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大量博物馆的修建，以及诸如海昏侯墓、江口沉银之类的遗址被发掘，“考古”一词，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眼中，俨然已经成了一个热词。
因为伴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比如：
曹操修铜雀台和大乔小乔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诗文中意淫着左拥右抱二乔的人是他的儿子曹植。
又比如：三国的一升只相当于我们现代的两百毫升，古人喝一斗酒，只相当于现代人喝了两公升，而且古人喝的还是低度米酒——这一点，之前那篇文章也恰巧有提到过。
再比如：张飞其实也是个读书人，他擅长工笔画美人，他也擅长书法，甚至可以说是个书法家。真实的张飞肯定不会像电视剧中的那般，关羽说“关某之躯即为刘某之躯，但凭驱使，绝无二心”时，他说：
关羽又说：“某誓与兄患难与共，终身相伴，生死相随！”时，张飞：
关羽再说：“有违此言，天人共怒之！”张飞：
张飞默默地将罗贯中移出了自己的好友列表。
如果还是对“考古”一词感到有些陌生，那有一个电视节目大家应该会比较熟悉——《鉴宝》。
当然不止《鉴宝》，前段时间播出的《国家宝藏》、《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近期热播的《如果国宝会说话》，都和考古息息相关，因为最能够让人直观感受到考古工作成果的，便是博物馆里的这些“国宝”。
而这些国宝——准确地来说，它们统称“文物”，尤其是时代比较久远像三国时期的文物，很多便是从墓葬中被发现的。因此，对墓葬的发掘亦是整个考古工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然而、可是，咱四川地区的三国高级将领或是文官的墓葬，真不多……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蜀国缺少本地土生土长的文官武将。
关羽，河东解良人，今天的山西运城。
赵云，常山赵子龙，常山真定人，今天的河北正定。
马超，扶风茂陵人，今天的陕西兴平。
黄忠，南阳人，今天的河南南阳。
张飞，涿郡涿县桃庄人，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州市忠义店。
好嘛，五虎上将，齐刷刷来自北方。
再来个诸葛亮，他更远，徐州琅琊人，在今天的山东了。
再、再来个刘备：
刘备，涿郡涿县人，张飞老乡，河北的……
皇叔啊皇叔，没想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背叛革命了！
大家都不是四川人，叶落归根，自然很多人都不会选择葬在四川。
上面七个人，关羽兵败，身首异处，头枕洛阳（河南），身卧当阳（湖北），魂归解州（山西）；黄忠，当时他的家乡南阳已经被曹操占领，所以他理应葬于成都，现在的成都营门口也确实有个黄忠墓，然而事实上该墓为后人修筑，且千余年间黄忠墓没有文献记载，故准确地点已不可考；马超，归葬陕西勉县定军山；诸葛亮，也按照他的遗嘱，埋葬在了定军山。
七个好伙伴，一下子就散了四个。
剩下三个，赵云葬在四川大邑；张飞墓相对出名一些，在阆中；当然最出名的还是汉昭烈帝的惠陵——刘备，就埋葬在这武侯祠中。先主英魂，护佑一方水土，看过风风雨雨，也看过眼前的车水马龙。
再其下，葬在四川的蜀将就更是少之又少、屈指可数了，有蒋琬、董允、马岱——这几个人名，可能不少人都没听过。
总之最后蜀国那些名臣将相，葬在四川的，绝对不超过三分之一。
顺带插播一句，后主刘禅，刘备摔过的那个阿斗，亲儿子，最后死在了洛阳，享年65岁，葬于今日的河南洛阳邙山。
刘备回首望去，来时的路空无一人，过往，已烟消云散。
人一走，茶自然会凉；你喜欢大海，我爱过你。或许这就是——
不过，我们加上黄忠墓，算四个，除开刘备张飞不谈，赵云和黄忠的墓，却实在是不出名，甚至有人会说：什么赵云也葬在四川的？什么我家边上就是黄忠墓？
不出名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墓葬习俗——专业的词语叫“葬制”，即墓葬制度。
