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颖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贤圣传是研究宗教活动非常重要的资料。1992年，葛然诺（Phyllis Granoff）与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 ）出版Speaking of Monks（《云及僧》）一书，改观了学界长期以来对这类材料的低估。为祝贺葛然诺教授于耶鲁大学荣休，2021年12月7-9日，旭日全球佛学网络（www.glorisunglobalnetwork.org）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从祇园精舍到耶路撒冷”。来自东亚、中东、欧洲及北美等地拥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探讨了亚洲内外制造和流通的显圣传，试论了圣传-史传的跨文化和跨边界研究取向，并深入剖析了僧尼人物、护持其遗产的群体。本次会议由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耶鲁大学以及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拔地入云”计划协办。
葛然诺（Phyllis Granoff）教授
会议开幕
在开幕式上，Eric Greene葛利尹（耶鲁大学）、Mimi Yiengpruksawan 杨靡芜（耶鲁大学）、Eviatar Shulman 埃韦塔·舒尔曼（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和陈金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首先向葛然诺教授卓越的学术成就致敬；随后葛然诺教授的同事和学生们集体为她的荣休献词；最后来自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David Shulman 大卫·舒尔曼为会议做了主题演讲。他讲述了一部罕见的来自十八世纪喀拉拉邦的自传，这部自传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将个人命运与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结合了起来。
葛利尹（Eric Greene）教授（上左）、杨靡芜（Mimi Yiengpruksawan）教授（上右）、埃韦塔·舒尔曼（Eviatar Shulman）教授（下左）、陈金华教授（下中）、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man）教授（下右）
疯僧、蝙蝠僧与神僧
会议第二部分的议题为“疯僧、蝙蝠僧与神僧”。
James Robson 罗柏松（哈佛大学）探讨了蝙蝠僧在佛教中的地位。他首先解释了蝙蝠模棱两可的形象如何使它们成为类比的有力来源，随后讲述了佛教文献对于蝙蝠僧的描述。
李巍（河南大学）讨论了《高僧传》僧人疗愈的故事。他指出从僧传的记载来看，僧人治病行医不仅代表着神异的能力，更突出表现为僧人可以看透因果、鬼神作为疾病的根本原因，从而对症下药，治疗疾病。
葛洲子（陕西师范大学）认为，北宋的“故家”士人们捏造了言法华的预言天赋和他作为圣僧的形象，试图以此改善受王安石变法影响的政治局势。
罗柏松（James Robson）教授（上左）、李巍教授（上右）、葛洲子教授（下中）
圣俗之间、圣俗之外
会议第三部分的议题为“圣俗之间、圣俗之外”。
Eli Franco（莱比锡大学）提出了两种在佛教传统中阅读法称（Dharmakirti）传记的方法。一是以现代佛学家Erich Frauwallner（1898-1974）为代表的，将法称视为圣僧并合理化他的作品《释量论》中出现的奇怪的章节顺序；二是以十一世纪印度佛教评论家Yamāri 为代表的，对法称作出的更现实且不那么神圣的评价——Yamāri认为法称《释量论》中奇怪的章节顺序来源于他的懒惰和疏忽。
Michael Nylan 戴梅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Marty Verhoeven（美国法界佛教大学）的演讲探讨了我们如何能够确认理解了传记的预期意义，因为许多早期历史学家都是根据导致对自然和人类生命形式产生影响的事件来衡量人类的伟大，而不是关注人类发展的过程。
