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云十六州是我国宋辽时期重要的战略要地，她的得失直接影响到了宋辽的国运和国势，四百年间，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的历史变迁。本人细究《辽史》，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并试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宋辽时期，幽云十六州对于宋辽双方都是利益攸关的战略要地，两国都势在必得，但最终幽云十六州却与大宋无缘！幽云十六州的得失直接影响到了宋辽两国的国势强弱和国运兴衰。可以说，幽云十六州是辽强宋弱的分水岭，它影响中国历史至少四百年。割让幽云十六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每一个对宋辽历史有所涉猎的人，都不得不对此给予高度的关注，不得不对幽云十六州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两国的生存和发展而惊讶不已。
幽云十六州是指幽州、蓟州、瀛州、莫州、涿州、檀州、顺州、妫州、儒州、新州、武州、云州、应州、朔州、寰州、蔚州，共十六个州的总称。幽云十六州所辖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幽云十六州的区域，包括今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绝大部分，及今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的部分地区。古今对应顺序大体上是：幽州（今北京市）、蓟州（今天津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县）、莫州（今河北任丘县北）、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县）、顺州（今北京顺义县）、新州（今河北涿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儒州（今北京延庆县）、武州（今河北宣化县）、蔚州（今河北蔚县）、云州（为旧时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市）、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共十六个州 （参见幽云十六州示意图）。
幽云十六州示意图
本人认为，幽云十六州重大的战略意义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和重要堡垒
幽云十六州所在的位置，处于中原汉族地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区域的结合部。北部是险要的山地，南部是富饶的平原，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相连。幽云十六州地区是古代汉民族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古人认为“盖天地所以限华戎，而绝内外也”。 通过幽云十六州示意图，可以清楚地看到古长城即绵亘于幽云十六州的北部。先秦时北方诸国及秦国统一六国后都曾经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在幽云十六州的北部大规模修筑长城。从地形地貌来看，由于太行山北支和内长城的分割，幽云十六州的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东南部分，多为平原，称“山前七州”；而新、妫、儒、武、蔚、云、应、寰、朔九州则处在西北，多属山地，被称为“ 山后九州”。这一带地区尤其是山前诸州，扼守燕山和太行山北支的长城一线，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古人对其战略重要性也有充分而深刻的认识。许亢宗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认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峦复岭中有五关，居庸可以行大车，通运粮饷，松亭、金坡、古北口只通人马，不可行车，外有十八小路，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可走马。……夷狄自古为寇，则多自云中、雁门，未尝有自渔阳、上谷而至者，昔自石晋割弃契丹，以此控制我朝……愚谓天下视燕为北门，失幽蓟五州之地，则天下常不安” 。钱若水也说：“幽蓟为唐北门，命帅屯兵，扼其险阻，是以戎马不敢南牧。由晋祖割地之后，朝廷自定州西山东至沧海，千里之地，皆须应敌。是以设三关，分重兵以镇之，少失堤防，则戎人内侵。”
