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日渐感到不满和迷失，并对既存的规则和制度产生怀疑。这种不安是一个时代转变的体现。
对于想了解“现在进行时”中的德国和德国人的读者，《德国人在想什么》（WieticktDeutschland）这本书就像一场及时雨。
事情还要从2015年说起。这一年，难民危机引发德国政坛动荡，造成社会分裂，掀起人们对默克尔执政方式的争议，搅乱了德国人富裕而平静的生活。同时，欧洲大环境也不容乐观。恐袭频发，右翼政党崛起，英国脱欧，这些都让德国精英阶层长期奉行的自由、平等、包容、开放等价值观受到冲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德国普通大众的心理发生了哪些变化？
“国民心理理学家”斯蒂芬·格里华德在今年3月份出版了新书《德国人在想什么》 （资料图/图）
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斯蒂芬·格里华德（StephanGrünewald）试图在今年3月份出版的新书《德国人在想什么》中给予答案。格里华德曾著有畅销书《躺椅上的德国》（DeutschlandaufderCouch），他本人因此被《法兰克福汇报》评为“国民心理学家”。他同时也是市场和媒介研究机构——莱茵之金研究院（Rheingold-Institut）的创始人，这家研究院以深度心理采访为主，每年推动约200个研究项目，采访5000多人。《德国人在想什么》就是在多年采访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
难民只是一个“导火索”
2015年开始的难民危机，可以说是德国社会不平静的开始。
借助《魔戒》里关于霍比特人的家乡“夏尔”的描述，作者把2015年以前的德国描述为一片富饶祥和的土地。2015年之后，富饶祥和之地变成为了危机四伏之地。这种“危机四伏”，并非是通过数据测出的真实情况，更多的是人们的一种感觉。“德国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精神状态”，作者写道，就像一座用积木垒成的塔，而搭塔的积木正在被一块块地抽掉。
2015年以前，德国人将一切都放心地交给默克尔打理。在德国人心里，默克尔是一个“超级母亲”。而2015年之后，德国人发现，这位“超级母亲”变成了“后妈”，成了“难民之母”——作者由此把德国人与难民的关系描述成兄弟姐妹之间对母爱的争夺。对于难民，大部分德国人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想帮忙，但另一方面又很害怕这些“陌生人”会让自己的家乡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当这些陌生人并不是流离失所的家庭，无助的孩子，而是单身、年轻力壮、荷尔蒙旺盛的青年男性时。
在采访中，作者经常听到这样的提问：“这些不怕死的、有冒险精神的人们会不会比德国人强？”难民不像是德国人想象中的需要救助的弱者，而更像是潜在的危险及罪犯。而这些看上去并不那么可怜的人，竟然能得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衣服、更容易拿到救助金，这些都增强了兄弟姐妹间那种竞争心态，作者分析道。
难民问题看上去造成了德国社会的分裂：左派针对右派，保守派针对开放派，普通大众针对社会精英。然而，作者并不同意德国内政部长泽霍费尔（Seehofer）将难民问题看作是“所有问题之母”的说法。通过过去十年深度采访的积累，作者认为德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早在难民危机之前就存在了，难民问题不过是“很多问题的避雷针”——掩盖了德国社会早已存在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德国大众那种不安、不满和隐隐作痛的感觉有着不同的根源。
共同价值认同感的缺乏
德国人的不满情绪首先在于共同价值认同感的缺乏，这首先体现在社会阶层的两级分化上。借用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Reckwitz）在其代表作《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中的观点，作者认为，德国的中产阶级从80年代就开始逐渐萎缩。其结果就是社会的两级分化：享有高文化资本和高经济资本的“新中产阶级”，和与之相对的“新低产阶级”。
富裕的德国新中产一般来自西德的大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在社会上有话语权。新中产阶级有自己赞同和宣扬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吸烟，少吃油腻的食物，控制肉和糖的摄入，限制酒精消费，少喝啤酒及廉价的葡萄酒与烈酒，多做运动。这种生活方式让新中产在道德上占领了制高点，对新低产阶级那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新中产阶级往往持有鄙夷的态度。
除了新低产阶级，没有共同价值认同感、觉得不受重视的还有东德人。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可以说是被西德全面接盘。东德人接收了西德的社会体系和结构，但东德自己本身良好的社会体系，比如全日制学校、幼儿园制度、还有女性享有更多更公平的工作机会却长期没有被西德人看重。东德人将这种委屈一直积压在心里。在作者10年前进行的深度采访中，东德人就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二等公民，是外人，并不受欢迎。当难民到来的时候，东德人觉得难民比自己在德国还要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右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政党在东德更受拥护的原因。
