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尔的开放空间活动中，无论是购买地产时的宣传交涉，还是管理土地时的运营建设，这些行为的背后都蕴含着她个人的工作理念。这些理念包括以下几方面：凭借朋友、同事等私人社会关系开展活动的个人化工作理念。
与政府合作但不隶属于前者或某个党派的政治中立思想；以自然和空间滋养穷人的心灵，关注个体感受，提升其精神境界的道德个人主义思想；主张富人为穷人提供土地，双方都有权利享受自然的阶级合作和平等思想，又称团契（Fellowship）思想。
个人化工作理念希尔的个人化工作理念源于她的住房管理活动，后者与开放空间活动的联系使得这种工作理念得到拓展，具体表现为希尔依仗私人的社会联系开展工作，反对建立固定的组织体系。
在住房事业中，希尔依靠其导师约翰·罗斯金、朋友杜西伯爵夫人等人的关系获得了最初几套房产，与沙恩太太、科克雷尔先生以及挚友玛丽·哈里斯等人共同管理住房，通过给同事写年度报告、公开信等方式协调各地的住房工作。
在开放空间活动的最初阶段，希尔获得的几次成功和她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即她与教会的关系自住房领域延展至环境领域，住房工作中的大部分朋友同时与她一起从事开放空间活动。事实上，年度总结信就相当于希尔的“机构年报”，起到了重要的管理和反馈作用。
随着希尔社会影响力的扩大，她的社交关系远至大洋彼岸的美国，高至英国王室，对她开放空间活动有重大帮助的人，比如爱丽丝公主、路易丝公主、威尔士王子、威斯敏斯特公爵以及美国女性住房活动家和环保主义者艾伦·蔡斯等人，他们都与希尔交情匪浅。
在住房领域，希尔不主张建立任何体系或组织，她认为体系化的一些思想可能不能适应具体情况，“她坚称任何规则、工作方法都是在实践中想出来的，而不是在研究中想出来的”，任何体系无论多么细致，都不能满足穷人的个人需求，因此她始终坚持根据具体情况和个人努力来采取行动。
在开放空间领域，由于面对的不仅是穷人，还有大规模的土地和实力强大的业主群体，成立或加入一些环境组织和团体在所难免，但希尔并未局限于这些组织和团体之中成为内部的一员，她与环境组织之间实际上是合作关系，依靠后者的各类资源达成自己的目标，本质上，部分环境组织是希尔社会关系的结构化体现。
例如，希尔姐姐米兰达创立的凯勒协会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环境组织，而是众多社会活动家进行交流和志愿服务的平台。希尔在加入凯勒协会后不久也加入了大都会公共花园协会，目的在于交流信息和协调工作。
建立国民信托后，希尔也没有将精力完全投入到信托的工作中去，她依旧与凯勒协会、公地保护协会等组织保持合作，保护她认为合适的空间。希尔后期开展的大部分开放空间活动之所以与信托组织有关，是因为信托组织拥有其他组织没有的土地持有权和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希尔在开放空间活动中虽然与一些贵族和政府人员合作，但是她自身却既非公务人员，也非任何政治党派的成员，且一直避免进入政府或参与政治生活，1888年，她曾拒绝“妇女担任郡议员促进协会”（theSocietyforPromotingWomenasCountyCouncillors简写为SPWCC）让她参加伦敦郡议会选举的要求，她认为无政治背景的身份有助于保持自己的影响力。
环境组织因人员结构的缘故难免出现某种政治倾向，希尔以政治中立的原则协调组织间或组织内部的党派关系，凝聚环保力量。以国民信托为例，国民信托在成员结构上有明显的自由党政治倾向，与希尔同为创始人的罗伯特·亨特是自由党人，也是自由党领导下邮政总局的律师，1894年被授予爵士头衔。
哈德威克·罗恩斯利牧师有自由党倾向，1888-1889年以独立自由党人的身份加入坎伯兰郡议会；威斯敏斯特公爵的政治身份也是自由党人。在与自由党人员联系密切的情况下，希尔与保守党同样保持了较好的关系。
1884年希尔曾应保守党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要求担任皇家住房委员会成员，提供关于住房管理的信息和经验，勋爵在知道希尔对地方政府提供住房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依旧对她非常信任；希尔加入了保守党人米斯伯爵雷金纳德·布拉巴松创建的大都会公共花园协会，虽然二人关于开放空间的价值有意见相左的地方，但是并不妨碍他们在国民信托组织里共事。
凭借希尔在开放空间活动领域的话语权和地位，索尔兹伯里勋爵等人对希尔的支持无疑缓解了保守党对国民信托组织的警惕，缓和了政党政治在空间保护领域的矛盾，有助于国民信托吸引保守党人士，扩大社会影响。
开放空间活动成就斐然的希尔，以政治上独立的身份加入国民信托，这表明开放空间活动高于政治纷争的理念，信托组织的地位则“类似于教会或君主”。
道德个人主义
