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要
中国古代地图上绘制长城的传统由来已久，但古地图上绘制的长城，除展现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防御工事之外，还表达了古人心目中所赋予长城的各种政治文化内涵，如作为“华夷”之间的界线等。对于明清两朝所绘专题性长城舆图的分析，使我们从中读到更多的历史信息，从而深化了对于中国历史的认知。
中国地图上绘制长城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地标性的符号，由来已久。中国古代地图上表现长城始于何时?中国传统地图上描绘的长城，是什么时代的长城?明代地图上显现的长城是否就一定是明代修筑的边墙?除了作为一种军事建筑之外，中国地图上的长城是否还有着其他内涵?为什么历代地图要画出长城?中国古代地图怎样表现长城?这是人们通常会提出的问题，也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
地图能够形象地表现长城及其附属边防设施的分布和形制，真切地反映数百年前人们是如何用图像、图形和符号的形式表现他们眼中看到的长城。作为第一手史料，古代长城地图能够与描述长城的传世文本史料相互印证，共同组成了描绘中国长城不可或缺的资料性篇章。本文从不同类型的长城古地图中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图。首先，按照长城在中国古代地图上出现的时代先后和图面表现的内容，展示历代疆域地图是怎样标识长城的，并阐释标识长城的地图的真实含义;其次，展现传世明清时期绘制的专题性长城地图，分析长城地图的类型，解读长城地图的内容，以期比较全面地反映明清时期编制长城地图的概貌。
长城，从其起源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起，即作为列国和各王朝为保护自己的领地不被外部势力侵犯，而在边境地区修筑的长墙式的军事防御工程。亚洲东部内陆长期保持着北方草原与中原适宜农业种植地区的地理差异，因草原地区游牧经营难以自身消化畜牧产品，马背上的民族生存又必须依赖与农耕地区的产品交换，所以长期以来东亚大陆始终存在着游牧社会与内地农业社会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与交往。因而，中国历代王朝在北方农牧交错带修筑长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农耕地区避免或减少游牧部族侵扰抢掠带来的损失，化无序的抢掠为有序的边贸互市。长城整合了中国的农耕与畜牧两大地域，长城是国家政权强盛的表现，长城是中国政治的延续。“横漠筑长城，安此亿兆生”，秦始皇将列国长城连筑成一条万里长城更曾彪炳史册，妇孺皆知，成为明代以前长城的象征。许多王朝也将修筑长城作为一项国策，长城便以极雄伟的军事工程形象成为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作为的表征，那么在显示中国疆域版图的古代地图上当然要表现这一有着特殊政治含义的标志性地物。
鉴于历代长城基本上沿着农牧交错地带修筑，长城不但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分界，也是农业社会和游牧社会经营方式的分界，从而界定了长城的概念和内涵，并由此，历史上的长城进一步被人为地演化为“华夷”或“胡汉”之间思想、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分界的地理界标。自宋代以来传世的地图中，一些古地图画出了明以前修筑的长城，从长城的走向和地理位置来看，其表达了当时中国人对秦汉长城基本走向的认知，也传达了当时中原王朝“华夷”“胡汉”分野的传统文化思想。
明朝为应对蒙古各部的侵扰，立国之初就开始修筑长城边墙，明中叶以后边墙的修筑更加完善，并连同边堡、墩台组成复杂的长城防御体系。也恰恰是从明朝中叶以后，表现长城边墙的专题地图多了起来，着力描绘九边各镇防区的长城墙体、边堡、敌台、烟墩等军事建筑设施，同时表现长城内外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生活场景，还有专为展现边墙如何修筑的工程地图。
清朝前期，顺治、康熙年间因政权新立，内外蒙古形势尚未安宁，对长城的防御功能尚有依赖，因而陆续在明代舆图的基础上重编或新绘长城舆图。
现存明清时代绘制的长城地图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长城的认识、描绘和表现力。无论表现长城整体走势或局部地段的分布，还是表现长城及其沿线防御设施（城池、关隘、边堡、烽燧）的位置关系，或具体描绘长城墙体的建筑结构，其重要性在于长城地图具有文字表述所无法实现的历时性和真实性，且更直观地反映了将长城作为各种分界线的认知。
一、历代标绘长城的全国总图及其思想内涵
据不完全统计，现存明代以前标识长城的地图有:北宋编制、1136年刻石的《华夷图》;南宋绍熙元年（1190）黄裳编制、淳祐七年（1247）刻石的《墬理图》;北宋元符年间（1098—1100）税安礼编制、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赵亮夫增订刊刻的《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40余幅地图;宋代编制、元朝卢天祥刻石 的六经图碑中的三幅地图皆绘制有长城。此外，元至顺年间（1330—1333）翻刻、成书于南宋末年的陈元靓的《新编纂图增类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北宋志磐撰、南宋咸淳（1265—1274）的刻本《佛祖统纪》所附《东震旦地理图》;元邹季友《书集传音释》所附《禹贡九州及今州郡之图》也都绘制有长城。而金贞祐二年（1214）编制的《陕西五路之图》均画出今陕西、甘肃、青海部分地区的长城走势。
上述地图中所画的长城的基本走势为:东起朝鲜半岛，向西穿越辽东、辽西，沿今辽宁、河北、山西北部的系列山脉的北侧向西延伸;从黄河河套东北处跨过黄河，斜向西南，经今陕西北部，止于甘肃临洮。
这些地图中所描绘的长城究竟是哪个朝代修筑的长城?北宋以前的地图是否标有长城?
