是《项羽本纪》与《楚汉春秋》的文章关联极其紧密，已经没有特别标注文字异同的必要了。《史记》注释中标注《楚汉春秋》的，仅仅只是为了补充说明《史记》省略的部分。例如，《高祖本纪》索隐中标注了那位主张把守函谷关的鲰生（无趣之徒）本姓解，《项羽本纪》集解标注骂项羽“沐猴（猿类）而冠”的人是蔡生。《楚汉春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两处注解中。如此仅于补充说明的注文里引用此书的做法，表明其他部分基本相同，并没有必要专门加注。由此可以推论，鸿门宴前后的情节皆出自《楚汉春秋》，鸿门宴当晚发生的事件同样也出自《楚汉春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将《楚汉春秋》中的情节照搬了过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对参考资料完全不加整理就直接引用。从《史记》引用古代文献而编述的列国时期以前的内容当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关证明。此外，即便是直接挪用《楚汉春秋》的情节，司马迁也多少进行过文饰。比如范增谋划刺*刘邦这一部分，《项羽本纪》原文如下：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比照《水经注》等书引《楚汉春秋》，虽然只有后半部分，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史记》的行文要简约许多。可见，司马迁对鸿门宴事件乃至整篇本纪，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润色。这是因为《楚汉春秋》中的故事，更具备战记特有的故事性与口诵性，史实性不足。为将这段故事编入史书，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这正足以看出由故事到历史的全新发展。
描写鸿门宴之类场面，或许唯有靠在场的目击者，或是当事人的后人方能讲述下来。虽然传承下来的故事多少被加以渲染，但绝非是全然架空的传闻。有证明显示，《楚汉春秋》的作者陆贾确曾身处鸿门宴现场。《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进入秦故都咸阳之前，听取张良的计谋，先派郦食其与陆贾二人用财利引诱秦将，攻陷了咸阳。紧接着发生了鸿门宴事件，因此两人应当也正好在场。《楚汉春秋》佚文中记录了鸿门宴前后的事件，这历史场面应该是陆贾亲笔为之。
说到郦食其这个人，《史记》中将他与陆贾共同立传。陆贾的《楚汉春秋》也有关于郦生的记录。郦生是陈留高阳人，家境贫寒，酷爱读书，县里百姓称他为“狂生”。得知沛公经过陈留，郦生道：“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郦生想前去拜访沛公，但沛公不喜儒生。有戴儒冠的儒生前去拜访，沛公就把儒冠摘下，边向里面溲溺（小便）边痛骂儒生。郦生拜见时，沛公正坐在床边，让侍女为他洗脚，斥郦生为竖儒（卑贱的儒生）。见郦生从容不迫的态度，沛公改而以礼相待，并听从他的计谋。《楚汉春秋》中记载的这段故事，相较《史记》颇有不同，而更为精彩。
上（沛公）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公方洗足，问：“何如人？”曰：“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告。郦生瞋目按剑曰：“入言，高阳酒徒，非儒者也。” 《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二，《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二、又三百六十六
郦生自称“高阳酒徒”，按着宝剑横冲直撞的狂放模样，本应是司马迁非常感兴趣的类型。但不知为何，《史记》中没有记载《楚汉春秋》的这段情节。刘知几《史通·杂说上》中对此也有所论及：“刘氏（汉室）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司马迁）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不同）。”或许自《楚汉春秋》之后又发展出了不同版本的故事，但可以确定的是，郦生与陆贾共同出席了鸿门宴。关于郦生的身世，陆贾的书也应该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正文之后、太史公论赞之前，有记载郦生别传的大段文字。这段记录或许接近于《楚汉春秋》原文。若此文章是那些不满于《史记》本文没有记载“高阳酒徒”故事的人所为，那么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添加进去的。这与前汉末褚少孙对《史记》进行的补缀，当属同类作为。该论赞明确指出，《史记》的作者在编撰郦、陆传记时参考了种种资料。
