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清与元配孙氏、继室蒋氏的彩绘神像
摘要：鲁迅1919年12月回绍兴迁居时烧掉了祖父周福清的全部日记，却保留着自己亲笔抄录的祖父作品《桐华阁诗钞》《恒训》等。矛盾的行为体现了鲁迅对祖父态度的复杂性。焚烧日记的直接原因是鲁迅对祖父纳妾和姨太太纷争的憎恶，家庭内部的女性问题直接影响到“五四”时期鲁迅的女性解放思想。鲁迅1897年抄录的《桐华阁诗钞》录诗109首，其中表现家国情怀、现代意识、金陵风情的三类诗作均可在鲁迅作品中找到印记。《桐华阁诗钞》描写现代科技、现代都市景象的作品可能是促使鲁迅1898年去南京求学的重要原因。鲁迅还抄录了叔祖周兆蓝的《镜湖竹枝词百首》。文学家鲁迅的诞生是周氏家族文学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鲁迅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默*”祖父，主要是因为科场案给他造成多重心理创伤。
研究鲁迅文学的起源或鲁迅精神史，家族、家庭问题是一大板块。在这个板块中，鲁迅与其祖父周福清（1838—1904）的关系是重点之一。研究者早就指出：“周福清是整个周氏家族中，特别是直系亲属中，给予鲁迅影响最大最多的一个。”[1]对于周福清及其与鲁迅之关系的研究，与改革开放初期鲁迅研究高潮的到来同步。鲁迅诞辰百年（1981）前后，周福清科场案资料及其所著《恒训》得以披露[2]。相关研究持续至今，近年又迎来一个小高潮，多篇重要论文相继发表，深度阐释了祖父在鲁迅家庭关系、精神世界、人格形成过程及文学创作中的意义。例如，王培元《家族哀史与鲁迅小说的骨骼和血肉》论述了周福清贿考造成的灾难对鲁迅的多方面影响[3]，高俊林《“不着一字”的背后——鲁迅与祖父的关系考辨》论述了鲁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排除祖父的诸种原因并对鲁迅做心理分析[4]，黄坚《越对立的越相像——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考察了鲁迅与周福清关系的多面性、矛盾性[5]等。不过，纵观四十余年来的相关研究，鲁迅焚烧祖父日记背后的问题并未得到系统清理，鲁迅与祖父诗集《桐华阁诗钞》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阐释。鲁迅烧掉了祖父的全部日记，却保存着自己抄录的祖父作品《桐华阁诗钞》《恒训》以及祖父的论诗短笺。两种不同的行为凸显了《桐华阁诗钞》的重要性及鲁迅对祖父态度的复杂性。解析《桐华阁诗钞》及关联文本，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鲁迅与其祖父乃至周氏家族的关系，重新认识鲁迅文学与鲁迅的精神世界。
一、“姨太太”的记忆与转化
1919年12月，鲁迅回绍兴卖掉祖居的老屋，举家迁往北京。离乡之前处理家中旧物，烧掉了许多东西，如账目、礼簿、书信、三兄弟的习字本和课本等，甚至烧掉了祖父的日记。烧日记一事见于周建人的回忆录：
烧到我祖父的日记时，我有点犹豫了。
我没有看过祖父的日记，他写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只看到是用红条十行纸写的，线装得很好，放在地上，有桌子般高的两大叠，字迹娟秀。
我问大哥：“这日记也烧掉吗？”
他说：“是的。”他问我：“你看过吗？”
“我还没来得及看。”我回答。
“我这次回来翻了翻，好像没有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我想总不至于都写姨太太吧，想起祖父临终前发高烧的时候，还在记日记，就告诉大哥说：“他一直记到临终前一天。”
“东西太多，带不走，还是烧了吧！”
这两大叠日记本，就足足烧了两天。[6]
举家北迁是周家的一件大事，这一年周建人22岁，因此其记忆真实可信。这段记述呈现了鲁迅对祖父纳妾、姨太太纷争的厌恶。鲁迅烧掉那些日记，是烧掉祖父纳妾的历史，也是烧掉与自己相关的灰暗记忆。当然，如周建人所说，大量日记“不至于都写姨太太”。鲁迅焚烧祖父日记的主要原因，如研究者已经反复论述的，应当是1893年秋祖父因贿考成为钦犯，使家族面临灭顶之灾（即鲁迅所谓“一场很大的变故”[7]），使他在少年时代蒙受了多种屈辱[8]。鲁迅烧掉祖父的日记，有终结家族哀史、迁居北京开始新生活的意味。但是，姨太太问题毕竟是鲁迅焚烧祖父日记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同样写及周福清纳妾给鲁迅带来的烦恼。鲁迅1912年5月随民国政府教育部进京，住在绍兴会馆，会馆的齐姓长班（管理人）对鲁迅讲起其祖父的往事。周作人是这样叙述的：
他姓齐，自称原籍绍兴，这可能是真的，不过不知道已在几代之前了，世袭传授当长班的职务，所以对于会馆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他在那时已经将有六十岁了，同治光绪年间的绍兴京官他大概都知道，对于鲁迅的祖父介孚公的事情似乎知道得更多。介孚公一时曾住在会馆里，或者其时已有不住女人的规定，他蓄了妾之后就移住在会馆近旁了。鲁迅初来会馆的时候，老长班对他讲了好些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两位姨太太，怎么的打架等等。这在长班看来，原是老爷们家里的常事，如李越缦也有同样情形，王止轩在日记里写得很热闹，所以随便讲讲，但是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来谈，许多他所熟悉的名人轶事，都失掉了，也是一件无可补偿的，很可惜的事情。[9]
鲁迅住进绍兴会馆时，周福清（介孚公）已经离开北京二十年，且已去世八年。可见，周福清与其姨太太的故事已经传说化。这里所谓的两位姨太太打架，应当是第一、第二位姨太太之间的事。周福清买第三位姨太太潘氏时，第二位姨太太章氏已经去世，留下幼子伯升。老长班的讲述使鲁迅感到不快，表明祖父纳妾在鲁迅心理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实际上，祖父的姨太太在鲁迅少年时代就进入周家的日常生活，给鲁迅以直接影响。光绪六十八年（1892）鲁迅11岁，这一年除夕（1893年2月16日）他的曾祖母去世，周福清从北京奔丧回家，就带着丧母的庶子伯升和姨太太潘氏。潘氏比周福清小31岁，与周福清女儿同龄。周福清被关押在杭州监狱的八年间，主要由潘氏随同照顾。1900年2月周福清出狱回家，潘氏一起回到周家生活。甲辰年六月初一（1904年7月13日）周福清去世后，潘氏在周家的处境日益尴尬，因不安于室、与来路不明的男人外出，最终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1910年1月18日）立下字据离去，不知所终[10]。对鲁迅来说，从11岁到30岁，近二十年间潘氏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于他的生活中。必须注意，鲁迅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到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潘氏在鲁迅回国不到半年后离开周家，作为一家之长的鲁迅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潘氏离开周家却未能走出鲁迅的记忆。甚至到了1926年10月写散文《父亲的病》与《琐记》时，鲁迅大概还曾记起潘氏。两篇散文中的衍太太是鲁迅讽刺、贬损的对象，鲁迅甚至把长妈妈催促自己在濒死的父亲耳边大喊的罪责移到衍太太头上。衍太太为鲁迅叔祖周子传之妻，人称“廿五太太”，品行不端，与本族侄辈男子有染，败坏门风。鲁迅称其为“衍太太”，乃讽刺其与姘夫之不伦关系[11]。祖父的姨太太潘氏虽无类似的乱伦行为，但在未守妇道、败坏周家声誉这一点上与衍太太类似。