目前考古发现年代较早的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皆未画长城，其他传世古地图亦均未标长城，如果不是因为存世古地图数量不多，尚难以取证，那么就只有从宋人绘画长城的用意来思考了。
宋人的地图绘有长城是有用意的，但并非所有宋代绘制的舆图都标有长城。譬如:北宋元丰年间绘制、1136年刻石的《禹迹图》，北宋宣和三年（1121）重刻的《九域守令图》，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绘制的《舆地图》（拓本藏日本京都栗棘庵），虽然表现的地域范围差不多，却都没有画长城。由此说明宋人是否在地图上标有长城，表达的是一种有意表现“华夏”与“夷狄”，或者“汉”和“胡”判然有别的象征性。另有一层含义似乎也不能忽视，就是这类地图还表达了华夏（汉）与夷狄（胡）整合在一起的观念。中国人在地理空间上对畿内、徼外地域的看法是轻重有别的，表现在地图上就是所占面积的多寡，长城以内的地域一向比东、西、南三面的徼外之地描绘得多，应当是长城内外胡汉一体观念的表达。
大多数宋代地图上标出的长城都一致地从辽东半岛斜向西南，横贯今陕西北部，延伸至甘肃洮河。但很难确指这是哪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实际上它可能只是按照宋人的观念对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长城的表达。而宋人的观念是以北宋与契丹、北宋与西夏划界时的理想疆界来体现。
如今考古发现与地理学的分析证实，这条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城，恰恰是适宜农耕的地区与游牧地区的分界线。说到底，还是夷夏或胡汉观念的表示。自从宋人地图如此表示长城以后，一直到明朝中叶以前的中国古代舆图，凡标有长城者，皆采用这种画法。
既然明朝以前所绘地图上的长城描绘的是观念中的秦朝长城的走向，那么明代地图上表现的长城是否一定是明朝修筑的边墙呢?
《杨子器跋舆地图》上的长城表现的是明朝嘉靖以前的形势，因为那时明长城尚未全部筑就，图上描绘的长城依然是秦长城。喻时编制《古今形胜之图》时，依据的是天顺刊本《明一统志》，图上所绘长城，也不是明长城，而是秦朝修筑的长城。甚至迟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南京吏部四司刊刻梁辀镌刻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图上依然表现的是秦长城。
万历中叶明长城早已筑就，但为什么地图上还要绘制秦长城呢?我们从梁辀任职常州府无锡县儒学训导不难看出，明朝人绘制的舆图上没有表现明代修筑的长城，倘若不是因为万里长城尚未筑就，那么只能从编制地图的目的来考虑，即不是为了显示戍边，而是地方为了宣导儒家的教化，依然不忘以长城来体现“华夷”或“胡汉”分野的传统思想。
嘉靖中叶以后，由于修筑边墙与筑堡屯守结合成为明朝边防的战术防御体系，不但完成了从辽东至陕西、宁夏万里长城的修筑，而且层级配置的边镇、卫所、边堡的备边体制业经完善，长城沿线的九个边镇也成为与北方长城关联的概念。自此以后编制的舆图上描绘明代长城的真实走势，则是为了显示明代“九边”的防御体系。最典型之例就是罗洪先编制的《广舆图》图册，其中《舆地总图》、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分图均不绘制长城，而单独“作九边图十一”幅，边墙、卫所、边堡尽显图上，罗氏述其要旨“王公设险，安不忘危，夷夏大防， 严在疆围”。由此可知明代舆图上如何表现长城的两种寓意。
清代的地图，无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分别编制的皇舆全图，还是其他的全国总图或直省全图，都一律标绘出长城。清代地图上表现的长城为明代修筑的边墙，应当不会有任何疑问，不在讨论之列。究其内涵实际上表达的是清朝的疆域由直省、满洲、藩部三大区域组成，三大区域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制度。长城以内的18直省实行总督、巡抚及所属的省府厅州县制;长城以外的满洲实行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所属副都统辖区驻防制;内蒙古实行盟旗制，外蒙古实行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所辖科布多参赞大臣、喀尔喀蒙古四部旗制;青海实行西宁办事大臣统辖的部旗、土司制;西藏实行驻藏大臣办理事务制;新疆实行伊犁将军所属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大臣统领制。尽管清廷对满洲、藩部的管理在清末有所改更，但还是与长城以内的直省地方行政体制有别。
