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在保护城乡开放空间的过程中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同时运用宣传谈判和筹资募捐的手段保护了许多土地。她保护的空间从区域角度可以分为城内空间和郊野空间两大方面，这两类空间的保护活动在起因、历程和影响等方面都有所区别。
比如城内空间的开放与住房管理工作联系紧密，且基本限于伦敦一地，旨在为城市工人提供充足的户外休憩空间；而郊野空间保护活动的视野更为广阔，受益群体扩大到社会公众，活动内容包括抵制地产主圈围公有土地、遏制过度的商业开发和交通扩展、收购待出售的私有地产等方面，所涉及的土地规模非常庞大、利益集团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期间希尔与其他活动家和相关组织合作，逐渐将其发展成几乎覆盖整个英格兰的自然空间保护运动。本章梳理希尔保护城内与郊野空间的主要内容，并且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分析其开展活动时遇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式。
开放城市内部空间的活动
19世纪70年代中期，关于希尔开放城市内部空间的记载开始出现，且多数集中于此后的10余年间。希尔此项工作的重点一直都在伦敦城内，她致力于为穷人提供户外休憩场所，为孩子们提供游乐场。户外休憩场所的来源包括之前被关闭的公园、广场，教堂墓地以及河堤等土地，游乐场的来源有住所庭院内的土地、寄宿学校操场及废弃建筑等场地。
1884年起，希尔在伦敦萨瑟克区着手建造包括村舍小屋、大会堂、花园等设施在内，集居住、娱乐、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即“红十字项目”，以供下层民众使用。19世纪90年代起，这类乡村式社区逐渐扩散至伦敦其他区域，成为希尔开放城内空间活动的代表性成果。
希尔开放城市内部空间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向，第一，开放现有但被关闭的公园或广场；第二，改造废弃场地或营建新的空间。这其中改造并开放教堂墓地是第二方向的重要内容，也是希尔开放城内空间的主要关注点。
1877年至1884年，希尔至少参与了7次大型墓地开放运动，开放的土地包括圣潘克拉斯教堂公墓、德鲁里巷教堂公墓、圣滑铁卢教堂公墓等地。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市区的教堂墓地逐渐向郊区迁移，腾出来的土地一般用于商业开发，而希尔主张将其开放给公众的这些墓地是当时尚未迁至城郊的教堂公墓。
这些公墓通常已经废弃不用，分布在居民区之间，地价非常便宜，因而受到开发商的青睐。对于居住空间狭小，而人数庞大的下层工人和贫民来说，拥有一个清新宽敞的空间极为重要；对于希尔来说，将这些剩余的墓地改造成公园或花园带来的社会价值要高于进行商业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是一项惠及所有人的事业，对于穷人更是弥足珍贵。
希尔认为：“伦敦的房租非常昂贵，穷人们最多只能在室内有限的空间活动。但是还有诸如教堂墓地或寄宿学校操场的空间可以用作游乐场、室外客厅，对于男性来说，当他们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时，这些空间通常还可以用作餐厅。”
但是，将墓地改造成公园的主张在社会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回应，一些教会通常会把墓地出售给开发商，而政府也不太愿意接管这些土地，因为改造和维护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1876年，希尔在保护邦希尔田地（BunhillFields）的墓地时，当地的贵格会教徒在得知建筑商不愿为清理遗骸而购买土地后，主动雇人挖掘坟墓，将5000具遗骸挖出，然后将土地用来建设穷人住所。
希尔痛心贵格会教徒如此处理逝者的遗体，也为失去一片开放空间而感到遗憾。对于贵格会教徒，她讽刺到：“他们也为自己开脱了，因为他们没有挖出乔治·福克斯，而只挖出了一些次要*和无名的死者……如果我是他们，我不会忍受在寂寂无闻之人和名人之间划出如此明显的区别……以至于把5000具遗骸连根拔起，而让乔治·福克斯幸免于难。”
此外，墓地的卫生条件成为了公众的质疑点，当时一些观点认为墓地尸体腐烂时释放的气体有害生者健康，既不适合用作建筑用地，也不适合改建为公园。所以，想要保护这些土地免受商业开发，希尔认为根本在于推动立法，这是长远之计。
而当务之急是游说教会，获得管理墓地的许可，然后要打消公众的质疑并且唤醒公众对这些土地潜在价值的认知。开展这些活动时，希尔得到了一些志同道合者的帮助，其中希尔所在的凯勒协会（KyrleSociety）是一股重要的力量。
凯勒协会由希尔的姐姐米兰达和她的朋友们于1876年建立，以英国慈善家约翰·凯勒（JohnKyrle1637-1724）的名字命名。协会的目标是将自然美和艺术美带到穷人的家庭和社区中，具体到开放空间则是为穷人提供充分的空间和新鲜的空气。其核心思想是“理性的娱乐”，让工人阶级拥有漂亮的房子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协会并非是一个有着严密结构和统一领导的组织，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由许多怀揣着改善穷人生活环境、提升其道德品质的理想的中产阶级女士和绅士自愿加入的联盟。协会成员的工作方向不尽相同，协会也因此分为四大部门：装潢部、音乐部、文献分发部和开放空间部，希尔将主要精力都放在开放空间部的活动中。