Albert Welter 魏博雅（亚利桑那大学）讨论了王禹偁（954-1001）为僧人赞甯写的传记。他首先以何珣圣迹图为例论证了世俗儒学可以表现出神圣的维度，而后展示了赞甯在王禹偁书写中作为世俗的著名文人的形象。魏博雅提醒到，在阅读有关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内容时不要认为它们一定是世俗的；而在阅读与佛教等宗教相关的内容则不应假定它们一定是神圣的。
Eli Franco教授（上左）、戴梅可（Michael Nylan）教授和Marty Verhoeven教授（上右）、魏博雅（Albert Welter）教授（下）
佛所行：赞以再赞
会议第四部分的议题为“佛所行：赞以再赞”。
Robert Brown（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阐释了使用石头和金属作为艺术材料是如何影响佛教造像的。通过分析公元前二至一世纪印度桑吉（Sanchi）和巴雅（Bhaja Vihara）寺庙的浮雕，他指出佛教艺术可能先于佛教故事产生并启发了后者。
Susan Andrews 安素桑（蒙特爱立森大学）比较了本世纪出版的50多本描述释迦牟尼生平的英文绘本。她发现在绘本中释迦牟尼的一生被以不同的方式想象和阐释，以满足不断变化的读者需求。但同时绘本中赋予女性的角色却很有限，他们大多以释迦牟尼的母亲或伴侣的身份出现。安素桑由此思考了这些绘本读者的多样性。
Margarita Delgado Creamer（匹兹堡大学）谈到了佛教向拉丁美洲的传播以及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1988-1986）在这一传播中的作用。Creamer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博尔赫斯希望在他的佛教讲座中取得什么成果？Creamer指出博尔赫斯的目标是为佛教传说注入生命，让人们将佛教视为一种救赎的方式。第二，为什么博尔赫斯赋予佛陀传记如此重要的地位？答案在于佛教传奇故事已经成为艺术创作和宗教灵感的源泉，比传奇的历史真相更有启发性。第三，博尔赫斯如何在拉美复述佛陀的生平故事？通过分析博尔赫斯的讲座录音，Creamer发现博尔赫斯通过诉诸圣徒记述的美学价值来弥合真假之间的鸿沟。
Robert Brown教授（上左）、安素桑（Susan Andrews）教授（上右）、Margarita Delgado Creamer 教授（下）
游僧
会议第五部分的议题为“游僧”。
Peter Flügel（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陈述了耆那教托钵僧的游历，与社会互动的形式以及它们的职业道路。Flügel认为，就像金钱一样，耆那教托钵僧在耆那教社会系统中作为社会交流的一般媒介发挥着他们的作用。
刘翠兰（匹兹堡大学）的报告是关于唐玄奘（602-664）前往印度的法律问题。她详细讨论了玄奘在629年离开唐所承担的法律风险，以及他在645年返回时可能面临的后果。刘翠兰通过玄奘案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唐朝对受戒者的政策是不稳定的，继任皇帝可以更改或取消前任皇帝给予僧人的豁免。第二，玄奘面临法律问题可能导致了玄奘弟子不愿公开他的传记。第三，玄奘得到了天子的宽大处理，说明645年唐朝的政策对犯罪的出家僧人有不同的对待。而且玄奘案所反映的立法与实际执行的差异告诉我们，唐朝法律的实施是不断被圣旨修正的，而圣旨代表了皇帝最新的法律意见。
Jeffrey Kotyk 康杰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了日本僧人Ennin 圆仁（794-864）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礼记》中对于最澄（767-822）和灵仙（759-827）的记载。康杰夫指出晚唐的中国僧团对日本僧侣的看法非常积极，对于他们的尊重不亚于对于本土僧人的尊重。但康杰夫同时指出，圆仁的记录并非基于文本证据或任何形式的系统研究，而只是他的游记，因此我们在试图重构中日佛教关系的历史时，需要认识到《入唐求法巡礼记》的局限性。
候浩然（清华大学）介绍了十二世纪一位藏传佛教大师的生平故事。他特别关注他在印度和西藏东部的经历，以及他在Mahākāla文学形成中所起的作用。
