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是大家再熟悉不过的纪年工具，每个人都通过日历来了解日期，可以使日常生活变得井然有序。我出生在1970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记得小时候，一般家庭多使用挂在墙上或置于案头的日历。随着一页页日历越撕越薄，新的一年就要到了，大家又长大了一岁。小孩子们尤其感到高兴，因为元旦一过，离过年也就不远了。
老式择吉日历，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一般小康之家，多喜欢使用台式日历。厚厚的三百六十五张活页，装订在精美的铁架子上，除了必有的公历、农历、星期、月令、节庆，以及常见的黄道吉日、婚丧禁忌，更留下了可供书写的大片空白。由于台式日历的纸张略为厚实，因此不少知识分子家庭舍不得随手撕去，而是当做了家庭日常记事的手账，甚至成为私人生活和工作的备忘录。
我家是近郊的土著，住在上海本地的绞圈房子里，用的是那种挂在墙上的可撕日历。以前的日历并不是直接挂在墙上的，而是用一块差不多A4纸大小硬质的马粪纸作背板。厚厚的一叠日历本，用两条马蹄铁钉子固定在硬纸板下端，上首穿线悬挂于墙，新的一年就开始了。日历每年换新，但日历板一般不换。那块专门的日历板，上面印着彩色图案，有名胜风景，有古装美女，有戏曲人物，也有胖胖的娃娃，在阴暗潮湿的老房子里也算得上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了。还记得我家的日历板上印的是穆桂英挂帅，只见主帅一身刀马旦打扮，微微斜侧着身子，手持红缨长枪，口含锦雉翎羽，脸似银盘，杏目圆睁，英姿飒爽中不乏女性娇羞阴柔之美，较好地表现了巾帼不让须眉的主题。时间久了，纸质的日历板难免破损，三五年下来也该换新的了。于是，穆桂英变成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又变成了《红楼梦》中的宝哥哥和林妹妹。后来，家里条件好了，日历板换得越来越勤，差不多和日历一样也一年一换了。总而言之，纸质日历板比较粗陋，是普通人家最为常用的物件。据说，当年曾有一种高档的日历版，图案以釉上彩的形式烧制在瓷砖上，只要不摔碎即可以长期使用，然而却失去了“旧桃换新符”的乐趣。
窈窕淑女日历板
邻居一位伯伯喜好收藏，我曾经在他家里看到过放大的“日历板”。尺幅超过半米，图案更艳丽、更漂亮，大多是旗袍美女，长长的腿，细细的腰，比例夸张却又非常协调，有一种独特的美。这些超大的“日历板”是一种单页年历，材质是可以卷曲的软纸，上下两端镶有马蹄铁条，上首居中有孔可以穿线悬挂，下部依靠马蹄铁的垂重使纸幅平整。中心图案的两旁或下面，或标示着年月日，或是生产厂家或商品信息，多为香烟广告。伯伯告诉我，这是旧时的月份牌，可以在家里挂一整年，解放后渐渐就没人用了。但我总觉得，月份牌就是放大了的“日历板”，而日历板就是缩小了的“月份牌”。
就在可撕日历盛行的那个年月，青年男女的身上往往也多了一件事物。由于人们随时随地都需要掌握日期信息，因此日历是生活中最常用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把一整本厚厚的日历装进口袋，于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流行一种微型的年历表——年历片。年历片大多为纸质的硬卡片，大小如同一张扑克牌，比名片略大一圈，正好插入入皮夹子里，可以时时刻刻揣在身上。年历片的正面为彩色图案，其实就是缩微版的年画。背面则密密麻麻地标示了整个年度三百六十五天的年历表。若是不戴老花镜，中老年人根本无法看清，显然这是年轻人的专属物。限于时代因素，最初的年历片图片大多是一些“革命样板戏”的剧照，豪气冲天的杨子荣、躲进深山的喜儿、举枪前进的红色娘子军……后来，各种图案题材越来越多，电影明星、舞蹈演员、体育运动逐渐成了年历片的主角，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人对审美的追求。那个时候，早已不是全国人民看八个样板戏的年月，但也只有芭蕾舞和艺术体操可以正大光明地展现女性优美的曲线。从女舞蹈演员婀娜的身姿，到女运动员露出大腿的动感造型，给饥渴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透气的小窗。然而，哪怕是公开发行的印刷品，人们也羞于理直气壮地传看与欣赏，于是一张张小小的年历片承载了无数年轻人青春的秘密，试问有哪个青年身上不藏着一两张这样的年历片呢？
1983年中国女排年历片
邻居伯伯也有类似的收藏，老上海的香烟牌子，上面也有电影明星，但远不如年历片精美。年幼的我对美女明星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喜欢那些小说戏曲英雄人物题材的香烟牌子。其实，我小时候男孩子们玩耍嬉戏的“香烟牌子”已经和香烟无关了，更准确的名字应该叫“洋画片”，据说是从广东那里传来的，又叫“公仔纸”。年历片更多的还是花草鱼鸟和女性人物，比较符合女孩子的审美情趣。后来，又出现了烫塑型、烫金型和凹凸型的年历片，随着材质的发展一度还有过塑料年历片。由于印制精美，花色繁多，年历片曾经是岁末年初最紧俏吃香的小玩意儿。极少数高档的年历片是一些涉外企业印制赠予客户的非卖品，即使有钱也无处购买，而是通过某种渠道流向民间，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据说，当年在农村，上海知青手里一张张精美的年历片是硬通货，可以交友撩妹，可以雇人干活，还可以和当地的老百姓换些农产品……因稀缺而流行，年历片在城市也有一定的“市场”，大家聚集在在工厂、学校门口，或街头巷尾，相互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年历片，顺便进行一些互通有无的交换。到了80年代中期，盛行一时的年历片逐渐式微，随着物质条件更为丰富，人们有了更多的选择，大型挂历占据了新年市场。如今，当年邻居伯伯不屑于收藏的年历片也已经是收藏界的新宠了。