所以，从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部分明长城作为直省与满洲、藩部之间的区域分界标志，一定要在地图上给予凸显，但其寓意已经不能与前朝同日而语了。
二、明代长城的修筑与长城图的绘制
今天人们最容易看到的、保存较完整的长城，是明朝修建的边墙。明长城东起辽宁宽甸县虎山南麓鸭绿江，西达甘肃嘉峪关南红泉墩，横贯今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等十省、市、自治区，全长8851.8千米。但是明长城的修筑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阶段、分地段陆续修筑的。明朝立国之初，国势强盛，曾分兵进击漠北，经略松辽，打通河西，将边界推进到大兴安岭以西、黑龙江流域。可是，明代始终无力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压力。朱元璋曾接受朱升“高筑墙”的建议，筑城设防的意识很浓。所以，有明一代的200多年中，几乎没有停止过长城的修筑，尤以明朝中叶以后修筑长城的规模最大。
（一）明朝前期（1368～1448）为备边而修长城
永乐年间，为加强京师北京周围的防御，在燕山隘口险要处修筑石墙，但未连成整体的边墙。永乐十年（1412），“敕边将自长安岭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壕堑”，增建烟墩、烽堠、戍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成石墙，重点是北京西北至山西大同的外边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明前期的北方备边措施仅仅是局部地段修筑边墙，尚未构成完整的长城。目前尚未发现明代前期绘制的长城图。
（二）明朝中叶（1450～1566）长城的修筑
正统十四年（1449） “土木之变”以后，蒙古瓦剌、鞑靼部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增建墩堡作为当务之急。辽东、京师东西、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地的长城皆自明中叶以后开始大规模兴筑。明朝还沿边墙划分九边镇分段统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抚）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抚）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弘治间，又设“总制全陕三边军务”于固原，联属陕西诸镇。嘉靖十九年（1540）避“制”字改“总督”;复设山西三关总督于偏、同，联属山西诸镇。
明朝将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区，称为“九边”或九镇，当九边长城全部竣工之后，明廷兵部要求职方清吏司的主事主持绘制各镇边图，以显示长城扼塞险易，卫所边堡之分布。为此，明代兵部职方司陆续编绘了九边图及长城各镇边堡图说，以凸显九边形势，利于军事控守。目前传 世的“九边图”大多绘制于嘉靖年间。
（三）明后期（1567～1620）长城的重建、甃砖和改线
隆庆、万历之际，蒙古族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方边境稍安，边患主要来自东北的女真族，万历年间主要重修辽东边墙。山海关至嘉峪关之间的边墙重建工程主要是在长城上建骑墙空心敌楼，易以砖石，强固防御，局部地段改线重建。万历二十六年（1598）大、小松山战役以后，甘肃镇拓新边，新边长城东与黄河东岸的固原镇裴家川长城隔河相望，西同甘肃镇古浪所、庄浪卫（今甘肃永登）旧边相衔。为显示长城的重建与拓展新边，明后期表现边墙各段防区的长城工程图屡屡出现。
是故，明朝中叶以前所绘地图上的长城，从辽东半岛经京师、山西北部，转向西南，经榆林斜穿过陕西，而止于甘肃临洮，并不一定是明代长城的真正走向，很有可能仍然是传统观念或根据秦长城走势形成的意向中的长城。只是到嘉靖以后绘制的地图，才开始表现真正的明代长城。明代中期以后，曾经争论不休并反复实践的“修边/摆边”和“筑堡/守堡”两种军事策略，逐渐演化成以筑边和守堡占主体的一种战术防御体系。隆庆、万历年间在原有边墙的基础上不断夯实墙体，挖深壕堑，局部改筑，创筑新边。随之表现长城九边镇卫、所的专门地图多了起来，并注重表示各镇防区内长城的墙体、边堡、敌台、烟墩等军事建筑，以及长城内外的地理环境。而且在地图上表现长城的风气随着中国地图传到域外，外国人绘制的地图上如果表现东亚地区或中国，也陆续标绘有长城了，因而成为判别绘图时代的标志。
