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修真评《人在棘闱》︱谁的科举史？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 丁修真

《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张延昭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2月版，391页，148.00元

科举史上，有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唐太宗微服出访，走到宫廷南面端门时，恰逢新科进士连缀而行，鱼贯而入，熙熙攘攘，热闹之极。见此景象，皇帝喜上眉梢，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唐太宗的故事很短，但却由此开启了此后长达两千年“英雄”们的故事。

北宋嘉祐二年，欧阳修时主文省试，出题“丰年有高廪”，谓出自《大雅》，其实为曾巩诗，结果“举子大哗”，欧阳修也是遭到御史弹劾，最终被罚铜五斤。

明代，某科乡试之前，两为平日交好的秀才，相约同赴考场。考前一日夜，其中一人将同伴拟用誊真之笔尖嚼去，以致该考生在场中无法应诗，恍惚之中，幸亏得神人相助，以秃笔应完卷，后竟得高中。

清同治年间，翁同龢出任会试考官，锁闱后发现日常供煤不够，过了几日，日常供水也出现问题，一度逼得考官们“伐树为薪”，自立更生。

直至科举废除，“故事”中断近半个世纪后，清末探花商衍鎏在自述中，记忆犹新的，是“炊煮茶饭靠对号墙，至为逼仄；况复蚊蚋嗜肤，薰蒸烈日。巷尾有厕所，近厕号者臭气尤不可耐”。

以上几则小故事，汇集成辑，大概可冠以科场典故之类的标题。今日视之，又以其碎片琐忆，似更难博通人一笑。然而诚如学者所言，非碎无以立通。能够在杂芜丛脞之中，拈得一千古通透的命题，不正是历史工作者的职责所在？张延昭教授新著《人在棘闱：作为“行动”的科举及其心态揭秘》（以下简称《棘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进行的正是这样一种尝试。

《棘闱》共分导论、序篇、正篇、末篇（结语）四个部分。序篇“表征与规训”，旨在介绍全书的理论依据，正篇“人在棘闱”分为四章，分别就考官与考生两个群体，描述其入闱、在闱的活动与心态。张延昭教授教育学背景出身，在书中，充分借鉴了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理论学说，尤其参考了法国学者福柯《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相关概念，对科举史中常用的贡院、科场、棘闱等表述的内涵加以重新审视，其论述，既与笔者熟悉的历史学路径不同，也与当下教育史的通行观念有别。

何为贡院？

在一般人眼里，贡院，就是科举时代的考试场所。事实上，除中央外，地方贡院的兴建，可能要迟至南宋时期，此前士子应试大都借于官舍、寺庙等地。即使朝廷出台了规定，各地具体实施的情况也很难统一。明清时期，仍可见不少地方借寺庙、官舍考试的事例。清顺治初年，山东一地乡试，仍以芦苇草棚搭盖，可见虽有其制，地方限于财力，往往难副其实。因此在一般的科举史叙述里，不太会将贡院单列，往往一笔带过。倒是随着近年来，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热潮的兴起，贡院遗址遂成为科举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形式，受到各级政府颇为重视的资源。一些学者就地方贡院的发展、贡院修缮的经费来源做了讨论。

《棘闱》的作者则认为，贡院并不单单是一个考试的“场所”，更是一个具有政治意味的“表征”。其建筑空间的布局，时刻传达着诸如“大一统”“至公”的政治理念。例如，“贡士于天子”这样的表述，本身代表着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明远楼”“至公堂”“衡鉴堂”的命名与设计，分别传达着国家“求贤”“取士”“至公”的理念，而挂在贡院门口那些看似装饰用的门楹对联，则时刻起着对士人、考官的训诫作用（29页）。作者认同英国学者萨迪奇对于建筑“是统治者用以引诱、感召以及恐吓的工具”（第3页）的定义，将贡院不再视为功能性的建筑，而是一个需要被“解构”的空间。

不过，如果只是将贡院的“至公”表征加以剖析，多少有“炒冷饭”之嫌。毕竟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公平公正理念早已为人熟谙。即使在那些激烈批判科举桎梏人心智力者眼中，科举对于促进社会流动，实现社会公平的功用，仍持肯定态度。即使如一度被唾弃的八股文，也因有利于考官公正评阅，而获得了政治正确意义上的“解放”。