鲁迅从11岁开始面对祖父的姨太太潘氏，直到1910年1月潘氏离开周家。1912年到北京后，祖父姨太太的故事依然给他造成不快。1919年12月返乡迁居时，祖父日记中的相关记录促使他烧掉了那些日记。这三个事实是历时性的并且是因果性的。
焚烧祖父日记和出售祖居、上坟祭祖一样，都是鲁迅1919年12月返乡迁居期间的重大事件。迁居北京一年后，鲁迅创作了取材于迁居经历的短篇小说《故乡》。《故乡》虽为小说，但结尾处那句沉重的告白属于鲁迅本人：“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12]这里的“老屋”是符号化的，其中存在着百草园，存在着逝去的父亲、祖父，也存在着避难、姨太太等有关祖父的灰暗记忆。鲁迅告别老屋的决绝也是焚烧祖父日记时的决绝。那么，返乡期间与烧日记相关的“祖父记忆”是否在《故乡》中留下了印记？答案是肯定的。小说中杨二嫂讨木器时与“我”的对话，应结合鲁迅的“祖父记忆”来理解：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13]
这里，杨二嫂对于“阔”的表述与“我”相去甚远，却符合周福清的身份与生活状态。“我”并无姨太太，而身为京官的周福清确实有“三房姨太太”[14]。返乡期间由于姨太太问题烧掉祖父日记的鲁迅，在以返乡经历为题材的小说中写及姨太太，绝非偶然。杨二嫂所谓的“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则与周福清在《恒训》中对子孙的教诲基本一致。《恒训》写于1899年2月27日至3月3日，当时周福清尚在杭州狱中服刑。《恒训》以“有恒心，有恒业，有恒产”开头，将“恒业”“恒产”与“恒心”并置，凸显了对“业”与“产”的重视。其中的“有积蓄”一节，则专谈赚钱、储蓄、金钱增值等问题，曰：“赚钱固难，积钱更难。如有钱乱用，一朝失业，饥寒随之，不可不虑。”“如用钱有余，以买田为最好之计。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15]可以认为，在上面引录的对话中，鲁迅借杨二嫂之口将祖父周福清的影子投射到了“我”身上，杨二嫂的台词表达了绍兴民众对官宦之家周家的基本认识（做官、纳妾、赚钱）。由于这段台词是鲁迅通过杨二嫂的口说出来的，因此表达的也是作家本人对家族的认识，其背后存在着鲁迅1899年抄录《恒训》、1919年烧祖父日记的双重记忆。
周作人晚年在回忆录中说“我家自昔有妾祸”[16]，“妾祸”一词凸显了周家内部姨太太等女性问题的严重。无疑，此类问题对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众所周知，鲁迅遵从母亲的安排与朱安结婚，畸形的婚姻生活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而实际上，在1910年1月之前的绍兴周家，不仅有一位与鲁迅形同陌路的朱安，还有一位身份尴尬、造成许多家庭矛盾、败坏门风的潘姓姨太太，这是认识鲁迅家庭生活时必须注意的。潘氏的姓氏在周作人的笔下是“潘”，在周建人的记忆中却是“泮”，可见其家庭地位之低——低到周家人连其姓氏都没弄清。鲁迅参与新文化运动后关心女性问题，1918年7月写《我之节烈观》，抨击旧道德，表达对受害女性的同情；1923年12月发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探讨女性解放的实践问题。这背后，必然存在着他对周家内部女性命运的观察与思考。在提出“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前，他一定思考过“潘氏走后怎样”“朱安走后怎样”之类的问题。潘氏在1910年1月离开了周家，1923年鲁迅因“兄弟失和”搬离八道湾时，也希望朱安离开自己，留在八道湾或者回绍兴，并答应她如果回绍兴将按月提供生活费[17]。
二、《桐华阁诗钞》与鲁迅作品并读
鲁迅烧掉了祖父的日记，却保存着祖父的诗作《桐华阁诗钞》、家训《恒训》[18]，以及谈诗短笺。前二者均为鲁迅手抄——恭敬地手抄。《桐华阁诗钞》首页第一行写着“会稽周福清介孚著 长孙樟寿录”[19]，鲁迅这是强调自己与祖父的血缘、伦理关系。《恒训》末页最后一行写着“己亥十月上浣孙樟寿谨抄于江南陆师学堂”[20]，“孙”字写得比其他字小，再加上一个“谨”字，两次凸显了鲁迅的恭敬。可见，鲁迅否定了纳妾、贿考招灾的祖父，但认可作为诗人和大家长的祖父。黄坚已经指出：“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曾经手抄过祖父的诗作《桐华阁诗钞》和家训性质的《恒训》。这其中发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微妙、但肯定存在的事实。别的不说，仅《恒训》中所极力强调的实际和务实倾向，在鲁迅身上就有显著的存在和表现。”[21]可惜，他没有论及《桐华阁诗钞》，而且弄错了一个关键时间——鲁迅抄录该诗集是在“光绪戊戌以前”（1898年之前），即去南京读书之前，而非在南京读书期间。《恒训》与鲁迅的关系甚为复杂。就鲁迅所受影响（或曰与鲁迅的共通性）而言，除了黄坚指出的“实际和务实倾向”与段国超指出的“崇尚节俭”“有恒业”[22]等，另一重要的是“力戒昏惰”。“力戒昏惰”为《恒训》第一条，曰：“昏者必惰，惰者必昏。每日胡思乱想，心在游嬉吃著，以致遇事辄忘，不肯用工学习文字。群居谈谑，出外贪嬉，弄得一事无成。老不作茧，无家无业，人人贱恶。”[23]事实上，鲁迅一生都是“力戒昏惰”的。关于《恒训》，周作人说“这一本家训算来几乎全是白写，因为大家没有记得一条，没有发生一点效用”[24]，这与事实相违。一方面，鲁迅的“谨抄”已经证明着影响的存在；另一方面，鲁迅没有遵守甚至背叛了《恒训》中的某些教诲。《恒训》嘱“病勿延西医”[25]，而鲁迅只信西医并且学了西医，这背后是特定社会环境中两代人文化观念的冲突；《恒训》嘱“力戒烟酒”[26]，而鲁迅嗜烟好酒，结果是健康受损，只活到56岁。