这就得从汉朝说起：整个汉朝的习俗就是“厚葬”，尤其在西汉时期。海昏侯墓、马王堆墓这些名号响当当的大墓都是西汉时期的；而金缕玉衣、黄肠题凑这些高级而奢华的墓葬习俗，也几乎都是西汉的，到了东汉，就已然式微。因为战乱频繁，民生逐渐凋敝，哪怕是列侯都已经厚葬不起了，而且就算是厚葬，那也一定是“摸金校尉”的重点照顾对象，一场战乱下来，谁知道自己的尸首会变成什么样。所以到了东汉尤其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流行“薄葬”，就拿砖砌一个窄窄的空间，稍微气派一点儿的就在外面垒一个土包包，前面再立一块碑，完事儿。
（东汉末年的砖室墓，可以看出来，很是简陋）
没有琳琅满目，没有奇珍异宝；没有檐牙高啄，也没有钩心斗角，自然，便不会那么出名了。
其实，相比于吴魏两地，蜀地出土的三国时期文物数量少还有一个原因：国力衰弱。
据估算，三国时期人口大概800万，其中魏国约500万，吴国有200万，剩下的蜀国，只有100万。（还有另一种说法是总人口2600万，但魏吴蜀占比都趋近于5:2:1。）
在我国的古代，农业可以说是一个国家国力的最终指标，而影响农业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工具——大家相同，铁农具；农耕方式——大家一样，牛耕；那生产力的高低，只能和人口数量直接挂钩。
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古代，人口=国力。
而蜀国就是靠着这八分之一的国力，三分了天下，综合收益高达2.66倍，一个字，值。
而且从这张图中，再根据我们的地理知识还可以知道，华北平原在魏国，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吴国，这两个地方的粮食产量都是很高的，而蜀国的粮食产量最高的地方，可能只有小小的一块成都平原了，成都平原的粮食产量，实在是无法和东部平原相比。
这样的背景下，蜀地人民无力再去进行奢华的厚葬，取而代之的，是他们的一种豁达情怀。魏国占天时，吴国据地利，蜀国则拥有人和。就算遇到灾年，就算时运不济，持一把团扇，再摆一场龙门阵，似乎就能扫清一切阴霾，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一把扇，一张桌，一碗茶，便是“四川精神”最好的传承。
（成都彭镇观音阁老茶馆一角，观音阁老茶馆被誉为成都茶馆的“活化石”）
墓葬发掘自然是考古工作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但考古，绝不仅仅止步于“挖墓”。
8月10日，在武侯祠里举办的第二场《武侯夜话》活动，就有幸邀请到了现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高院长，来为大家讲一讲咱四川考古的二三事。一个小时如同白驹过隙，却让人感到醍醐灌顶；不仅让人知晓了考古工作到底为何物，也了解到，诸如考古这类历史工作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的刻板、好似“象牙塔”般难以理解，真正的历史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既是历史的阅读者，亦是历史的创造者。
（《武侯夜话》现场照片）
就比如说，去欧洲旅游的小伙伴，一定会游览不少教堂王宫，因为里面几乎是集合了当地文化与历史的精髓。同理，在中国，最重要的、蕴含最深层次文化的旅游景点，除开故宫这种极少数的宫殿，就要数寺庙、祠堂了。
而对寺庙、祠堂以及类似的人类生活过的遗迹进行考证、研究，将古人的习俗以及传承其中的文化公诸于世，同样是考古工作者所要做的。
武侯祠中，或许并没有引人注目的金杯玉盏，它所富含的，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哲思，或是“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教诲。再持一把折扇或是羽扇，有人感慨雄姿英发，有人轻叹早生华发，甚至可以跨越时空，听到苏子“大江东去”的开怀大笑，以及伴随着川江号子的低沉摇橹。
（陈敏良国画作品《大江东去图》）
这便是四川，川人的悠闲是一种哲学，我们把它称作——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