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安全与声誉《极权主义的起源》和纽约的圈子，1941—1961
一切都有可能，但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年(1)
1941年5月，汉娜•阿伦特和海因利希•布吕赫抵达纽约嘈杂的西区码头(2)，身上带着25美元现金，一些衣物，相片，和尚未出版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散文集——本雅明在离开法国动身去西班牙前，将书稿委托给了阿伦特。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承诺，在他们找到工作之前，给他们每月75美元的生活补贴，他们夫妻俩在西九十五街上一座破烂的红砖公寓里，租了两个带家具的房间，等候玛尔塔的到来。玛尔塔6月份才到纽约，瘦削、惊恐，筋疲力尽。
对阿伦特的这个小家庭来说，未来的三年异常艰难。三个人只有两个房间，做饭在公共厨房，生活极其窘迫，只能四处求助德国来的朋友的朋友们：朱莉•沃格尔斯坦-布朗是柯尼斯堡拉比的妹妹，相对富裕一些，对纽约也熟门熟路；阿尔伯特•萨罗蒙1935年移民来的美国，是纽约新学院的社会学教授，借着邀请布吕赫参与课题研究而给些补助；早在阿伦特能用英语交流之前，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萨罗•巴伦则鼓励她向德语出版机构投稿；贝尔托•布莱希特时常会来纽约；还有政治理论家西奥多•阿多诺。在阿伦特勉力为生活抗争期间，给她最深刻印象的是，美国有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移民，但与欧洲以民族来划分的民族国家迥然不同——美国并非因为“血液和土地”以及千百年的部落历史而联合在一起。美国是共和国，所有公民宣誓效忠合众国宪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很多初来美国的人一样，她对美国宪法推崇备至。
甚至早在战争结束和合众国扩大移民配额之前，阿伦特已经被纽约知识分子生活的大熔炉特征给惊呆了。按照阿尔弗雷德•卡辛的说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早期和中期，纽约一如过往的是“灯塔，是全世界的自由、开放和希望之城”。上西区是“生活成本低的区域”，阿伦特就生活在这里，卡辛还说，这里充满“异域民族风情”和欧洲的声光电色(3)。虽然困苦，这个城市还是欢迎了阿伦特。
她开始一点一点重建自己的生活，起初是用写作。她将极权主义政治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德语犹太报纸《建筑》撰写双周专栏，呼吁犹太人团结起来与希特勒抗争到底。布吕赫没有国籍，身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她和布吕赫有理由担心被不怀好意的人盯上，甚至被驱逐出境。但她还是公开支持一项并不广受欢迎的运动：组建一支由全世界志愿者组成的犹太军队，与希特勒作战，“作为犹太人，在犹太大旗下组建犹太军团”(4)。“你只能用自己被攻击的身份，进行反击，”她在《建筑》中同时还指出，如果只希望从希特勒的失败中获利，却回避做出贡献，那只是“乌托邦空想”，如果遭受过苦难就以为定有回报，不关心政治，那就是对世界太无知了(5)。阿伦特仔细思考了她在巴黎与布吕赫，还有像布鲁门菲尔德、本雅明这样的朋友，曾经有过的难以计数的谈话，开始对欧洲犹太慈善群体中长期存在的“财阀统治”深表痛惜。比如罗斯切尔德家族，他们在几个世纪里一直站在犹太民众和他们生活的国家政治现实之间(6)。而犹太军队将会使犹太民族走向民主，向世人展示“我们也投入政治”(7)。不关心政治的犹太“世故”，和有着私利企图的犹太慈善群体的“高贵”，都成为阿伦特早期政治写作猛烈批判的对象，最终也变成她学术生涯中争论最大的议题。
在萨罗•巴伦的帮助下，她在《犹太社会研究》和《当代犹太记录》(8)之类的杂志上，针对法国反犹太主义和少数人权利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建筑》的合作，令她足以维持家庭开支，朱莉•沃格尔斯坦-布朗还会每周送些糖果礼物来补贴他们的生活。（“衣食足，知荣辱”，海因利希后来引用了布莱希特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说过的这句话，并解释道：“先要有蛋糕，才会有切蛋糕的理论”）(9)。家中主要的做饭和打扫任务几乎全由玛尔塔承担，她同时还在家里做一些裁剪成衣的活，挣点小钱。玛尔塔的英语进步很慢，海因利希也一样，他在为萨罗蒙做研究课题助理之前，每天渡河去新泽西北部的工厂铲化工原料...
她的英语学得很快但并不轻松，经常会弄错句式和结构。放弃母语，造成她最深的痛苦。“你的斯特拉迪瓦里被偷了，却为了一把伴酒用的小提琴不得不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布吕赫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不久写信给汉娜，“仅仅为了能继续拉小提琴，为了这么一张执照，你应该拒绝重新学习。”(10)汉娜重新学习了，不过终其一生，她对英语始终有一种情感的隔膜。其实“很简单，”她告诉君特•高斯，“在德国的时候，我能背诵大量德语诗歌；那些诗歌一直印在我的脑海中，可我再没机会用他们了。”(11)然而，那种极度强烈的流放感——国家“不需要、不在意”的感觉(12)——为她提供了如此之多亟待思考的历史难题，如此之多亟需表达的新颖、急切的想法，她最终用英语写了八本大部头的著作和数百篇散文。她是古典主义者，放弃了宗教信仰的哲学家，抗争的学者，矛盾重重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到最后，最重要的是，她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不用自己母语写作的作家。
阿伦特开始用英语发表作品——此时，她来到美国还不到一年——她的文章文笔优美又辛辣刺人，包含了她在十年之中屡受压抑的情感、经历和讨论，也是她自学欧洲历史和思想，从霍布斯、康德一直读到瓦恩哈根、克劳塞维茨、马克思的成果。这些文章发表在《党派评论》、《烛台》、《评论》和《国家》等杂志上，文法上多亏编辑们的大力帮助。《我们这些流亡者》篇幅极短，却是她写的最佳篇什之一，文章描述了在这个合众国的世界里，失去祖国的那些人的惴惴不安和谨小慎微。早期发表在《党派评论》的一篇《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是她最厚重的文章之一(13)。这是她应约推介让-保罗•萨特研究成果的文章，时值1943年萨特在法国出版《存在与虚无》，他引人入胜的“板栗树之根”故事，比汉娜同一主题的文章先期发表。于是，她写了一篇文章简单介绍了德国存在主义的发展历史，当时美国人并不知道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她重点介绍了这两人，并将海德格尔塑造成自私自利、狡狯恶毒的天才，雅斯贝尔斯则是一位开明的人文主义者。随着纳粹的崛起，她写道：海德格尔的新浪漫主义思想极度痴迷于“真我”，反对他当下的普通社会生活，这是对人类的背叛；从人类智识的毁灭，到让希特勒的种族毁灭成为可能的虚无主义之见，不过一步之遥(14)。阿伦特此时非常愤怒。《党派评论》的主编菲利普•拉夫对这篇文章及其日耳曼式标题都不太感冒，但阿伦特坚持自己的立场不退让，原本是乌克兰共产主义文学战士的拉夫最后做了让步。“她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女人。”威廉•巴雷特回忆说。(15)
