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医学院任教。在化学化工学会年会上遇到几位同届学友，说起我们这一届无不唉声长叹：运动接踵而来，教学时间被肆意挤兑。一年级的无机化学是基础的基础，可是遇到反右还得退避三舍；二年级要学分析化学，又逢大炼钢铁，化学系被推上第一线，没日没夜地围着小高炉转，功课全抛九宵云外；临毕业了抱佛脚，饿着肚子被补课，硬填的知识支离破碎，用起来捉襟见肘，苦不堪言。
有位毕业于某师院的中学老师说，他的一位女同学，出身工人家庭，优秀共青团员，政治可靠，还写得一手好字，运动中总被抽调去整抄材料，临毕业前老师拿了中学课本，逐章逐节教大家怎么讲课，而她却忙于抄写毕业生资料而很少参加。因为她表现好，评语写得特别好，分配工作时被一重点中学抢了去。第一次上课堂，校领导还有很多老师都去听课，她刚板书完课题就有人夸赞说不愧是高才生，但接下来的讲课却让人大跌眼镜，校长找她谈话之后立即打了退票。重新分配时其他学校也拒绝接受，结果被分到一家新建的小化肥厂，让她带领两名技校生筹建化验室，可她对分析化学却一窍不通，还不如技校生，又主动打了退堂鼓。以后好长时间还在人事局做些勤杂工作，糟神上受到很大打击。
大家问到我时，我如实地说：运动哪校也逃不了，我们只是见缝插针，甚至移花接木地将该学的课程学完，同时还在运动中也还学到一些实用知识，所以走上工作岗位后，还没听说有谁应对不了的。这时几位同届学友都投来疑惑的目光，有位还直率地质问：“南大搞运动还名声在外，你们的一天也只24小时，怎么可能呢？”这让我也反复深思起来。
我想除了我们讨五年制的巧早入学一年，得以享受半年非常正规的教育外，往后那些年还能增长不少知识和实践能力，主要依仗郭影秋校长那因势制宜的治校方略和艺术，是的，那真的堪称为艺术。
郭校长是在反右后期调来南大的，那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的“四大”已接近尾声，师生们正企盼教学能重上正轨，校园能恢复往日的宁静。忽然听说要调来新校长，原来是一位省委*兼省长，过去还带过兵打过仗，心想这一定是来搞运动的，未曾见面就有点失望。
还没来得及细想，新校长就已悄然来到。没开大会也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他就不顾鞍马劳顿，带着一路风尘，频频出现在师生面前，无论在寝室、在食堂、在草坪、在操场，还是在校园的条条路上，都能看到他与一群群同学谈笑风生，有时还会用他的相机为大家照相，平易近人，就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谈的都是家常。有人问他：从执掌一个大省到只管一所学校，是否感到特轻松？他立即反问：如果请一个*猪宰牛的来生物系教解剖青蛙白鼠，他会很轻松吗？不难想到他是做足迎难准备来上任的。
两三天过后，他召开了全校大会，强调学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教学，要求我们“坐下来，钻进去”，分秒必争地搞好学习。在那时敢于这样大声疾呼，是何等的胆量和魄力啊！再过不久，他又带头作了一次史学方面的学术报告，只贴出一张小小的通告，邀请文史科系的老师莅临指导，做得极其低调，但却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下子又把校园的科研热潮掀起来了。就这样吧一两个月，我们基本上补回了前面的学业损失。
（撰文：沈性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