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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几年互联网上比较时髦的一句流行语来说，昆仑这个词看起来就“不明觉厉”。笔者小的时候，在中部省份老家一个小山村长大。晚上长辈们闲来无事讲故事，偶尔提到遥远的昆仑山脉，就会感叹那是一座非常神圣的山，是圣地。但具体为何神圣，也说不上来。这就是民俗非遗，这就是口头传统，这就是文化意象，代代相传，深深印入民族的脑海和血脉中，以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圣域”昆仑。既然已经论证“石峁就是昆仑墟”，解析昆仑的“圣域”意象自然就要从真实的石峁遗址谈起。
（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图片来自榆林文旅，陕西日报记者 李旭佳摄）
一、四都探“圣”。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四个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遗址：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这四大中心型遗址对本文题目均有重要意义。
1、浙江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的玉琮、神人兽面纹、祭坛形制等，有鲜明的早期主神意识形态指向，显示良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神权社会，良渚古城在那个时代已经是民众与社会高度认同的圣城。关于良渚神权与圣城的著述很多，仅标题就直接点明主旨的研究文章有良渚考古队长刘斌等《良渚：神王之国》、宋健《良渚——神权主导的复合型古国》等；学术专著有徐峰《建构神圣——良渚文化的玉器、图像与信仰》等；在内容中涉及良渚神圣或神权内容的文章和专著更多，如张敏《俯瞰太湖：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明确提出“良渚时期的太湖流域进入神权统治的古国时代，……。王权统治的“崧泽古国”转型为神权统治的“良渚古国”，成为中华文明化进程中独树一帜的“太湖模式”1。”
2、山西陶寺遗址。
现任考古队长高江涛曾2021年2约20日做过一次题目为《陶寺——一座4000年前圣城的前世今生》在线演讲，其中相关内容给陶寺是一座圣城做了最好注脚。
“全国只有陶寺遗址附近的方言，称太阳为“尧王2”。”
“千百年来，附近的村庄不管怎样发展变迁，一直呈包围状把陶寺遗址紧紧地环抱起来。冥冥之中，仿佛有种神奇的力量保护着这片古老的都城旧址2。”
“1980年，在M3016大墓中，一个圆形的特殊陶器显露了出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陶盘，盘子的中心，栩栩如生地绘制着一条盘龙2。”
3、陕西石峁遗址。
石峁前考古队长孙周勇曾在不同的场合与著述中反复提起石峁先民“藏玉于墙”，以及外城东门和城墙下祭祀坑朝向远处夏至日太阳升起的山峰等等的独特文化现象，解读为石峁古城建设者通过一系列极为特殊的文化行止，为其统治下的早期民众构建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屏障。石峁是典型的祀与戎结合体，古城遗址直到今天给人的第一印象仍旧是军事堡垒。但是《山海经》对昆仑——今天被称为石峁的描述却都是从“蓬发戴胜”“以玉为槛”“非仁羿者莫能上冈之岩3”等神圣空间角度，基本没有军事功能的记载。
4、河南二里头遗址。
从未曾听过二里头遗址现任考古队长赵海涛和前任考古队长网红许宏乃至之前历任队长在演讲或撰文中提到过二里头是一座圣城。对二里头王都的定位褒扬之词很多，严谨的有“广域王权国家”、“最早的中国”，传播色彩浓郁的“华夏第一王都”等等。但是搜索“圣城二里头”或者“二里头圣城”（除了偶尔出现“洛阳是一座圣城”或者“世界四大圣城之一洛阳”外），竟然没有显示有一个词条。而部分河南本土考古学家、文明起源研究专家也津津乐道于河南史前文明质朴俭约不尚奢华，开启中华文明世俗底色风气之先河。
被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列入中心性遗址的史前大城址总共只有四座，而被各自考古队长乃至相关研究专家称作圣城的就有三座，原因何在？而唯一一座未被称作圣城的二里头，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何特殊之处？