阿伦特从来不是投机分子，极少取悦他人。不过，拉夫和他的圈子并不排挤她，而是邀请她参加编辑午宴、左翼聚会和鸡尾酒会，在主要由犹太男性紧密组成的纽约知识分子团体中，她的智识令他们倾倒。诗人德尔莫•施瓦兹称汉娜是“魏玛共和国的摩登女郎”，对她退避三舍(16)。不过，阿尔弗雷德•卡辛、欧文•豪、莱昂内尔•特里林、保罗•古德曼、兰德尔•杰瑞尔等人，甚至包括在《艾希曼》出版后对她深恶痛绝的索尔•贝娄，则都把她看作这场欧洲灾难的勇敢优雅的见证者，欧洲哲学传统的化身。不过月余，美国人就明确体会到了这场大灾难带来的不可思议的恐惧。阿伦特阅读希腊文版的亚里士多德和德文版的黑格尔，她“很漂亮，很有女人味”，卡辛写道(17)。纽约知识界接纳她，膜拜她，直到1948年在以色列建国问题上发生争执后，才出现短暂的冰期。1940年代中期在纽约知识界，很少有人质疑她对犹太活动的忠诚，尤其是她接手了一份全职的研究主任工作，后来又担任萨罗•巴伦创立的犹太联合会(18)的分支机构——欧洲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执行总监，她的职责是编写一份欧洲犹太文化珍宝名录，这些珍宝在战火中遭劫，希望能从战后废墟中抢救出来。“她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犹太人。”阿尔弗雷德•卡辛说(19)。
在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的印象中，她有点高冷。戴安娜•特里林觉得汉娜喜欢抢风头、排挤人(20)。卡辛的第三任妻子安•比尔斯泰因认为汉娜是个“相貌丑陋、好指使人的德国难民”，她“耳朵直愣愣地竖在外面”，骄傲自大，看不起美国文化(21)。即使是非常喜欢她的威廉•巴雷特也承认她“对人有偏见”，“她是德国犹太人，背负着独特的双重忠诚”，这也是该特殊群体的独有特征。她延承弗雷德里希•尼采的说法，推崇德国犹太人为“‘优秀的欧洲人’，西方知识文化的忠诚守护者”(22)。
1945年春天，在菲利普•拉夫举办的晚会上——她一定光彩照人——她遇到了玛丽•麦卡锡——后来成为她最好的朋友(23)。当时麦卡锡三十二岁，机智、时髦，很有男人缘，虽然和埃德蒙•威尔逊的婚姻很短暂。她是《党派评论》的剧评人，也是左翼运动中了不起的女人。“穿着布克兄弟衬衫的男人”是她第一部作品集《她的同伴》里的中心故事，故事描绘了一丝不挂的年轻姑娘，挽着粗鲁的中年旅行推销员走在火车车厢里，让读者震惊也反感。正当阿伦特跟宾客们一起时，曾经在瓦萨学院读书的麦卡锡，漫不经心地开玩笑说希特勒似乎很想讨敌人的喜欢，尤其是法国人的欢心。麦卡锡本就树敌不少，她想说的是只有傻子才会盼着以德报怨，“可怜的希特勒，”她说道。或许阿伦特还没习惯这种时髦的调侃说法，闻言当场爆发了。“你怎么能对我说这样的话？我是希特勒的受害者，我被关过集中营。”——当时阿伦特应该已知晓纳粹刚刚控制了戈尔斯。她对他们的主人拉夫（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麦卡锡的旧情人）说，“你怎么能允许这种对话发生在你的家里，你怎么能，你可是犹太人啊？”麦卡锡“溜到了一边”，阿伦特后来回忆说(24)。两人此后四年没有说过话，直到有天晚上两人同时出席一场由德怀特•麦克唐纳主持的《政治》杂志战略研讨会，散会等地铁时两人闲聊了几句，发现彼此喜欢上了对方，从此成为三十年的密友。艾希曼审判期间和之后的时间里，比起布吕赫来，阿伦特有时更愿意寻求麦卡锡的友谊来验证她的理论，向她倾诉自己的震惊、愤怒、不解和鄙夷。
阿伦特的确“光彩照人”，但卡辛和《党派评论》的编辑们在她呼吁一支犹太军队之外，忽略了她后来颠覆性思想的早期征兆。她从1944年就开始探求极权主义的起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一篇有关现代“种族思考”和一篇宣称“与少数人息息相关”(25)的文章。文章驳斥了人们的一个普遍看法，即纳粹统治示范了一种全球反犹太主义的极端邪恶的现代方式——文中几乎没有提及纳粹或者犹太人。在她看来，少数人问题更广泛，其核心在于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形式，完整的公民权从一开始就不是全体人享有，而只是归于某一类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有斯拉夫人，以此作区划，每个国家也就产生了被排斥的少数群体，那些成千上万无法“融入”的男男女女。这些少数人——即出生在本国的非法异族人——原本可以受到法律的保护，事实上两手空空；缺失了基本宪法的支持，其他法律也就可以随意篡改。在某些时期，少数人可以在经济上对统治阶级有用，而一旦形势趋恶，他们会被选做替罪羊，其民事和经济的自由会遭到剥夺。这一问题在一战之后更加恶化，获胜后的盟军将欧洲帝国切分成很多新的小国家，任意圈地建国，毫无章法，那些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失去了居住的权利，或者失去任何形式的行政保护”(26)。由此，阿伦特含蓄地表明，欧洲的犹太人并不例外于上述的少数人，而是其更典型的范例，因为他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祖国，不堪一击。
接着，她继续追问，为什么希特勒将怒火烧向了犹太人？1946年，她在一篇题为《享有特权的犹太人》(27)的文章中给出了一份不完全答案。文章广征博引、大气磅礴，影响深远却又如此的与时代格格不入，该文在2007年出版的阿伦特的《犹太书写》一书中改名为“历史的德行）”。她写道，从启蒙时代一直到十九世纪，在拉赫尔•瓦恩哈根之前以及她生活的时代，“左右逢源”的犹太人主要用经济利益换取国家的宠爱，赚足了特权。她把他们称为“例外的犹太人”，他们的财富——直到希特勒上台——买到了特权，让他们免除了“普通犹太人的庸常命运”(28)。但他们在两个方面加速了大灾难，第一，他们的物质财富，和他们虽然面不够广却根深蒂固的政治影响力，激起了非犹太公民的妒意。第二，他们变成了犹太市政领袖和慈善家，代表全体犹太人与国家斡旋，反而成了穷困同胞和国家政治经验之间的高墙，包括在争取犹太人权利时。阿伦特写道，随着像罗斯切尔德家族这类银行家的财富越来越多，他们“也越来越需要有大量的穷苦犹太人作为他们抗议的筹码。普通民众越穷，富裕的犹太人就感到越安全，越是金光闪闪。”(29)毫无疑问，“享有特权的犹太人”最终没能逃过纳粹的魔掌，他们自己也曾为虎作伥，为希特勒出力，整个犹太民族变成了希特勒的政治替罪羊和一个保险选择。
这些观点如今看着眼熟，正是因为阿伦特早在1951年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就有阐述。而在1940年代中期，她结识的美国朋友几乎没人有反应，或许因为那时候她讨论的问题看似更像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反犹太主义，或者是这些美国二代或三代移民们对欧洲的犹太民族史还不太了解；但在艾希曼审判之后，它却击中了他们的神经。对于麦克斯•阿伦特那一代被同化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坚信自己‘走在街上，跟其他的人一样，只不过回到家中才是犹太人’”。(30)在汉娜•阿伦特看来，一切已经非常清楚：他们都错了——即便美国是例外，但至少在欧洲是这样。瓦恩哈根和她同时代欧洲“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中有些人觉得自己研习过德国和西方的经典就变得例外了，就去犹太性了。据威廉•巴雷特说，阿伦特自己也为柯尼斯堡的文化遗产而骄傲，甚至“深深怀恋那时的情景、那个时代”(31)，但她还是坚信欧洲犹太人“总是不得不用政治上的灾难来换取社会地位，用在社会中遭受的侮辱来换取政治的成功”(32)。随着希特勒的崛起，这种拉锯式的交易才在盖世太保的铁蹄下被终结。对于欧洲的犹太人来说，同化变成了一个幻觉。