《恒训》与鲁迅的关系暂且不论，这里着重讨论《桐华阁诗钞》与鲁迅的关系。《桐华阁诗钞》收录诗作28题109首[27]，形式多样，内容庞杂。就形式而言，有律诗、绝句、七言、五言、古风，甚至有3首六言诗，就内容而言，有述怀、咏史、咏物、纪行、写景、题画，甚至有《警游女》《咏腊美人》这种香艳诗。鲁迅抄录《桐华阁诗钞》并且保存着抄本，无疑曾受到影响。但是，由于周福清与《桐华阁诗钞》均缺席于鲁迅发表的文字，因此，这种影响关系只能通过将《桐华阁诗钞》与鲁迅作品并读，发现二者的相关性、一致性。与鲁迅距离较远的作品姑且不论，这里着重分析《桐华阁诗钞》中三类主题的诗作，阐述其与鲁迅思想观念或作品的共通性。
其一，抒发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之作。《桐华阁诗钞》中不同类型的诗作均有表达该主题者。先看咏史诗《岳忠武墓》：
同治丁卯八月十七日试毕，作西湖之游。由小小墓遥瞻岳公墓，墙角丑状亦陶铸一新。愤然有触，欲作小诗未果也。抵家后二十八日，忽忆前游，补成二绝，聊以识感。
鬼气骄人阚帝闉，当年和议问谁人。世间不少秦长脚，合把黄金铸贼臣。
谁延丑虏遍中州，习萟求援鬼亦羞。莫恨冤兴三字狱，黄龙犹自善边筹。
和戎辱国，贼臣奋不顾身，图富贵而已。然考南宋史，未许金以婚媾也，未许金以稠杂都圻也，未许金以邪说瞽民也，未许金以掊克赀帑也，未许金以侮弄荐绅也，未许金以徒役长吏也。且捦杨方诸贼，不闻求助于狼主也。吁，后之议和者，衮衮诸公，曾逆桧之不若，安得大小睥将军奋槌尽毙并销九州锋镝，遍铸若辈邪。[28]
这里，从序到诗到跋，对忠臣岳飞的认同，对奸臣秦桧的鞭笞，对南宋历史的表述，均包含着家国情怀。抒情诗《从军行》《秋兴四首》等作品，则直接抒发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从军行》为五言长诗，用的是传统的歌行体，以“行行重行行，男儿事长征”开头，然后叙述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之别：“古昔赋从军，铁骑夺先声。今日赋从军，钢甲斗沧瀛。不见兵刃接，但闻枪炮声。”最后告诫从军者“军覆国亦随，岂惟民命轻。寄言从军士，慎重请长缨”[29]，语重心长。《秋兴四首》为七律组诗，其二曰：“关山极目渐萧条，千古兴衰酒一瓢。马当风乘牛渚月，广陵涛接浙江潮。倚楼遗韵传长笛，横槊豪情付洞箫。投笔从戎怀往事，玉门今已老班超。”[30]从诗艺、诗情以及二者的融合来看，该诗是《桐华阁诗钞》中屈指可数的杰作，意境开阔、气势宏大、时空悠远、用典精当。尾联化用班超的典故，抒发投笔从戎的豪情壮志与壮志未酬人已老的悲凉之情，赞美了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班超。
鲁迅手抄周福清诗《秋兴》
由于身处国门洞开、欧风东渐、列强入侵的历史时期，周福清的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中包含着国家关系的要素。他对清末传入中国的西方科技的认识，就采用了国家民族利益的视角——如十首《水月电灯》中的第四首和第十首。第四首曰：“气收水电成奇器，铁线经天车行地。电闪生光月代灯，华人珍贵夷人利。”[31]该诗是写西洋传来的电车、电灯等科技产品，但归结到“夷人”与“华人”的利益关系，并流露出传统的华夷观念。第十首曰：“星云纪官明历数，万国梯航遵王路。千古薪传明德明，五兵销尽蚩尤雾。”[32]后两句同样存在华夷观念，并且表达了抵御外来者的斗志。关于这首诗，高俊林批评说：“在国门洞开、风雨飘摇的晚清末期，周福清依然做着万邦来朝‘遵王路’‘明德明’的美梦，可见他对于当时的时势实在是昏聩无知到了极点。”[33]这种批评不符合周福清开放的文化观念，也忽视了诗中的种族意识与家国情怀。下文将会论及，周福清对时局有清醒的认识，并非“昏聩无知”。在《桐华阁诗钞》中，甚至《山茶花》（四首）这种咏物诗也抒发了家国情怀。其第三首是写海红花，诗云：“团香簇锦滇川路，赤玉丹砂富贵家。为问瀛洲三岛客，海红花可胜樱花。”[34]这是用中国的海红花与日本（瀛洲三岛）的樱花比美，两种花都被赋予了“国家”的含义。
周福清写《岳忠武墓》的同治丁卯年即1867年。《水月电灯》以电、电车等为题材，显然是写于19世纪80年代之后。《从军行》中有“钢甲斗沧瀛”“海战利水雷”等诗句，应当是写在甲午战争之后。可见，在周福清这里，从青年时代到晚年，家国情怀一以贯之。爱国与尚武因此成为《桐华阁诗钞》的主题之一。
爱国与尚武，同样是青年鲁迅的基本理念。鲁迅有笔名“戛剑生”，1898年开始使用，去南京读书后又自取别号“戎马书生”且自刻石章[35]。何谓“戛剑生”？“戛，击也。意即舞剑、击剑的人。‘戛剑生’与‘戎马书生’一样，表现了鲁迅青年时代渴望战斗的激情。”[36]这两个笔名、别号包含的价值观与激情，与周福清《秋兴四首》其二的“投笔从戎”完全一致。如前所述，鲁迅抄录《桐华阁诗钞》是在1898年之前。换言之，鲁迅使用笔名“戛剑生”和别号“戎马书生”是在抄录《桐华阁诗钞》的同时或稍后，因此可以并且应当解释为其祖父“投笔从戎”影响的结果。《桐华阁诗钞》中《孤山林小岩典史墓》一诗的跋语，证明“金田事”（太平天国起义）、“国计”等对抄写者鲁迅来说确实曾经成为问题。该诗为组诗，七绝五首，赞颂忠于清王朝、死于太平军之手、满门忠烈的仁和县典史林汝霖（字小岩）。五首诗很完整，诗后跋语却残缺不全，仅有断断续续三十余字，曰：“狂飙起于萍末金田事可鉴烈香生于荃·仁和事知官无大小皆关国计·虎··不可不慎。”[37]何以如此？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这个跋语周福清本来就没写完，二是该诗与前引《岳忠武墓》一样跋语较长，鲁迅抄录时由于某种原因用“·”做了省略。结合《桐华阁诗钞》的整体状况来看，前一种可能性较小。不过，无论是哪一种状况，这个残缺的跋语都凸显了事关国运的“金田事”与“国计”。
鲁迅在抄录《桐华阁诗钞》四年后留学日本，留日初期的爱国情怀同样与其祖父的诗作相一致。在1903年5月拒俄运动的高潮中，鲁迅撰写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尚武精神的长文《斯巴达之魂》[38]，和那首被许寿裳命名为“自题小像”的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39]关于《自题小像》的写作时间，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从诗中的忧患意识、尚武精神与轩辕意象来看，该诗是《斯巴达之魂》同时期的作品，即写于1903年六七月间。这是因为，轩辕黄帝是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军国民教育会”）爱国主义、尚武精神的符号。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九日（1903年6月14日），军国民教育会召开职员会议，商定了该组织的徽章制式：正面镌刻黄帝像，横书“军国民教育会”，背面书赞辞“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40]。