陈明（北京大学）分析了堪称一代奇僧的“鸟巢禅师”的事迹书写。鸟巢禅师属于民国时期走访印度的万千籍籍无名的僧人之一。不同的传记作者以不同的笔法来呈现“鸟巢禅师”的形象，其中包括凸显他对信念的长久坚持、拒绝接受金钱布施、与自然和动物（蛇）的交流、他与印度民众的互动等情形（尤其是他与英国人主持的印度法庭的抗争），从而将一位普通的下层僧人塑造成了印度教大神罗摩的化身。
Peter Flügel教授（上左）、刘翠兰教授（上中）、康杰夫（Jeffrey Kotyk）博士（上右）、候浩然教授（下左）、陈明教授（下右）
僧与君
会议第六部分的主题是“僧与君”。
杨奇霖（上海大学）通过梳理几种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蒙藏文传记，指出其中有关二世哲布尊丹巴灵童选定的种种细节，不全是宗教圣传性质的书写，而是与清宫档案文献存在联系，并由此进一步讨论清雍正一朝与喀尔喀蒙古佛教之间的政教关系。
王启元（复旦大学）通过细究由憨山德清等法友书写的紫柏真可塔铭中的晚节，揭示了晚明佛教复兴中久已被人忽略的一段结缘宫廷的经历，并发现了憨山德清存在刻意的强调与忽略某些事实的现象。
Yagi Morris（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通过研究一部中世纪日本密宗文献《金峰山秘密伝》来探讨该文献如何将佛陀的力量赋予金峰的守护神，又如何将一位皇帝塑造成一位开悟的佛教国王。她的研究旨在探索贤圣传在构建神圣景观和帝国权威的作用。
杨奇霖博士（上左）、王启元教授（上右）、Yagi Morris 博士（下中）
方技、媒介与圣传
会议第七部分的主题是“方技、媒介与圣传”。
Haiyan Hu-von Hinüber 胡海燕（埃尔福特大学）研究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耆那教尼犍子的占卜对玄奘643年的归国产生的影响，并由此探讨玄奘大师与印度“外道”的关系，尤其是与耆那教僧团成员之间的交往。
Marko Geslani（南卡罗来纳大学）探讨了十四世纪由Rājasekharasuri撰写的Prabandhakośa。这部作品一方面神化了耆那教大师巴德拉巴乎（Bhadrabāhu），一方面恶魔化了伐罗诃密希罗（Varāhamihira）。Geslani探讨了这部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及宗教领域的精英层对占星术的接受度。
Pia Brancaccio 庞琵雅（德雷塞尔大学）讨论了印度次大陆的一个地区，该地区在佛教地理学中经常被忽视。她专注于康坎沿海地区，特别是Sopara遗址，该遗址在早期佛教历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证明了当地佛教和非佛教界长期以来的苦行传统。
Sahaj Patel（范德堡大学）展示了嵌入在文献中的快速响应（QR）代码如何影响人们与文本和作者的互动。他将这些技术与文本的互动关系视为副文本。他还认为，文本和副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潜在地解释圣徒传记如何变得可操纵。
李灿（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了不动金刚及其弟子勒布与施食仪轨再宏的年代问题。
胡海燕（Haiyan Hu-von Hinüber）教授（上左）、Marko Geslani教授（上中）、庞琵雅（Pia Brancaccio）教授（上右）、Sahaj Patel 博士（下左）、李灿讲师（下右）
传以融信
会议第八部分的主题是“传以融信”。
Alexsander Uskokov（耶鲁大学）探讨了耆婆·瞿悉伐弥（Jīva Gosvāmī）以及他如何在个人神学崇拜下对不二论进行重新诠释。
Gérard Cola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了梵文的泰米尔圣徒传记Divyasūricarita中的一个故事。首先，他解释了Divyasūricarita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圣徒传记及其功能。然后，他讨论了传记中名为Parakāla的生活中的某些事件，特别是他从Nāgapattanam盗窃佛教圣像，以资助在印度南部Shrirangam Vaiṣṇava建造围墙和其他建筑物一事。他的论文旨在探讨超越道德规范和宗教隶属的信仰。
