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云飞
颜真卿以其刚烈的品格、浑穆的书法而名垂青史。在楷书领域，有一位书法家能与颜真卿齐名。作为朝廷的专职书法老师，当时公卿大臣家的碑版若不请其书丹，就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此人乃晚唐著名书法家柳公权。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山西耀县）人。历任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侍书学士，官位最高到太子少师，人称“柳少师”，“楷书四大家”之一。
《神策军碑》局部
为人正直、敢于谏言的柳公权是一位有故事的人，这里略陈一二。
一次，唐文宗与六学士讲起节俭的事。当提到汉文帝的节俭时，唐文宗举起自己的衣袖说，我的衣服已经浣洗过三次了，还在穿。学士们当即赞咏皇帝的节俭之风，唯有柳公权不语。唐文宗问起，柳公权对曰：“人主当进贤良，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小节耳。”此言一出，在场的人都吓得发抖，唯柳公权“辞气不可夺”。皇帝说：“极知舍人不合作谏议，以卿言事有诤言臣风采，却授卿谏议大夫。”第二天降旨。
其实，柳公权敢谏的故事中，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笔谏”。这则故事《新唐书》《旧唐书》均有记载。
唐穆宗做太子时就很喜欢柳公权的书法。唐穆宗是一位骄奢荒纵的皇帝，有一次，唐穆宗询问柳公权用笔的方法，柳公权说：“心正则笔正，才可以称为笔法。”唐穆宗听后，变了脸色，知道柳公权是以笔法来进谏。
柳公权直言敢谏、刚直不阿的品格为后人称颂。
柳公权所处的时代，唐代的高峰期已经过去，盛唐气象不再，国势衰微，文人地位不如从前。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柳公权依然坚持对书法的热爱，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广泛学习，自成一家，创造了“柳体”楷书。从《旧唐书》记载来看，柳公权远追魏晋的钟繇、王羲之，近学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等人的楷法。苏东坡认为柳公权还学过颜真卿，说柳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范仲淹在《祭石学士文》中，将颜、柳并称，后人遂以“颜筋柳骨”称之。
作为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三朝侍书，柳公权担任宫廷高级书法老师达20年，书名显赫，所书碑版甚多。
《玄秘塔碑》局部
柳公权24岁就有书名，曾应邀作《河东节度使李说碑》，然而此碑已亡佚。可见到的柳公权的早期作品，以《金刚经碑》为代表，书刻于长庆四年（824年），立在京兆西明寺。《旧唐书·柳公权传》记载：“书上都西明寺《金刚经碑》，备有钟、王、欧、虞、褚、陆之体，尤为得意。”其下笔精严，字势纵长，中宫紧缩。此碑虽不是柳公权的成熟作品，然而，可见他当时刻苦临习，学习优秀楷书作品，为今后形成自己独特的“柳骨”风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60岁以后的柳公权以饱满的创作热情，书写了大量碑刻，如《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书元素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
《玄秘塔碑》是后世学习楷书的范本之一，此碑，裴休撰文，柳公权篆额并书丹。共28行，满行54字，于唐会昌元年（841年）十二月立，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写此碑时柳公权已经64岁，全碑点画精到、笔势内敛、结体森严、骨力洞达、字字珠玑。清代王澍《虚舟题跋》云：“诚是极矜炼之作。”明代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此碑柳书中最露筋骨者。”《神策军碑》，崔铉撰文，柳公权奉敕书丹。刻于会昌三年（843年）。此碑是柳公权66岁时所书，点画丰匀、顾盼生姿、结体俊达、法度严谨，与《玄秘塔碑》相比更为俊朗。清代孙承泽在题跋中称：“柳学士所书《神策纪功圣德碑》风神整峻、气度温和，是其生平第一妙迹。”
《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宫紧收、骨力劲健的风格一览无遗。
柳公权70岁以后书写的有《太子太傅刘沔碑》《高元裕碑》《魏公先庙碑》等，书风趋于平和、散淡。柳公权书法如深山得道之士，修炼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
柳公权以楷书知名于世，其实柳公权的行书也有自家面目，如《蒙诏帖》等，此不赘言。
柳公权书法的笔法特点是方圆并用、方笔为主。逆势入笔，坚挺方折，圆融饱满，线条劲直有力。字的疏密大小，各得其宜，不因笔画繁简改变字的大小，而是通过笔画的粗细来求得视觉的平衡。
柳公权作为颜真卿书法的继承者，继续发扬颜真卿的变革精神，建立楷书新的法则，创造了更加规范、精美的楷书。在书坛上，为晚唐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苏轼说：“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关于柳公权的“心正笔正”的含义，历来争论不休。
苏轼、杨宾、梁同书等人认为，柳公权此言主要讲用笔。苏轼在《评书》中曰：“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致使人见其书而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苏轼认为柳公权的重点是讲技法。
清代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记载：“柳诚悬‘心正则笔正’一语，余虽于三四年前指为千秋笔决，扫却‘笔谏’之说，但究未实在体验，大段以一念不杂为正。戊子四月望后一日，在黔使院见山书屋作小楷，觉弩、策、波、磔至后半心辄动。动即偏，偏即坏矣。乃沉其心而正之，往往十得七八。”杨宾认为，心正就是“一念不杂”。
而清代的刘熙载并不这样认为。他在《艺概》里说：“故书也者，心学也。”这里，不仅仅停留在技法层面，而是将书法与书写者的心性、修养结合起来。的确，书法是书法家心理轨迹的外在流露，是书法家生命哲学的具象思考。一个人胸襟的大小、学养的贫富，虽然和书法构不成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可以形成某种微妙的暗示。这一点，黄庭坚、苏东坡等人是坚定的信奉者。
其实，“心正则笔正”或许还可以从初唐孙过庭那里找到一些脉络。孙过庭在讲到“五乖五合”时，有一条是“心遽体留，一乖也”。而对于热衷浮华的唐穆宗来说，静不下心来，怎么能写一手好字？
时下是以瘦为美的时代，“骨感”成了一个令人心动的词语。素有“颜筋柳骨”之称的柳公权，他的“骨”又美在何处呢？在这一点上，需要说明的是，柳公权书法给我们的不是一种立体态势，而是一种力量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