实际制作的徽章，正面中间为手执斧头的黄帝，左右两侧均为地球，上部边缘为“轩辕氏之像”五字，下部边缘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十字，背面则为上述“帝作五兵”等十六字（“惟”作“维”）。鲁迅身处拒俄运动的高潮中并撰写了《斯巴达之魂》，挚友许寿裳又是学生军成员、军国民教育会会员[41]，因此他肯定知道轩辕黄帝对于拒俄运动的意义，并看到了这个徽章，“我以我血荐轩辕”中的轩辕就是这个徽章上的轩辕。据许寿裳回忆，鲁迅是先赠他以断发照，后来在照片背面补以诗[42]，而鲁迅剪去辫子并照相留念正是在1903年3月前后[43]。这也可以作为判定《自题小像》写于1903年六七月间的根据。《斯巴达之魂》本是应《浙江潮》编者许寿裳约稿而写，《自题小像》又是题赠给许寿裳，可见，对鲁迅来说，长文《斯巴达之魂》与短诗《自题小像》是一体两面、互为表里的。拒俄运动发生约一年半后，鲁迅离开东京到仙台医专求学，依然怀着“轩辕情结”。他在1904年10月8日写给蒋抑卮的信中说：“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44]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
鲁迅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句诗的时候，是否记起了祖父的“五兵销尽蚩尤雾”，无法判定，但其轩辕是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徽章上的轩辕，也是祖父诗句“五兵销尽蚩尤雾”中挥五兵、战蚩尤的轩辕。祖孙共有的“轩辕意识”遥相呼应，形成了周家的种族意识、家国情怀脉络。轩辕黄帝之外，《浙江潮》杂志的刊名、鲁迅与《浙江潮》的关系，也可能唤起鲁迅对祖父诗句“广陵涛接浙江潮”的记忆。《浙江潮》是东京浙江同乡会会刊，鲁迅的《斯巴达之魂》及译作凡尔纳科幻小说《地底旅行》的第一、第二回皆发表于该刊。1906年3月，《地底旅行》单行本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封面亦与《浙江潮》封面保持高度一致——基本构图均为激荡的潮水图配以红色楷书书名（刊名），浪潮激荡的封面画也显然是从同一幅绘画作品上裁切下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鲁迅本人参与了《地底旅行》封面的设计，那么《浙江潮》的封面也是鲁迅设计的。
其二，描写现代事物之作。周福清生活在西方现代科技传入中国的清末，在京为官、走南闯北，见识过许多新事物。1893年2月16日他母亲去世，家人用电报通知他，他从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回绍兴[45]，电报与轮船这种当时的高科技产品进入了他的日常生活。面对时代变化与新事物，周福清与时俱进，文化心态开放。相关问题朱正曾有论述：
从周作人提供的材料中间，我们还可以看到介孚公对于戊戌前后流行起来的维新思潮，也是能够接受，甚至多少有些赞同的。前面说过，1900年1月，鲁迅从南京回家过春节，路经杭州，曾经顺便去探望祖父。据周作人在《旧日记里的鲁迅》一文中说，当时鲁迅带回家的东西中，就有浙江求是书院章程一本，《圣武记》一部十本。“这末后两种盖系过杭州时祖父交付带回者，那时求是书院刚成立，祖父信中曾说及，明正二十日招考儒童六十人，可以去考云。”这里的求是书院是当时维新浪潮中办起来的一个新式学堂，这《圣武记》是清人魏源（1794—1857）的一部著作，记述了从清朝建立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其中关于鸦片战争的史料，由于它所述史实相当可靠，至今还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介孚公交给鲁迅带回的这一份章程和这一部书表明，他的思想一点儿也不顽固保守，对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运动持有某种程度的赞赏态度。[46]
朱正所言极是。《桐华阁诗钞》收录的作品，就有对社会演进的阐释和对现代事物的描绘。长诗《从军行》抒发了家国情怀，也阐明了时势变化、描述了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之别，所谓“古昔赋从军，铁骑夺先声。今日赋从军，钢甲斗沧瀛”。因此，周福清在诗中主张：“服民恤民隐，御敌悉敌情。大帅不恃才，一心抱忠贞。五德师鄂王，城维众志成。海战利水雷，陆战利地营。浪战逊强敌，坚守仗乡兵。诱入一路伏，截*全军倾。”[47]在《桐华阁诗钞》中，《洋场杂咏》10首、《水月电灯》10首、《电气灯》3首，都是描写现代事物、现代社会景象之作，约占《桐华阁诗钞》全部作品的约五分之一。《洋场杂咏》所谓的“洋场”指开埠期的上海，这组诗应当写于19世纪90年代前期。周福清奔丧回家途中经过上海，科场案发生后也曾一度到上海躲避[48]。《洋场杂咏》第一首描写多国人员混杂的城市风景，曰：“忽成贝阙与珠宫，各国衣冠十里中。一自通商来舶棹，万花齐傍海云红。”第二首写电车、洋房、挂钟，曰：“车走雷声马逐龙，洋房洋栈列重重。自鸣报刻全无准，机巧徒夸四面钟。”[49]《水月电灯》的第三首写古今光与热的变化，并传播新的地理知识，曰：“元灯耿耿千万年，泰西人智测几先。水热生气光生热，地球一气相回旋。”[50]《电气灯》的第一首则是写电灯、电报、火车，曰：“智能烛理辨微茫，积气成天即化光。不夜有城因电白，通明无殿奈昏黄。线传日报千盘曲，车走雷声万里长。三百由旬泡影速，传灯慧解让西方。”[51]该诗中的“智能”“西方”等词，在一百二十余年过去的今天已经成为常用词。
鲁迅手抄周福清诗《电气灯》
当然，周福清对现代事物的接受不是绝对的，也有怀疑、否定或拒绝。例如，上引“自鸣报刻全无准，机巧徒夸四面钟”，讽刺了挂钟这种西洋传来的计时工具，《恒训》则告诫子孙“病勿延西医”。但是，这种质疑或否定本身，恰恰是以关注为前提的。告诫子孙“病勿延西医”，是因为他早就请西医给自己治过牙疼病，因“当日颇灵，次日仍痛”，所以怀疑西医。而且，他对西医的拒绝也因病而异，主张“病勿延西医”的同时，又说“惟跌打骨断诸伤可用西医”[52]。
