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英国老牌影星迈克尔·凯恩（Michael Caine）迎来了他的85岁生日，无论是年轻时赖以成名的《阿尔菲》（Alfie）、《偷天换日》（The Italian Job），还是迈入中年后出演的《汉娜姐妹》、《遥远的桥》，又或是在诺兰版的《蝙蝠侠》系列中诠释的管家阿尔弗雷德，银幕上的他，始终保持着一份优雅知性的气质，翩翩风度不随岁月消逝，可谓是从未以油腻大叔形象示人的标准英国绅士。
85岁生日前夕，凯恩接受了英国《卫报》的专访，谈起由他担任主创的即将公映的纪录片《我这一代人》（My Generation），还有他所经历过的1960年代的伦敦夜生活和他的生活现状。
这张迈克尔·凯恩年轻时代最著名的照片，正是拍摄于1965年。
迈克尔·凯恩于1933年3月14日出生在伦敦一个标准工人阶级家庭，正好赶上席卷欧美的大萧条时代，日子过得十分艰辛。“稍微大了一些，我又赶上了‘二战’，德军空袭伦敦，我们都被疏散去了乡下。”凯恩告诉记者，“我在乡下一住就是六年，每天提心吊胆，生怕会收到电报，通知父亲已战死在前线。可以说，我从小过的就是苦日子。好不容易挨到战争结束，才过了六年，我自己也参了军，先是驻扎在柏林，之后又被派去朝鲜。等我复员的时候，回家一看，伦敦一派萧条，食物定量供给，空气质量堪忧。但这还不算最糟的，没多久赫鲁晓夫宣布苏联也有了原子弹，只需要四分钟就能打到英国，将伦敦夷为平地。于是大伙索性就豁出去了，反正也只能再活四分钟，何不及时行乐呢？”
就是带着这种心态，1960年代的伦敦成了无数像凯恩这样的工人阶级子弟的游乐场。“渐渐的，文化上的话语权被工人阶级掌握了。地下电台应运而生，相当火爆，然后BBC也被倒逼着做了妥协，开始播放流行音乐了。类似披头士那样的乐队有了机会进驻酒吧，到处现场演出。从巴黎舶来的迪斯科舞厅也在伦敦遍地开花。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即兴夜总会（Ad Lib club）的那一晚，披头士那几位，还有滚石乐队那几位，全部都在，一个不缺，都在疯狂跳舞。流行文化就这么一下子成了主流，而唱主角的都是些来自工人阶级的年轻人。那时候，我跟维达·沙宣是室友，他给我理发从不收钱。我们还有另一位室友：特伦斯·斯坦普（Terence Stamp，英国著名演员，曾出演《沙漠妖姬》等片，1965年凭借《蝴蝶春梦》获得戛纳最佳男主角奖，正是在他的推荐下，凯恩才有机会出演成名作《阿尔菲》）。感觉就像是我当初有来往的每一个人后来都成了名人。”
《阿尔菲》剧照
在凯恩看来，1960年代是一个社会转型期，而由他担任制片、旁白及主持人的这部《我这一代人》记录的便是那十年间的种种社会变迁。他告诉记者，之所以会想到拍这么一部作品，其实起源于他的好友西蒙·福勒（Simon Fuller，英国娱乐大亨，“辣妹”组合幕后推手，《英国偶像》等综艺选秀节目的创始人）。“我俩关系不错，每次见面，他都爱跟我聊1960年代的事。他太年轻了（福勒出生于1960年），没赶上那时候，所以特别好奇，老找我问这问那的。最终，他提议何不拍部纪录片，就由我来讲讲那些往事。我这人记性相当不错，到我这个年纪，还能做到这一点，真是很幸运。”
纪录片《我这一代人》海报
《我这一代人》中所记录的1960年代的伦敦尽是一派醉生梦死的景象，如果不是像凯恩这样的亲历者现身说法，如今的英国年轻人恐怕难以想象自己的爷爷奶奶当初也会玩得那么狂。但一切都有终点，疯狂发展到了极致，也就在喧嚣中戛然而止了。“那时候大家都爱豪饮，但到了60年代末，毒品的出现毁了那个年代。用过可卡因之后，你会胡话连篇，一说起来几小时不带停的。而可卡因之外的一些毒品效果则恰恰相反，用过之后就变成了呆子；所以当时的派对上就那么两种人，要不说个没完，要不一言不发。之前那种大家喝醉了酒，发了疯一样跳舞什么的60年代，也就那么画上了终点。”
不过，懂得洁身自好的凯恩并未染上吸毒的恶习。传说中，他这辈子就只抽过一次大麻。“没错，结果我一连笑了五个小时，差点没笑出疝气来。那天我是凌晨一点离开的派对，我就那么一个人站在街角，笑得前仰后合。没有出租车肯停下来载我，于是我只能从市中心走路回到诺丁山的家。那次之后，我向天发誓，这辈子再也不碰毒品；而我也确实做到了。对于吸毒的人，我并不反感，我只是同情，同情他们的处境。”
虽然远离了毒品，但年轻时的凯恩却吸烟吸得很凶。《我这一代人》里用到的不少历史镜头里，凯恩手中总少不了一支香烟。“确实，我当初吸烟吸得很厉害，结果是托尼·柯蒂斯（Tony Curtis，好莱坞著名喜剧演员，曾主演《热情似火》等片）救了我的命。那天我们同在一个派对上，我坐在壁炉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忽然，有只手从我背后伸过来，抓起我手里的烟盒，一把就扔到炉火里去了。我转过身，发现是托尼·柯蒂斯。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之前并不认识他。但他对我说，‘迈克尔，我一直都在注意你，你要是像这样子抽下去，肯定会把小命抽掉的，你这个白痴。’就这样，我戒了烟。不过，后来我又抽起了雪茄来，最终，是绰号‘飓风’的斯诺克传奇人物阿历克斯·希金斯（Alex Higgins）让我戒了雪茄。我跟他也很熟了，某天我边看电视边抽着雪茄，阿列克斯出现在镜头中，当时他已经生了喉癌，只能靠人造喉咙勉强发声。见状，我把雪茄掐灭了，之后再也没抽过。”
