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氏“生徽宗，进美人”，“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崩”。（《宋会要辑稿》，后妃一）元符三年正月十三日，宋徽宗即位，追尊皇太妃。次年，建中靖国元年春正月甲戌，嫡母向太后薨，同日，追册皇太后，四月乙未，上尊谥曰“钦慈”，陪葬永裕陵。
今存史料中有关钦慈陈皇后的事迹十分简略，且史籍对其入宫时间以及死亡时的年龄和死因的记载，存在诸多疑点。
宋徽宗
一
徽宗即位之初，辅臣们对陈氏一族的状况懵然无知，准备下诏访求陈氏的在世亲属。（曾布：《曾公遗录》，中华书局，2016年，第187页）第二年，徽宗就为生母编织了一道光环，陈氏降生时产房内发出一道“赤光”，（《宋会要辑稿·后妃一》）此“诞生祥异事”出自徽宗自述，很可能是徽宗为宣扬“天命”刻意杜撰的，并将其作为陈氏入宫的缘起，但这与陈氏入宫时的年龄相悖。
如徽宗所述，陈氏父母认为她必非凡人，“不敢寓于私室，遂入禁中”，《宋史·后妃下》也称其“幼……入掖庭”，陈氏从小就被送入宫中，但这和《东都事略·世家二》中陈氏“以选入禁中，年十七”的明确记载严重不符。（王偁：《东都事略》，以下称《事略》，齐鲁书社，2000年，第109页）
宋代女子法定最低婚龄为十三岁。真宗杨淑妃以及仁宗周贵妃、冯贵妃分别在十二岁、四岁和九岁入宫；仁宗张贵妃、神宗林贤妃也“幼选入宫”；徽宗宠爱的“大刘”（即明达皇后）“襁褓而入禁庭”，“小刘”（即明节皇后）“十岁入宫中”；昭怀刘皇后十一二岁就为哲宗育有一女。因此，陈氏十七岁入宫，尤为可疑，很可能另有原因。
《东都事略》抄录自朝廷档案及官修《实录》，（蔡涵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第172页）因此，“以选入禁中，年十七”的记载必有所本，应该是可信的，我们可以根据陈氏死亡时间与寿命进一步推定她出生及入宫的年份。
但是，关于陈氏寿命有不同说法，《宋史》、《东都事略》以及《宋会要辑稿》分别记为三十二岁、三十三岁和三十六岁，此外，《皇宋十朝纲要》也记为三十六岁。（李埴：《皇宋十朝纲要教正》，中华书局，2013年，第253页）《宋会要》源于官方档案，《皇宋十朝纲要》大概系出同源，因此，陈氏卒年三十六岁的记载应该更接近事实，《宋史》及《东都事略》的差异或出于传抄之讹。
若陈氏卒年三十六岁属实，则其生于仁宗皇祐五年（1053），“以选入禁中，年十七”，亦即熙宁三年（1070）入宫，这一时期却微妙而敏感。去年隆冬，皇长子夭折。是年深秋，皇次子又将坐胎，但后宫之主向皇后自诞下延禧公主之后，再未有所出。与此同时，皇长子死因引发的猜疑，正进一步发酵。
皇长子生于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闰十一月薨，熙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皇城使、开州团练使沈惟恭除名，琼州安置，进士孙棐处死”，（《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五之黜降官二）两人名义上的罪名是“指斥乘舆”，但真实情况可能“语涉咒诅”，二人曾妄传“皇子生，必不久”。（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称《长编》，中华书局1992年，卷211，第5135页）
