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唐朝的声威如日中天的时候，它富强的重要基础——均田制却在悄悄地瓦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哪一个皇帝或宰相，不管他有多大能力，都是不可能把它扭转回去的。
唐朝政府依靠均田制，对受政府掌握的几百万农户进行剥削，才能建立统一王朝稳定的统治。尤其重要的是，有了关中、河东和大河南北的几百个折冲府，唐朝中央政府才有可靠的武力，巩固它对广土众民的统治。封建国家要保证剥削的来源不断，关键问题在于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正是均田制的实质所在。
均田制要行之有效，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封建国家拥有大量土地；二是控制农民的人身，不让他们离开土地。然而这两个条件是不断地在变化的，变的结果越来越不利于封建国家，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不由人们的意志支配，所以均田制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
唐朝初年正在大变乱之后，荒地很多，这是容易实行均田制的一个因素。但各地的情形并不相同，要按照法令计口授足土地，很不容易做到。太宗时灭了高昌，在西州实行均田制，诏书说：“彼州所有官田，并分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可见授田给百姓，只是一个希望，不容易做到的时候，就只能七折八扣。
土地的买卖和兼并使均田制的继续推行，越来越难。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土地一直可以买卖，只在有的时期，买卖的现象比较少些。唐朝均田制法令对土地买卖的限制比前代宽，实际是承认土地买卖越来越须繁的客观事实。
同时，这样的法令反过来又对土地买卖开了方便之门。均田制绝不触动私有土地，买卖频繁的结果使可以授受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是不可避免的。
兼并的影响尤其厉害。唐朝均田制规定官僚贵族按官职受田，官越大，受田越多。但是官僚贵族决不满足于按品级所受的土地。他们或通过买卖，或通过高利贷，或通过强占，不断吞并农民的土地。跟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形形色色的人们陆续加入了大土地占有者的行列。他们中间有旧日的豪门贵族和当代的新贵高官，也有上升的庶族地主、豪商富贾以及寺院的僧侣地主等等。
开元、天宝时，土地兼并的剧烈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皇帝的诏书也说：“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致令百姓，无处安置。”诏书禁止非法买卖口分、永业田，然而它对过去的态度是承认既成事实，对将来也无非是一纸空文。
均田制必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然而农民却不断地从土地上逃走。这个过程也是从唐初就开始的，到了开元、天宝时，只是发展得更严重了。
整个地主阶级，从封建国家到里正之类最起码的土豪，时时刻刻在迫使农民逃亡。而逃亡又是农民反抗斗争的一种手段。
唐朝对农民的赋役剥削是不断加重的。法令上写的每丁每年服徭役多少天，等等，同事实上农民的负担是两回事。太宗晚年的徭役比早年重；高宗、武后、玄宗时，赋役比过去更重。
农民无路可走，只得丢掉土地逃走。早在武则天的时候，已有“天下户口，逃亡过半”的情形。开元时把户口逃亡看作极严重的问题，屡次下令禁止逃亡，限期勒令逃人自首，把全家解往边远地方，或散配诸军，进行恫吓。但是逃亡的趋势仍然不可阻遏。
开元九年(721)，宇文融奏请搜括逃户，接着一面拟订办法，一面下令逃户限一百天内自首。不久，任宇文融为搜括逃户使，进行检查逃移户口和籍外田的工作。这件事情，从开元九年正月提出，到十二年年底全部完成，前后四年之久。
对于逃户，先则威吓，继又欺骗，如十二年六月，“听逃户自首，辟所在闲田，随宣收税，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这必定是由于开头限百日自首那一套没有效力，只得改用软的一手，事实上是不会那样优待的。
这一次査出了“客户”(客籍户)八十多万，一律免六年租调，每丁收纳税钱一干五百文，按每斗米价十三至二十文计算，约合十石左右粮食，负担是相当重的。
搜括逃户，在武则天时就有过了；在玄宗时，其实也不只有这一次。它的所以有名，只因为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括”了以后，农民还是要逃，唐朝多次括户的事实，正好说明了这个情况。
农民逃到哪里去呢？有的在荒山野泽中耕种自给，据文献记载，武周和玄宗时，今豫南、皖南、湖北、江西、四川、福建、浙江等地，因人口耕地增加而新设的州县不下二十几处。有的行踪无定，这里查得紧，就跑到别地方去，过着流浪的生活，做船夫等工作糊口。更多地跑到地主的田庄上去，当雇工或者当佃户。客户的意义，后来从客籍户变成佃户，就是这样形成的。
农户逃亡了，政府的户籍册变成了具文，上面写的“应授田”“未授田”完全变成了空话。政府照册子去找纳税服役的农民，很多找不到了，只好抓没有逃的户顶替，叫做“摊逃”。结果是逃户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严重。逃户的田产，官吏要把它卖掉，抵充欠税，决不会授给其他农户。逃户越多，政府掌握的土地越少，均田制也越难继续推行。
就是这样，在所谓开天盛世的时候，均田制已在事实上瓦解了。自然，它还存在着一些痕迹，还存在着一整套的法令，甚至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737)还发布命令，重申均田制的法令。然而这终究是自欺欺人而已。
募兵制本来是一种补充的办法，开元、天宝时，它竟取代了府兵制。府兵因自备器械资粮，负担太重，分番更代，又往往不按时实现，逃避兵役的事，在高宗时已经不少了。玄宗时情形更加严重。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建议募兵充当宿卫。戍防的兵士参用募兵由来已久，开元二十五年下令招募长期成守的军防健儿，从此戍兵变成长期服役的职业兵。募兵制的士兵把当兵做职业，将领长期统率一支军，兵将之间就会形成隶属关系，所以募兵制是军阀的温床。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根源就在这里。
从整个社会看，生产仍在上升。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长期辛勤劳动所创造的巨大财富，使封建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户口虽不断逃亡，然因人口的增殖与经常的搜括，天宝十四年(755)天下有户八百九十ー万四千七百零九，口五千二百九干ー万九千三百零九，号为极盛。均田、租庸调虽不能按制度执行，然政府由加重赋役得来的剥削收入正在扩大，国库充实，财政收入有增无减。府兵制瓦解了，通过募兵和强迫的征发，唐朝还保持着强大的武力，谁也料不到会产生称兵叛乱的军阀。
然而这个王朝富强的基础消失了。“以丁身为本”的不只是均田、租庸调，而是建筑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王朝。基础变了，行政、财政、军事等制度都得跟着变，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否则就无法存在。天宝年间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
封建时代的人不懂得这道理，在大的事变爆发前也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危机的成熟，毕竟还得有段过程。所以在天宝时期的十多年间，社会上居然充满着一派升平气象。从表面上看，天宝依然是唐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