如前所述，鲁迅抄录《桐华阁诗钞》是在去南京读书之前，这涉及他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及其现代意识的起源问题。1922年12月3日，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及自己1898年5月去南京求学：“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53]1926年10月所作散文《琐记》又写及在矿路学堂的学习情况：学德语，修格致（物理）、地学（地质学）、金石学（矿物学）等课程，读赫胥黎《天演论》、留日学生所编《译学汇编》等。但是，在系统学习这些现代知识之前，鲁迅因抄写《桐华阁诗钞》已经对电、电报、电车、军舰、地球、现代都市有所了解。换言之，更早向生长在绍兴的地方青年周樟寿传达现代科学知识的，是《桐华阁诗钞》中的相关作品。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桐华阁诗钞》提供的新知识、新世界图景，是促使青年鲁迅离开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鲁迅去南京进了江南水师学堂，是因为本家叔祖周庆蕃在该校当监督，该校不收学费。抄写《桐华阁诗钞》时，鲁迅也许更向往祖父笔下的“洋场”上海。黄坚发现，鲁迅第一次去南京没有走杭州至南京的近路，“而是选择了看似有点绕道的途经上海”，在南京读书期间往返于绍兴与南京两地，也数次途经上海。何以如此？黄坚从沿途治安状况、鲁迅的年龄、路费、交通工具等方面做了解释[54]。笔者认为，因抄写《洋场杂咏》而生的“上海想象”，也是17岁的鲁迅“绕道上海”的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与鲁迅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的进化论、科学小说等问题，均可在《桐华阁诗钞》中找到源头。鲁迅在南京接受了对其一生产生巨大影响的进化论，而周福清《从军行》中“变”的观念就是一种朴素的进化论思想。鲁迅南京时期阅读赫胥黎《天演论》、加藤弘之《物竞论》，是在抄读祖父《从军行》的延长线上进行的。鲁迅在留日翌年的1903年据井上勤的日译本转译了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并在译本《辨言》中感叹科技给现代世界带来的巨变：“既而驱铁使汽，车舰风驰，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五州同室，交贻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他还强调科学小说的价值，曰：“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55]鲁迅“驱铁使汽，车舰风驰”一语描绘的景象，正是其祖父《电气灯》第一首描绘的“线传日报千盘曲，车走雷声万里长”。按照鲁迅“科学小说”的定义方法，可以称周福清《电气灯》第一首为“科学诗歌”。
其三，吟咏南京之作。《桐华阁诗钞》中有组诗《金陵杂咏》，共九首，皆为七绝，皆写南京。《金陵杂咏》呈现的南京有脂粉气，契合“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的文化品格，与忧愤深广的鲁迅的心境相去较远。尽管如此，对于抄录《桐华阁诗钞》之后到南京求学近四年（1898年5月至1902年1月）的鲁迅来说，《金陵杂咏》依然有可能留在其记忆中，并在其诗作中留下印记。笔者从与鲁迅的关联出发阅读《金陵杂咏》，注意到第二、三、四、五、九各首：
唱罢回波唱逝波，忽闻铙吹忽声歌。秦淮明月清溪水，曾照惊鸿倩影多。
春兰秋菊艳深宫，王气潜然醉梦中。帝主词人臣狎客，哪堪敌国有英雄。
月钩斜挂柳条西，高下红楼一望迷。料得玉人扶病起，绿荫深处有莺啼。
春风开遍小桃花，一片黄埃簇绛纱。却记一堆烟翠里，当年曾醉那人家。
天生丽质助繁华，沉醉春风色晕霞。桃叶桃根留古渡，六朝佳丽尽桃花。[56]
结合鲁迅的某些诗作来看，主题与诗歌意象的共通性便浮现出来。首先是“桃花”。上引五首诗的第四首写及桃花，第五首则专写桃花，用桃花比喻“六朝佳丽”。不仅如此，在《桐华阁诗钞》中，排在《金陵杂咏》前面的《题瞿雅夫参戎先仲桃花画册三首》全是写桃花。《题瞿雅夫参戎先仲桃花画册三首》皆为七绝，第二首第二句“桃叶桃根系所思”[57]与上引《金陵杂咏》第九首第三句“桃叶桃根留古渡”十分接近。而鲁迅是左手持《狂人日记》、右手持《桃花》登上“五四”新文学舞台的。1918年5月，他用笔名“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的同时，在同期《新青年》上用笔名“唐俟”发表了三首新诗，其中一首就是《桃花》。后来，鲁迅在日记、书信、小说中经常写及桃花。相关问题，黄坚在《桃花树下的鲁迅》一文中做了精彩论述。桃花与《在酒楼上》中的山茶花、《无花的蔷薇》中的蔷薇花、《藤野先生》中的樱花等一起，展示出鲁迅“花意识”内涵的丰富性。结合上引《金陵杂咏》中的两首桃花诗来看，可以看到祖孙二人桃花意象的共有与审美意识的相通。桃花乃生活中常见之花，鲁迅写桃花未必是受其祖父的影响（也未必不是），但对于以诗写桃花的鲁迅来说，其记忆深处有可能存在着他曾经抄录的祖父桃花诗。
其次是其他多种诗歌意象或关键词的共有。1931年6月14日，鲁迅为日本友人宫崎龙介及其夫人柳原烨子（白莲）各书条幅一幅，两幅皆为鲁迅自作诗。写给宫崎龙介的是：“大江日夜向东流，聚义英雄又远游。六代绮罗成旧梦，石头城上月如钩。”写给宫崎夫人的是：“雨花台边埋断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杳不见，归忆江天发浩歌。”[58]两首诗同时创作，都写南京，可以作为一首诗来阅读。比之周福清的《金陵杂咏》，这两首诗同样是写南京，同样是七绝，诸多意象也与上引五首诗中的前三首相同。上引前三首诗中的“惊鸿倩影”“春兰秋菊”皆喻美女，且有“玉人”，而鲁迅诗中有“美人”；上引第一首诗中有“回波”“逝波”“秦淮”“忽声歌”，鲁迅诗中则有“莫愁湖”“微波”“浩歌”；上引第二、三首诗中有“英雄”“月钩”，鲁迅写给宫崎的诗中亦有“聚义英雄”“月如钩”。1931年6月鲁迅身居上海，赠与日本友人的诗却是写南京。周国伟将这两首诗的南京题材与宫崎夫妇的南京之游、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等政治事件相联系[59]，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宫崎夫妇同样到了上海，鲁迅写条幅之前的5月31日、6月2日已经在上海与宫崎夫妇见过面，他为何不赠送写上海的诗？而且，这两首诗咏史、怀古，弥漫着怀旧、怅惘的情调，并无明显的政治性。所以应当认为，这两首诗的写作与鲁迅本人青春时代的南京记忆有关，其创作灵感可能来自《金陵杂咏》。两首诗怀旧、怅惘的情调属于上引五首《金陵杂咏》，鲁迅“所思”而“杳不见”的“美人”或许就是《金陵杂咏》中的“玉人”。鲁迅为宫崎夫妇书写自作诗九个月后，1932年3月31日，为即将赴日的沈松泉书自作七绝一首：“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60]诗中的“春兰秋菊”（典出《楚辞》）正是《金陵杂咏》第三首（上引第二首）的起兴词。
综合上述引证与分析，可以说，鲁迅从《桐华阁诗钞》中接受了思想观念、知识、情感、表现方法等多方面的影响。
三、周氏家族的诗文传统
