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童”哪吒揭开国漫新篇章

“魔童”哪吒揭开国漫新篇章

首页角色扮演降妖降世更新时间:2024-11-15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张启忠

2019年,国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惊艳华夏,创下了50.01亿票房的年度之冠,更一举成为中国内地票房影史亚军。这份辉煌的票房战绩,开启了国产动画振兴的稳健起点。

为何一部动画片能斩获50亿票房,雄踞榜单第二?这与中国动画电影的曲折成长有关,一部故事创作、视觉呈现俱佳的动画,让中国动画界等了太多年。

因美国、日本的强势打压与垄断,国产动画的主力生产者、作为国有企业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曾受市场冲击而涣散,国产动画也因此一度萎靡不振:1984年的《金猴降妖》后,15年间竟无一部国产动画电影,1999年方有一部《宝莲灯》问世。经过艰难探索,国产动画在16年后凭借《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才得以提振——这一年的《大圣归来》以9.56亿的票房首次超越日本、美国,在动画电影榜上领跑票房5.29亿的《哆啦A梦:伴我同行》和5.26亿的《超能陆战队》。但即便如此,《大圣归来》在同年度的国内票房格局中依然处于弱势,与第一名的《速度与激情7》有着几乎2倍的差距。

《大圣归来》一度引发了国产动画再度“复兴”的欢呼,但这还是一段不稳定的预期。尽管2016年的《熊出没之熊心归来》《大鱼海棠》、2017年的《十万个冷笑话2》《大护法》,2018年的《熊出没之变形记》《风语咒》等在动画技术、题材、技法、理念等方面不断拓展和变异,但票房影响力依然弱于当年引进的海外动画。

回顾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意义不言而喻,该片的票房高举,是国产动画产业踟蹰多年、韬光养晦后的喷发。从艺术特点和社会价值来看,《哪吒》的成功也是一种必然。

跨界为创作增添新视角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面对故事片和海外动画片的强劲竞争,跃居票房榜首,标志着国产动画稳步开启了复兴的进程。

《哪吒之魔童降世》作为国产动画崛起的肯綮之处在于其导演饺子的跨专业背景。中外文艺界很多名家都并非科班出身,“跨界”往往出人才——比如具有医学背景的鲁迅、毛姆、渡边淳一、契诃夫等,还有电气工学专业的东野圭吾、物理数学专业的索尔仁尼琴、水利工程专业的刘慈欣,还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动画导演宫崎骏。《哪吒》导演饺子(真名杨宇)毕业于远离影视专业学科背景的华西医科大学,但医学专业为他的动画创作增添了新的视角和经验:通过绘制人体解剖图,饺子练就了过硬的人物绘画功底;对人体骨骼结构的熟练掌握,让他在创作形象时更能把握住角色的运动规律。学医时的各种生命感受和感悟,更有助于饺子细腻地体验、调控动画角色的心理——这些都是动画专业学生力所不逮的独特之处。

其实,依托团队完成的动画“跨界”与一个人就可以创作的文学“跨界”不同,因此饺子的“跨界”更说明了国产动画市场的变化与整体实力——我国始于2000年的动画高等教育,至今已培养了数量庞大的创作群体,与资本、数字影像技术相融合后,不仅降低了动画创作的门槛和限制,且形成了具备高端生产能力的创作环境。正因为如此,不同学科背景的创作者才能顺利完成思维转化,跻身创作团队,创作团队也因此出现了跨学科知识结构之间“杂交、变异、进化”的优势。

反叛精神的深层解读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主角一改《哪吒闹海》中的清净童子造型,塑造了一个貌“丑”且反叛的形象。这份“反叛”很丰满,人物的孤僻、倔强、叛逆是由于其父母终日忙碌、疏于陪伴和交流所导致。该片塑造了一个丰满的、可以有抵抗力和执行力的角色,这为动画故事的多维性发展做了精致的切入口和铺垫。

导演在《哪吒之魔童降世》叛逆性格的塑造上,附着了西方文化中具有叛逆特征的文化思潮——朋克文化。美国学者麦克尼尔·麦凯恩在《请宰了我:一部叛逆文化的口述秘史》(2005 年)一书中描写朋克文化特点为“酒醉的、可憎的、聪明但不假模假式的、荒谬的、可笑的、讽刺的,以及所有偏向黑暗面的那些东西”。朋克文化的叛逆性虽然曾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否定、排斥乃至批判,却被音乐、电影艺术不断解读并衍生至今。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这份“朋克”具象化为外在的妆容、造型,内化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决绝。

魔童哪吒的叛逆性走向极致,就归功于这份决绝。这个抗争的行为并没有落入由低幼走向成熟的过渡俗套,而是随着剧情矛盾发展长驱驱入,进而爆发。很多观众偏爱这句豪情万丈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与1979年版《哪吒闹海》中“舍生取义”的哪吒迥然不同,这个哪吒漠视一切权贵,这份反叛更突出人格的独立和自主。

哪吒从早期“委身于父母”到“自主与抗争”的过程,浓缩了古希腊人文主义的产生过程——早期的古希腊人认为,命运主宰着世界万物、凌驾于人与神之上;但是随着雅典出现城邦及其民主制、公民拥有了一定的参政议政权利后,智者学派应运而生。智者派强调人作为客观事物的“主体”意义,否定了神或命运等超自然力量对人生的控制,肯定了人类的自主性。

哪吒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与古希腊智者派的人文主义精神相通,但这份叛逆并没有落入极端,也没有走向冷酷和暴虐,体现了“中庸”思想,更具中国特色。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人文主义进行了有机统一,既有冲破权贵压迫与钳制的叛逆,也有不惜粉身碎骨的男儿血性,更有视死如归的坦荡与洒脱。将这些元素毫无违和地糅合到一起需要编剧、导演以及创作团队在社会学、文化学层面的思考。(张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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