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详细记载的第一场大瘟疫
公元前430年，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正处于战争的胶着状态中，搅动整个希腊古典时代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了关键时刻。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在极短的时间内席卷了雅典。几乎在顷刻之间，从海边到内陆，从城镇到乡村的大片土地，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发热、呕吐、极度口渴、失去知觉的人越来越多……死亡的气息蔓延在雅典的每一个角落，一度被视为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趋于崩溃。
西方绘画中的雅典瘟疫
建安七子
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瘟疫是从比雷埃夫斯进入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是雅典的港口，也是唯一食物及补给的来源。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地区也有发生瘟疫，但影响较小”。雅典成为疫情的重灾区，几乎有一半的人都病倒了，瘟疫摧毁了人们对生活的希望。修昔底德无限悲痛地记录着当时的惨剧：“这是一场巨大的浩劫，以至于人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任何法律规则都变得漠不关心……”
更可怕的是，面对疫情，人们束手无策，不仅平民百姓大量死亡，连城邦的统治者、著名改革家伯利克里也死于这场瘟疫。修昔底德在史书上记载着：“医生与病人的接触最多，死得最快。在人满为患的雅典，这种疾病导致约25%的人口丧生。看到雅典燃烧的葬礼火柴的场面，斯巴达人撤回了他们的部队，他们不愿冒险与患病的敌人接触……”后世有些研究认为这场瘟疫至少导致雅典一半人口死亡，但不论是四分之一还是一半，这都是一场骇人的人间惨剧。这场瘟疫也改变了雅典的历史，雅典的社会秩序几乎崩溃，在后来与斯巴达的战争中连连失利，最终输掉了这场决定命运的战争。
至于这场骇人听闻的雅典大瘟疫结束的原因，民间一直有传言是医生希波克拉底（就是后来所有从医者都需要尊奉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的作者）发现雅典很少有铁匠感染瘟疫后，意识到炽热的火焰可以驱赶瘟疫。当雅典人手持火把，几乎要点燃整个城市后，瘟疫终于散去。对这个说法，史学界一直争议不休，起码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并无相关记载。但不管怎么说，当温度提高时，空气中的病毒就会自然消失，可能是这场瘟疫结束的重要原因。当我们细细观察历史后会发现，有很多类似的瘟疫，都来去匆匆，它们几乎毫无征兆地暴发，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但在此期间，有太多无辜的生命要付出不必要的牺牲，甚至一些国家或文明都因此陷入无尽的黑暗。
与战乱相伴相生的瘟疫
雅典大瘟疫是人类有史以来详细记载的第一次瘟疫，但事实上，有很多残酷的历史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夺去数以万计的生命的可怕病毒，可能只是古籍上一笔带过的一句话，甚至一两个字。
在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甲骨文上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比如“疾年”“疟疾”等词，就曾出现在记载的祭祀占卜活动中。但当时医疗条件落后，发生了瘟疫，人们只能通过鬼神之事来祈求逢凶化吉。那是一个人命微贱的特殊历史时期，当大量奴隶与战俘倒毙在病毒面前时，商王与贵族首先想到的是远离这些可怕的群体，甚至很多人与牲畜一起，都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被当做献给祖先与鬼神的祭品来活埋或斩*。因此，后人看到上古时期有关瘟疫的记载反而比近代要少，并非因为当时没有严重的疫病，而是记载丢失，或根本不会当成大事来记载。
随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与科学的进步，人们对瘟疫的记载越来越详细，对防疫的探索也越来越多。但尽管如此，可怕的瘟疫还是会不时出现，尤其是社会秩序混乱或战争期间，更容易暴发严重的瘟疫。比如著名的东汉末期的“建安大疫”，造成了大量人口死亡，“建安七子”有五人没能熬过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的这个可怕的冬天。
曹植曾写下《说疫气》来描绘当时可怕的景象：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伤寒杂病论》的作者张仲景也有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不过，曹植认为穷苦百姓更容易染病，而贵族豪门大多可以躲过一劫，其实不然，一些疫情严重地区甚至十室九空，惨遭灭门者大有人在。只是因为他们大多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并没有被史*录下来。如果能有一面墙列出罹难者的姓名，可以想象，那将是令人惊愕而战栗的“历史纪念碑”。