皇次子生于熙宁四年五月，仅从时间上看，绝无可能成为被诅咒的对象，而被“咒诅”的就只能是皇长子赵佾，史籍未记载案件初起时间，但考虑到案情的复杂性以及沈惟恭的特殊身份，审理必然旷费时日，进而流言产生必然更早于此，很可能起于皇长子夭折甚至诞生之前，惟其如此，才与流言描述的情形吻合。
沈惟恭，宋初宰相沈伦孙，真宗沈贵妃弟，沈贵妃活了八十三岁，案发时仍在世，作为阅尽四朝后宫风云的重要人物，沈贵妃必定深知宫廷秘辛，而沈惟恭时为皇城使，而“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长编》，卷162，第3913页）神宗朝以来，更发展为特务机构，因此，传言也许并非空穴来风，沈氏可能掌握了有人欲谋害皇长子的秘密。
告发沈惟恭与孙棐，必欲置二人于死地的，恰是閤门使李评。李评，荆国大长公主孙，向皇后姑表兄弟，其父李端愿为向皇后舅氏，向皇后“以甥舅之故，尝幸其第”，（《宋史》，卷464，中华书局，1985年，第13570页）这是两宋史唯一有案可稽的后妃探视外家的记载，足见这对舅甥的关系非同一般，此外，向皇后“一妹壻是李许之子”，当为李评之侄。
李、向关系越亲密，李评揭发沈惟恭的动机就越耐人寻味，很可能欲借此堵住悠悠众口，“深禁民间私议己者”，进而皇长子之死最大嫌疑人极有可能就是向皇后，陈氏很可能是由向皇后引入宫中的，在此敏感时刻入宫，似乎也与皇长子之死存在某种因果联系。
陈氏很可能是向皇后精心选中的工具人，在徽宗诞生之初，向皇后贴身内侍阎守懃就在陈氏“产閤中祗应”。徽宗即位，向皇后是唯一熟知陈氏底细的人，不仅熟知“陈太妃茔域”及其亲属，甚至还与陈氏亲属有所往来，“太母（即向皇后）又云：‘陈太后（即陈氏）家恐有人作班行，然恐已不在，俟更询问’”，（《曾公遗录》，第187-188页）并且主动提出给予陈氏死后的荣光，伊沛霞也认为徽宗是由向皇后“自己抚养长大的”。（伊沛霞：《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46页）
向皇后很可能还与陈氏及其出身的兖国公主宅有渊源。有关陈氏出身，《宋会要辑稿·帝系》的记载含糊其辞，仅表明陈氏与仁宗长女兖国公主宅有渊源，因此，存在另一种可能，即陈氏的确幼年入宫，但嘉祐六年（1061）六月，兖国公主出降驸马都尉李玮，（《长编》，卷160，第3873页）陈氏很可能作为媵妾或侍女随嫁，是年，陈氏仅虚龄八岁，入宫必在此之前，这符合上引《宋史》及《宋会要辑稿》中幼年入宫的记载。但熙宁三年正月，兖国公主病逝，之后，陈氏很可能重回宫中，这一年，陈氏“年十七”。
二
沈氏姐弟与向、李的矛盾，像是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后妃之争的延续。是年九月，参知政事赵安仁请立沈氏为皇后，王钦若从中作梗而未果。十二月，首相王旦“忽以病在告”，时为次相的向敏中请立章献明肃刘皇后，（《长编》，卷78，第1786页；卷79，第1810页）向敏中正是向皇后的曾祖父。
此外，沈贵妃还与太皇太后曹氏伯父曹玮之妻是亲姐妹。仁宗景祐元年，宰相吕夷简唆使仁宗废掉郭皇后，后改立曹氏为皇后，吕夷简是吕蒙正之侄，赵安仁是吕蒙正的女婿，吕夷简请立曹氏与赵安仁请立沈氏一脉相承，二者需要面对的都是章献明肃刘皇后的潜在势力。
彼此盘根错节的关系使得沈惟恭一案的真相愈发扑朔迷离。就当时的后宫权力结构而言，太皇太后曹氏、皇太后高氏与沈贵妃作为一极（高氏是曹氏的亲外甥女），而向皇后作为另外一极，双方暗中争夺对嗣君人选的掌控权，沈惟恭与李评都是局中人，徽宗生母陈氏则沦为筹码。