Max Deeg 宁梵夫（卡迪夫大学）研究了为什么中国佛教徒关心以尼犍子（nigraṇṭha）为代表的耆那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查看了中国文献中对耆那教徒称谓的术语及其外在特征的描述，即赤身裸体、白衣异端、故意饿死、拔毛、用手乞食。宁梵夫得出的结论是，中文文献中之所以出现对耆那教教徒的描述可能是因为它们足够奇特，疯狂使他们在中国佛教徒面前没有竞争力。
陈金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了著名的唐代官僚、将军和书法家颜真卿（709-785）以及他撰写的《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他提醒我们考虑个人身份与其社会交往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如何影响佛教传记的写作过程。
Alexsander Uskokov讲师（上左）、Gérard Colas 教授（上右）、宁梵夫（Max Deeg）教授（下左）、陈金华教授（下右）
圣传创造与再创
会议第九部分的主题是“圣传创造与再创”。
赵悠（北京大学）讨论了印度语和中文语境中对维摩经的接受度存在的巨大差异。对于前者，它是偶尔在论文中引用的大乘教义的来源，而对于后者，围绕主人公维摩诘却重新创造了更多的内容。赵悠认为中国读者通过将维摩经作为圣传写作，将维摩诘从一个体现悖论的菩萨转变为一个驻于自己房间的圣人“维摩”，并成为东亚理想佛教徒身份结构的一部分，无论是对于居士还是出家人。
王邦维（北京大学）从三方面对比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道宣的《玄奘传》的内容和表述形式的不同。
杨剑霄（南京师范大学）探讨了玄奘历史形象的塑造与法相唯识宗的创立。制造玄奘面孔的背后，是窥基一系创立法相唯识宗的历程。首先，玄奘作为公众人物，以求法僧形象被神圣化。但在这背后，玄奘在慈恩寺的门人则进行着玄奘译经僧形象的神圣化工作，以此为宗派形成提供信仰上的保证。其次，玄奘圆寂后，慈恩寺僧团又有普光、法宝与窥基两系的对立。普光、法宝在当时处在中心位置，他们以“唯识论师”指称弘传《成唯识论》的窥基一系，并予以批判。实际上，正是窥基通过建立《成唯识论》的传法谱系，制造了玄奘与《成唯识论》的特殊关联。在建立继承性谱系的基础上，完成自身建构唯识宗的用意。
Kirill Solonin 索罗宁（中国人民大学）介绍了西夏版本的鸠摩罗什传记的片段。索罗宁认为尽管这个传记不符合史实，但是它反映了西夏党项佛教徒对鸠摩罗什重要性的认知。他们玄化鸠摩罗什以体现西夏佛教是汉教义经典和藏密教实践的结合。
齐冠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检视理安寺的历史和其创始人法雨佛石（1569-1636）被塑造的圣徒形象。他发现标准圣徒传把佛石脸谱化地描绘成了一个禅师或者净土实践者，但在其士大夫弟子的诗中，佛石被描绘成了一个不畏环境艰苦，多年坚持修禅与头陀行的僧人。如此看来，在圣徒传的写作过程中，现实中部群式的事实认知与文化上对高僧的想像之间有很大差别。
赵悠教授（上左）、王邦维教授（上中）、杨剑霄教授（上右）、索罗宁（Kirill Solonin）教授（下左）、齐冠雄博士（下右）
历史与夸饰
会议第十部分的主题是“历史与夸饰”。
Ellen Gough（埃默里大学）探讨了印度著名的拉克沙·班丹兄妹节（Rakṣābandhana）与僧人Viṣṇukumāra的关系。耆那教僧侣通过叙述并倾听Viṣṇukumāra击败邪恶国王Bali的故事，重温被遗忘的婆罗门拉克沙·班丹兄妹节的历史。
Lilian Handlin（哈佛大学中国艺术实验室）的研究对象是十一世纪晚期缅甸的江喜陀王（King Kyanzittha）。通过将孟族白话的江喜陀王铭文与僧伽罗版本的铭文对比，Handlin的论文揭示了迄今为止在缅甸史学中被忽视的问题——国王自我形象的塑造。
建立在葛然诺教授对由Rāmacaraṇa撰写Saṅkaradeva传记的研究基础上，Jack Hawley（巴纳德学院）研究了十六世纪印度诗人Surdas的生平以及他的传记与他最珍视的神Krishna的生平故事之间的关联。
石媫姬 Jacqueline Stone（普林斯顿）通过日莲（1222-1282）奇迹般地逃离死亡的故事探讨日本佛教传统中的历史和圣传。石媫姬的论文呈现了自十九世纪后期渴望剥离日莲传记中传奇元素的人，会援引现代文本批判方法来质疑这些段落的作者身份，而传统圣传记的捍卫者则把科学作为合法话语权来合理化日莲圣传记中的“超自然”事件。