太史公曰：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河内县名）洛（洛阳）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这篇令人不得要领的论赞，真是出自司马迁之手吗？被加入郦、陆传记中的平原君，是指平原侯朱建。朱建家贫，据说母亲出殡时曾受陆贾接济，应当是陆贾的友人。文帝三年（前177年），淮南王长*辟阳侯审食其。据说平原君为之出谋划策，遂负罪自*。文帝十分惋惜，拜平原君之子为中大夫，此人后出使匈奴，大骂单于傲慢无礼，而遭*害。这应该是武帝初年的事情。太史公所说“与余善”就是指的此人；但从年龄上看，平原君死后五十余年即元朔五年（前124年），司马迁仕为郎中，年仅二十二岁，与平原君朱建之子如何能够深交？他们的年龄至少相差五十岁。如此看来，《郦生陆贾列传》的论赞部分应是司马谈所作。读陆贾《新语》，并称其为“当世之辩士”，也不似司马迁所为。因此，《史通》中对该篇的非难，也应是针对司马谈的。陆贾曾以非凡的口才说服南越王称臣，是个了不得的辩士，他的《新语》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被归于儒家类。不仅如此，此人貌似还是一位风流才子。传闻他通晓歌曲，常携数名歌倡四处游乐。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有关项羽《垓下歌》和刘邦《大风歌》的创作问题，也被推测与陆贾有关。
项羽号称西楚霸王，曾一时号令天下。他于汉四年（前203年）以广武鸿沟为界，与刘邦二分天下。翌年，兵败垓下，忧愤而亡。汉三年，平定三秦的刘邦曾乘势率五十六万大军出击，却被项羽打败。刘邦临急，将爱子从车上丢下，弃父抛妻遁走。后来，他被困彭城，插翅难逃；纪信以身代之，刘邦才得以逃生。到最后，刘邦项羽对峙于广武，项羽企图烹*被俘的刘父太公。这段故事在《楚汉春秋》（《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又六百九十六）中有详细记载，《史记》参考了其中的记述。当时，就是陆贾作为使者被派到项羽处，不久刘邦的父母妻子平安归还。
此时，汉军扩大包围态势，楚军军困食乏。汉军举全力从各地进攻，终将项羽围困于垓下。一代霸王终于走向了终结。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数阕（几遍），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就这样，项羽试图以死斗*开最后的血路，然后大笑着自刎于江边。他的躯体遭到四分五裂，残肢被抢去邀功。项羽这般悲惨的下场，当时身处刘邦幕中的陆贾应是知道的。《楚汉春秋》还收录了美人和《拔山歌》的一首歌：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 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项羽本纪》正义引
这首诗只是为了嵌入“四面楚歌”这个词而作。
项羽的《拔山歌》正如朱子在《楚辞后语》卷一中的评价那样，“其词忼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将英雄末路的悲绪描写得淋漓尽致。即便是拔山盖世的勇者，有时也无法战胜。时间即命运。项羽自知命运的衰败，将悲切之情汇集于爱马、爱妾身上。对这位声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不喜读书的英雄来说，这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首歌，算得上是佳作了。
流传于日本的《史记》古本中，有一版本为多出一句的形式。此为五山僧桃源瑞仙（1430—1489年）《史记抄》——又名《桃源抄》——第二句是“时不利兮威势废”，还加了第三句“威势废兮骓不逝”一句，形成上句结尾与下句开头字句相同的蝉联句式。不过，这些应该只是技巧上的变动。因为即便项羽当时的确慷慨悲歌了一番，我们也无法得知他临终前究竟唱的是什么。总之，这些或许都是传承者们添加的。既然《楚汉春秋》佚文中保留了美人和《垓下歌》的歌，可见《垓下歌》原本也应当在书中有所记载。