三、清代长城的修筑与长城图的绘制
清朝前期，由于发生大同姜瓖兵变，又要绥和内、外蒙古诸部，尤其是康熙朝平定噶尔丹之叛乱，需要对京师周围和宣府、山西的长城、边堡有清晰的了解，因此曾谕令当地官署重新绘制了一批长城边口舆图。
尽管通常认为清朝是不修长城的，但是，有清一代由于一时情势紧张之需要，曾经对局部地段的明代边墙有过重修或补筑，因而为了使清廷明了明朝边墙的分布和内外防守形势，清廷也曾经要求明长城沿边府州编制长城舆图，送呈中央。清廷对长城内外的管理上是有区别的，即长城以内为直省制，长城以外是将军辖区。所以，无论是全国总图，还是各地区舆图，清朝的地图总是要明确地绘出长城。另一方面，为了限制农耕、放牧两大地区的物质交换和人员往来，清朝在东北地区树起一条“柳条边”，沿边开设关门。“柳条边”虽然不是长城，但是在清朝的地图上“柳条边”却是必须要表现的内容。
长城既可以看作是军事对抗的产物和手段，也是国家实行有效管理的方式，故兼有御外制内之功。在古代中国的正统观念中，长城更被看作华夏与夷狄的分界线，或者说胡、汉分域的象征。因此凡是表达这一思想的地图都千篇一律地画出长城。长城在中国古代舆图上起着地标的作用，现代地图则将长城作为中华文明和人类文化遗产来弘扬。由此可见，长城在中国地图上已经成为一种观念性的界线标志，成为中国乃至一些世界地图上必须标志的地理要素。
四、长城专题地图的类型
最有特色的长城图，主要是指专为表现明代长城的专题地图，尽管这些传世长城图几乎都描绘的是明代修筑的长城，但是并非全为有明一代绘制，也有一些长城专题舆图是清朝绘制的。明清时期编绘的长城专题舆图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九边图系列
明、清两代都编制了展现明朝修筑的长城边墙整体的舆图，以描绘明代全部九个边镇统辖长城的“九边图”为代表。
由于明朝嘉靖年间从辽东至甘肃河西走廊修筑的边墙已经基本连成一体，九个边镇亦陆 续组成，因之曾出现一批以通晓边务、尽知关塞险易为目的，由兵部主事者编制的描绘九镇防区现状的长城边图。见于文献著录的九边图或边镇图志，多编制于嘉靖、隆庆至万历这段时间范围，如:嘉靖三年（1524）郑晓《九边图志》;嘉靖十三年（1534）许论《九边图论》三卷;嘉靖二十年（1541）魏焕《皇明九边考》;嘉靖三十四年（1555）罗洪先《广舆图》所附九边图;嘉靖四十年（1561）霍冀《九边图说》，马一龙《九边图说》，陈锜《九边图说》，吴元乾《九边图志》;嘉靖二十八年（1549）翁万达《宣大山西偏保等处边关图说》，《宣大山西诸边图》一卷;嘉靖三十八年（1559）职方郎范守己《筹边图记》三卷，刘昌《两镇边图说》二卷;万历三十年（1602）申用懋《九边图》。综上可见诸长城边防图籍的绘制均不超出嘉靖至万历朝阶段。
从郑晓、许论、魏焕、霍冀等人的经历考察，凡编制明代九边图者，皆曾任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因而能够涉足边镇戍务。魏焕撰《皇明九边考》引云:“兵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地图、城隍、镇戍、烽堠之政，其要害重大者莫如九边，而事之不可臆度者亦莫如九边”。同书《凡例》记“九边图因职方司旧本，增以近年新设边墙、厓堑，以备披阅”。由此可知，由兵部职方清吏司编绘长城边防地图乃为明代的制度惯例，这也为九边图及诸边分图的舆图附论与否，奠定了例则。
但是，以上撰述长城边防的舆图大多已经不存，无法睹其全貌，辨其异同。许论《九边图论》曾有一副本保存在其乡里灵宝县，现收藏在河南省三门峡市博物馆。目前传世的九边图虽然有许论的题款，却不是许论的原绘本，而是明代嘉靖后期在兵部职方清吏司任职的官员根据嘉靖十三年（1534）许论著《九边图论》所附九边图或职方司旧本重新摹绘的，不仅在图上增加了一些时代稍晚的内容，而且画法风格亦相近。惟有万历三十年（1602）申用懋绘制的一幅九边图，在风格、形式和内容上均略显不同，并且增加了各镇兵要形胜的文字图说。郑晓编制的九边图虽然在许论之前，尚难知其内容和形式，只是因为许论的九边图摹绘本传世较多，故一般常见的刊刻本或彩绘本，或皆假许论之名。
传世至今的九边图系列有:
辽宁省博物馆藏彩绘本九边图 明代嘉靖末年，绢本墨绘设色，由12个条幅组成，每条幅纵208厘米，宽47.3厘米或55.4厘米，全图横宽600厘米。用青绿重彩平立面形象画法，描绘明代辽东、蓟州、宣府、山西、大同、榆林、固原、宁夏、甘肃九镇长城边墙、关塞及沿边卫、所、营、堡、驿城的分布;长城以外绘有蒙古各部驻牧的营帐。在第11屏幅上题有“嘉靖甲午四月六日灵宝许论识”的墨书款文，但辽东镇图上已经绘有嘉靖二十五年（1546）增筑的孤山、险山、散羊峪、江沿台等边堡，可知系兵部职方司根据嘉靖十三年（1534）许论原图摹绘。图上汉字注记旁皆添加满文注音，说明此图原系明人绘制，明亡后流入清宫廷内府，由清人加注满文，以供清帝观览。
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彩绘本九边图 明嘉靖后期，绢本青绿墨绘着彩，由12条幅组成，纵184厘米，横宽665厘米。从右向左依次展现明代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关、榆林、宁夏、固原、甘肃等九处边镇的山川、边墙、关塞、卫所、边堡等内容，长城外描绘有蒙古部族的营帐，全部汉文注记。在第11条幅上部有许论题款的序文，文末墨书“嘉靖甲午四月六日职方清吏司主事灵宝许论识”。由图内出现嘉靖十三年以后新建边堡可推知该图亦系兵部职方清吏司根据嘉靖十三年（1534）许论原图摹绘，而假其名。此图形式和内容均与辽宁省博物馆藏九边图相近，且完整无缺，然出自不同画工之手。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申用懋彩绘九边图残本 明万历三十年（1602）兵部职方司郎中申用懋制，绢本色绘，长卷纵43厘米，横174厘米。缺失右卷首辽东、蓟州、宣府三镇图，残图始 自大同镇，仅存大同镇图、山西镇图、延绥镇图、宁夏镇图、固原镇图、临洮镇图、甘肃镇图。每幅图的上部为《九边图论》的图说，描述九边各镇分路设边、边堡冲要等守御形势，下部绘本镇舆图。左卷尾上部为“万历壬寅职方司郎中申用懋谨识”的题记。与所谓许论的九边图摹绘本相比，申用懋的九边图画法略显粗糙，但是图上增写图说，新增地名，诸城堡均注记守将官职，可补史籍之不足。
首都图书馆藏彩绘本九边图 明崇祯后期，绢本彩绘，凡十轴，第二轴佚，现存九轴。每轴长约148厘米，全图横长近1500厘米。原图无名，收藏者汪申伯根据内容称为“九边图”。该图以青墨重彩的形象绘法，描绘东起辽东，西抵西域的明代九边镇山川、边墙、镇城、卫所、营堡、墩台、驿站等长城防御设施，用红线表示道路，诸城堡均注记守将官职。图上明代建置的名称和方位多有错讹、偏差或漏绘。图上在长城外形象地画出人物、蒙古包、马牛羊等蒙古牧民放牧的场景，代表九边图另一谱系中的特点。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木刻墨印本九边图 明万历朝编制，木刻墨印，11条幅图拼合相连成一册，纵60厘米，横166.5厘米。详尽表现长城沿边的山川、海疆，边墙、烟墩，府州县城、边镇卫所、营堡等要素，城址皆用方形城堞符号表示，以大小区别其等级。计“第一辽东镇图”“第二辽东山海关图”“第三蓟州镇图”“第四蓟昌宣府图”“第五宣府镇图”“第六大同镇图”“第七山西镇图”“第八延绥镇图”“第九延绥宁夏固原镇图”“第十临洮镇图”“第十一甘肃镇图”。每幅上端为《九边图论》文字，说明本镇的形势、要害、边夷等，下部绘出本镇图。“临洮镇图”文字述及万历二十三年（1595）设置临洮镇以后的形势，图上已显示万历二十五年（1597）兰州以北红水河堡新开边墙，推知此图为万历末叶以后（1597—1643）的刻本，显然内容已经不止九边，却仍然冠以“九边图”名。由于图左缺少甘州卫所属边墙、边堡和嘉峪关，故推知此图并非完帙。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明万历朝纸本木刻《九边图》印本一套，亦11条幅图拼合相连成册，纵33厘米、横330厘米，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木刻本九边图一致，但是不缺甘肃镇嘉峪关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彩绘本北方边口图 明朝后期，纸本长卷墨绘，青绿设色，纵60.5厘米、横648厘米。右卷首起自辽阳镇鸭绿江口，卷尾至嘉峪关，描绘明代边墙内的边城、卫、所及道路的分布情势，详细标绘边墙各口和边堡，注记道路至相邻州县、卫所、边堡的里程。图上依次标注第一辽阳镇、第二山海镇、第三蓟州镇、第四蓟昌宣府镇、第五宣府（镇）、第六大同镇、第七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均不写序号。图上已展现辽东镇宽甸六堡、兰州北边的红水堡新边，殆为万历中期以后的图作。该图有很多错字、异体字，以及未填写的空白框，推测此图可能系明代后期九边图之摹绘稿。