希尔认为宏伟的计划如果不是建立在对个别男人或女人细致工作的基础上，就会化为乌有，“我越来越确信，只有通过与人们的家庭保持不断地联系，我们这种善良又多愁善感的英国公民才会了解到这样的事实：放弃集体的似是而非的改革理论和减轻百万人民痛苦的计划，而去等待健康而稳定的工作的结果。”
这句话出自希尔对慈善济贫工作的看法，在开放空间领域也同样适用。希尔开放空间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民众个人的精神体验和道德提升，她也要求每位同事在工作中保持这种个人关怀。
自希尔管理住房开始，她就一直关心清理地块，为租户提供放松身心的地方，例如她在伦敦的德鲁里巷和贝斯那尔格林等拥挤的住宅区开放教堂墓地，给穷人的身心以喘息之地，“你们是否曾想过对一个贫困家庭的成员来说，宁静的感觉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从未独处过，也从未保持静默，人群、噪音、污垢、混乱无处不在。”
“我的意思是提供一些小的空地，在人们住宅附近布置得漂漂亮亮，在夏天可能会被他们共同用作起居室。”在开放郊野空间时，她的初衷也是为城乡居民提供躲避城市噪音和污染的土地。在自己的一篇向社会呼吁保护公地的论文中，她这样评价公地对普通人的价值。
“对我们来说，公地和森林看起来确实挤满了人，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充足的空间、自由的空气、绿色的草地和色彩的感觉……你们留给这些人的每一块空地都是必要的……”。
希尔认为开放空间具有道德和精神价值，并将这种价值赋予宗教意义，借此说明开放空间活动的合理性，即开放空间是上帝的一种礼物，“有两种祝福，步入神圣和人类之爱的力量，这是我们都拥有的，无论贫富贵贱。但是次要礼物——音乐、色彩、艺术、自然、空间、宁静，它们呢？”
这些次要礼物在上帝那里最初就是自由的，可以再次赠送，而不会像其他物质上的礼物那样腐蚀施主和受赠人。上帝就存在于空间、自然这些外在事物当中，而外在事物与人类内在的生命是相联系的。
它们可以将人，无论贫富，带入一种敞开心扉进行超然反思的心态，“在那里人们可以欣赏自然之美，可以休息，可以找到安宁，可以在浩瀚的山水蓝天面前与上帝交流……”希尔开放的城内墓地给穷人提供了独处的空间，而广阔的郊野空间让民众体会到了自然的野生美，体验了个人解放和自由的感觉，独处与欣赏野生美是人们与上帝交流的方式。
希尔设计了红十字小屋，使一个家庭有了单独的空间，提升了人们的自我意识，“下层阶级感受和关注到了个体的存在，这往往是人性的训练。”对希尔来说，只有通过接触相对未被驯服的自然世界，男人和女人才能学会了解各种神圣创造的奇观。
在这些广阔的空间里，“与土地相连的爱是与生俱来的，她加深了一个人对祖国的依恋，并为他的性格增添了尊严和朴素。”希尔在一些空间里还加入了艺术或音乐作品，对穷人进行道德教育，例如在红十字大厅会堂放置壁画，举办音乐会等活动，壁画中刻画的普通人英雄举动体现了对他们美德的尊重，目的是激发“尊严、力量、高贵之火和纯洁的感觉。”
希尔眼中的开放空间是社会中上层人士心目中理想的休闲场所，难以被下层阶级所企及。中上层人士将自然和开放空间作为审美、思想和道德的产品，而下层民众接触到的自然首先具有生产功能，然后是娱乐功能，这在包括希尔在内的中上层人士看来是肤浅的娱乐。
例如，希尔在接管淡水广场的几栋房子时，发现那儿的屋前场地挤满了破旧的牛棚和粪便堆，居民们“已经习惯了把那里用作打架、闲逛或扔垃圾的地方”。因此，希尔决定以中上层人士认同的开放空间取代下层民众工作生活中的自然和空间，并给开放空间赋予道德和精神价值，这体现了她提升下层阶级道德素质的社会改良愿望，一种将他们“绅士化”的愿望。
希尔赋予开放空间中产阶级的审美意义和神圣化、平等化的民族意义与普通民众观念中自然世界的实用价值和世俗意义产生了冲突，也与中上层人士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利益产生了矛盾。
希尔利用开放空间努力缩小阶级鸿沟的同时面临着阶级间观念和行为上的龃龉，通过开放空间活动完整保护世代留传的自然景观的同时遭遇了土地开发改造、社会利益的不一致和游客的破坏。希尔需要兼顾穷人与富人的利益，因为一些富人是她的赞助者。
她也需要兼顾自然景观的完整美观与游客的行动自由，因为前者是她活动的基本价值所在，故而她的主张和行为时而激进，时而保守，根本原因是她给开放空间活动定的标准过高，即开放空间由社会成员共有，每人都有平等的权利。
事实上，富人更愿意将房子交给希尔管理，而不是把土地作为开放空间，因为前者可以带来经济回报，而后者很难产生看得见的利益。希尔的开放空间活动是一场她个人的朝圣运动，确实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使城镇和乡村的大片土地得到永久保护，但要让富人与穷人共同使用公地，享受开放空间之美，形成团结互助的关系，尚有不小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