与此相对，高祖的《大风歌》传达的则是胜利的喜悦与得意之情。汉十二年（前195年），距项羽败亡已过七年。在此之后，高祖讨伐叛变的韩王信反遭匈奴军队围困于平城，复有陈豨叛变，及韩信、彭越等最得力的功臣被诛*。高祖身侧可谓多灾多难。汉十二年十月，高祖讨伐黥布叛乱，黥布败走。高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沛县。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大风歌》又名《过沛诗》《风起歌》。歌中“大风起兮”“威加海内兮”“安得猛士兮”几句中的语气词“兮”字又作“侯”字，所以也叫《三侯之章》。此时高祖令一百二十名少年和唱，他亦亲自起舞，慷慨伤怀，流下眼泪。高祖下令说，将来我死后，将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提供祭祀费用的城邑）。他天天同父兄诸母故人谈笑，过了十多日才离去。翌年四月，高祖于都城驾崩。按照遗命，由一百二十名少年合唱的传统保留到了文帝时期。
沛县设宴时，陆贾或许正侍奉左右。高祖逝世后，惠帝（前194—前188年在位）、少帝（前187—前180年在位）时期，陆贾与陈平等人共同谋划对抗吕后专制，扶植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即位。他对当时的汉室内部情况最为了解，唐朝刘知几也予以肯定，称汉初“书唯陆贾而已”。陆贾喜好歌曲，吕后专制时期，陆贾一度家居，变卖了出使南越获得的财物，换得千金，外出时安车驷马，带着十个演奏琴瑟的侍者，四处歌舞游乐。陆贾既是《楚汉春秋》的作者，而此书若真是《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的主要参考资料，那么二位英雄之歌多半也是经由陆贾流传下来。所以，将这两首歌分别作为刘邦、项羽二人的真实作品而讨论其文学性，事实上是意义不大的。本质上看，它们应属于口传文学的研究范围。
据《史记》说，《大风歌》是高祖本人所作，这种说法获得广泛认同。前汉末刘歆著《西京杂记》卷三中提到，“大风之诗”乃高祖为戚夫人作。《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歌诗之属，录高祖歌诗两篇，另一篇四言诗《鸿鹄歌》见于《史记·留侯世家》。高祖爱妃戚夫人的儿子立太子无望，高祖安慰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遂唱出了这首《鸿鹄歌》。
此时高祖宠爱戚夫人，意欲改立戚夫人的儿子为太子。吕后生下的太子此时已得号称商山四皓的四贤人辅佐。高祖听闻此事，叹道：“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并唱道：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当可奈何 虽有矰缴 尚安所施
这首《鸿鹄歌》与《大风歌》采用了不同声调。《楚汉春秋》（《后汉书·冯衍传》注引）逸文中记载了这场废立太子的事件。所以，《鸿鹄歌》与先前提到的“美人和歌”一样，可能都出自《楚汉春秋》。
如果说《史记》中最广为人知的《项羽本纪》等记录汉初历史事件的文章，编撰时大多参考了《楚汉春秋》等文献，那么研究《史记》的文学性时就需要把这一事实纳入视野。《楚汉春秋》在《汉志》中著录为九卷，在隋唐书目中著录为二十卷，想必全书大部分内容已收录其中，记述范围应已达到汉文帝初期。《楚汉春秋》现实且浅显易懂的文体也非常适合引用到《史记》中。同样是引用，清朝崔东壁在《洙泗考信录》指出，《孔子世家》直接收集了孔子的事迹，原封不动地收录下来，其中却存在大量错误。我写的《孔子传》一书也谈到了这一点。综合以上种种，可知太史公亲笔创作的其实是各篇的论赞部分，及发生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并亲自见闻的事件，例如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滇中所写的报告书《西南夷列传》。除此之外，其他部分皆参考了资料。不过《西南夷列传》的论赞部分称滇王为楚之后裔，“楚之先岂有天禄哉”，毫无疑问是来自一段无确切根据的传说，这一点与《史记》中称东越乃大禹余烈的说法如出一辙。文章也使用了押韵手法。