周福清不仅是诗人，还是诗歌研究者，证据就是他的谈诗短笺，且称为“论诗帖”。《论诗帖》全文为：“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示樟寿诸孙。”[61]关于《论诗帖》，周作人回忆说：“这个字条我看了很面善，记得这是在戊戌（一八九八）前后，介孚公把一部木版钦定《唐宋诗醇》寄回家中，那时候夹在书中一起寄回来的。他其时在杭州狱中，想看书时便向申昌派报处买些《申报》的铅印书，或浙江官书局的木板书来看。《唐宋诗醇》便是属于后者。这部书卷数很多，是唐宋诗的选本，是清乾隆皇帝钦定的，详细的情形因为事隔多年，记不清了，唐朝是李杜韩白这四家，宋人只是苏黄王陆吧。”[62]可见，《论诗帖》是为指导“樟寿诸孙”阅读《唐宋诗醇》而写。周福清另在《唐宋诗醇》书后封底上写道：“局书经分校总校，而俗书伪字触目皆是，改不胜改，读时其留意焉。 示樟寿。”[63]《论诗帖》呈现了周福清基本的诗歌美学观，即崇尚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志高词壮、笔力雄健、思致清逸，而对艰深与奇崛持保留态度，至少不希望年幼的孙辈学习“杜之艰深”与“韩之奇崛”。写《论诗帖》并且送来自己亲笔校正的《唐宋诗醇》，是在自觉指导“樟寿诸孙”学诗。在此意义上，周福清是鲁迅早年的文学导师。据朱正考察，周福清在江西金溪县做知县时，因工作不力，和另外11名州县官吏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参劾奏折上有关周福清的内容是“金溪县知县周福清，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因此他受到“归部改选教职”的处分[64]。这意味着，沈葆桢即使参劾周福清，也认为他“文理尚优”（擅于文章），清廷令他“归部改选教职”正是用其所长。周福清的文学才能亦表现在日常言论之中。他恃才傲物，性情乖戾，好骂人，但自有其骂人的艺术。周建人回忆说：“我祖父确实好骂人，但他不是通常骂‘娘*’‘逃生’‘贱胎’这一类粗话、脏话，除了‘昏太后、呆皇帝’以外，他骂人的话都是些比喻、典故，文质彬彬，然而相当刻薄。”[65]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也有类似的回忆：“祖父对于儿媳，不好当面斥骂，便借我来做个过渡。他叫我出去教训，倒也不什么的疾言厉色，只是讲故事给我听，说某家子媳不孝公婆，赌钱看戏，后来如何下场，流落成为乞丐，饥寒至死，或是遇见兵乱全家被难。这里明示暗喻，备极刻薄，说到愤极处，咬嚼指甲戛戛作响，仍是常有的事。”[66]“明示暗喻”正是一种文学性的修辞方式。甚至周福清的《恒训》，就表达方式而言也可以作为文学文本来阅读：立论简明，言辞犀利，观点与实例有机结合；训诫之辞多四字句，具体阐述则多长句，张弛有致。
周福清精于诗文，其子周凤仪（1860—1896）亦然。周凤仪又名“文郁”，“文郁”之名应包含着对“文采飞扬”的祈愿。周建人在回忆1919年12月迁居烧祖父日记时，还提及烧父亲诗文的事：“还有我父亲进秀才时的诗文《入学试草》，他刻印了送给亲友的，连刻板带书，所有这一切，一股脑儿放入铁盆。”[67]周凤仪刻印自己的诗文集《入学试草》分赠亲友，表明他对自己的诗文怀有自信。《入学试草》如果保留下来，则可成为周福清诗作与鲁迅诗作之间的桥梁，帮助读者理解周家三代人的诗文传承。
鲁迅父亲周凤仪画像
在认识鲁迅与周氏家族诗文传统之关系的时候，《桐华阁诗钞》之外，必须注意的是周兆蓝（号玉田）的诗集《镜湖竹枝词百首》（以下简称《竹枝词》）[68]。周兆蓝是鲁迅的叔祖，也是鲁迅的开蒙老师。
周作人手书鲁迅抄《镜湖竹枝词一百首》封面
《竹枝词》同样因鲁迅手抄而得以传世。如诗集名称所示，其中的作品是写绍兴地方的风物民情、史迹名胜。《竹枝词》中亦有忧国忧民之作，如第三首：“居恒登眺越王台，镜水稽山满眼来。世界沧桑几尘劫，霸图犹想蠡种才。”诗中的“世界”和前引周福清诗中的“地球”一样，也是当时的新名词。鲁迅1909年夏天从日本回国之后关注绍兴的风土民情、历史遗迹，1912年进京后居住在绍兴会馆期间整理乡邦文献，均与《竹枝词》对地方风物的书写一致。可以说，抄录《竹枝词》培养了鲁迅对乡土、故园的兴趣。将《竹枝词》与鲁迅诗作并读，则能看到“棹”意象的共有。
鲁迅手抄周兆蓝诗《镜湖竹枝词》
鲁迅至少有三首七绝使用了“棹”字，即1901年4月初作《和仲弟送别元韵》第三首“春风容易送韶年，一棹烟波夜驶船。何事脊令偏傲我，时随帆顶过长天”[69]；1931年12月2日作《送增田涉君归国》“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70]；1932年7月11日作《一·二八战后作》“战云暂敛残春在，重炮清歌两寂然。我亦无诗送归棹，但从心底祝平安”[71]。在这三首诗中，“棹”（船桨）被符号化，发挥象征性的抒情功能。后两首是写给日本友人的送别诗，“棹”在更大的“水域”中获得了超国家的属性。从写第一首的1901年到写第三首的1932年，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证明了鲁迅对“棹”的执着，而“棹”字正是以“水乡书写”为主题的《竹枝词》大量使用的。《竹枝词》中的“棹”字句随手抄来就有：“终日时闻放棹声”（第一首），“一棹烟波访钓徒”（第五首），“烟波一棹西施去”（第八首），“我来访棹寻名胜”（第十二首），等等。鲁迅写“一棹烟波夜驶船”这句诗的1901年4月，是在他抄录《竹枝词》约四年后，诗句中的“一棹烟波”一词是《竹枝词》第五、第八首使用的（第八首写作“烟波一棹”）。鲁迅生长在水乡，不能说其诗中的“一棹烟波”来自《竹枝词》，但《竹枝词》中大量的“棹”字诗化了他对“棹”的感觉、推动了其诗中“棹”意象的生成，是没有疑问的。“棹”是周家祖孙两代人诗歌中普遍的意象（前引周福清诗句“一自通商来舶棹”中亦有“棹”）。
抄录《竹枝词》对于鲁迅的另一重意义，是帮助他了解周氏家族悠久的诗文传统。《竹枝词》第十一首写及这个传统：“耸秀遥瞻梅里尖，孤峰高插势凌天。露霜展谒先贤兆，诗学开科愧未传。”诗后两行小字注云：“先太高祖韫山公讳璜，以集诗举于乡。”所谓“集诗”显然是一种与诗歌创作有关的行为，周兆蓝对于“诗学开科”“以集诗举于乡”的先太高祖韫山公满怀敬意。这首诗不仅被鲁迅抄写，而且被少年周作人抄在日记中。周作人晚年所作《鲁迅的故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鲁迅手抄本中有一册《鉴湖竹枝词》，共一百首，是玉田所著，乃是从手稿中抄出来的，卷末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大概是戊戌前半年吧，已在那次族中会议之后，但对他的感情还仍是很好，这也很可注意，可知他给鲁迅的影响不浅，关系始终不坏。在旧日记中梅里尖扫墓项下，抄有一首竹枝词云，“耸秀遥瞻梅里尖，孤峰高插势凌天，露霜展谒先贤兆，诗学开科愧未传。”原注云：“先太高祖韫山公讳璜，以集诗举于乡。”诗并不佳，只是举例罢了，韫山公是第六世，坟墓在梅里尖地方。[72]
认为“诗并不佳”是周作人晚年的事，抄录时未必这样认为。引文中的“旧日记”是指庚子年（1900）三月初九日日记[73]。此日周作人随族中长辈往梅里尖扫墓，所以抄此诗于日记中。
“诗学开科”“以集诗举于乡”的韫山公，是绍兴周氏家族历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其画像挂在周家老台门的大堂里，其故事也在家族中流传。周建人有这样一段回忆：