据《神宗实录》（旧录），元丰八年初，神宗临终之际，向皇后与宰相蔡确等人联手，与高太后暗中争夺嗣君人选的决定权，兖国公主之子李嗣徽是唯一冒大不韪参与其中的外戚。（《长编》，卷352，第8435页）而仁宗上仙时，李评之父李端愿就与李嗣徽的伯父李璋、父亲李玮“不约而同”，一起奏请“随宗室别班赴临”，他们作为外戚，却希望能与宗室单独组团吊唁。李端愿与李玮同姓，又皆为外戚，他们之间或许早已像大多数宋代士大夫一样，因同姓而“联宗”、通谱，进而暗通款曲，共谋富贵。
有鉴于此，陈氏很可能是向皇后通过兖国公主宅物色而来，徽宗所说的“诞生祥异事”势必成为陈氏入选的重要理由，而向皇后引入陈氏的目的也昭然若揭，已经失去生育能力的向皇后，欲效仿由曾祖父请立的章献明肃刘皇后，将陈氏作为代孕工具，并力争使陈氏抢在其他后妃之前诞育皇子，“以为己子”。而章献明肃刘皇后更是北宋控制皇子生育以及女主临朝的始作俑者，（吴铮强：《宋真宗、仁宗朝宫廷政治札记五则》）向皇后屡屡以“先丞相”为言，必然熟知这段掌故，因而原样复制而已。
但在此之前，向皇后需要确保徽宗成为在世皇子中最年长的，为此，她需要避免其他皇子育于徽宗之前，以便为徽宗腾空位置。于是，皇长子蹊跷地“早薨”，同母弟皇第三子也死于医官“用药谬误”。事实上，徽宗出世之前，后妃们共产下十位皇子，八位皇子接连夭折，除皇长子、皇第三子外，皇次子活了三天，皇第四子、皇第十子出生次日一命呜呼，还有一位勉强活到满月，仅有皇第六子赵傭和皇第九子赵佖长大成人，赵佖幸免于难是因为“有目疾不得立（为皇帝）”，不会成为潜在对手。
神宗诸子中，先于徽宗出生的十个皇子，八人“早薨”，一旦徽宗降世，后于徽宗的皇子不再被视为威胁，因此，他的三个弟弟全部幸免于难。这个简单的事实容易让人相信“天命”是存在的，毕竟，除了人畜无害的赵佖之外，侥幸活下来的赵傭和赵佶都做了皇帝，即宋哲宗和宋徽宗，这让徽宗尚未登基就自命不凡，对大相国寺卦肆术士陈彦称其“此天子命也”一事“心独自负”，深信不疑。（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陈氏熙宁三年入宫，却苦等十二年产下徽宗，是年，虚龄二十九岁，当时社会环境下，绝对属于大龄女性，仍获皇帝临幸，有些不可思议。同样，漫长的十二年，唯有生于熙宁九年的哲宗幸存，并即位为皇帝，元祐四年，陈氏却离奇死亡于哲宗“乳母案”酝酿之际，二者之间有何关联？这些似乎都和向皇后势力浮沉有关。
熙宁三年八月，神宗打破惯例，以沈惟恭案另一当事人李评为枢密都承旨仍兼东上閤门使，枢密都承旨，“更用士人，复自评始”，（《宋会要辑稿·职官六》）李评成为神宗最亲厚的“近习”，同年十二月，王安石拜相，变法运动如火如荼。
这一时期也被视为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的“蜜月期”，神宗视王安石为“师臣”，彼此“君臣相得”，被朱熹誉为“千载一时”，但李评足以与王安石平分秋色，何况神宗对李评的信任无人可及，“其幸于上，中外无可比者”，在王、李争斗中，“上终右评”，神宗甚至欲以李评为枢密使，使其与王安石对掌“二府”，分庭抗礼。
“王安石恶李评，必欲去之”，“陛下方尊宠倚信李评，臣当避位”，“拗相公”王安石不得不以辞职的极端方式，与李评博弈。神宗“亲厚”李评，是与向皇后分不开的，王安石自然心知肚明，只是事涉宫闱，史书讳言而已。
一旦王安石辞职，渐入轨道的变法事业将胎死腹中，这是神宗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为此，他不得不忍痛割爱，被迫于熙宁五年七月将李评外放，王安石为防止李评卷土重来，穷追猛打，将矛头对准李、向的父辈李端愿与向经。
李评离京仅月余，熙宁五年八月，王安石迫使神宗剥夺了其父的叙封恩例，随即授意御史弹劾向经“宅太侈”，“军士以为一次拜郊钱物止修得一区皇后父宅”，矛头直指向皇后，熙宁七年三月，继续攻击向经，“自来影占行人”，“不见听从”，熙宁八年二月，向经也被逐出京师，次年，便卒于淄州。