《犹太书写》辑录的第二批文章中，阿伦特赞美了那些被社会遗弃的贱民们在抗争中表现出的美德。其中一些文章，她重点在诗人们的作品和像海因里希•海涅和弗兰兹•卡夫卡的作品中，追寻“有意识的贱民”稗史——事实上是神话——中的角色，他们向做着同化梦的人、维护特权的人和逆来顺受的人诉说精神的真理。这些文章都是个人的体悟，非常真挚。它们的主题很简单，第三帝国已经证明了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无家可归的人。“穷苦的犹太人和暴富的犹太人在一条船上，漂浮在同一片咆哮的海面，”她写道，“两者被打上了同样的烙印；两者非常相像，都是没有公民权利的人。”(33)如果与海涅、卡夫卡、理论家伯纳德•拉泽尔和她“最好的朋友”拉赫尔•瓦恩哈根一道，成为自觉的贱民，肯定远比抓住腐朽不堪的希望或者幻想不放要好得多。“所有被夸耀的犹太人品质——‘犹太人的心’、人性、幽默、不偏不倚的智识——都是贱民的品格，”她写道。“犹太人所有的缺点——不知变通、政治上愚蠢、自卑情结、贪婪——都是暴发户的特征。”(34)归纳来看，化不幸为力量的路径就在于，将被抛弃、遭排挤变成整体反抗——比如组建犹太军队(35)。欧洲和美国犹太人群显现出的对政治漠不关心或所谓“非世俗性”，或许可以扩张到指望他人施舍权利，和/或指望他人保护而自己不做任何抗争的群体，她都会不留情面地严厉批驳。“从生而为犹太人的‘耻辱’开始，只有一条逃脱的途径——犹太人民团结起来为犹太民族而战，”1943年1月，她在一篇关于斯蒂芬•茨威格的文章中写道，茨威格与本雅明一样，都是流亡人士，都寻了短见。(36)
此时，阿伦特和布吕赫已经知晓了德国集中营的运作网络，即把犹太人从德国和德占区驱赶到波兰和欧洲东部的集中营去。他们也听说了阿道夫•艾希曼的名字。1943年，他们开始知道死亡集中营。“一开始我们都不相信，”阿伦特告诉高斯，不仅因为死亡集中营可怕得让人难以置信，而且“就军事意义来说，也完全不需要和没有必要。我丈夫……告诫说别太轻信……他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六个月后，等到俄军开进波兰，“我们看到了证据，”她说，“真的像是打开了无底的深渊。”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或军事目的，这些机械化运作的工厂被纯粹用来屠*——用她的话来说，为了“生产尸体”——这一发现，成为她的转折点。“你知道吗，至少对我来说，1933年并不是关键性的一年，”阿伦特说，“真正决定性的是我听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天。”(37)
作为回应，阿伦特整理了自己关于犹太人作为欧洲少数族裔的历史的文章，并补充了更多的材料，在将近1944年底时向霍通•米夫林出版公司提出出版申请，并将这本书命名为“耻辱的要素：反犹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或者简称为“地狱的三大支柱”。在霍通•米夫林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这本书定名为《极权主义的起源》，可她始终不太喜欢这个书名；她认为这个书名提示了一种历史的可预测性或者必然性，可她并不相信它们的存在。因为灭犹集中营根本无从预测，除了回顾。这本书让阿伦特声名大噪。
1945年5月，欧洲战场结束了，阿伦特在欧洲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工作却更见繁重。阿伦特的办公地点位于曼哈顿靠近哥伦布环岛的破败街区，周围遍布雪茄店和废品店(38)，她在这里会见了很多难民和学者，他们熟悉帝国统治之前的犹太教堂、档案和博物馆，她要辑录他们回想起来的事物，和同事们最终出版了长达两百页的“轴心国侵占犹太珍贵文物暂定目录”(39)，指导战后研究者抢救文物的工作。她对德国官方掩饰盗窃行为的方法有了深入了解，其中也包括艾希曼设计的诡诈官僚手段，她在《起源》中借用这些来描绘极权统治的“组织混乱”和难以跨越的层级鸿沟(40)。与此同时，她还查阅集中营幸存者的个人记述(41)，反复思考集中营里那种摧毁人性的离奇力量——真的把个体生命变成“一堆化学作用体，并可以随时替换成别的个体”——没人在乎他们是无辜的或是有罪的，也没有救赎的希望，他们被随意弃置、赤身裸体、忍饥挨饿、饱受折磨(42)。《起源》一书最了不起的洞见在于，阿伦特发现集中营“就是验证人的天性可以改变的实验室”，证明了“完全控制”人的精神的可行性(43)。阿伦特把这些完全控制的实验称之为“根本的恶”，这是她最有名的说法，直到后来她创造出“平庸之恶”，用以描述在给艾希曼定罪时，他所表露出的平庸特征。
在这次历史大灾难中，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阿伦特认为这一时期发生了政治混乱和大范围的失业，使得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在经济上变得多余，成为社会的负担”(44)，让纳粹党趁机剥夺犹太人和异邦人的尊严及其存在意义，乃至他们的生命。十二年后，阿伦特在《艾希曼》一书中讨论说，如果这位负责运送犹太人的纳粹中校军官发现，自己的生命和他唆使去实施屠*的那些人一样毫无意义，他可能不会沦落成耶路撒冷法庭上那个“办公桌狂魔”。
阿伦特工作一直非常努力。从1945年战后到1950年代早期，她始终超负荷工作。编纂文物目录和写作《起源》之余，还担任了成立不久的朔肯图书出版公司纽约办事处的高级编辑，编辑了弗兰兹•卡夫卡的日记和哥舒姆•舒勒姆的学术著作，还时常要说服她的朋友，谨慎的公司创始人萨尔曼•朔肯同意把本雅明的遗稿翻译成英文出版（直到1959年朔肯去世前，公司一直拒绝开展这项工作）。后来，她终于获得一份特聘兼职，在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欧洲史研究生课程。她作为顾问加入了以色列双边关系犹大•马哥尼斯统一运动(45)，主要工作是撰写文稿，起草演讲词，倡议人们协商解决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移民问题。她还撰写了其他一系列相关却无法编入《起源》的文章，反对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单一的犹太民族国家，“不被邻居认可和尊重的家算不上家，”此时仍旧没有国籍的阿伦特写道(46)，“只有犹太-阿拉伯之间通力合作，才能实现巴勒斯坦的独立。”(47)她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却表面上显得观点一致，因为他们担心争论一旦公开，政敌们会揪住不放大做文章。“一致同意，并不表示达成了共识，”她写道，“而不过是宗教狂热和歇斯底里的表达。”(48)