在老台门大堂里悬挂的祖像中，有我们三个台门共同的祖先，祖父指着其中一个叫韫山公的，说他外出时坐帆船，遇大风，船帆兜满了风，使船向一边倾斜，船夫急忙收风篷，但因为吃了风，收不下来，眼看船要翻了，韫山公手拿一条熟铜棍，船上另一个乘客拿一把腰刀，一个砍，一个敲，才把桅杆折断。这样，船就平稳了，大风过去，大家转危为安，可是韫山公劳累过度，以后得病，常呕吐，有时甚至吐黄水，竟至不起。[74]
无疑，韫山公的画像鲁迅早就看到，他的故事也早就听过。因此，鲁迅抄录“耸秀遥瞻”这首诗时肯定会想到这个故事。周兆蓝所谓“诗学开科愧未传”，可以理解为先祖的“诗学”未能流传下来，亦可理解为其“诗学”没有被后人继承。但事实是，他本人的《竹枝词》与堂兄周福清的《桐华阁诗钞》均处于韫山公“诗学”的延长线上，而且经周凤仪的《入学试草》延伸到周氏兄弟的诗歌创作。在该系谱中，鲁迅成为文学家并且写诗是周氏家族文学传统发扬光大的结果。
四、丁酉年的周樟寿
鲁迅抄录《桐华阁诗钞》当在丁酉年，即1897年。《鲁迅年谱》1897年8月记曰：
手抄会稽童钰所作《二树山人写梅歌》，篇末署“光绪丁酉七月下浣抄竣 桐华阁·人藏”。
在此前后又手抄祖父所作《桐华阁诗钞》，共二十八题。
又手抄启蒙塾师玉田叔祖所作《鉴湖竹枝词》一百首，篇末署“侄孙樟谨录”。[75]
结合《桐华阁诗钞》抄本正文前面鲁迅手书的说明以及周作人有关《竹枝词》的回忆来看，上引记述是可靠的。《桐华阁诗钞》首页第一行字为“会稽周福清介孚著 长孙樟寿录 光绪戊戌以前”，第二行才是诗集名称“桐华阁诗钞”五个字。第一行写得比较随意，字迹与正文略异，但将“寿”字与正文中的“寿”对比，将“孙”“樟”“录”三字与《竹枝词》末页的署名对比，可知确为鲁迅所书。这一行说明传递着多种信息。字迹与正文略异，而且整行靠近当页右侧边缘，意味着鲁迅是在戊戌年之后的某个时间拿出自己手抄的《桐华阁诗钞》来阅读，补写了这行说明。就时间而言，“光绪戊戌以前”包含着“戊戌前一年”即丁酉年（1897）的潜台词。逻辑上，“戊戌以前”也可以理解为戊戌（1898）之前的丙申年（1896）或乙未年（1895），但那两年鲁迅苦于为父亲抓药治病，父亲又是在丙申年九月初六（西历10月12日）病逝，他在那种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下抄录《桐华阁诗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如果抄录时间是乙未年或丙申年，则应写作“光绪丙申以前”或“光绪丁酉以前”。从字迹来看，《桐华阁诗钞》抄本的书写熟练程度与1899年年末（即鲁迅所署“己亥十月上浣”）抄录的《恒训》相当，都是成年人的毛笔字。关于鲁迅抄录《竹枝词》的时间，如上文所引，周作人说“卷末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大概是戊戌前半年吧”，“戊戌前半年”即丁酉年年中。新版《鲁迅手稿全集》在《竹枝词》手稿的题注中标明的时间是“约一八九七年”[76]，依据大概就是周作人的回忆。周兆蓝的《竹枝词》创作于1894年夏至1895年冬，即诗前小序所谓“始光绪甲午首夏乙未仲冬始竣”[77]，鲁迅在父亲病故后的丁酉年抄录是合常理的。不过，周作人所谓“卷末有小字记年月，侄孙樟寿谨录字样”不确，他显然是把《恒训》与《竹枝词》两个抄本后面的鲁迅署名弄混了。后者实际只有“侄孙樟谨录”[78]五字，盖着一个小印章，印章上的字难于辨认。要言之，鲁迅对于《桐华阁诗钞》《竹枝词》以及乡贤童钰《二树山人写梅歌》的抄录是类似的行为，应当是在同一时间段（即丁酉年）进行的。周福清写《论诗帖》、让“樟寿诸孙”读《唐宋诗醇》与诸孙学诗有关，也应当是在丁酉年。
在鲁迅的人生道路上，丙申年和戊戌年都是有故事的年头。丙申年九月其父去世，戊戌年三月他“走异路，逃异地”去了南京。而这两年之间的丁酉年没有类似的大事发生，相对平静。显然是由于这个原因，丁酉年在鲁迅生平研究中不被重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8卷的《鲁迅生平著译简表》中，丁酉年甚至是空白。本文的论述表明，对于后来成为文学家的鲁迅来说，丁酉年抄录祖父周福清的《桐华阁诗钞》以及叔祖周兆蓝、乡贤童钰的诗作，是重大的“文学事件”。所抄作品扩大了他的知识视野，培养了他的价值观、感受力、创作力，使他认识了周氏家族乃至绍兴地方的文学传统，为他日后“文学”的自觉奠定了基础。
丁酉年的鲁迅只有16岁，名字还是“周樟寿”，成为“周树人”是翌年的事，成为“鲁迅”则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丁酉年的周樟寿通过抄录《桐华阁诗钞》走进了祖父的历史与精神世界，成为“鲁迅”之后却将祖父“默*”。这意味着，记忆在文学家鲁迅那里也是被选择之物，他也是一位“记忆埋葬者”，青少年时代的许多经历都被他用“沉默”与“忘却”埋葬。确实，1922年12月3日，他在《呐喊·自序》的开头就感叹“回忆”与“忘却”的两难，说自己“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79]。可见，对于鲁迅来说，“忘却”不过是“记忆”的一种形式，“忘却”也是理解其思想与精神世界的重要途经。遗憾的是，由于鲁迅本人“沉默”或“忘却”，后来的研究者在论述某些必然存在的事实的时候，也要使用“大概”“应当”“或许”之类的限定词。
注释
[1][22] 段国超：《浅谈周福清对鲁迅的诸多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2] 《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鲁迅研究文丛》第1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恒训》赵淑英标点版及吕福堂的解说文章《鲁迅手抄祖父所著〈恒训〉》，参见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 王培元：《家族哀史与鲁迅小说的骨骼和血肉》，《文学评论》2023年第1期。
[4][33] 高俊林：《“不着一字”的背后——鲁迅与祖父的关系考辨》，《文艺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5][21] 黄坚：《越对立的越相像——鲁迅和他的祖父周福清》，《桃花树下的鲁迅》，九州出版社2020年版，第1—25页，第17页。
[6][65][67][74] 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第204—205页，第10页，第210页。
[7] 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8] 参见曹振华：《从〈恒训〉看鲁迅故家的败落——兼析鲁迅与祖父周福清的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1期。
[9][16][66]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8—359页，第724—729页，第78页。