由于幽云十六州北与胡地相接，并有高山深谷、险关要塞及长城相守，南部又与华北大平原相连，故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宋朝失去幽云十六州后则北方根本无险可守。故幽云十六州在北方防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重大的战略意义。《辽史纪事本末》认为：“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割燕、蓟、顺等州，则为失地险” 、“自燕、云诸州言，则曰山前、后，实今古之大防。自晋失十六州，为中原之祸者数百年” 、“雁门以北，幽州管内十六州，其地东北有卢龙塞，西北有居庸关，中国恃此以界限北狄。自十六州既割，山阴皆为敌有，而河北尽在平地，无险可拒守矣。”对于契丹而言，此地则是进攻宋朝的极好跳板和保卫其南部边疆的天然屏障。《辽史》记载，契丹得幽云十六州后，进行了大力经营，“不能州者谓之军，不能县者谓之城，不能城者谓之堡。”尽得其利。
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幽云十六州得之则制人，失之则制于人；得之则兴，失之则衰。为了防备北方强悍的契丹骑兵，宋朝人在北方无险可守的窘境中，只得部署重兵，处处设防。没有了雄关险塞可据守，只好深掘河沟来防备大规模的契丹骑兵冲锋。实在可怜、可叹！
宋辽西夏并立形势图（宋辽交界处为幽云十六州）
二、重要的经济重地和兵源地
幽云十六州面积辽阔，并且境内有高山，有平原，还濒临大海。《辽史》认为，幽云十六州归辽后，“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为畿甸。二百馀年，城郭相望，田野益辟”，不但获得了拱卫京城的要地，增加了其战略纵深，城市和农业亦获得了较大发展，成为辽国的富庶之地，辽国专门在此地设立了财赋之官，“ 辽国以畜牧、田渔为稼穑，财赋之官，初甚简易。自涅里教耕织，而後盐铁诸利日以滋殖，既得燕、代，益富饶矣。”特别是幽蓟等州所在的山前一带，由于在十六州中有着较为丰腴的土地，成为全辽朝最富庶的地区。史书载，“契丹据有全燕，擅桑麻枣栗之饶，兼玉帛子女之富，重敛其人，利尽北海”， “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 。
由于幽云十六州地区有大量的汉族人口，其辛勤的劳动为契丹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成为大辽重要的财政来源地。在赋税方面，辽国对于从事稼穑的幽云十六州汉人，按户等分夏秋两季征收 ，还另有盐、酒、义仓等众多杂税，“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 “十三年，诏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庤仓，社司籍其目。”此外，幽云十六州的汉人更要负担各种徭役。
幽云十六州地区众多的汉族人口，更为辽国提供了大量的兵源，成为大辽的重要兵源地。由于宋朝无法取得幽云十六州，这些本应归属于大宋的幽云十六州汉族人，不但不能为大宋所有、所用，反而在大辽的组织下，成为辽国进攻宋国及其他地区的重要兵源。在兵役方面，由于辽朝崇尚武力，对外战争频繁，因此幽云的汉人经常要背负相当沉重的兵役负担。《辽史》称：“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 ，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度，汉人也不例外。其全国军队分为御帐亲军、宫卫骑军、大首领部族军、众部族军、五京乡丁和属国军，其中“五京乡丁”就是多由汉人来充当的，而幽云地区因其人口密集，更是此项兵役的最主要来源，占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份额，“（上、中、东）三京丁籍可纪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
三、幽云十六州分裂了大汉民族，使宋朝在政治、文化、民族等诸多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
幽云十六州问题的存在,成为大宋的心腹之患。幽云十六州问题迟迟难以收复的另一大重要危害就是分裂了汉民族。在宋朝之前，只要中原地区存在着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朝，还没有哪个朝代能做到象契丹那样，能如此长久地、整建制地统治汉民族！只有在东晋及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无法建立强大统一的汉族中央政权的时候，蛮族才可能进入北方汉族固有地，并统治部分汉民族。大宋在建国初期，尚无法凭借其平定南方汉族割据政权的兵威国势，取得幽云十六州，在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后，历代宋朝统治者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更难以雄起了。