本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在之前的系列文章中反复提起大叠灾，认为大叠灾是中华文明起源关键的转折点。站在大叠灾300年向来处看，尽管早期人类在自然中求生得存也筚路蓝缕，艰辛异常，但是从BC5000年开始进入2000年的仰韶大暖期，并顺延至BC2200年代，一路风调雨顺，资源丰富，人口均匀，天下和平。由于早期先民对宇宙自然的规律认知还非常有限，很容易把相对风调雨顺的好命运归因于自然，寄托于神灵，给神圣建构留下丰厚的心理土壤和强大的群众基础，以至于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的精英们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并利用了这一点，为形成并巩固其统治发挥极大作用。
（良渚古城遗址，来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1984年陶寺遗址发掘现场，来自平阳记忆官方）
（二里头遗址总平面图，来自国家民委）
二、建构神圣。
对于一个陌生人，如何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朝圣石峁古城的过程中，感知昆仑的圣域心路。
一阶感知：宏阔空间。石峁始建的部分只有皇城台。昆仑应该就是对皇城台的称呼，后期经鲧一手大规模扩建，但是对石峁的称呼应该一直未变，沿用早期名号——“昆仑”。鲧把石峁古城扩建到如此规模，以至于“夏鲧作城”史载与“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4”并列为早期中华文明的六大行业始祖，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有两个：一是与南方的东夷族相抗衡，宣示黄帝后裔的正统地位；二是鲧本人好大喜功的个性，通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宏都大邑让其统治下的民众大大增加对他的崇拜景仰。
二阶感知：王者更居。虽然没有详细记录，石峁昆仑从BC2300年始建到BC1800年代废弃，都经历了哪些统治者。最终只在上古文献和口头传说中留下了鲧、禹、启祖孙三代的名姓。但是石峁昆仑的前中期，一定是有黄帝后裔族群的一代代统治者居住在皇城台。最初设计建造石峁皇城台最重要的两个目的之一是王者居之。所以史载“鲧作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5”。
三阶感知：盛大祭祀。石峁前期皇城台的建设，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祭祀，而且是周边方圆几百公里之内所有认可石峁统治地位的居民的共同祭祀地点。从昆仑的昆字字形看，下面的“比”部在《说文解字》中就解释为“比者，密也”。祭祀日密密麻麻的人群才是石峁盛大祭祀日的最壮观景象。
四阶感知：高阳崇拜。皇城台盛大祭祀有其中心思想——“高阳崇拜”。石峁始建的BC2300年代，正是华夏族高阳崇拜从BC2700年代经过近400年发展，进入方兴未艾、辉煌灿烂的黄金期。其外城东门门道和祭祀坑指向当时夏至日太阳升起和落下的方向的考古发现，就是明证。
四个阶段前后相贯，既是石峁古城给予人们的客观感知，也是石峁营建者和统治者们刻意营造和努力追求的效果。在此时期，昆仑圣域是实体与精神合二为一的时期，也是任何“圣域”建构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状态。然而，随着陕北气候持续演变，向恶化方向发展，陕北黄帝后裔族群向中原地区南下迁移，石峁古城被废弃。精神上的昆仑还在，实体上的昆仑逐步消失成为昆仑之墟。昆仑进入了实体与精神分裂的状态，成为了“圣域意象”，此状态一直持续到近2000年之后，才有了新的实体替代者——汉武帝钦定的昆仑山脉。但是，曾经的实体与精神浑然一体的理想状态一去不复返了。
三、何以“圣余”？
昆仑是仰韶龙山时代神圣建构经过ka4.2千年事件引发大叠灾劫难之后唯一硕果仅存的幸运儿——“圣余”。中国史前三大圣城只有石峁昆仑的神圣建构以文化意象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其他神圣建构都消失了。随着北方持续干冷，石峁城在大叠灾100年后也被彻底废弃了。石峁昆仑自身的三大意象，只有圣域意象代表著曾经的实体功能一脉相承地保留下来，其他两个重要的文化意象与它当初存在并繁荣的实体景象已经完全脱离，后世不再明确知道它的真实起源和确切意涵。