大型挂历早已有之，由月份牌逐步演变而来，在上世纪40年代末随着彩色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兴起。挂历上的历法通常印在最下端，一般都是星期、公历和农历三对照，周六、周日以及重大节庆会用红色字体，有的还会标明二十四节气，使用非常方便。最初的挂历以明星人物画为主，后来传统的山水画、花鸟画也成为重要题材。艺术家精湛的笔墨加上精致的印刷效果，既方便了日常生活，又给人以视觉的享受，挂历作为室内装饰盛极一时。当然，比起一年一换的月份牌和传统年画，一月一页的挂历要贵得多。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出版社、人民中国出版社等新闻出版单位都把挂历当成一种对外宣传品，题材有祖国新貌、各地风光、电影剧照和传统山水花鸟画等等，文字为中英文对照，甚至全部为外文，用于对外赠送，对内很少发行。况且，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家家户户时兴张贴带有浓厚政治宣传色彩的新年画，而40年代盛行的挂历并没有走入寻常百姓家。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年画，从功能和内容导向来说，更适合理解为宣传画。
印着演员刘晓庆肖像的挂历单页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挂历已不再是少数人使用的奢侈品。挂历的题材丰富，包罗万象，除了以往常见的影视明星，还新增了时尚萌娃、宠物珍禽、名车佳宅等等，各地名胜尤其是世界风光摄影最受青睐，给当时没机会出国也很少出门旅行的国人无限的遐想。随着社会风气的逐步开放，时装美女成了挂历的主角，甚至还出现了比基尼泳装照，这在80年代初都是不可想象的。挂历以长方形居多，契合于传统书画立轴的式样，一本12张差不多就是一本画册了。或是某一画类的荟萃，或是某一画派的合集，或是个人作品的精选，例如《中国历代花鸟画》、《故宫馆藏古代山水画》、《扬州八怪画选》、《徐悲鸿奔马图》等等都是很好的选题。随着印刷技术的不断提高，到了90年代还出现了仿真宣纸书画挂历，几乎可与原件媲美。除了传统中国书画，世界著名油画更是风靡一时，从达芬奇、伦勃朗到梵高、毕加索，几乎所有西方艺术大师的作品都在挂历上出现过，让大家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博物馆珍藏的名画。此外，挂历也是历史事件的见证，如1984年国庆阅兵、1990年北京亚运会、1997年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也都是挂历所热衷的题材，与清末民初上海旧校场时事年画一脉相承。
挂历一般是12张或13张，一月一张再加个封面，也有6张或4张的，缩简为两月一张或三月一张。传统的年画或月份牌一年一换，天天都是老模样，挂历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不同的画面，有效地避免了审美疲劳，不时给人以新鲜感。挂历盛行之际，还出现了一种简历，更类似于传统的月份牌年画，或海报招贴画，更照顾到了居室条件简陋的家庭，以及住集体宿舍的单身人士。挂历是绝大多数家庭每年必不可少的室内装饰品，成为新年馈赠亲友的最佳选择。鉴于挂历有如此巨大的受众市场，不少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府机构开始向印刷厂家定制自己的挂历产品，除了日历和图画，上面还印有单位名称、LOGO、简介、地址、电话等相关信息，无论是赠送客户或作为福利发放都是一件非常实用的新年礼物。
既然是单位馈赠的年终福利，因此挂历一度是流行送而不是买的。每逢年终，交际广路道粗的人往往会收到很多挂历，单位发、朋友送，甚至一人手里攒了几本、十几本，最多自己留下两三本其余的分送给亲戚朋友，有时候到处转送都送不出去，反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进入20世纪后，人们更习惯于通过电脑、手机等现代工具获取日期信息，挂历逐渐“退居二线”。2013年10月31日，中纪委发布《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国内挂历市场随之萎缩了一大半，已无法重现昔日的辉煌。
其实，挂历本身包含着年画的身影，是从黄历、年画发展而来的。清末民初，沪上洋商借鉴和运用传统绘画和群众性最强的年画形式，由此催生了中国年画史上的一支奇葩——月份牌。
民国时期的月份牌
新中国成立之后 ，上海年画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原先的月份牌画家成为宣传招贴画的主力军，积极投身于新年画运动。然而，作为服务于政治宣传的画作，新年画从其性质与目的而言已经无关乎年俗，因此也无所谓“年画”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原先家家户户的宣传招贴画逐渐被山水、风景、美女、宠物等主题的挂历所取代。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人民群众的审美诉求已趋向于多元化，新年张贴年画这一传统风俗俗以挂历的形式重现民间，成了政治的晴雨表，成了政策的风向标。况且，1980年代中期大规模流行的挂历和简历，更是承续了当年月份牌年画的功能，进一步凸显了其独有的商业广告效应。从传统木版年画到胶印月份牌年画，从年俗物品到商业广告再到政治宣传品，最后回归于以多元审美为诉求的美术挂历。年画的发展，是经济的推手？还是政治的力量？抑或是文化传承的必然结果？这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