《太史公自序》中收有全书各篇的小序。本纪、世家部分多用韵语，列传中也有数例。《外夷》《滑稽》等列传的论赞部分也用到了韵语。总体来看，使用韵语的文章内容贫乏，与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总之，《自序》与本文及论赞部分缺乏一致性。后面要讲到的《吕后本纪》，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
在此，因篇幅有限无法谈及各个篇章的问题，但从文学性角度来看，正如王世贞所说，《史记》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在历史叙述体例方面，《史记》称得上佳作，但并不能说《史记》在文学性方面同样成功。《史记》的文学性，唯体现于司马迁受刑后树立的命运观，以及他领悟到这种命运观并以此撰写的部分。《史记》当中这有限的一部分，却奠定了《史记》强烈的基调，将整部作品升华为一部恢弘的交响乐。
但这部交响乐无法带给听众净化心灵的效果。因为其最为重要的根源部分，就像没有弦的琴无法奏出声音。这部以人类命运为主题的伟大史书，并没能解决命运带来的问题，而是令后代背负起书中记载的种种生活态度以及命运实践。后代的人们不得不以史传中的先人为典范，把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作为自己的义务。
四 遗失的本纪
关于司马迁的生涯，以及那场给《史记》编撰事业带来决定性转折的李陵之祸，《史记》中几乎没有着墨。《李将军列传》附传中的李陵故事，也是一笔带过，不加丝毫个人感情。因此，有人认为这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泷川龟太郎博士的《史记会注考证》引用了清朝梁玉绳《史记志疑》的观点，认为李陵的故事是由后人添加的。《李将军列传》的论赞部分也未提及李陵，似是司马迁有意回避。《史记会注考证》以伍子胥、平原君虞卿等传记为证，认为这些篇章的论赞部分都有对正文中记录事件的暗示，虽然那些文字只是抒发一下感慨之情而已。此事直到末篇《太史公自序》，才首次有了简短的叙述。
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狱舍）。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
在此，司马迁对自身进行了深深的反思，回顾了先人的足迹，立下完成《史记》的志向。
昔西伯（周文王）拘羑里（狱舍），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左丘失明（视力），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吕氏春秋》）；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子》中篇名）。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帝尧）以来，至于麟止（《春秋》以鲁哀公十四年获白麟结束）。
这就是所谓发愤著书说。但《史记》的编撰并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司马迁受刑于天汉三年（前98年），成为太史令则是在十年前的元封三年（前108年），而父亲司马谈自武帝初年（前140年）连续三十余年任职太史令。若《史记》的编撰是由这对父子完成的，那么司马迁受刑时，应该已经完成大半。受刑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撰书时间不过十年。
李陵受命远征匈奴之时，其实就可以预想他日后危险的命运。李陵率领步卒行军于漫无边际的沙漠，迂回敌方主力背后伺机偷袭，纯属生还可能性微乎其微的冒险。武帝沉浸于奇袭的一时胜利，终究得到了全军投降的噩耗。武帝盛怒，下令诛*李陵满门。这种处理方式显然有失情理，但臣子们没有一人为李陵说话。只有司马迁站出来回答武帝的质问，对武帝晓以情理。司马迁并不只是站在友人的私情上为李陵辩护。修撰史书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命运残酷的司马迁明白，再优秀的武将也有失败的时候，这便是命运的无常。他为李陵辩护，是非常自然的举动。而这次辩护招致的受刑，再一次令司马迁亲身体验到了命运的无情。