阿伦特的美国朋友们注意到了她的反叛。她的立场和语调，让她首次尝到了不被认同的酸楚滋味。格林伯格是《评论》的编辑（后来成为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不认同阿伦特的文章，荒唐地引证里面有“反犹太主义的暗示”(49)，并因此推迟发表阿伦特的另一篇文章(50)。《建筑》取消了她的专栏。一直很友好的左翼杂志《犹太前线》也指责她。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者和法学家雅各布•罗宾逊也表示不满，后来还谴责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51)。以色列在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后，这一争议才减少很多，不过阿伦特后来告诉安•比尔斯泰因，自己曾经上过国民军组织的暗*名单。(52)
阿伦特的“小部落”，在此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忠诚。但1948年的5月，也就是以色列建国的那个月，她在《评论》杂志的作者生平介绍中最后一次公开自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53)。此后每当“被攻击是犹太人”，她都会予以确认并为此辩护，但除此之外，正如她向哥舒姆•舒勒姆描绘的那样，她把自己的犹太性当作：生命中的“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在私人和个体层面上与她毫无关系(54)。
母亲很警觉地注意到阿伦特在言语和行为上越来越生硬，并把这个变化归咎到阿伦特的超负荷工作和布吕赫工人阶层的行为举止。这有失偏颇：年轻时的阿伦特羞涩、热切、意志坚定，她从严酷的经历中学会了直面现实，从最少阻碍的有利立场出发，直陈自己的观点。而当阿伦特越是活跃，母亲玛尔塔和布吕赫就越被挤在西九十五街的屋子里。玛尔塔几乎没有结交过朋友，与世隔绝又吹毛求疵。战后数年中，布吕赫没有找到工作，陷入了“黯然神伤的忧郁”中，无所事事，只是“读书、读书”(55)，就像阿伦特在1946年饱含同情的信中所说，布吕赫像是真的垮了。(56)（他的忧郁是“在毒气室（发现）之后突然爆发的”，她写信给耶路撒冷的科特•布鲁门菲尔德说。她还说，“人与人很少能够互帮互助；不过，我很肯定我们彼此在互相帮助，假如没有彼此，我们很难活下去。”）(57)阿伦特在评说里奥•约吉谢斯的时候，心里想的可能就是布吕赫，里奥在他生命的休耕阶段“无所事事，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很多余”，而罗莎•卢森堡是最不可能因此指责自己爱人的，阿伦特写道，“（斯巴达克同盟）成员也不会因此品头论足。”(58)她也不会。然而，玛尔塔——身为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却对此喋喋不休。因为看见女儿的时间太少，看见布吕赫的时间又太多，等到战争结束终于可以离开美国，玛尔塔就在1948年夏天预定了开往伦敦的船票。她计划跟自己的继女伊娃•比沃尔德一起生活，伊娃1938年就在伦敦安顿下来了。
玛尔塔有严重的哮喘。她在船上复发了，病得很重，到伦敦没几天就去世了。1948年7月下旬，伊娃•比沃尔德发电报说：“昨晚母亲在睡梦中去世——已安排火化。”(59)玛尔塔去世时七十四岁，她曾经很有音乐天赋，富有冒险精神，而且非常开明。然而，身陷异族甚至嘈杂的环境中，她日趋哀怨。她属于汉娜1943年所写的《我们这些流亡者》中的一个：“我们失去了家园，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熟悉的日常生活。我们失去了事业，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这个世界有用的信心。我们失去了母语，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自己简洁的表达方式……”因为玛尔塔的死，汉娜失去了自己与永恒的童年时光的联系，那是在她决心理解和解释“这个疯狂世界”发起疾病、战争、流离失所和逃亡之前的那段时光。(60)
阿伦特出生的城市也从地图上消失了：苏维埃俄国在波兹坦附近将战后一片狼藉的柯尼斯堡围作海军基地并改名为加里宁格勒，禁止外人进入。阿伦特此时还是没有国籍，但已渐渐融入美国的生活。直到晚年，阿伦特与布吕赫再没有分开过。“史努比呀——主啊，你就是我的四壁之墙，”之后一年，她写信说。(61)他回信说，“相比而言，我更加需要你，更加需要这四壁之墙。”(62)实事求是地说，的确如此。
布吕赫渐渐恢复了他旺盛的精力和翩翩的风度。玛尔塔去世时，阿伦特正隐居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写作《起源》。他信中的字里行间都流露着悔意，“我心中有愧，”他坦言，“这个老妇人……向我展示了资产阶级立场为什么如此局限又强势，这一点有点太清楚了……但真正让我生气的是她总是吸你的血，又对你的惊人成就视而不见。”(63)玛尔塔去世没几天，布吕赫就经历了“疯狂来袭，或者不如说是生产力的大爆发”，最终，他在独树一帜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获得了稳定的教职，教艺术史和哲学，此后又与巴德学院维系了长久又令人满意的合作关系。巴德学院位于哈德逊河畔，纽约市北部一百英里的地方，是非常活跃的知识分子聚集地。总的来说，布吕赫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启蒙师(64)。可他没有安全感，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65)，他没有正式文凭，简历严重造假，身背着一个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复杂过去，很清楚自己是战后美国和欧洲反共分子攻击的活靶子。阿伦特母亲去世那年的深秋，他与一位年轻的俄国籍犹太女子发生了婚外情，这是他和阿伦特结婚后多次出轨中的一次，也或许是阿伦特发现的第一次，并且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发现的；她崩溃了，出离愤怒，但很快适应了下来。
1949年秋，她完成了《极权主义的起源》(66)。可以说，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完成了一次宏大的努力，透过她所处时代的恐惧，对孤独、形而上的无根状态和缺乏归属感的主题进行沉思——这一沉思在今天引发的共鸣仍不下于当年。她在书中试图去理解那些她自己也承认难以理解的东西：那种让人成为他人和自己的多余物的恶魔般的愿望。全书三个部分中的每一部分，都在研究欧洲群体自十八世纪以来不断成长的可有可无性。在第一部分“反犹主义”中，她追溯了犹太人——那些古代的替罪羊——从宗教到政治上的转变，其结果是，到了18世纪晚期，他们成为了现代无家可归者的代表，同时也预示着现代无家可归者的种种表现；在这里，她结合了自己早期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贱民和暴民的见解，以证明狭隘定义的利己主义是如何使平庸之辈对决定性的政治变革视而不见的。在“帝国主义”部分中，她描绘了19和20世纪工业发展的强力，是如何取缔传统的贵族阶级，创造出平平无奇、漂泊无根的资产阶级，并令其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变成可消耗品。在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的“极权主义”中，她以比布里式的语调，一种尖锐的语调写道：“它建立在孤独的基础上，建立在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体验上，这是人类最终极、最绝望的体验之一。”长期失业、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贬低或压制行动和论辩的公共论坛，移民活动或者工作更替引起的脱序，人为制造清白与有罪的矛盾，群体的集聚和离散，恐怖主义的威胁——全都是极权统治的工具——似乎让受害者和施害者同时准备好去贬低自己生命的价值。