梵蒂冈藏清康熙《长城图》 清康熙年间，绢本墨绘设色，长卷纵23厘米，横355厘米，现藏梵蒂冈教廷人类学博物馆。右卷首起自明长城的嘉峪关，左卷尾止于山西大同城，描绘从山西大同至河西走廊嘉峪关之间明长城内外的山川、城池、营堡，以及长城外蒙古部族放牧的生活场景。图上仅表现明代九边的甘肃镇、宁夏镇、延绥镇和大同镇管段边墙，卷尾没有完整地显示大同镇管辖的全部边墙（堡），推断图卷有残缺而非完帙。该图方位上南下北，未遵循九边图从长城内向外透视的常例，而是从长城外望向边墙内，其形式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代彩绘本《两河地里图》相似。根据图内贴签涉及“噶尔旦”的注记，推知此图为康熙平定蒙古噶尔丹之乱时清廷兵部所制，故依照清朝讳例，图内*胡口堡改作“*虎口”，平虏卫改名“平鲁卫”。将《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1697）西巡途中每日经停的边堡地名，与梵蒂冈藏《长城图》 上画的边堡和红线道路比对，两者出入不大，所以梵蒂冈藏《长城图》可能可以与康熙西巡时谕令官员勘明去宁夏道路之事联系起来，目的为了解西北长城内外的道路与形势。
明清两代描绘长城的舆图，多是采取从长城内向长城外看的视觉方位，即长城内在图的下方，长城外在图的上方。由于长城并非全部走向是从东向西的分布，所以长城的局部地段也可能出现近乎南北的纵向分布。譬如:辽东镇辽河套边墙，延绥、宁夏、甘肃镇的部分边墙，多数地段都不是水平方向，而有所偏斜。因此，即使明清长城地图标志“南”“北”方位，也不能和大多数府厅州县舆图相比，而更应看重是从长城的哪个方向透视———是从长城内向边外瞭望，还是从长城外向边墙内探视。从目前掌握的海内外所藏长城舆图来看，采用方位上南下北，即长城外在舆图的下方，长城内画在地图的上方是不多见的，凡此类长城舆图则必定会描绘蒙古诸部的放牧场景。
（二）分镇边墙图系列
除“九边图”外，各边镇还分别编制展示一镇统属或数镇联属的长城边墙舆图。
自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为加强京师的防御，防范北方蒙古诸部的反复侵扰，在北京周边山地兴筑了数道长城，因修筑先后和位置之别，遂有内边长城和外边长城、小边长城和大边长城之分。明代中期以来形成的内、外长城御边军制为分镇绘制边墙舆图的范围框定了架构。
清朝灭明，移都北京。顺治初立，由于发生大同姜瓖兵变，又要绥和内外蒙古诸部，尤其康熙朝用兵蒙古平定噶尔丹之叛乱，大军辎重进出边墙，需要熟悉长城各边口的形势和道路，以严加掌控，因此谕令当地官署呈送或由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重新绘制长城各边镇的地图。
表现明朝的内边墙三关（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的长城图册，用《居庸关图本》和《南山图本》命名，所描绘的都是起自京师东北渤海所火焰山营城与蓟镇长城交界处，经过柳沟城、八达岭、蜿蜒于燕山、太行山上，由昌镇、真保镇守御的内长城。《居庸关图本》覆盖范围则延伸至紫荆关、倒马关的内长城边墙，而所谓“南山图”，仅表现八达岭居庸关东西两侧的边墙、城堡、墩台，覆盖范围不包括太行山段的内长城边墙（表现马水口至紫荆关、倒马关段边墙），所以图面内容较居庸关图本更细致，尽可能详尽地表现崇岗复嶂间的边墙、关隘、水关、边城和烽火台，可补文献记载难以清晰辨析位置与形态之不足。
清朝前期，用兵内外蒙古，需要了解京师北部长城边墙、边堡的防御布局，所以可能沿用截获的明代遗存长城九边之宣府、大同两镇舆图，或以明代未竟图本为基础重新贴签。宣府镇边墙，东自四海冶镇南墩，接顺天府蓟州镇火熖山墩起;西至西阳河南土山墩，接大同镇界牌墩界止，延袤一千一百一十五里。因昌平镇、真保镇分管的内长城，听宣大总督节制，所以，《宣府镇图本》既要显示外长城边墙，也会表现内长城边墙，右卷首起宣府镇与蓟州镇接界处之高山墩、大尖山墩、火焰山墩、镇南楼，左卷尾止于与大同镇交界之西阳河（堡）、西界台、抧儿岭（堡）;描绘宣府镇统管的长城边墙、边墩和边堡。覆盖今河北张家口、怀安、蔚县、阳原、怀来、赤城和北京延庆地区。《宣府镇图本》对内、外边墙、各关口城堡、墩台及衔接道路的描绘极为细腻，比较清楚地显示出石墙、关城、烽礅的名称和分布。这对调查研究明长城遗址保护是很有用的史料。
大同地区，川原平衍，虽北部有山却难以设险，草原部族南进多取此道。所以明代反复修筑大同镇边墙，力求高拱完固，曾筑有内、外两重边墙，边堡、烽墩林立，以为极边。明代大同镇御边守堡有术，详载于史册，更编制了大同镇舆图。现已知描绘大同镇的图本达26册之多，却均清朝初叶顺治、康熙朝绘制，绘画简明而略显粗糙，色调偏深，非明朝绘图风格可比。清代大同镇图本，右卷首起自平远壹墩，与宣府镇图之左卷尾相衔;左卷尾止于将 军会堡，与偏头关镇接界。按各边堡控制长城墩台的号数依次排序，首尾相接。图上不书写文字，注记全部写在纸签上，贴在相应的城堡内或边墙下沿。墨书汉文贴黄签，有些图本贴满文红签，边墙下的注记叙述各边堡负责守御边墙、墩台之起止号数。所有清代大同镇图本凡涉及“虏”“胡”字名称，已经改写“鲁”“虎”，而非挖改，可知其绘制不早于清朝立国。清绘本大同镇图本通常会出现差错，并做涂改，主要是边堡名称位置搞错，各册图中同一地物的位置出现差异，反映清朝绘制此类长城图时之仓促。