日后，司马迁将李陵事件前后的情况写在了《报任安书》中。这封书信收录于《汉书·司马迁传》中，《文选》卷四十一也有收录。《汉书·司马迁传》先是收录了《史记·太史公自序》全文，然后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遂收录了这封书信。《汉书·司马迁传》即由这两部分内容组成。任安说的“古贤臣之义”，是推贤进士的义务，即司马迁回信中所提到的“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这封回信是司马迁受刑后所作，这一点确凿无疑；但收到任安来信的时间并不明确。根据司马迁在回信中写的“今少卿（任安的字）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武帝）雍（进行郊祀的地点），恐卒然不可为讳（指死亡）”可以看出，司马迁回信时，任少卿已是拘囚之身。而任安的来信中丝毫没有提及拘囚之事，况且以拘囚之身，断不会向司马迁提出推贤进士的建议，任安的来信应该是被囚禁之前的。因此，《汉书》中称“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也值得推敲。给刑余之人司马迁写这样的书信，应该是在司马迁作为中书令已经稳定下来的太始四年（前93年）吧。而司马迁的回信则应是当年的冬天。
一般认为，任安因巫蛊（使用蛊虫进行诅咒）之祸而遭拘囚。征和元年（前92年），有人诬陷戾太子用巫蛊之术诅咒武帝，受此事牵连，数百人遭*身之祸。当时任安担任北军使者护军，身处宫掖。武帝怀疑他帮助太子逃亡，将他关押起来。而巫蛊之祸的关联者绝大多数被立即处决掉，所以司马迁回信中提到的任安遭关押一事，应该不是指巫蛊之祸。若任安在巫蛊之祸中遭到连坐而成为重要疑犯，入狱后想必没有机会向担任中书令的司马迁递送求救私信，司马迁更不会将这封充满愤怨的私信写给任安。
《史记·卫将军传》中，对任安在大将军卫青落魄之时也不肯从其门下离去的气节大加赞许。此外，褚少孙在《田叔列传》结尾加入了一则补传。虽然错误较多，但提到巫蛊之祸期间，武帝指责“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遂“下安吏，诛死”。如果相信这段记载，巫蛊之祸期间任安便已遭诛*。司马迁回信中提到的任安拘囚一事，也许指的是武帝所说“当死之罪甚众”中的某一件，是发生于巫蛊之祸前的某个事件。而这一事件中入狱的任安，不一定是死囚之身。
关于司马迁写回信的时间，书信中提到自己延迟回信一事，说“仆又薄从上雍”。这可以看作一条线索。雍地举行郊祀数年才有一次。有文献记录，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后，在太始四年（前93年）冬季十二月和征和三年（前90年）春季正月举行过郊祀。那么，司马迁的回信应是写于太始年间，也就是巫蛊之祸发生的前年。司马迁受刑后四年，《史记》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所以这封回信与《太史公自序》的风格非常相似。《史记》中没有明显表现出的愤怨之情，在这封回信中显露无疑。
任安其人颇有几分侠气。他憎恶世间阿谀奉承之风，即便卫青威势尽失也不肯离去。这次遭遇拘囚，想必也是因为多管闲事。武帝这位阴晴不定的专制者，很有可能早就对他动了*意。司马迁同样也是这位反复无常的皇帝手下的牺牲品。面对任安，他更愿意吐露心声。
司马迁的回信中，首先针对任安提出的致力推贤进士的要求，表示自己绝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但身为刑余之人，想要做到这点实属困难。他详尽地说明，正是为了推贤进士，自己才身受酷刑。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侍中），素非能相善也。趣舍（进退）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
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正是惋惜他身上的“国士之风”。特别是李陵率五千步卒勇猛奋战，直至矢尽道穷，陷于敌地。适逢武帝召问，司马迁禀告了自己的信念，不想却惹怒武帝，受了“最下腐刑极矣”的屈辱。司马迁向任安求证道：“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他期望少卿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况且西伯、李斯、淮阴（韩信），皆忍辱负重，不自行引决；同样，他自己也要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只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上文前半部分与《自序》中的文字基本一致，两者的创作时间应该很接近。为完成《史记》，司马迁忍受了最下等刑罚带来的屈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狂惑之余，“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知己）通邑大都”。这是他活下来的唯一目的。然而《史记》完成不久，便丢失了十篇。其中可称为同时代历史的景帝武帝二本纪，特别是司马迁正面针锋相对过的《武帝本纪》的遗失，大大淡化了司马迁倾注毕生执念完成《史记》的创作意图。那么，这十篇文章究竟是如何遗失的？