但死亡集中营改变了一切。它们是黑暗邪恶的实验室，“是测试人性改变的地方，”她写道。
当［集中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时候，不受惩罚的、不可原谅的绝对邪恶就来了，这种邪恶再也不能被（普通的）自私、贪婪、怨恨、权欲和怯懦等邪恶动机所理解和解释；因此，愤怒不能回击，爱情不能忍受，友谊不能原谅。正如死亡工厂里或遗忘之洞里的受害者在刽子手眼中不再是“人”一样。因此这类全新的罪行，甚至远超出了人类原罪的集合。(67)
她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写道，“一切皆有可能，但没有什么是真实的。”(68)
她把这本书献给了她的丈夫，布吕赫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读了又读”，对这本书如何把握20世纪的政治和军事史、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一个特别“无私”的大众人物的崛起做出了很大贡献。(69)
1951年春天出版的这本《极权主义的起源》，也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做了解构，尽管有些人认为其中斯大林恐怖主义的章节是后来才想到的。它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赞扬。在1950年出版的《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一书中，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首次将“内在的”和“外在的”人格进行了分类，并影响了一代思想家。他在《评论》杂志上的文章，则将阿伦特与像弗洛伊德、尼采和孔德这样的理论家并列(70)。德怀特•麦克唐纳宣称，她的见解标志着自卡尔•马克思以来社会思想的最大进步。苏珊•桑塔格未来的丈夫菲利普•里夫将此书描述为“历史的巨大精神化”，堪比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71)。反实证主义哲学家埃里克•沃格林对该书的评价非常有名，他认为反犹主义部分是现存最好的问题简史。阿伦特早期颇受沃格林影响，曾在1944年《种族思考》一文中表达过感激之情。沃格林写道，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对人类人格的精神解体进行了尖锐的描述，“从早期的反资产阶级和反犹太主义的怨恨，到当代对‘尽责者’及其受害者的恐惧。”(72)迄今为止，它仍然是对二十世纪欧洲文明与官方野蛮之间冲突的最富有激情、最复杂、最动人、最具影响力的描述。
在知识界，这本书使阿伦特几乎一夜成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和新学院的教学和演讲请求源源不断。尽管她早先希望避开哲学家和学者，如今却渐渐优雅地担当起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从此以教书为生。夜深人静回到带家具的出租房的岁月，让位给了更舒适的生活：她和布吕赫先是在城边大道租了一套小公寓，光照差，下面是一间钢琴工厂，但有了独立的厨房，他们自己做装修，还在门厅挂上卡夫卡的画像(73)。然后在1959年，他们搬到了滨河路有五个房间的新家，阳光充足，每个房间都有窗户可以看到哈德逊河。阿伦特1951年12月加入美国国籍，1952年8月，布吕赫加入美国国籍。
书稿终于完成了。阿伦特来纽约后第一次得以重返欧洲，飞往巴黎，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进行实地考察。她惊奇地发现，巴黎饱经破坏，却不变其风韵：破旧、昂贵、喜怒不定，一个没有暖气和热水的城市，却依旧震撼依旧美丽。（“当我走进狭小破败的特纳广场，再次看到它让我差点哭出来，”她在写给布吕赫的信中说。）(74)11月下旬，她到了德国。阿伦特写信告诉布吕赫，她住在威斯巴登的美国管辖区内，坚持着艰苦的行程，在波恩、法兰克福、伍兹堡、海德堡还有柏林各逗留上一两天，每到一地放下行李就去考察图书馆和博物馆，“没日没夜地赴约”，感觉自己回到祖国反而迷茫又失落(75)。而一旦在街上听到有人讲德语，她又感到“难以描述的快乐”(76)。面对这些亲切、熟悉的景色，心中会腾起“感伤忧郁的块垒”，（“我们的双脚对这些路如此熟悉”）。同时，她也因为自己观察到的那种几乎是普遍的“沾沾自喜”而感到非常苦恼，即使身在被炸毁和碾碎的千年德国历史废墟中，还是能感到这种“沾沾自喜”(77)。像是一夜之间，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变成了终生的和平主义者，依靠“幻象和愚蠢”生活。她认为这是战后德国人缺乏真实情感的典型表现，尤其是缺乏同情心(78)。她发现，如果普通百姓在街上遇到一名犹太人（到了1950年，留在德国的犹太人只有37，000人）(79)，他们会“大诉一通德国人的苦”，“将德国遭受的苦难和别的苦难画上等号，用一方的苦难抵消另一方”。她对此深感厌恶。德国极权统治的后遗症就是留下了那些被广为接受的可怕观念，“一切真相都可以被篡改，一切谎言都可以变成真理”，以及一种愤世嫉俗的假设，即关于希特勒统治下的事件的每一种观点，都与其他观点一样好或一样坏。她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这种对真相的漠视是“德国人逃避现实最令人震惊和恐惧的一面”，她在写给《评论》的文章中写道(80)。两个星期后，她准备回家，回到布吕赫身边(81)。
她没有回去。相反，就在圣诞节前夕，她过境到瑞士，与亲爱的老教授卡尔•雅斯贝尔斯重聚，他在巴塞尔大学任教。雅斯贝尔斯出生在德国北部的清教徒家庭，与阿伦特之前见到的那些“受苦受难的德国人”截然不同：他是反纳粹分子，深爱自己的犹太妻子，1936年出于个人原则与马丁•海德格尔断绝了友谊，1937年被纳粹党禁止在德国大学里教书。1948年大战结束后，他主动放弃自己的德国国籍。阿伦特写信告诉布吕赫，在欧洲没有人读雅斯贝尔斯的作品，并请求他写一封信给这位年事渐高的哲学家，以表达对他的新作的敬佩。与此同时，德国却再次“刮起了”海德格尔风(82)。