幽云十六州大量汉人的存在，对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大宋政权绝对是个很大的耻辱。一个尚无法统一汉族居住区的政权，能给他们的居民多大的民族自豪感呢？在这一点上，是无论如何无法与国威、军威隆盛的大汉和大唐相比的！如果作为大宋的普通一民也就罢了，但作为大宋的统治者，内心始终会存在着这种巨大的缺憾，如何收复,成为了历代欲有所作为的大宋统治者的夙愿。这是宋朝统治集团最大的政治硬伤。《宋史.地理志》就反映了这种状况：“天下既一，疆理几复汉、唐之旧，其未入职方氏者，唯燕、云十六州而已。”在文化上，英雄志士乃至普通大宋国民对于国土未复亦有着难以割舍、难以释怀的心结。北宋末期，随着北方契丹、女真的入侵，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大宋朝军事上的弱国形态与大宋志士心雄万古的英雄心态一碰撞，迸发出了炫目的火花，千百年后，平凡如吾辈者，尚能受到强烈的震憾和感染。爱国志士李纲在其词《苏武令》中，喊出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的宏愿。“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 建炎二年(1128)六月，宗泽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追击金兵，遭投降派的拒绝，忧愤成疾，病中三呼：“过河，过河！” 但终于难展其宏图壮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直至抗金英雄岳飞喊出了“还我河山”的时代最强音！这些雄浑悲壮的诗词华章，浸染着英雄的血泪，也浸满了大宋国民的血泪，是一个时代的无奈与悲哀。以上事件不一定都与幽云十六州有直接的关联，但与最初无法收复幽云十六州致使军力孱弱，有军难以卫国，有土难以收复有着极大的关系！
幽云十六州难以收复，在民族关系上更是一个血淋淋的硬伤。辽国占据幽云十六州，从事实上分裂了大汉民族。这一事件，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我们好象没有多深的体会，也难以从现实中看出有多大的危害，这都是因为后来，经过近四百年后，中国重新归于统一，这种遗憾，早已经弥补。幽云十六州所造成的汉族分裂，使部分汉民族脱离了一贯的历史演进过程，使这部分人自外于汉族主体之外，甚至于产生了汉族的“胡化”。民族融合，不单单存在着汉化，同时也存在着胡化。我们认识这一点，只能从相关的资料中去感受了。幽云一带特别是幽州的汉族，由于长期与游牧民族杂处，形成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相似的风气和性格。这对于汉民族当然有好的一面 ，一改汉族人的文弱之气，而渐染勇猛、剽悍、尚武之风。由幽云十六州汉族组成的军队也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刘昫就在《旧唐书》中评价：“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胡汉民族长期杂处，改变的绝不仅仅是生活习俗和生活习惯，最深刻的改变是民族性格和民族认同上的改变。一个民族在内心认同上的改变最缓慢，也最艰难，但一旦走到这一步，即会对其原先的民族产生陌生感甚至排斥感，与其主体民族渐行渐远，而开始向所在地的其他少数民族全面靠拢。宋太宗雍熙北伐之前的一道诏书称：“岂可使幽燕奥壤犹为被发之乡，冠带遗民尚杂茹毛之俗” ，就反映了宋人隐约的担忧。其实，汉族被分裂后，幽云十六州汉人对待南方的宋政权的态度，在之前之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圣宗统和四年（986年），北宋发动“雍熙北伐”，幽云汉人尚心向中原，心向大宋，曾经整城、整州地倒向宋朝。但是宋辽和议成功后，两国又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所谓和平时期，这期间，宋辽互有攻守，但双方渐渐形成相持局面。一百多年后，幽云十六州地区的汉人经过几代人的融合，对待宋朝早已没有了以前的热切，而显出冷漠和疏远。显示出幽云十六州汉人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与契丹等少数民族的融合进一步加深。
两汉四百年间，我们中国逐渐形成了伟大的汉民族。这是汉民族形成的关键期。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在汉朝时期，汉民族被匈奴整体征服，则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势必会中断，以后的整个中国历史势必会漆黑一团，很可能就象古代的其他古文明一样，黯淡无光，甚至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绝不会有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试想，如果当时匈奴的社会制度较为发达，或者其能较快地吸收汉民族的先进文明，而象辽国通过幽云十六州分割汉民族一样，如果当时汉族被匈奴成功分割了，汉民族分属于不同的政权，甚至分属不同的民族，则中国很可能四分五裂，难以重新归于统一。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后来的封建社会也绝不会具有自我修复能力，一个王朝倒台后，经过短则几年，长则二三十年即重新归于统一，成为令外国人艳羡的“不死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