《史记》被视为正史之首。与奉诏修撰的《汉书》不同，《史记》是史臣自发编撰的史书。《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则是司马迁的女儿将《史记》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杨恽。但《汉书·艺文志》的六艺略春秋属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自注“十篇有录无书”，可见到了班固的年代《史记》已然遗失十篇。这十篇包括景、武二本纪，礼、乐、兵三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三王世家，以及日者、龟策、傅蕲蒯成三列传。元帝（前48—前33年在位）、成帝（前32—前7年在位）年间，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由此可以推测，《史记》十篇的遗失应发生于司马迁死后不久。《自序》里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前140年，武帝即位）。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显然《孝武本纪》原本是存在的。
前汉末的《西京杂记》中，有一篇被认为是刘歆所写的佚文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下迁蚕室（土牢）。有怨言，下狱死。”（《史记集解》裴骃注引后汉卫宏《汉书仪注》）然而说武帝动怒因景帝本纪而非自己的本纪，以及司马迁因此死在狱中这两点，都与事实不符。
《三国志·魏书》的《王肃传》中也有相关记录。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内心怨恨），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询问《史记》是否是一部愤怨之书。王肃答道：“司马迁记事，不虚美（虚誉），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景帝）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武帝），而不在于史迁也。”这也许是来自《西京杂记》上的传闻，但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景、武二帝的本纪很早就失传了。
关于武帝怒削景帝本纪的说法，仍存有疑点。说到汉室故事最为肆无忌惮的记述，实在无过于《吕后本纪》。汉朝世系，王统始于高祖，而其子惠帝，而惠帝之子少帝恭、少帝弘，而惠帝之弟文帝，此后景、武帝相承。而本纪则仅有高祖、吕后、文帝、景帝，完全违背了一统大义。《吕后本纪》中记载的事件极其残虐无道，甚至带上了凄惨色彩。吕后处死众多高祖时代的功臣，太子也遭受厄运。高祖的爱妾戚夫人则斩去手脚，挖掉双目，用瘖药（致哑的药物）毒哑，将这样的一个肉块抛入茅厕，称为人彘（人形的猪），其惨酷程度古来未见。吕后的儿子惠帝深陷绝望，终日淫乐，抑郁而亡。惠帝的皇后没有儿子，便谎称怀了吕氏之子的女人生的是惠帝之子，为防止败露再*掉生母。少帝恭长大后对自己身世感到怀疑，便遭幽*。就这样吕氏一族逐渐封建，夺取汉室的势头渐显。惠帝的弟弟赵王刘友亦被幽禁，最终饿死。此时发生了日食，吕后大言不惭地对左右说道：“此为我也。”不久，吕后因鬼魂作祟而亡，吕氏亦遭灭族。将吕后的传记放在高祖之后，从“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伯夷列传》）的立场来看，应该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武帝为何没有删除这篇？此外，《自序》正文中明说“大臣洞疑，遂及宗祸”，而《吕后本纪》的论赞部分却说：
惠帝垂拱（无为而治），高后女主称制（代天子执政），政不出房户（老子语，指深在后宫而治理），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农耕），衣食滋殖。