[10]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4—46、50—53、718—723页。
[11] 参见周冠五：《三台门的遗闻佚事》，《鲁迅家庭家族和当年绍兴民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段国超：《任人评说是与非——关于衍太太》，《鲁迅家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12][13] 鲁迅：《故乡》，《呐喊》，新潮社1923年版，第109页，第102—103页。
[14] 根据段国超的研究，周福清1879年进京“候补”至1888年谋得内阁中书之职，九年间养有“二妻三妾四仆”，参见段国超：《周福清的生平及其思想（上）》，《商丘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另据其《一个古老家族的兴衰史——鲁迅家世述略》（《鲁迅家世》，第23—34页），周福清的三位妾分别为薛氏、章氏、潘氏。
[15][20][23][25][26][28][29][30][31][32][34][37][47][49][50][51][52][56][57][76][77][78] 《鲁迅手稿全集》第2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第381、410—411、413页，第416页，第381页，第390页，第383页，第372—373页，第367—368页，第369页，第366页，第367页，第368页，第376页，第367页，第365页，第366页，第378页，第390—391页，第374页，第373页，第331页，第333页，第362页。文中所引《鲁迅手稿全集》均为引用者标点。
[17] 参见乔丽华：《我也是鲁迅遗物：朱安传》，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116页。
[18] 关于鲁迅抄录《恒训》的具体情况，参见吕福堂：《鲁迅手抄祖父所著〈恒训〉》。
[19][61][63] 黄乔生编著：《2019年鲁迅日历》，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1月页。
[24][72] 周作人：《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第108页。
[27] 参见《鲁迅手稿全集》第27册，第363—378页。第九题《秋兴四首》与其后的《又九首》为同题作品，这里作1题计。若分别统计，即为29题。霍有明《晚清诗人周福清创作平议》（《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的统计为29题105首。
[35]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36] 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8] 分两次刊载于东京《浙江潮》1903年6月第5期、11月第9期。
[39] 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7卷，第447页。
[40] 杨天石、王学庄编：《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1页。
[41] 参见《拒俄运动》，第104、127页。
[42]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马会芹编：《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1页。
[43] 参见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第33页。
[44] 鲁迅：《041008致蒋抑卮》，《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9页。
[45] 参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第13页；周建人：《鲁迅故家的败落》，第73页。
[46] 朱正：《错怪了介孚公》，《鲁迅回忆录正误》，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8—29页。
[48] 浙江巡抚崧骏的奏折（1894年1月18日）曰：“周福清先避住上海，患病。随后回籍，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周福清科场案资料汇编》）
[53][79]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7—438页，第437—438页。
[54] 参见黄坚：《鲁迅第一次去南京走的哪条路》，《桃花树下的鲁迅》，第26—43页；《上海：鲁迅第一次去南京的途经之地》，《桃花树下的鲁迅》，第44—63页。
[55]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3、164页。
[58] 鲁迅：《无题二首》，《鲁迅全集》第7卷，第452页。
[59] 参见周国伟：《留学时交往的日本友人——鲁迅与宫崎寅藏、宫崎龙介》，《鲁迅与日本友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6页。
[60] 鲁迅：《偶成》，《鲁迅全集》第7卷，第456页。
[62] 周作人：《〈唐宋诗醇〉与鲁迅旧诗》，《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64] 朱正：《周福清科场案述略》，《鲁迅回忆录正误》，第12—13页。
[68] 《镜湖竹枝词百首》，《鲁迅手稿全集》第27册，第331—362页。文中所引《镜湖竹枝词百首》均出于此。
[69] 鲁迅：《和仲弟送别元韵并跋》，《鲁迅全集》第8卷，第536页。
[70] 鲁迅：《送增田涉君归国》，《鲁迅全集》第7卷，第454页。
[71] 鲁迅：《一·二八战后作》，《鲁迅全集》第7卷，第458页。
[73] 《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
[75] 《鲁迅年谱》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鲁迅手抄《二树山人写梅歌》（《鲁迅手稿全集》第27册，第279—327页）末页并无“光绪丁酉七月下浣抄竣 桐华阁·人藏”的自署。疑编印时有遗漏。第279页的题解注明的抄录时间为“约一八九七年”。另，这里的《鉴湖竹枝词》当为《镜湖竹枝词》。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1期，责任编辑李松睿，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