王安石仍不依不饶，其妹婿谢景温指控向经族子筹办葬礼“侵越”职司，对向经及族子的指控，事涉神宗最为珍视的变法事业，势必影响他与向皇后的夫妻关系，进而使后者借腹生子计划一再延宕。
但熙宁九年十二月八日，向经去世，十个月后，皇第六子赵傭（即哲宗）诞生，孕育期正值向皇后为父服丧，或许，这一偶然事件让赵傭躲过一劫，成为先徽宗出世诸皇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
神宗可能也洞悉了其中玄机，并趁势确保赵傭生命安全，一项颇费解的举动，使这一倾向更加明显。神宗大张旗鼓，“以元子生之礼”，祭告太庙、天地、社稷、诸陵，将皇第六子视为“皇长子”（即“元子”），这让史学家李焘感到困惑。（《长编》，卷285，第6982页）
但这可能暗示神宗对皇子的生死祸福有所觉察，因此，笃定皇第六子终将活下来，而郑重其事甚至暗含对向皇后的告诫，同时，还安插贴心内侍利珣等人在产閤内照护，这些都让向皇后投鼠忌器，而神宗对向皇后动机的警惕，或许就是陈氏入宫多年，却始终未蒙临幸的原因，也从侧面证实皇子的生死祸福取决于向皇后一念之间。
三
自觉无以永年，却“圣嗣不育”，（《长编》，卷210，第5114页）是神宗的一块心病，他对皇子的渴望和焦虑与日倍增。元丰四年五月戊申，在吴处厚建议下，下诏在“晋、赵分域之内”“寻访程婴、公孙杵臼坟庙所在”，准备向“尽死以保赵氏孤儿”的先秦义士祈求“皇嗣”，而“日官亢天经建言，四郊臣庶坟墓迫近都城，不利于国嗣”，（《长编》，卷329，第7917页）以至于打算“补贴夷门山寺缺陷处”，以求“圣嗣蕃衍”。（《长编》，卷495，第11767-11768页）
宋神宗
在此期间，神宗不加节制地频幸后妃，元丰五年至六年，后妃相继坐馆，接连诞育皇第九子赵佖、皇第十子赵伟、皇第十二子赵俁、皇第十三子赵似。陈氏终于守得云开见日月，五年十月丁巳生下皇第十一子，陈氏产子很可能依旧受惠于向皇后。
同一时期，神宗意外患病，不得不与向皇后妥协。《长编》记载“上不豫”最早时间为元丰五年八月庚申，“上以疾不御前后殿”，但最初染疾可能在元丰四年底或五年初，高太后认为其致病原因是“灵武之役”，“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长编》，卷486，第11557）灵武之役兵败于四年十一月，年底，神宗应该已获战报，因此“不豫”。
《宋史》等均记载，“（元丰五年）春正月癸未朔，不受朝”。按照北宋礼制传统，元日、五月朔和冬至将举行一年中最重要的三次大朝会仪，正月朔，即元日，更是重中之重，却无故取消，唯一可能是和神宗健康状况有关，为此，他不得不允许向皇后协助处理政务。作为两宋唯一出自相门的皇后，向皇后具备极高政治素养。《东都事略》称其“平居无玩好，阅祖宗实录、宝训，遂以通故事”，《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也称“通知政事”。
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曾布多次称赞向氏“手诏文词甚美，虽外廷词臣亦不能彷佛”，文采堪比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此言或有虚美成分，但无可否认，向皇后具备较高的文化和政治素养，徽宗也认为，“皇太后聪明，自神宗时已与闻政事”。当然，另一方面，意味着向皇后具有更强烈的政治野心，而向皇后“与闻政事”很可能就发生在神宗“不豫”期间，这让她有机会安排陈氏荐枕，并产下徽宗。