（三）战守图说系列
战守图说往往采取一图一说的形式。用地图显示九边各镇防区内的长城墙体、边堡、敌台、烟墩等军事设施的分布和样式，采用“黄为川，红为路，青为山”的明代习用青绿山水画法;图说则以镇、卫、所、营、堡为单位，叙述营造缘由、方位四至、建筑形制、守将官职、兵马数目、险易形势、道路里程和战守要领。战守图说系列皆为左文右图，各具图题，方位上北下南。
明朝不仅营筑沿长城边墙的关隘、卫所城池、营城、边堡，构成纵深防御体系，而且形成一套绵密的战守理论、用兵战术和推陞选补、量才授任的制度。明代霍冀《九边图说》卷首附题奏云:“各处府州县大小繁简冲僻难易不同，吏部通将天下府州县逐一品定，为上中下三等，遇该推陞选补，量才授任。其地方将官所在地方，兵部亦以边腹冲缓，分为三等，遇该陞调，照此施行，钞奉到部。咨各镇督抚军门，将所管地方开具冲缓，乃画图贴说，以便查照，随陆续开报前来。本司稽往牒，参堂稿，东起辽左，西尽甘州，每镇有总图以统其纲，有分图以析其目，某为极冲，某次冲，某偏僻，某切近敌巢，某极单弱，与一镇之兵马钱粮数目，无不毕具。不维思患预防，而各镇之地利险易，各边之兵马多寡，一开卷而洞悉矣。”此题奏揭示了明代绘制的长城图还要附图说的要义:为了长城边墙防患于未然，不仅需要用地图形象地表现长城边墙、城堡的位置、形态和分布，还要用文字表述战守形势之缓急、用兵之战术、兵马钱粮之数目，以适应量才授任的陞调制度。因此，明朝编制了各边镇的战守图说。
明朝中叶，始以兵部尚书兼衔总督军务出镇，正德时一度改称总制，总督陕西三边军务驻固原，节制延绥、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又称: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编制了《陕西四镇图说》，或总称“陕西战守图略”。
《延绥镇战守图略》 明嘉靖年间，纸本墨绘设色，纵52厘米，横90厘米，折页装一册。描绘延绥镇辖域内大边、二边长城，边堡多数位于旧边墙沿线，而不是分布在延绥镇榆林卫两侧的新边长城。
《固原镇战守图略》 明嘉靖年间，纸本墨绘设色，纵52厘米，横90厘米，折页装，共55页为一册。首4页为“陕西镇烟火号令”，覆盖地域仅限环庆、固原、靖虏、兰州、河州、临巩、洮州、岷州等卫所驻扎;其余51页为陕西三边总制所统之固原镇辖域。东起自庆阳府环县境内边墙，西止于阶州文县守御千户所，此段长城边墙的修筑系嘉靖九年（1530）三边总制王琼所为，文中所记最迟者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事。
《甘肃镇战守图略》 明嘉靖后期，纸本墨绘设色，纵52厘米，横90厘米，35页裱装一册。封面贴签题“甘肃镇战守图略”，封背贴签题“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杨钧嘉靖贰拾三年贰月贰拾伍日指挥”。东起自庄浪卫（今甘肃永登）南红城子墩，西止于嘉峪关外。前18页描述明朝甘肃镇长城形胜、要害、发生战事之要略;自第19页至23页为“西域土地人物图”，描绘自嘉峪关外至鲁迷城（Rum，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带中亚回回人的生活场景;最后11页为《西域土地人物略》《西域沿革略》。
《宁夏镇战守图略》 明嘉靖年间，纸本墨绘设色，纵52厘米，横90厘米，一册凡19页。各图方位不一，宁夏镇总图采用上西下东，左南右北。图说由西向东排序，首起自宁夏镇平虏城，末止于铁柱泉堡。鉴于文字中有“高平堡筑自近年”（嘉靖十年兴筑），“永清堡建自嘉靖二十一年，东去安定堡，西去兴武营各三十里”。由此推知该图应绘制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后。
以上四册战守图略的形式、笔法、着色、装帧、尺寸大致相同，或出自同一时期，均可能属于明嘉靖年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编制《陕西四镇图说》时报送兵部的一套图本。
《大同镇图说》 明后期（1601～1643），绢本墨绘设色，28幅册页装，每页纵36厘米，横31厘米。描绘大同镇统辖的长城边墙、各城堡的形势，并表现长城外的游牧场景。图说述及最迟年代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现藏罗马意大利地理学会。
