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中年女性角色和演员的双重困境

作者：闵思嘉（知名影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敏涛都被视为中生代女演员中的演技代表，她在过往作品里也皆有可圈可点的表现，但在电视剧《生活家》中，她饰演的小市民母亲邱晓霞却并未收获良好的口碑。浮夸、用力、虚假、悬浮成为评价这部剧时的高频词，也有很多批评落到了刘敏涛的演技身上，用口碑崩塌来形容丝毫不为过。

当一位演员在某部作品中表现滑坡，几乎总会有“演技是否被高估”的讨论声出现。但演技并不是一成不变固态物品，它更多时候是一种流动的状态，是需要被放到更大的语境和场域下去探讨的，即便《生活家》和刘敏涛在其中的表现都很难让人满意，但这背后透露出来的，并不仅仅是刘敏涛一个人的演技问题，而是整个华语中生代女演员的生态问题。

在探讨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中生代女演员”，一般意义下，中生代女演员等同于通俗意义上的中年女演员，年龄多在40岁以上，在作品中多扮演已婚育，走入人生后半程的中年女性角色，青春美丽已经是她们的过去时，当下的她们需要处理的更多是家庭、孩子、父母等人生问题。2000年前后在《人鬼情缘》中演过聂小倩的刘敏涛显然已经远离了少女时期，是中生代女演员的代表之一。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即便演技过硬，也有过耳熟能详的作品，但在现今的影视市场环境下，步入中年的女演员如果没能跻身超一线，能拿到的机会实属稀少。直到近年来海清和姚晨等人直述中年女演员困境，大家似乎才开始关注这个早已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刘敏涛身上，即便她已然是中生代女演员里有一定大众认知度的代表，却同样难以站在资源中心。在《生活家》之前，《伪装者》中明镜这样的角色，就已经是她近年来最好的机会，无疑也是她节点式的事业高峰。在这之外，即便频频在热门剧和热门电影中出现，刘敏涛也大多时候都是非中心角色，《琅琊榜》中的静妃，《天盛长歌》中的秋明璎，《我和我的家乡》里的医务人员皆是如此。当“戏红人不红”这样的形容词被用来形容刘敏涛，我们更应该意识到这个词语的标签化特性。

标签的本质在于，它描述的是影视产业中一批人的现状，而非刘敏涛一人，甚至并不仅仅是女演员。在演员这个金字塔结构中，塔尖之下的大部分演员可能都要经受“戏红人不红”的生态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敏涛此前因为演唱《红色高跟鞋》时“表情管理”的出圈就成为了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级事件。当一位演员以这样的方式被大众看到、被热搜探讨、制造流行词时，反而是对她们所处的演员生态的一种反讽。作为演员的她并不是因为角色或演技被探讨，而是因为歌曲表演时的喜剧效果出圈并成为流量，这恰恰说明了她们在身为演员时的声量微弱。从明星层面上来说，这是件好事，因为刘敏涛因此被更多人知晓。但从业务层面上来说，这种流量带来的粗暴的、夸张的、强刺激性的走红，或许也伤害了作为演员的她。

如果把《红色高跟鞋》中刘敏涛“三分讥笑、三分凉薄、四分漫不经心”的表情管理看做一种喜剧化的表演，那你或许就能理解她在《生活家》中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又和《生活家》的戏剧特性息息相关。

《生活家》其名便暗示了它生活化的主题，邱晓霞和邱冬娜这对*母女的强设定，让“如何生活”成为了剧集的核心矛盾之一。故事一开始就极尽所能地以夸张化手法为大家展示母女二人困窘的生活状态：垃圾场之旅名曰探险实则拾荒、去超市蹭试吃品当做正餐、为省钱借别人装花圈的车给自己搬家、组局吃饭却让聚会者自己带菜、每月的伙食费都要精确到元，邱晓霞俨然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生活家”。

这种困窘状态让邱晓霞成为了那种典型的小市民女性形象，整个剧集也以喜剧为基调，对这种穷困和精打细算进行了夸张化的喜剧处理，在这样的强设定 强类型的组合下，刘敏涛也在塑造邱晓霞这个人物时，使用了一种非常夸张的喜剧表演方式。在很多场戏中，你都能看到她对表演技巧的熟稔使用，比如在和女儿坦白租房费用的戏里，她在短暂的戏剧时间中用多种面部表情诠释了为难的情绪，最后埋下头，选择用手势讲出最后的租房价格。看完这场戏你就会发现，比起“夸张化的喜剧表演”，“过于密集的喜剧表情”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

《生活家》试图丰富国产剧的中年女性角色，但表演方法的匮乏透露了此类角色长期以来的边缘生态

这就要回到剧集本身来说了。《生活家》的喜剧设定，落点在母女二人所面对的生活困窘上，一种小市民生活的智慧，但这种生活真相本身是充满现实和残酷感的，当剧作没能将喜剧、现实、残酷三位合一，最终就只能靠演员用表演来填补喜剧质感。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刘敏涛在表演中使用了大量技巧性的、密集的喜剧表情。这一方面或许来自她对小市民女性理解的过度和偏差；一方面或许源自《红色高跟鞋》出圈对她喜剧表演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源自影视文本本身的匮乏和薄弱。不管是作为演员的前台创作者，还是作为编剧或导演的文本创作者，都把角色和作品的类型化前置，反而架空了故事本该拥有的真实性。当喜剧化超过了生活化本身，带来的结果就是最终的悬浮和夸张。

当然，这也不是在全盘否定夸张化的演绎，《流金岁月》《我的前半生》中都有诸如范金刚、薛甄珠这样的夸张化喜剧角色，配角型人物的夸张演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成为故事里的轻松时刻和喜剧化点缀。反之，当夸张化的喜剧角色成为主角时，影视文本就需要做出更多调整，而不是像《生活家》这样摇摆于生活和戏剧两端。

我们能透过《生活家》看到的其实还有更多。邱晓霞的角色作为一个女儿已经步入社会的母亲，是当下影视剧中鲜少见到的中年女性主角，反观《三十而已》里的30 女性，虽然年纪已经不再少女，但在视觉和人物设定上，她们依然是青春的、美丽的、优雅的，处于女性凝视中的。邱晓霞这种你并不会用美丽、优雅、知性来形容的中年女性角色，让《生活家》在拓宽国产影视剧女性角色丰富性的层面做到了一定突破。但反讽之处可能也正在于此，因为并不具备美丽优雅等女性关键词，邱晓霞就必须用喜剧感来应对角色的大龄化，似乎女性在并不青春和美丽之后，她只有用充满夸张的喜剧色彩、填满讥诮的讽刺性才能撑得起主角的重量。这种设定，本身就是对大龄女性角色的一种限制。

这背后透露出的是中年女性角色的边缘生态。我们的影视作品中的确有过不少令人记忆深刻的中年女性角色，但她们中的大多数要不是作品里的辅助性角色，戏剧张力中的调节器；要不淹没在非商业作品的微弱声量里——《我的姐姐》和《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朱媛媛以生活化的真实瞬间令人动容、《闯入者》里的秦海璐让人看到一个女性在婆媳生活里的粗糙毛边……你一定不会用“喜剧”这样的类型化标签定义她们。因为她们代表了一种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一些置身于真实生活困境里的女性。她们在边缘化的位置，以这些女性角色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也为自己争取到了某种焦点位置，一种在困境中挣扎出来的 “女性主角”，没有标签反而是她们的标签，比起《生活家》中的喜剧母亲，这可能是我们更为需要的女人。

来源：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