四
《宋会要辑稿》载，陈氏薨于元祐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但对死因只字未提，《宋史》对其死亡时间与死亡原因的记载之间却存在矛盾之处：“帝崩，守陵殿，思顾旧恩，毁瘠骨立。左右进粥、药，挥使去，曰：‘得早侍先帝，愿足矣！’未几，薨。”
以陈氏“幼颖悟庄重”的形容而论，“思顾旧恩，毁脊骨立”的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在人到中年、历经沧桑的陈氏身上。
在《钦慈皇后挽词》自注中，黄裳提及两条重要信息：其一，“臣两诣冬郊献酌”，必定对陈氏有较深了解；其二，陈氏精于书法，“尤长于文墨”，黄裳亲眼目睹了陈氏书法真迹，“书存喜见动银钩”。（黄裳：《演山集》，卷32，钦定四库全书本）
徽宗也在一首宫词中写道，“小桃初破未全香，清昼金胥漏已长。临罢黄庭无一事，自移花影上回廊。”“黄庭”指《黄庭经》，传为王羲之所书，宫词描写后宫妃嫔练习书法的情形，其中，漏长、清影的意象，展现的是孤独和寂寞，或许也是陈氏宫中苦熬十二年的真实写照，有何“旧恩”可言？
何况陈氏即便生下徽宗，至死不过“进才人”而已，反观朱氏生下哲宗，却“进婕妤”，北宋内命妇，婕妤，正三品，才人同宫人，仅正五品，二者之间，隔“美人”一阶。
所谓忧伤过度（“思顾旧恩，毁瘠骨立”），以至于死的说法，或为讳饰之辞。由引文推断，陈氏“守陵殿”不可能早于元祐四年（1089），甚至距是年六月二十八日（即陈氏死日）不久，如此才能符合“未几，薨”的记载，但神宗崩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而陈氏“守陵殿”距神宗上仙已有四年之久，因此，陈氏之死必定另有原因。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皇第六子赵傭登基，是为哲宗，随后，尊祖母、高太后为太皇太后，即英宗宣仁圣烈皇后（以下称宣仁太后），嫡母向皇后为皇太后，即神宗钦圣宪肃皇后，并由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次年为元祐元年。
元祐四年，陈氏死亡，同年，“乳母案”猝发。是年，哲宗“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长编》，卷436，第10511页）但后宫已有女人*，因此，引发言官刘安世及侍读范祖禹激烈批评，此案曝光始于“禁中见求乳母”，称“乳母案”，“雇乳母者为刘氏也”，当时*的就是后来的昭怀刘皇后，徽宗“*嫂案”主角。
“乳母案”只是冰山一角，背景复杂，或涉及向太后与宣仁太后之间的权力和路线之争。三年之后，即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太后薨，哲宗亲政，改次年为绍圣元年。绍圣间，宰相章惇与执政蔡卞认为，刘安世、范祖禹等人借“乳母案”制造哲宗荒淫与失德形象，“上有过恶”，企图废掉哲宗，“怀废立之意明矣”。（《长编》，卷491，第11655；卷498，第11842-11843页）
但章、蔡似乎仍将宣仁太后视为幕后指使，而意在改立自己的另一个儿子、时封徐王赵颢，但宣仁太后有“废立意”很可能发生在“元丰末命”，即元丰八年神宗崩逝与哲宗登基之际，而据吴铮强教授《破解“宣仁之诬”》一文考证，即便是“元丰末命”，所谓改立赵颢，也只不过是宣仁太后拿来与向皇后竞逐垂帘之权时的筹码，时移势易，“乳母案”发时，就更无可能，毕竟，“元丰末命”，拥立赵颢，乃兄终弟及，尚有某种合法性，而“乳母案”时，哲宗已即位多年，赵颢与哲宗为叔侄，而以叔继侄，于礼法上实为不经。