Ellen Gough教授（上左）、Lilian Handlin教授（上右）、Jack Hawley 教授（下左）、Jacqueline Stone教授（下右）
圣传女
会议第十一部分的主题为“圣传女”。
汪悦进（哈佛大学）通过对莫高窟257窟中须摩提女（Sumagadha）、鹿王本生故事以及沙弥守戒自*故事之间布局关联的阐述，指出对佛教艺术的叙述不应该局限和简化至这些艺术的文本含义。
Naman Ahuja（尼赫鲁大学）讨论了一个大型夜叉绑架一名女性的场景，当时她的饰物掉在地上。Ahujia解释说，这一场景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3世纪在孟加拉制造的赤土陶器和象牙制品中反复出现。许多学者认为这是印度教罗摩衍那（Ramayana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对王妃悉塔（Sita）的描绘，但Ahuja认为这一场景更可能是佛教本生故事。
Alexandra Kaloyanides（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讨论了缅甸佛教历史的标志性作品Sāsanavaṃsa中关于妇女的章节。这个章节中的女性都非常聪明，例如一位母亲纠正她十二岁女儿的巴利语变格范式，以及一位年轻女孩纠正僧侣的巴利文语法。Kaloyanides认为这些描述不仅用女性比周围的男人聪明的滑稽场景来取悦男性僧侣，而且还可以让人联想到缅甸是佛教的至尊之地，缅甸国王和僧侣在那里推广佛教教育的程度之深，即使是一般的女性也能掌握复杂的巴利语语言规范。
James Benn 贝剑鸣（麦克马斯特大学）将妙善公主自我牺牲的传奇故事置于中国佛教传统中将自焚作为一种修行方式的大背景下来研读，特别把妙善公主与柳本尊“十炼”以利他人的故事对比。贝剑鸣认为，佛教中自焚或牺牲自我肉体来利他以及作为修行的逻辑和各种方式，早在妙善公主传奇传入中国前就对中国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修行方式并不违背常理，也不难被中国佛教徒接受。
汪悦进教授（上左）、Naman Ahuja教授（上右）、Alexandra Kaloyanides教授（下左）、贝剑鸣（James Benn）教授（下右）
传以护法，传以诤法
会议第十二部分的主题是“传以护法，传以诤法”。
赵珊珊（麦克马斯特大学）讨论道宣续高僧传中护法这一类目所包含的内容。她指出，除了佛道争斗或宫廷纷争中捍卫佛教的活动外，护法这一类目还有许多其他类型的活动，例如持戒传教、神通感应等。此外，她还指出神通感应是僧人向当地社会的俗众传播佛教的方式之一。
Aleksandra Restifo（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是关于Adhyātma创始人Banarasī故事的另一种讲述。她研究Banarasī的对手Śvetāmbara Mūrtipūjaka在其作品Yuktiprabodha-nāṭaka（“通过逻辑觉醒的戏剧”）中对Banārasī的攻击。Restifo指出，首先，Yuktiprabodha-nāṭaka 是对特定个人及其信仰体系的攻击，而不是对某种思想的攻击；其次，它以戏剧（nāṭaka）为标题，并包含戏剧元素。由于这两个原因，Restifo认为 Yuktiprabodha-nāṭaka 代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学体裁，正是这种戏剧体裁使得主角的存在成为必要，这便使得Banārasī的对手能够利用Banārasī的传记来诋毁他和他的宗教信仰。
Gregory Schopen 萧本（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论文研究了僧人Mūlaphalguna的传记。Schopen认为这个传记似乎是专门用于批评僧尼固执和过度紧张的修行，而没有别的目的。
赵珊珊博士（上左）、Aleksandra Restifo博士（上右）、萧本（Gregory Schopen）教授（下）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张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