自然和人为的大灾难是去神圣化的原因，有不同阶段和不同结果。
首先，是圣城实体废弃成墟。良渚古城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没有到大叠灾，就因为海浸文明彻底衰落消亡；陶寺是大叠灾的直接受害者，于BC1900年彻底废弃；三座圣城中只有石峁未受到大叠灾的直接冲击，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缓慢变化。但是最终也未能最终逃过天象异变的冲击，在BC1800年代废弃。
其次，是民众精神信仰崩塌。经过龙山早期长江下游的海水倒灌，全球性300年大叠灾和150年灾后休养生息，先民们再也不会整体性地、高度虔诚地相信纯粹的神圣建构了。神与圣并未能保佑他们的先祖，九死一生，劫后余生。在亲身经历，耳闻目睹之下，活下去，成为最最重要的现实价值。由此，到了BC1750年代建设的二里头古都，建成了一座高度世俗化的王权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史前大都。
再者，是特殊存圣绝无仅有。同样是早于大叠灾之前的圣城，为什么石峁的神圣就保留下来，并延续至今，而良渚和陶寺的神圣就没有保留下来呢。由此引发“昆仑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这个重大话题，需要单独撰文阐释。“……最新考古材料亦表明黄河流域有两个区劫后余生，得以将各自原有的龙山时代传统延续至公元前1900年以后，是社会大崩溃和断裂图景中的异数。……贺兰山以东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陶器传统……,整体呈现出连续发展的态势”，“并未见到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突变的现象，……区域陶器传统跨越公元前1900年节点的传承与延续，同样见于以石峁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另一方面，……没有在公元前1900年之后断崖式下降，未见到人口大规模缩减的情况，……；以石峁为中心的黄土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不但没有在公元前1900年衰落，反而势力一度南下扩张至洛阳盆地，在伊洛河入黄河处举行了高规格的祭祀和宴飨仪式6。”以石峁为代表和中心的贺兰山以东高地社会能够成为公元前1900年左右社会大崩溃现象中的异数，是多种经济社会以自然地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海拔高度。陕北河套地区处在东亚大陆第二阶梯，海拔相对较高，比处于第三阶梯的冀中南、山东、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区遭受大规模水灾的风险极大降低，也不会遭遇黄河下游动辄改道引发灭顶之灾。
第二，生业模式。整个东亚大陆，除了环太湖流域，龙山时代中晚期，陕北地区的生业模式引进了绵羊、黄牛、战马等外来驯化家畜占比越来越高，在给人类提供更为丰富蛋白质同时却因为这些家畜的共同食草习性而不会与人争粮；在传统粟类作物之外，农作物中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中亚引进的麦类作物，也因为品类丰富极大地提高了早期族群抗灾害能力。
第三，经济位势。龙山时代中后期经北亚大草原引入西亚冶金技术改善了陕北大河套地区的经济结构。与中亚西亚乃至北非欧洲的贸易文化交往持续增强，使得该地区在整个东亚经济体系中成为枢纽和中心，显著增强了该区域社会的抗风险能力。陕北族群的生活重心逐步从陇东、延安向榆林转移并出现石峁统治中心，就是这种转变的明证。
石峁血脉成了中原的主导族群。石峁城是唯一劫后余生的古城，形成昆仑，是为“圣余”。石峁的“圣余”，不是在原地的圣余，而是异地赓续。随着陕北华夏族群的迁徙，在新形成的大中原广阔地带传承延续。“考古材料也显示出以石峁为中心的高地社会在夏代纪年范畴中曾是极其显著的政治实体，并且是二里头多重社会上层理念的来源6。”大叠灾中幸免于难之地的族群保留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在中原新进化出来适合大农耕发展的一片广阔地带进行灾后重建和新一轮文明潮涌的历史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图景。而幸免于难也只是短期幸运，稍稍往后持续的干冷天气也让陕北高原变得越来越不宜居，遂把幸免于难的族群推向了南方广阔而充满希望和潜力的黄淮海农耕大平原。