因此，“乳母案”真正的主导者只能是向太后，而非宣仁太后，对此，哲宗还亲自予以澄清，“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佑朕躬”。（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中华书局，2004年，第436页）考虑到哲宗实录及正史均为徽宗、高宗父子时所修，因此，章、卞“诬罔”宣仁太后很可能同样出于讳饰，但“乳母案”背后的废立之争，仍可视为当年“元丰末命”的延续。
哲宗在位是宣仁太后赖以垂帘的合法性依据，在这个意义上，“乳母案”中，宣仁太后与哲宗祖孙俩休戚与共，而刘安世与范祖禹指责哲宗“圣德有亏”，就顺势将矛头指向太皇太后。
范祖禹《上太皇太后乞保护皇帝圣体疏》认为，太皇太后负有“内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德，勉进学问”之责，皇帝“圣德”有亏，太皇太后难辞其咎，（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本）因此，宣仁太后与哲宗根本利益一致，反观向太后唯有借废掉哲宗，驱逐宣仁太后，然后改立徽宗，自己才有望垂帘。
五
这一时期，向太后羽翼渐丰，具备了再次奋力一搏的实力。在失去外援李评之后，向太后继而物色到新盟友，即韩忠彦，“乳母案”始作俑者都与韩忠彦关系密切。
韩忠彦，北宋名臣韩琦长子，韩琦为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更以先后拥立英宗、神宗父子，而被神宗钦定为“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神宗还亲自为其撰写神道碑，“神宗一子与韩琦做亲，便为报他功也”。
元祐元年，韩忠彦就蠢蠢欲动，欲借辩雪韩琦“定策之功”，捞取政治资本。十月八日，刘挚、王岩叟首次提及此事，元祐四年二月，韩忠彦旧事重提，并授意刘挚、王岩叟、贾易等接连上疏，意在中伤宣仁太后依赖的另一位三朝重臣文彦博。
更早之前，王同老率先上疏，认为其父王尧臣与文彦博、富弼先于韩琦建议仁宗“建储”，同样在于抹*韩琦的“定策之功”，为自己谋取恩泽，而王尧臣曾与文彦博同时执政，王同老此举，或为文彦博授意。
四月，宣仁太后以吕公著为右宰相，但又以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位阶和权势皆在吕公著之上。韩忠彦是吕公著侄婿，因此，六月七日，吕公著援引韩忠彦为执政，是年底，“乳母案”曝光，但据刘安世《论不御讲筵及求乳母事》，“乃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刘氏*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身处禁中的向太后必然更早获知，只是伺机而发而已。
“乳母案”爆发月余，宣仁太后最终确认韩琦“定策之功”，同时意味着否定文彦博“定策之功”，文彦博被迫离开朝廷。紧接着，韩忠彦再迁同知枢密院事，而知枢密院事孙固是“神宗随龙人”，可能早已与向太后往来，而“忠彦弟纯彦妻，知枢密院孙固女也”。（《长编》，卷439，第10574页）
“今在朝廷之人，多出韩琦之门”，“忠彦既由旧勋，内挟中宫之援，外有间附之众，遂致大用”。“中宫”指向太后，韩忠彦崛起，显然受益于向太后，而向太后从父向纪与韩忠彦及范祖禹为“友婿”（今称连襟），刘挚、王岩叟、刘安世均为韩琦、韩忠彦父子的门生故吏，属于这一阵营的，还有时任御史中丞梁焘、殿中侍御史贾易，而刘挚、梁焘、王岩叟、刘安世等人结成煊赫一时的“朔党”，“羽翼甚众”。