回到德国，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二十年来首次会面了。此时他六十岁，她四十四岁。她去弗莱堡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曾在是否与他联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雅斯贝尔斯给她讲的那些故事，包括他在上世纪30年代对雅斯贝尔斯妻子的冷酷态度，激怒了她。她一时冲动，亲手写了一张纸条，几个小时后，海德格尔出现在她的旅馆。他们开车去他家，他的妻子艾芙里德不在。两人聊到深夜，互表了爱意(83)。几天后，她在给他的信中写道，这次重逢是“对一生的肯定”(84)。那天晚上，她“半睡半醒”地回到了旅馆。第二天，在这位哲学家的恳求下，她乘租来的一辆汽车回到了他家，拜访了艾芙里德。两个女人争吵了起来：她们吵了什么无从知晓，是“私密的”(85)，也是不友好的。后来阿伦特在写给前恋人的信中说，艾芙里德一度荒唐地建议她们把久疏联系的卡尔•雅斯贝尔斯从瑞士召来做裁决(86)。阿伦特表现得很克制，仅仅指出了艾芙里德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反犹太倾向；不过，在写给布吕赫的信中，她大骂这个“可恶透顶”的女人把海德格尔的生活变成了“人间地狱”，而且第一次指责她应该对海德格尔与纳粹合作的劣迹负责(87)。“标题：暴徒与精英的结合，”她写信给丈夫，援引《起源》中名为“暴民与精英的暂时结合”的标题，以表明自己的判断，即海德格尔的名字出现在“惊恐害怕的名人”中间，被极权主义争取了过去(88)。在她看来，艾芙里德是原始、普鲁士式的、不会思考的暴徒，尽管她没有其他美德，至少还保留了尊严，没有加入到令人鄙夷的中产“大众”群体中去，海德格尔不过是她这类暴徒的俘虏。就这样，马丁•海德格尔在阿伦特的心目中开始了复兴，并在后来针对海德格尔的公众舆论中施加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一个月后，阿伦特又见到了海德格尔，此后时常会面。每次会面，海德格尔都会塞给她一些没有出版的手稿、未经翻译的文章和书稿，他对世界时常抱怨又间或表达谢意，阿伦特在此充当了他非正式的代理人和公众调解员。尤其在美国，她致力于建立他的声誉，主持出版他的著作。她很恭敬，虽然有时会不耐烦。后来的几年中，在拜访他或给他写信之前，阿伦特常常要等待海德格尔的信号，就像仍在等待他的书房亮起灯光；她跟随他工作和情绪的节奏，决定着他们相聚和联系的节奏和频率。海德格尔就他的纳粹历史对阿伦特说了什么——或许包括了他1945年面对去纳粹化委员会的证词，即，他加入纳粹党，是为了提升其对哲学的认识，为了维护弗莱堡大学的利益。而当纳粹的唯物主义和种族仇恨占主导地位时，他就辞去了校长职务(89)——与委员会一样，阿伦特也接受了他的这部分说法。法国任命的委员会曾在1945年至1949年间取缔他的教学资格，后来以“同路人，无惩罚措施”予以恢复(90)。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评判更有说服力。她写信给雅斯贝尔斯说，“你所说的（海德格尔不纯洁的灵魂），我认为是没有个性——但在某种字面意义上，他确实没有个性，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个性。”“与此同时，他生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充满激情，令人难以忘怀。”(91)
阿伦特为1950年代的日记取了一个寓言式的题目，“老狐狸海德格尔”，她狡黠地刻画了一个有点人性的动物，“一点不狡猾，不但总是落到陷阱中，甚至分不清有陷阱和没有陷阱的差别”，也没有正常的狐狸皮毛（注：薄薄的一层皮），“他根本没有狐狸那身抵御艰辛生活的天然保护。”因此想出了精巧的解决方法：“他把陷阱当成了自己的洞穴”——想必这不仅指海德格尔的党员身份，还指的是他与艾芙里德的家庭生活(92)。在她前几次拜访期间，布吕赫从纽约写信，鼓励她与自己的前情人恢复友谊，让她相信海德格尔需要她的友谊来抵消自己的愚蠢和妻子——或许布吕赫也是给自己理由。海德格尔同样。
他们私下和解的本质在信中有所暗示。在《阴影》中，她告诉他，她“不属于任何东西，任何地方，任何时候”(93)。他们在弗莱堡的第一个晚上，她觉得自己不像德国人（“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德国女人”），也不像犹太人（“我早就不这么认为了”），她只是一个“喜欢真实的我，一个来自远方的女孩”——这是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一首诗的标题(94)。
海德格尔回复了一首自己写的同题诗。
陌生人，
即使对你自己来说，
她都是：
欢乐的山，悲伤的海
*的荒漠，
到达的黎明，
陌生人：凝视着家
从那里，世界开始。(95)
几年后，在她的第二本书《人的境况》（1958）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文字，探讨的是宽恕，或许写作时想着的是海德格尔。“如果得不到宽恕，”她想道，或者“从我们行为的后果中解脱出来”，人类将“局限于一种我们永远无法从中恢复的罪恶行为之中；我们将永远是它后果的受害者，就像魔法师的徒弟那样，他没有魔法可以破解咒语。”(96)阿伦特原谅了海德格尔；通过这样做，她让自己的世界重新走上正轨(97)。她生命后期的关键主题就是参悟思考、行动和判断的重要意义，每当于此，“隐身的国王”从不曾远离。她没有忘记他性格的缺陷，尤其是当他在欧洲以一阵暴怒或一段时间的沉默来迎接她在欧洲日益增长的声望时。1961年，她在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我知道，他不能容忍我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不能容忍我写书等等。”(98)不过，阿伦特“前路宽阔，一马平川”，不经意间就把他包围了。
阿伦特经常造访欧洲，休假则和雅斯贝尔斯在瑞士，和安妮•门德尔松在法国，与埃德娜•布洛克的母亲卡特•福斯特在希腊和以色列。她四处演讲，从热情甚至有几分谄媚的想要忏悔的德国人手中接受荣誉，直到1959年汉堡市将著名的莱辛奖颁发给她而达到顶峰。她的受奖词不排除有自况成分，她提到了启蒙运动诗人、剧作家戈特霍尔德•莱辛，说他“在世时从不把家当作一个真实的存在，可能也从没需要过，而只是以他自己的方式，一直致力于它”。(99)
在纽约，她招待一群新老朋友，包括汉斯•约纳斯、罗伯特•洛威尔，还有小阿瑟•施莱辛格，她标志性的待客之道，就是催促着所有客人“挑选坚果、巧克力、糖渍姜片、喝茶、喝咖啡、喝金巴利酒、喝威士忌、吸烟、吃糕点、吃饼干、吃水果、吃芝士，一众摊开，不分常规次序，也不管什么时候，”玛丽•麦卡锡回忆说(100)，她经常到阿伦特家中做客，保持通信来往，她喜欢跟智识超人的朋友闲谈美国的政治、共同的朋友、谈男人、谈真理的意义。阿伦特完成了《人的境况》的写作并出版发行，在书中对公共生活中的人的尊严、荣誉和自由采取了精致的希腊式视角，以支撑当代政治和社会福利话题的枯燥乏味。她还对《拉赫尔•瓦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生活》进行了修订并翻译成英文。1961年，她的《过去与未来之间：政治思考的六个实践》，讨论的是当时的热议话题，如今看都超前得难以置信——“权威是什么？”，“自由是什么？”，“文化的危机”和“传统与当代社会”——那是在她腾出手去当记者，报道艾希曼审判之前。
阿伦特这些年过得平静又高产。她在国内各地著名学府教授她自设的课程，讲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康德、斯宾诺莎、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革命以及现象学。她像海德格尔一样，是一位老派的教师，可以凭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个人的魅力，将死板的一小时讲座变成思想火花的迸发地(101)，而且她的主题一直保持不变：欧洲的荣誉、信仰和正义的伟大传统是如何发生决定性的中断，让极权主义的崛起成为可能。