与雅典大瘟疫相似，“建安大疫”也发生在战乱期间，曹魏政权即将粉墨登场，魏汉交替的历史正在上演，崩坏的社会秩序亟待重建。当时，几乎没人注意到战争与疫病的关系，因为战场上死掉的将士太多，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老百姓也太多，苟且偷生地活下去，是多数人无奈的选择。当瘟疫摧毁一个地区后，崩溃的不只是当地的行政建制，还有社会伦理。在乱世缺乏合理的动员机制与防控举措，人们只能听天由命。
曹魏建立后，随着社会秩序在中原地区的恢复，瘟疫竟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而在南方，或许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大规模的瘟疫相对较少，但具体在一个区域的疫情却时常出现，甚至随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与人口流动，病毒也飞速传播，像蜀汉南征西南夷时，经常遭到瘴气的伤害，大量将士患病、死亡，这其实也是小规模的瘟疫。《三国志》中也记载了吴国将士远征海南时遭遇的严重瘟疫：“吴孙权赤乌五年，大疫”，“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儋耳。是岁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诸王”（此处珠崖、儋耳便是今天的海南岛）。但等人们解决了水土不服问题后，病情自然消失，或者说，人们已经产生了免疫力，可以与病毒长期相安无事地并存。
在战火横飞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瘟疫更是频频发生，而且几乎形成了与战乱相生相伴的节奏，每逢恶战，必有瘟疫。比如，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时，不仅大量中原百姓惨遭屠戮，连魏蜀吴三国勋贵后裔，也大多惨死，灭门之祸频频发生。与战争相伴的，是恶性瘟疫。《晋书》有记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在侯景之乱时，《资治通鉴》有记载当时南京城内的惨状：“城中积尸不暇埋瘗，又有已死而未敛，或将死而未绝，景悉聚而烧之，臭气闻十余里。尚书外兵郎鲍正疾笃，贼曳出焚之，宛转火中，久而方绝。”《北齐书》记载了北齐政权在565年河南一带的严重灾厄：“是时频岁多大水，州郡多遇沉溺，谷价腾涌；朝廷遣使开仓，从贵价以粜之，而百姓无益，饥馑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当乱世遇上灾荒、瘟疫，其状之惨烈，不忍卒读。
中国防疫体系的动员机制
与南北朝几乎同时，一场可怕的瘟疫沉重打击着西方的拜占庭帝国。从541年到599年，从君士坦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镇，先后暴发了五次严重的瘟疫，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它至少造成两千五百万人死亡，欧洲人口因此下降了将近一半，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君士坦丁堡每天都有五千人死亡。正如对拜占庭学研究颇深的历史学者陈志强教授在《世界历史》上曾刊文所讲的：“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成为疫区，其中君士坦丁堡、安条克、罗马和马赛是重灾区，在百年内四度流行鼠疫，而西班牙东南部、高卢和北非地区三度暴发鼠疫，甚至英格兰西部和爱尔兰东部沿海地区也两度感染鼠疫”——这场瘟疫不仅彻底毁掉了拜占庭重建罗马盛世的梦想，也严重波及了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对地缘政治与文明演进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比之下，在中国发生瘟疫后病毒的传播，更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这一方面与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有历代中央帝国动员机制较强有关。比如，《明英宗实录》记载了景泰六年南京瘟疫暴发时的惨状：“死者相枕连途，生者号啼盈市。弃家荡产，比比皆是；鬻妻卖子，在在有之。”疫情发生后，明廷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包括开仓赈民、减免赋税，从其他未受灾地区调拨物资，以解决民众之急需。而且，赈灾情况也与当地官员的仕途息息相关，赈灾不力甚至借机贪墨之徒，轻则免职，重则上刑。
正如《明史》中讲到的“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有这套管理考核机制在，当地的“父母官”不敢不认真对待，史书上也不乏那些赈灾济民的廉吏的故事。但从根本上说，古代中国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解决瘟疫与灾荒的行政体制，尽管其中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套行政体制是否运转灵活，但总归是一套行之有效的应急办法。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这些举措在历史上生根发芽，随着近代科学防疫方法从西方传入，到现代建立起一套科学的防疫体系，这些举措不断配合医疗技术的革新而变化。但这套基于中国地缘特点与行政管理方式的防疫体制，却在很早之前就产生了原始的雏形，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演化。（黄西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