显然，作者的意图并不仅限于此，在主体没有更换的前提下，“贡院”的叙事开始转向“棘闱”。

何为棘闱？

在作者看来，区别于贡院、科场等概念，棘闱不仅能够体现此空间使用者微妙复杂的心绪，更能够体现科举考试的两大特点，封闭性和防范性。如果说“贡院”体现的是科举追求“至公”的政治表述，那么“棘闱”更关乎支撑这样一种理念的技术与行动。作者认为，在“棘闱”中，充满着“现代性的时空建构”，闱中的时间得以细致划分和利用，闱中的空间被人为的改造、化解、分割。以“封闭”“隔离”“监督”为特征的“规训空间”被制造了出来（54页）。历史上逐渐形成的“锁院”“内外帘官”“考生分号”等制度性规定，正是规训意义不断强化的体现。随处可见的高墙，层层围合与分割出一座严密防范意味的封闭式建筑群，空间围场一旦建立，有待训练与监视之“个体”将确定分派（37页）。

这样的分析表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福柯的影响。福柯认为规训的达成，需要四种个体的形成，即单元性（由空间分配方法所造成），有机性（通过对活动的编码）、创生性（通过时间的积累），组合性（通过力量的组合）（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2003年，188页）。在“棘闱”之中，号舍无疑是最能体现“规训”的制度化设计。号舍为士子应试作文的“空间”，屋顶盖瓦，每间隔以砖墙，无门，高六尺，举手可及檐，舍内砌成上下砖缝两层承板，板可抽动，日间写字，夜间抽上层入下层，伸足而卧，饮食皆在于此（69页）。众多应朝廷“求贤”而来的士子，在完成点名、搜检等程序后，入场方能知晓自己的号舍，一条号巷被分割成几十、上百间，每间号舍就是一个格子，每个考生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试题。无门的敞开式建筑，使得考生一切行动均暴露在他人监视之下。一排排低矮的号舍，与高耸的明远楼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着“规训”与“被规训”的权力结构（49、52页）。

读者可能会有疑惑，福柯借助规训，意图在于来揭示现代文明对个体的剥夺和压迫，科场之中，“规训”的依据又何在呢？对此，作者的答复有二：其一，“棘闱”其实是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幽暗意识”的集中体现。贡院本身就是各种不信任，是通过制度化的空间建构来进行防弊而建构起来的空间（66页）。在其背后，充斥的是以富贵诱人、消弭社会不服从因素的统治者的考量。正因为如此，求贤反而无礼，求公反而无信。其二，作者似乎对时下科举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并不“感冒”，对那些“平民开放”“抑制权豪势要”的论断颇有些隔膜，而更愿意从“微观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评价科举（67页）。

人在棘闱

至此，作者的写作意图已经很明显。其要关注的，不是大写的“公”字，也不是科场中那些“规训”的表征，而是那些在“规训”的空间中，实实在在的个体。这些个体，可以分为考官与士子两大类，他们的感受，他们的“逸事”，便不再只是笔记小说中的断篇残简，而成具有“目的、手段、条件和规范”构成的规训实践。所以在全书主要内容正篇“人在棘闱”中，作者分列四个章节来处理那些看似相当琐碎的科场细节。

先来看考官。考官是“棘闱”之中握有话语权力的群体，国家为体现抡才大典的庄严，于考官入闱也是极为重视。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各省乡试官，可以根据道里远近，出发前由户部支给相应的路费盘缠，入闱有明确的仪仗规定。每逢乡试之期，考官所过之处，往往也会引发“人山人海”，“立观者欣羡不已”的盛况。作者则注意到，在极尽显赫的排场背后，考官更是一个功能齐备、分工严格、等级分明的群体，往往呈现出荣耀、激动、恐惧多种复杂的心态（133页）。拟题有风险，考官会因出题不当而遭到皇帝奚落、士子嘲讽，乃至丢官革职。清代皇帝往往以帝师自居，《棘闱》援引雍正皇帝将考官行径与考题内容结合审查之例，揭示考官亦是待考之人的窘境。衡文有压力，书中所引周叙于正统九年主持顺天乡闱的事例，颇可见阅卷工作的繁重：一千二百余名士子，六名考官，三场下来，一人在十五天内，大概要审阅六百余份试卷，一天计之，也要在四十至五十份之间（明制，科举考试，头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论一道，判五道，诏诰等一道，三场时务策五道），以致最后“生*机关都不管，手如雨点白珠跳”。至于考官在闱所面对恶劣的居住环境，随时而来的病痛等，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在此不赘。作者通过考官们入闱前后的反差，意在说明其衡文过程，也是在棘闱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在严格制度规训下的行动，甚至还要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面对罚俸、丢官甚至丧命的结局，故其所受规训与蜷缩在号舍中的士子并无二致。