夏天，阿伦特和布吕赫会去科德角同麦卡锡一起消暑，或者去卡茨基尔山上的帕伦维尔，那是个让游客尽享古雅的德国村庄。其他时间，夫妻二人大多异地而居。布吕赫在巴德学院很受欢迎，从1952年一直教到1969年的最后一课，饱受赞誉年年加薪。他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甚至60年代初都有过外遇，但阿伦特并没有想过和他离婚。按照她的遗稿保管人洛特•科勒的说法，“她认为离婚是荒唐的美国式行为”。(102)那时候，国会委员会和司法部仍在积极调查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是否同情异族人，当时一干反共产主义分子和新保守主义者邀请阿伦特加入他们的各种活动，她拒绝并谴责了他们，为此她和布吕赫甘冒遭受不必要监视的危险。在麦卡锡主义的高峰期，阿伦特在《见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直指前共产主义者——并默默地为丈夫辩护——惠特克•钱伯斯内容磅礴的精神自传，他对自己曾经的共产党地下间谍身份供认不讳。阿伦特反对恢复钱伯斯作为阿尔杰•希斯的告密者身份，她写道，旧的强硬派共产党和新的前共产主义者有着共同的不敢示人的特点，包括通过集权凭主观意识去改变世界，“即，创造人类的未来”，并依赖于警察国家战术。相比之下，“前”共产党员——比如布吕赫，尽管她并没有这么说——“既没有为失掉的信仰寻找替代品”，也没有试图说服他们亲爱的朋友们加入到全新的、对立的、预示世界末日的运动中去。“对于这些自由社会必须为自己辩护的历史，”她写道，对于那些用极权主义驱使着确定性的男女，它们总是坚信，为了“斗恶魔”必须“先成魔”，他们将一直遭受诱惑，为了“自己生也让别人活”去扼*“共和国、美国”的生命和自由，它向富豪和贱民们所承诺的并无二致。(103)
(1) OT，第372页。
(2) 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编者注，第58页。
(3) 卡辛，《纽约的犹太人》，第183页。
(4) 阿伦特，《犹太书写》，第138页。
(5) 同上，第137页。
(6) 同上，第xiv、7、15页。
(7) 同上，第137页。
(8) 《评论》的前身，由美国犹太委员会发行。
(9) 扬-布鲁尔，《汉娜•阿伦特》，第171页。
(10) 1941年7月26日，布吕赫写给阿伦特的信，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65页。
(11) 《汉娜•阿伦特：最后的访谈》，第171页。
(12) 《建筑》，1941年10月25日，转引自扬-布鲁尔，《汉娜•阿伦特》，第170页。
(13) 汉娜•阿伦特，“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党派评论》，1946年冬。
(14) 她在脚注中说海德格尔把自己的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驱逐出弗莱堡校园的说法是虚假传闻；1952年8月23日（国会图书馆，汉娜•阿伦特文稿），她在写给约翰•M•厄斯特莱谢尔的信中承认自己弄错了。
(15) 巴雷特，《逃学》，第101页。
(16) 巴雷特，《逃学》，第103页。
(17) 卡辛，《纽约的犹太人》，第196页。
(18) 以及同样由萨罗•巴伦创办的《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dies）。
(19) 卡辛，《纽约的犹太人》，196。
(20) 大卫•拉斯金，《党人：婚姻、政治以及纽约知识分子的背叛》（Partisans：Marriage，Politics，and Betrayal among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纽约：西蒙和舒斯特，2000），26。
(21) 安•比尔斯特恩，作者访谈，2013年2月2日；安•比尔斯特恩，《盛世见闻》（What I Saw at the Fair）（纽约：威尔克姆•莱恩，2003），125。
(22) 巴雷特，《逃学》，103，105。
(23) 1944年，阿伦特与麦卡锡在默里山的酒吧第一次见面；1945年，在拉夫家中第二次见面（卡罗尔•布莱特曼编，前沿，《朋友之间》。
(24) 扬-布鲁尔，《汉娜•阿伦特》，第197页。
(25) 汉娜•阿伦特，《与少数人息息相关》，《当代犹太记录》，7，第4期，（1944年8月）：第353—68页。
(26) 阿伦特，《少数人的问题》，《犹太书写》，128。
(27) 汉娜•阿伦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犹太社会研究》，8，第1期（1946年2月）：第3—30页。
(28) OT，第64页。
(29) 阿伦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第9页。
(30) 阿伦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第7页。
(31) 巴雷特，《逃学》，第103页。他说，“她很难接受这种观点，即现代史上对犹太人最恶劣的迫害，已经越出德国，出现在所有国家。”
(32) 阿伦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第26页。
(33) 阿伦特，《作为贱民的犹太人》，《犹太书写》，第296页。
(34) 阿伦特，《流亡在外》，《犹太书写》，第274页。在“作为贱民的犹太人”中，她罗列了犹太贱民的优秀品质：谦逊、善良、不偏不倚、反抗不公。
(35) 阿伦特，《作为贱民的犹太人》，《犹太书写》，第284页。
(36) 阿伦特，《斯蒂芬•茨威格：故去的犹太人》，《犹太书写》，第328页。
(37) 《汉娜•阿伦特：最后的访谈》，第22—23页。
(38) 卡辛，《纽约的犹太人》，第196页。
(39) 欧洲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研究人员，“轴心国侵占国家犹太文化珍宝暂定目录（Tentative List of Jewish Cultural Treasures in Axis-Occupied Countries）”，补录，《犹太社会研究》，8，第1期（1946年2月）；第3期（1946年7月）；第10期（1948年2月）。
(40) OT，第402页。
(41) 参见汉娜•阿伦特引文，“集中营”，《党派评论》，1948年7月。
(42) 同上。
(43) OT，第458、392页。
(44) 同上，第447页。
(45) 1948年10月31日，阿伦特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科勒、萨娜编，《通信》，第117页。
(46) 汉娜•阿伦特，“近东地区人民达成一致——犹太政治的基础”，《建筑》，1945年3月16。
(47) 汉娜•阿伦特，“拯救犹太家园：为时不晚”，《评论》，1948年5月，在线访问http：//www.commentarymagazine.com/articles/to-save-the-jewish-homelandan dthere-is-stil-ltime/。
(48) 同上。
(49) 扬-布鲁尔，《汉娜•阿伦特》，第223页。