除了曾经爱抽烟、泡舞厅之外，总体来说，历经那个疯狂年代的凯恩相当洁身自好，而这又与他的舞台剧演员背景密不可分。“我当过九年的舞台剧演员，完全靠着自己努力，一步步走向了大银幕，当上了主角。年轻时我经常要黎明即起，准备台词就能准备上一整天。所以我不可能有精力去玩通宵，去跳舞，去泡妞。只能趁着拍戏间隙，稍稍疯上那么一阵子。”
如今的欧美影视圈，最大的话题无疑是各种性丑闻和女权运动，而这部《我这一代人》的幕后撰稿人名单中，男女恰好各占一半，完全没有性别歧视之嫌。作为总制片人的迈克尔·凯恩告诉《卫报》记者，这正是他特意强调的。“没错，我打心眼里就是个女权主义者。曾经有记者采访我妻子，问她最初认识我的时候，我的哪一点最吸引她。‘他对待他母亲的态度，’我妻子回答说。我确实非常非常尊重女性，而且从我年轻时就是那样。只不过那时候还没这种叫法，等后来他们发明了女权主义这个词，我才明白，我打一开始就是个女权主义者。”
1985年，凯恩参演了伍迪·艾伦执导的《汉娜姐妹》，结果还凭此片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如今，伍迪·艾伦因为性*扰继女的丑闻似乎沦为好莱坞的过街老鼠，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对此，凯恩也坦率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事让我很吃惊。身为全英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的代言人，我对恋童癖相当反感。这事让我挺难接受的，因为一直以来我都相当欣赏伍迪·艾伦，我们相处得也很愉快；当初甚至还是我把米娅·法罗介绍给他认识的。所以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以往我们之间的合作，我毫不后悔，因为我当时并不知情。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跟他共事了。”
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虽然凯恩已至耄耋，但他老当益壮，每年都有新片演个不停。“说来我很幸运，现在还挺流行专攻老年人市场的电影的。当初《涉外大饭店》拿了1.5亿美元的票房，这也让他们意识到，还是有很多老年电影观众的。所以去年我又和摩根·弗里曼、艾伦·阿金一起拍了《三个老枪手》，我们仨都已经八十多了。前不久我还拍了《哈顿花园之夜》（Night in Hatton Garden），那说的是史上最高龄的抢劫犯。感觉就像是有一群观众一直陪伴着我，我变老了，他们也都变老了。”
《三个老枪手》剧照
去年，凯恩在战争巨片《敦刻尔克》中也饰演了一个角色，不过，片尾演职员表里，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嗯，因为我只是客串了一个很小很小的角色。我和诺兰是老搭档了，我们合拍过六部非常成功的电影，我成了他的幸运星……也可能反过来，他是我的幸运星。不管怎么样吧，反正《敦刻尔克》我一定也得参与啊。但就我这年龄而言，片中并没什么合适我的角色，所以我就替英国空军福蒂斯长机的驾驶员配了音，就是在电台里和汤姆·哈迪通话的那个人。昨天我才刚看过它的票房，过5亿美元了。看来我还真是他的幸运星。”
最后，话题还是回到老寿星的生日上。凯恩说，生日宴如何办，都由妻子说了算，他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不到今晚不会知晓谜底。“我80岁的生日是在拉斯维加斯和昆西·琼斯一起过的，我们俩是‘天界的双胞胎’。当年我演的那部《偷天换日》的配乐就是他写的。某天他来拍摄现场探班，我俩一聊，发现我们不仅同年同月同日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小时来到这个世界。既然做不成一卵双生的孪生兄弟，索性就做天界的双胞胎吧。昆西这个人，他身上有一点我特别佩服，那就是不管是什么事，他准能迟到。前不久他邀我共进午餐，结果他迟到了一个小时——而且地点还是约在他自己家里。”
至于走过85年后，是否还将斑斓的1960年代视为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凯恩回答：“当时是那么觉得。但时过境迁，我的人生早已走过各个不同阶段。目前，我人生的乐趣不是电影，不是金钱，也不是女人——说到女人，我妻子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女人，我们幸福的婚姻已历经45年——而是我的孙辈。我的心思全放他们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