“挚尝有废立意也”，刘挚等人很可能都参与了向太后、韩忠彦密谋废掉哲宗的计划。哲宗亲政，大兴“同文馆狱”，“刘挚、梁焘、王岩叟等谋废立”，“谓刘挚、王岩叟、范祖禹等六人有谋”，他们都被视为“谋废立”的参与者。（《长编》，卷490，第11636页；卷498，第11842-11843页）
但“废”与“立”必然相须而行，废掉哲宗只是上半场，下半场极有可能以徽宗取而代之。是年，徽宗虚龄七岁，而哲宗虚龄十岁即位，相差无几，一旦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听政顺理成章，就像是后来徽宗即位、向太后垂帘的一次预演。
“乳母案”为向太后提供了“废”与“立”的重要契机，而废立计划也是陈氏不得不死的重要原因，拥立徽宗之前，向太后需要取得对徽宗的绝对控制，而陈氏离奇死亡就发生在韩忠彦晋升执政的第21天，同一时期，向太后从父向绰、舅氏李许同时“勾当皇城司”，有足够便利加速甚至直接促成陈氏之死，而李嗣徽也在同时受到旌扬，向绰、李许、李嗣徽的任命正是孙固和韩忠彦掌控的枢密院的职权范围。
六
元祐三年起，宣仁太后大肆增崇哲宗生母朱太妃，“全比太后”，朱太妃的权势和地位与向太后比肩，目的就在于巩固自己与哲宗母子的政治同盟，这让朱太妃大有凌虐向太后之势，进一步促成向太后欲借“乳母案”翻盘的动机和初衷。
毋庸置疑，“乳母案”使幼年徽宗不由自主地接近皇权，或许也是这次近在咫尺的“夺嫡”计划，使徽宗对“此天子命也”的预言深信不疑。
向太后等人的“废立意”，不只皇权之争，也是政策和路线之争，宣仁太后全面倒向旧党，使神宗开创的变法事业毁于一旦，为此，不惜罗织“车盖亭诗案”，迫害新党领袖、前宰相蔡确，而蔡确正是向太后在“元丰末命”时的盟友，“诗案”发生于元祐四年，即陈氏死亡和“乳母案”之前。这一时期，刘挚一党有意“调停”，“欲引用元丰党人，以平旧怨”，准备适当引用新党人士，以化解日益水火不容的新、旧党争，而“调停”政策初起在元祐五年初“乳母案”进一步发酵之际，背后也许带有向太后的意志。（《长编》，卷443，第10669页）
“调停”政策很可能是徽宗朝初年“建中之政”的源头，当时，向太后垂帘，首擢韩忠彦为相，徽宗宣布改元“建中靖国”，“本中和而立政”，欲调和新、旧两党，而“建中之政”与“调停”政策一脉相承，就像是前者的复活与延续。
“乳母案”让宣仁太后慌不择言，“乃先帝有一二吃乳公主也”，但此时距离先帝驾崩已近五年，这一说法不攻自破。事后，“宣仁怒而挞之”，重责*的刘氏，刘氏或许因此流产，但宣仁太后又网开一面，很可能默许刘氏抱养了一名“襁褓”中的同姓女婴，女婴长大成人，将成为徽宗宠妃，即明达皇后，而另一宠妃明节皇后也出自刘氏殿中。
但宣仁太后很快找到应对之策，“乳母案”发半年之后，元祐五年六月，太皇太后宣谕宰相，“皇帝春秋渐长”，公开表示准备为哲宗“纳（皇）后”，言外之意，哲宗亲政在即，希望以此堵住“谋废立”的悠悠众口，毕竟刘安世、范祖禹一再批评的恰恰是哲宗“尚未纳后”，便“近幸后宫”。
宣仁太后最终使“乳母案”顺利着陆，向太后一党的“废立”计划胎死腹中，徽宗暂时与皇位擦肩而过，生母陈氏却付出生命。不过，陈氏想必早就坦然以对自己作为棋子的命运，毕竟，她的来去全不由自己。好在多年以后，徽宗入继大统，向太后还惦念着她，清晰地记得她的埋骨之所，并且提醒大臣们，“皇帝所生陈贵仪，当追赠皇太妃”。
陈氏足可瞑目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