在开放城内空间方面，凯勒协会的做法是筹资购买土地，将其变为公园等休憩用地，然后移交给地方政府。希尔借助这一平台积极推动相关立法并开展土地开放活动。
在希尔和她的同事的推动下，1881年议会通过了《大都会开放空间法》（MetropolitanOpenSpacesAct），该法案“使地方当局能够接受和维护受托人转让给他们的花园，同时也为废弃的墓地直接转让给地方当局创造有利条件，并授权地方当局使用公共资金来维护它们以用作公共花园。”
该法案只是明确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却不能有效制止墓地的商业开发。1878年《首都管理法》规定在填土上建房前需要移除动物有机残留物和垃圾，然而一些建筑开发商在墓地上覆盖了一层混凝土且不移动地下的尸体便绕开了法律的约束。
例如，在贝斯那尔格林(Bethnal-green)的皮尔格罗夫墓地(Peel-groveBurial-ground)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泰晤士报曾不止一次地对该地的情况进行报道：“据估计，埋在这片土地上的尸体不到3万具，但一位有进取心的建筑商提议仅需在这片土地上覆盖一层混凝土，便可建造供数百名工人及其家属居住的房屋。”
直到1884年，希尔和其他社会活动家推动《废弃墓地法》(DisusedBurialGroundsAct)在议会正式通过，法案规定在废弃墓地上建筑均属违法行为，从而在法律上禁止了利用廉价墓地进行牟利的经济活动。
在推动立法的同时，希尔和她的同事们也积极地游说教会，努力征得后者的许可。教会的难处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墓地改建的资金来源；第二，墓碑的处置方式；第三，改建之后的公园管理问题。
关于资金问题，希尔认为在取得当地教区主事者的许可后可以召开教区会议，由教区委员会向上级（坎特伯雷教省法院）或大都会工程委员会申请拨款，也可以向临近教区或私人求助。比如“在东圣乔治教堂墓地，教区委员会投票通过1200英镑的拨款额度，大都会工程委员会提供3000英镑。”
关于第二方面，在移走墓碑时进行测量，制作一份墓地平面图，标出每个坟墓的确切位置，将每个墓碑的认证副本记入一本大册子中，碑文永久保存在教区登记处。改建后公园的日常管理一般是由一个园丁和一位看守负责。
希尔相信人们的素质，她认为一开始花园需要严格的监管，但不久人们会帮助维持秩序，特别是场地较大的花园。一段时间后，一位穿上制服且身体健康的老人就足以维持秩序，他通常在花园附近居住。
对花园的损害主要发生在人口比较密集的街区，这儿的小型花园中的植物容易更受到人群破坏，比如在德鲁里巷墓地，由于人群践踏了常春藤和丝兰，花园很快便关闭了，经调查，并未发现故意破坏的证据，而且花园内没有放置像铁丝网这类保护植物的设施。
所以，希尔建议在最初阶段不要向当地每个人开放，并限制向工人分发门票从而控制人流量。此外，希尔提出如果教会对维持花园秩序心存疑虑，她愿意帮助他们管理一年，通过特殊的个人护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在墓地公园的规划设计方面，希尔认为应将其交给一个有文化、热爱植物和色彩的人手中，建设出一个具有乡村风格的花园。例如在圣滑铁卢墓地，牧师亚瑟·罗宾逊（Rev.ArthurRobinson）筹集了290英镑，将它布置得更像一个乡村花园。
“他为蕨类植物准备了生长所需的树桩，有一条很漂亮的堤岸，蜿蜒地走在草地之间，知道他的紫藤会长在教堂的哪一边，他满怀希望地说着要让大的蓝色铁线莲开出花来，要把无数的攀缘植物覆盖在教堂的墙上，要把他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坟墓围起来，把它们装饰得漂亮些，因为尚在人世的亲戚愿意保留它们。”
希尔认为这种乡村式花园带给穷人的宁静感和自然美可以缓解拥挤嘈杂的城市环境所带来的精神压迫。
在为穷人创造休闲空间时，希尔也特别注重专门给孩子提供游乐的场地，这些场地包括学校操场和改建的废弃场所。以伦敦学校理事会名下的土地为例，该组织共有57英亩的操场，却在孩子们的假期，即星期六和夏天的晚上，关闭了这些操场。
与拥有墓地的教堂的情况相似，理事会的难处在于监管。希尔和一些社会组织向理事会施压，主张监管问题可以由理事会自身、社会组织和慈善人士共同出资解决。最后理事会同意在周六和夏天夜晚对孩子们开放操场。
曾经于18世纪被业主关闭的林肯会馆广场（Lincoin’sInnFields）重新对公众开放后，允许希尔每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带着孩子来游玩，并且批准来自皇后大街避难所的男孩们每周可以有两个上午（7点至9点）在那里锻炼。
希尔认为在不打扰居民的前提下，为孩子们提供锻炼和玩耍的空间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而所付出的代价仅是足够的监督，只要有人愿意承担，这些娱乐空间将会越来越多。
事实上，希尔为穷人和孩子们提供适合休憩的城内空间的想法源于住房管理工作中为租户提供住房活动空间，即房屋前后的庭院。教堂墓地、学校操场等场所可以看作是住房空间的一种延伸，其休闲、社交功能体现了希尔对租户和其他穷苦百姓身心健康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