至于士子，入闱之前，必须经历的“点名识认”与“搜检怀挟”便是难以言语的苦况。作者的有心之处，不仅在于罗列具体的描写，更注意到古代士人对“名”与“身”的自我标识与遭受吏卒“点名”与“搜身”规训间的紧张。例如直呼其名氏，在士子看来往往视为对本人纵慢侮辱的之举。唐进士李飞，就礼部试赋，因吏大呼其名，熟视符验，感觉受辱而径返江东。至于搜检，作者认为宋明理学在传统礼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身体的人伦观，自蒙学起，便有对身体行动的严格要求，“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比如同窗、朋友，也只是拱手、鞠躬表示一种诚意而已，尽可能避免身体之间发生接触，从而保持身体上的独立”（117页），在这样一种教育观念下成长的士子，面对“摘帽去履，解衣露体，被其由上至下、由外至内进行细致拿捏，甚至搜及亵衣”的规训，或俯首帖耳，或愤然离场，乃至反抗。

进入号舍的士子，似乎只需面对智力上的考较，但在作者看来，这恰是科举士子群体性“失语”的开始。“失语”表现为大多数记载往往只呈现士子服从考场纪律的状况，而非其具体的行动，即使考生事后回忆，内容也大多简略。为此作者翻阅大量清人日记，尽可能地拼凑出士子所在的规训空间。首先，号舍是一个被给予的“位置”。这样一个随机的安排，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考生十几日的命运。宽敞严实的老号犹如“肥缺”，有助于文兴，若碰上临近厕所、厨房，或是漏屋篷号，则如畏途险境，甚至弃考。其次是号舍中的标配，号板。号板是考生坐卧写作乃至饮食的主要工具，在棘闱中，号板数量不够，质量低劣的事件时有发生，为士子所苦。然后就是天气。乡试虽称“秋闱”，但在南方地区，低矮且不通风的号舍中，士子往往要与潮闷酷热斗争，若遇阴晴不定的时节，更是要经历暴热至暴凉的煎熬，同治六年顺天乡试，病暑者十之五，死号中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如饮水、污卷等对于号舍士子应试的影响，作者也多有描述，在此不一而足。总之，作者希冀通过对士子号舍中身体与心理的探究，来揭示缜密制度运作下举子的真实感受。在作者看来，棘闱本为朝廷表征求贤取士的礼乐空间，但在现实中，士子在不断地规训中，产生了严重的被剥夺感与失败感，进而对科举本身产生了怀疑，“若不是广寒梯跌了脚，蓬瀛路迷了道，郁轮袍走了调，因甚价年年矮屋中，唤不醒才子英雄觉”。这样一种揭示，正是作者试图为科场中的“失语者”发声。

谁的科举史？

如果要指出该书存在的一些缺憾，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把握上稍显不够。例如考试群体方面，考官的评卷、阅卷过程，如张连银《明代乡试、会试评卷研究》（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中便曾有过很好的分析，考官入闱前后的情境，陈时龙《崇祯元年会试考释——读明人蒋德璟〈礼闱小记〉》（《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4期）有相当细致的分析。另外从作者熟悉的时段来看，主要集中于唐宋和晚清，以致遗漏了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例如元代的情况，申万里《秋闱校艺——元代乡试的过程》（《元后期政治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文均未曾寓目。而宫崎市定先生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为日本民众所写的《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尽管为通俗读物，但该书的写作思路，实与《棘闱》有相合之处，作者似也未有参考。不然，自可使全书增色不少。当然，由于作者并非史学专业出身，这样的要求或许有点吹毛求疵。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读后触动较深的，倒不是作者能够在各类专业语境与科举场景之间娴熟的切换，而是在书中抛出了一个关乎史学的命题。作者在书中对于福柯的参考，并非是要建立起一套有关科举的规训理论，而是要借此来关照那些在棘闱之中的“微观权力个体”，将科场“求贤”“至公”背后的“幽暗意识”还原成一个个被规训的个体行动，以此来关注那些“失语者”在棘闱中的真实境况。故从此意义上论，《棘闱》一书，更多的是为科举史上的“失败者”立画像。在科举史中，成功者毕竟只是少数，仅以明代为例，据学者统计，大概产生了十余万的举人，但成为进士者只有两万多人，终身不获一第者在八万人之多，遑论数量更为庞大的生员群体了。而也正是这些科场上的失败者们，构成了“棘闱”运作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如果借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注意科举史的主体问题，《棘闱》一书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此外，如果结合近年来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一个趋势，是“从‘事件’到‘事件路径’，从‘人物’到‘群体传记’，从‘典章’到‘制度运行’，使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从事件原委、个人行为、制度规定本身延伸开来，进而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和制度互动，关注其文化意义”（邓小南：《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从制度到人事，《棘闱》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科举制度研究深化的一个方向。如果暂时抛却制度背后的那些“幽暗意识”，《棘闱》可以视为一幅生动有趣的考试绘画长卷，兼具学术性与普及性。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余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