共同价值观的缺乏还体现在对规则的质疑上。做事讲究规则和秩序是我们对德国人的普遍印象，严谨的规则和秩序给了人们一个行为准则。但作者在书中写道，在当今的德国社会，很多德国人表示已经不太明白一些规则的意义了。越来越复杂和繁琐的规则对事情不再起促进作用，而是阻挠作用。比如复杂的建筑章程：“当我们还在等建筑许可的时候，在中国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已经建立起来了”。还有数据保护法：“我是一个擦玻璃的，我只想好好擦玻璃。可我却不得不得花费数小时坐在办公室里研究数据保护法”。作者在书里呼吁：要想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必须审视目前运行的规则是否真的有必要，德国有没有陷入一种过分教条和强迫症中？这种教条和强迫症不仅扼*创造力和生活乐趣，并容易让人产生敌对和愤怒情绪。
迷失和无方向感
与共同价值认同感的缺失相伴的是内心的迷失和无方向感。作者首先写到的是德国人在政治大方向上的迷失。通过深度心理采访作者发现，德国50岁以上的选民和35岁以下的选民有明显的区别。50岁以上的选民，父辈或祖父辈经历过纳粹德国的阴霾。所以，选举的时候，他们更看大方向，不左也不右，以经济大局为主，并且愿意为了大局牺牲个人利益。19到35岁的选民更实际，或者说更短视，他们喜欢按个人所需选举，选择对自身利益有好处的政党。作者列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很重视环保的选民，在选举时却并没有选绿党，而是选了黄党（自民党），因为她看到，黄党在竞选口号中提出取消诊所挂号费。
德国人的这个变化从90年代默默地开始。年轻人不再像长辈一样抱着一个理想或信念不放，回顾历史，父辈或祖父辈都相信了一个主义或意识形态，但下场都很惨。德国年轻人认为新的一代无需重复这样的错误。与上一代相比，他们和父母的相处更为和谐，他们没什么兴趣去批评政府，也无心投身政治活动。
作者认为，给德国人带来迷失感和无方向感的还有媒体的转变。传统的电视和电影还能让人们将现实和虚幻分开，比如电视广告可以将观众不时地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固定的节目时间表给人们日常生活安排带来一定的时间感，电视新闻展示给观众一个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提供给人们无限的可能，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享受互联网上的电影、电视剧和音乐，却也丧失了时间感和空间感。
另外，互联网已经偏离了会成为一个开放性的全球化媒体的预言，发展成了个人自恋和自我陶醉的空间。在网络的世界里，用户只找自己喜欢的东西，与自己相似的人交流，本来开放的世界被划分为一个个部落。陌生人和具有挑战性的陌生观点被排斥在外，互联网成了一个“没有根基的网络”。
分裂的德国人
在对德国男性的深度采访中，作者得到了一个分裂的图像。在工作中，德国男性表现得很有自信，可当他们谈到自己的个人生活时，即便是事业有成的男性也开始变得不笃定、缺乏自信，不知所措和感到迷失。作者认为，德国男性在工作中和个人生活中的角色分裂源自他们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榜样。一个是父辈和祖父辈代表的传统的男性角色，这是一种强势的、有威严的、地位明确的，在家里说了算的角色。另一个是六八运动和女权运动后形成的后现代主义男性。这样的男性角色的特点是温柔、爱反思、敏感，容易妥协、易沟通、重视伴侣的需求。
可德国男性在个人生活中的妥协或付出在德国女性那里似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在对1000名20到50岁的德国女性的深度采访中，三分之二的已经做了母亲的女性觉得自己在家既当妈又当爹，三分之一的母亲觉得自己是丧偶式带娃。很多女性觉得他们的男人就是一个孩子。在采访中，女性再三表达了生活中筋疲力尽的感觉。作者认为，这种无力感源于现代女性想兼顾事业和家庭的渴望。她们渴望完美，并因此将自己推向极限，而广告和媒体也宣传这种全能女性形象。
德国的青少年也很难有一副统一的图像。大部分孩子生活中不缺什么，也没有来自父母方面的限制，但他们非常担心父母关系破裂。在深度采访中，每个被采访的孩子都有经历过父母离异、分手或家庭*的小伙伴。这样的环境让德国小孩把维护家庭稳定当作自己的秘密职责，这个责任让他们很不轻松。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青春期也不敢叛逆，怕叛逆会让本就不稳定的家庭关系雪上加霜。
德国人该醒了
坊间有不少关于德国和德国人的书，不过很多都是从外国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比德国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差异，从而归纳出一些所谓德国民族性的特征。相比之下，《德国人在想什么》是德国人对自己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实际的心理状况比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标签和刻板形象要复杂得多，比如书里谈到的德国人对“规则”的质疑。在这本书里，我们鲜会产生“高傲的日耳曼民族”这样的印象，相反，书里的德国人，脱离了面具和标签的框架，是生动的，人性化的，就像我们熟悉的邻居和朋友，他们有困惑、有迷失、有恐惧、有分裂。
我们正面对着一个时代的转变。难民问题、民粹主义、数字化进程和媒体的变革属于人类的共同现实，是所有人脱离不了的大环境。了解这个大环境中的德国人在想什么有助于我们通过对比反思自己。不可否认，德国社会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变化中的德国也许不再那么规则有序，甚至可以说非常杂乱，摸不清方向。可正是这种杂乱和未知才让人觉得这个社会正变得新鲜有趣，充满活力，而一个社会的进步也许就是在规则和杂乱的不断交替中进行的吧。
张源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