《甘肃全镇图册》 明中后期，绢本墨绘设色，16幅地图册页装，每页纵47厘米，横32厘米。方位上南下北，描绘明甘肃镇所辖临鞏兵备道临洮府、巩昌府，西宁卫、庄浪卫，凉州道凉州卫、永昌卫，甘州道甘州镇城、山丹卫，肃州道肃州城、嘉峪关等地长城边墙及诸卫、所、城、堡。图册卷末附“西域诸国图”，与嘉靖二十一年（1542）刊本《陕西通志》卷十《河套西域》中的《西域土地人物略》所附《西域土地人物图》类似。现藏罗马意大利地理学会。
《庄浪总镇地里图说》 明代后期（1608—1620），绢本墨绘设色，15幅图说册页装，每页纵25厘米，横31.5厘米。描绘庄浪镇新辟松山地区的边墙、城堡、墩台。图说记述各城堡的形制规模、边墙长度、驻守官兵数目以及防守重点等内容。大松山堡图说中提及“迩因兰州兵马移驻永泰”，永泰堡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营筑。由此推知，此套图说的绘制不早于万历三十六年。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清前期的顺治、康熙年间，北方局势初定，边外蒙古诸部尚待绥和，戍守长城严控进出的形势依然紧迫。于是清廷陆续要求沿长城各级官署在明代长城地图的基础上重新编绘、造送长城边垣图。清代的山西边垣图，在形式、内容、用色等方面均与明朝的战守图说相近，甚至有可能就是从前明官署遗下的旧档图籍中选出，再贴上墨书满文音译的黄签以备朝廷君臣阅读，并改动了凡有违清朝嫌讳的地名。这类地图，如:
《整饬大同左卫兵备道造完所属各城堡图说》 清顺治前期（1648～1649），纸本墨绘设色，33幅册页装，每页纵26.3厘米，横33.1厘米。表现大同左卫兵备道辖域内边墙、边堡的分布，边堡名称中“胡”“虏”字，皆已改为“虎”或“鲁”，足证其为清朝人所绘制。图说提及“今定经制”一词，顺治六年（1649）清朝更定宣大二镇官兵经制，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顺治六年（1649）“九月丁丑”条。所以，此图说的绘制应距此经制令出台，派官员赴大同整饬边备用以说明大同迤西各路城堡形胜及其尚希留意之处时绘制。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此外，明、清两代分别绘制了一批专门描绘山西内长城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的山西镇三关边垣图册，凡图说含义的表述文字皆书写在地图的相关之处，与战守图说一图一文的形式有所区别，而各具特色。
（四）修筑长城工程的地图
明清两代怎样修建长城，其工程测算、用料、尺寸均有讲求，照例需要画图贴说。现介绍两种长城工程图可一窥斑豹。
《明长城蓟镇图》 明万历十一年（1583），纸本色绘，长卷分页装，670页，每页纵33厘米，横19厘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用传统山水画形式，描绘明长城蓟镇辖区内的长城、山岭、水口、边堡和长城墩台、敌楼、骑墙空心敌台等防御性设施。其绘制特点是在画好的地图上加盖预制的空心敌台、营堡、烽隧、烟墩形象戳印。蓝色印戳表示已经建造，红色印戳表示议建而未动工。文字注记或写在图上，或写在纸签上，说明某号台台头、军士数目，号台间距起止，修造年代和工料等内容。此图既是长城修建 工程设计图，又是蓟镇军防图，为呈报建置、查验工程所用。根据图内贴签不够规整、编号数码有明显刮改痕迹，推断此图不是呈送朝廷的正本，而是为镇守官员掌理军务所用的副本。
《嘉峪关边墙图》 《嘉峪关关门图》 清代中叶，纸本墨绘设色，方位上南下北，左東右西。描绘嘉峪关关城、边墙、县城、边堡，画红点线表示道路。长城边墙、墙台画双线，涂土黄色，以示夯筑不包砖;嘉峪关的关门、城楼用淡蓝色表示甃砖。图上贴黄、红二色纸签，注记施工项目和工程量算。《嘉峪关边墙图》上的黄签记录边墙、山壕、鹹壕的起止和长度。《嘉峪关关门图》上的黄签记载嘉峪关旧城楼的间数、面宽、进深和通高;红签记述拟改建城楼的间数、面宽、进深和通高。清代绘制施工图，遵循一定的规则:绘制两幅同样的地图，然后在施工处贴不同颜色的注签，一种颜色的贴签记述工程所需银两的预算，另一种颜色的贴签记录竣工实耗银两的结算。不采用重新画图，以避免隐瞒或虚报，显然有着严格的画图审核制度。这两幅嘉峪关长城修筑图应当属于工程预算图。
总之，中国古代地图对于长城的绘制并不只是呈现了一种军事建筑，而是带有强烈的文化和时代印记，而对于这种文化内涵和时代印记的分析，往往能使得我们从中国古代地图中读到更多的历史信息，并深化对于历史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