（陕北高原，来自百度百科）
四、“圣余”弥珍。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7”，只有永恒的心电感应，没有永恒的实体神圣。不象“浑圆”与“高阳”，形成之后其文化内核基本保持稳定，石峁昆仑作为一个“圣域”，随着气候、人文演变，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城”到“山”再到“仙”，不断演变、演化，最终保留下来，成为华夏族绝无仅有，弥足珍贵的“圣余”——圣域剩余。
一方面，以早期三大都邑性中心遗址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神圣时代的成果，最终都未能在实体上保留下来。良渚与陶寺的神圣在核心精神元素上也彻底消亡或融入历史洪流中不再有独立自我。只有石峁古城在实体消亡之后，其神圣内核以文化意象的方式通过昆仑这个概念保留了下来，以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方式延续了4000年，中途加入了昆仑山脉的替代性实体和昆仑神话建构性精神景象，虚虚实实，虚实共生，直至今天仍旧占据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精神板块。
另一方面，石峁昆仑矗立形成的三重意象，只有“圣域”意象在文化演进中持续强化，对后世的影响最大。而“浑圆”意象和“高阳”在文化内核基本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其功能意象逐步弱化。即使依旧隐形存在于文字与口头传统之中，对民众生活尤其是精神世界也不再产生直接作用。关于昆仑的圣域演化历程，将在《河出昆仑——昆仑历史演进的时空图谱》中作详细的时空轴线阐述，本文不再详细展开。
华夏族类似犹太圣殿山级别的地方并不多，犹太人反复建设圣殿实体，在圣殿彻底被毁之后，又以圣殿山和哭墙为实体承载4000年一脉相承的神圣向往，作为整个族群安身立命的现实“场域”。大农耕文明使华夏族变成一个越来越务实的族群与文明，九死一生、劫后余生保留下来的昆仑圣脉对华夏文明来说弥足珍贵。这一点，作为千古一帝的汉武大帝，可能比时人、后人，乃至任何一代华夏子孙都更清醒和明白，所以他下了一盘看似不经意，实则巨大无比的妙棋——命名西域的昆仑山脉，在一劳永逸地确立新的实体神圣空间（尽管其神圣性已经大大折扣且被一定程度地怀疑）的同时，也一劳永逸地宣示“自古以来”的领土主权。
那么，昆仑在华夏精神世界能保留下来，还如此清晰重要，究竟是文明的必然还是历史的偶然？这个疑问留待未来解析。
五、场景重现。
最后，第三次以深切的人类学情怀回到4000年前，用现场视角重现石峁作为“昆仑”强烈“圣域”意象的真切画面。
BC2070年7月14日，石峁古城举行盛大的夏至祭日大典——陕北黄帝后裔族群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万里无云、碧空如洗的陕北高原，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上处于一年中最高点的太阳像一面发着光芒的巨大圆盘当空照耀，地上石峁古城宏大壮观，皇城台顶端浑圆，庄严矗立，搭建有一个类似红山文化祭坛的三重环形祭台。主持祭祀的盛装女王在正午十二点登上祭台，走着8字双回环萨满步伐完成祭祀庆典全部流程。祭台之下，参与祭祀的人群以严整庄严的秩序环状跪拜，随着女王的步伐和流程一起唱念神圣的高阳颂曲，祈求一年的平安与富足。
至此，本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昆仑“浑圆”“高阳”“圣域”三重文化意象系统解析已经完毕。在接下来的系列中，将会持续补充完善，力争使这三重意象的解析框架成为所有理解中华第一圣词、第一神话体系乃至华夏精神实体双祖庭的基础。
（文明博大精深，笔者疏陋浅闻，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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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 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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