对其无为垂拱之治大加赞赏。这一论赞与篇中的记述全然不一致，显得虚情假意。
现存《史记》中有所谓武帝怒删的《孝景本纪》，据传那是原篇流失之后褚少孙凭借《汉书》补足的。不过，此《孝景本纪》包含了《汉书》中没有记载的内容，并且有关日期的记录也比《汉书》更加完备，断非由此补入。显然，《汉书·景帝纪》与其他本纪一样，都是以汉室的记录为基础，加入部分官方资料所作。可以说，《史记·孝景本纪》反倒是被沿用因袭的那一方。
虽然现存的《孝武本纪》被看作是褚少孙或后人所作，不过从内容来看，总体是照搬了《封禅书》的后半部分，只不过在开头加了约六十字关于武帝的母后及即位前的记事。此外，文章中在“孝武皇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一句之后，还详细记述了这位天子如何成为道术方士的傀儡，犯下愚行，劳民伤财且毫无收益。这也是《史记》中最令人感到烦重的一篇文章。文末以近乎嘲讽的语气总结道：“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该篇的论赞部分也是直接引用了《封禅书》的原文。
现存《孝武本纪》显然属于《封禅书》的一部分。然而从《自序》的文字描述可以推测，《孝武本纪》应是向世人充分展现武帝的雄才大略，及其君临天下的王者风范的内容。若真如此，就没有理由激怒武帝。对此，我产生了与《吕后本纪》同样的疑问。也就是说，与《吕后本纪》本文与论赞部分的矛盾类似，《自序》中“汉兴五世，隆在建元”以及歌颂盛世的赞语，和《孝武本纪》的内容明显冲突。
《后汉书·蔡邕传》中记载，司徒王允以修史毁谤为由，想*死蔡邕。他引用《史记》为例，说“昔武帝不*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乃“无益圣德”，最终致使蔡邕死在狱中。那个时代的人们将《史记》视作谤书，但当时《孝武本纪》其实早已失传。那么，究竟《孝武本纪》原本记载了怎样的内容？这就如同废墟中残存的古代雕刻残像一般，留给了我们无限的遐想空间。《史记》的魅力并不在于为我们勾勒出统一世界的形象，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在司马迁与命运对决这一现实舞台的缺失上。《封禅书》中对武帝不断嘲弄的司马迁，如何站在公开的政治立场上对武帝进行报复呢？或许他采用了隐微的表现手法。这一点，我们从《史记》对李陵故事的处理方式中可见一斑。
《史记·李将军列传》中简单附录了李陵的传记。前文已经说过，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后人补充的。此外，《匈奴列传》中也记录了部分关于李陵的情况。
又使骑都尉李陵将步骑五千人，出居延北千余里，与单于会，合战，陵所*伤万余人，兵及食尽，欲解归，匈奴围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没，得还者四百人。单于乃贵陵，以其女妻之。
文末记载了李陵向匈奴投降后的状况。可以看出，此时司马迁充分掌握了李陵投降的来龙去脉。接着，传记中还记录了两年后［天汉三年（前98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征和三年（前90年）因巫蛊之祸李家灭族。两件事都发生于司马迁受刑之后，也是《史记》中已知年份的最后记录。
《匈奴列传》的论赞部分对当时的对外征略进行了批判，认为谈论匈奴问题的人，只不过是倚仗着中国的强势，侥幸于一时成功之辈。天子务必要有识人之明。文末以“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的咏叹收尾。此处隐含了司马迁的愤慨之情，暗讽武帝绝非以雄才大略君临外夷的英明君主。汉魏人主张《史记》乃“诽谤之书”，才是更接近于《史记》本质的理解方式。列传中加入“倜傥非常之人”的传记，则是针对此类当权专制者们提出的一个反命题。在此意义上，位于列传之首的那篇满怀抑郁之情的《伯夷列传》，正是司马迁所要传达的精神所在。“天道是邪非邪”乃是《史记》的主题，乃是他对士人命运问题提出的质疑。
①本书作者白川静研究中国神话的著作，文库本亦由中央公论新社出版。——编者
②见《古事记》卷一，日本早期著名短歌。传为天照大神之弟神须佐之男命所作。——编者
③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白起为“武安君”而非“武安公”。——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