(50) “反思犹太复国主义”，刊登在《烛台》上，33（1945年8月）：第162—196页；阿伦特，《拯救犹太家园》。
(51) 雅各布•罗宾逊和汉娜•阿伦特，“巴勒斯坦的合法性”，致编辑信，《评论》1948年6月，在线访问http：//www.commentarymagzine.com/articles/palestin e-legalities/。
(52) 比尔斯特恩，《盛世见闻》，179；2013年2月26日，访谈比尔斯特恩并证实。
(53) 阿伦特，“拯救犹太家园”。
(54) 前言，科勒、萨娜编，《通信》，第x页。
(55) 洛特•科勒采访大卫•拉斯金，《党人》，第155—156页：“玛尔塔•阿伦特认为海因利希应该去找工作，随便什么工作，可他并不这样想。来到纽约的前几年，他只是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弗雷德•卡辛采访拉斯金，《党人》，第159—160页：“当然，海因利希与她在智识上并不旗鼓相当——她有些自命不凡，在她眼中能与她相媲美的不多。不过，海因利希却是她的伙伴。他们之间在智识和成就上没有激烈的竞争，也并不相互竞争。与典型的美国夫妇不同。”
(56) 1946年7月8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80页。
(57) 扬-布鲁尔，《汉娜•阿伦特》，第250页。
(58) 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46—47页。
(59) 1948年7月26日，玛尔塔去世。
(60) 阿伦特，“流亡在外”，《犹太书写》，第269、270页。
(61) 1950年2月8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129页。
(62) 1950年3月8日，布吕赫写给阿伦特的信，同上，第144页。
(63) 1948年7月29日，布吕赫写给阿伦特的信，同上，第93页。
(64) “汉娜•阿伦特与海因利希•布吕赫”，《路易斯•普洛伊特》；亚历山大•R•巴泽洛，“如何学习哲学、为什么学习哲学：海因利希•布吕赫留下的问题”（纽约巴德学院研讨会，2003年5月24日）；巴德学院的年度祷告信，国会图书馆，汉娜•阿伦特书稿。
(65) “（所）有人都认为我很可疑，”他写信给阿伦特说，例如，申请巴德学院教职的时候。“我说的最保守、最克制的话都让他们害怕……每个人都变得聪明绝顶，令人尊重，尽管我让他们心生畏惧，他们还是看不起我。”（1950年3月18日，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144页）。
(66) OT，第3部分的序言。
(67) 同上，第459页。
(68) 同上，第382页。
(69) 同上，328：“战争（一战）在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是伟大的序曲，由此开始，阶级划分崩溃，他们变成了大众群体。”
(70) 大卫•理斯曼，《通往极权恐惧的路径》，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评论》，1951年4月。
(71) 菲利普•里夫，“政治神学：反思极权主义是我们时代的重负”，《宗教杂志》（Journal of Religion），32，第2期，（1952年4月）：第119—126页。
(72) 埃里克•沃格林，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政治评论》，1953年2月。
(73) 卡辛，《纽约的犹太人》，第196页。
(74) 1949面11月28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100页。
(75) 1949年12月14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同上，第103页。
(76) 《汉娜•阿伦特：最后的访谈》，第25页。
(77) 1949年12月14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103—104页。
(78) 汉娜•阿伦特，“纳粹统治的创伤：从德国发回的报道”，《评论》，1950年10月。
(79) 1933年，超过565000人，“1945年欧洲的犹太人口总数”，大屠*资料，2014年6月20日最后更新，http://www.ushmm.org/wlc/en/article.php?ModuleId=10005687。
(80) 阿伦特，“纳粹统治的创伤”，第342、344页。
(81) 1949年12月14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103页。
(82) 1950年1月3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同上，第114页。
(83) 鲁兹编，《书信集》，第57—60页。
(84) 1950年2月9日，阿伦特写给海德格尔的信，同上，第59页。
(85) 同上，第61页。
(86) 同上，第62页。
(87) 1850年2月8日，阿伦特写给布吕赫的信，科勒编，《四面墙之间》，第128页。
(88) OT，第326页。
(89) 萨夫朗斯基，《马丁•海德格尔》，第338、373页。
(90) 同上，第373页。
(91) 1949年8月4日，阿伦特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科勒、萨娜编，《通信》，第142页。
(92) 汉娜•阿伦特，“老狐狸海德格尔”，《理解文集》，杰罗姆•科恩编（纽约：哈考特•布雷斯&Co.，1994年）。
(93) “阴影”，鲁兹编，《书信集》，15。
(94) 1950年2月9日，阿伦特写给海德格尔的信，鲁兹编，《书信集》，58（鲁兹把“远方”译为“国外”）；弗里德里希•席勒，“远方的姑娘”，《第三时期的诗歌》，在线访问http：//www.gutenberg.org/files/6796/6796-h/6796-h/\.htm。
(95) 1950年2月，海德格尔写给阿伦特的信，鲁兹编，《书信集》，第63页。
(96)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年），第237页。
(97) “换言之，宽恕仅仅是一种反应，它不单单是一种再行动，还是一种全新的、出人意外的行动，既不受制于触发它的行动，也与行动的结果——宽恕者和被宽恕者行动的结果——无涉”（同上，第241页）。
(98) 1961年11月1日，阿伦特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科勒、萨娜编，《通信》，第457页。
(99) 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第5页。
(100) 麦卡锡，“汉娜，再见”，《纽约书评》，1976年1月22日。
(101) 皮特•斯特恩和让•亚伯勒，“讲学：汉娜•阿伦特”，《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47，第3期（1978年夏）：第371—381页。
(102) 科勒，转引自拉斯金，《党人》，第219页。
(103) 阿伦特，《前共产主义者》，科恩编，《理解文集》（Essays in Understan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