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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到标题你立即想进入最近的网络论战，可以就此结束阅读。我要讲的是足球故事。
现代足球运动在世界各地传播，通常是“港口城市→工人社区→铁路网络→内陆城市工人社区”的模式。英国船员和居住在世界各国港口的英国移民把足球带到当地，然后当地人尤其是工人社区开始参与，铁路工人再像信使一样把这项运动带到全国各地。
这就是为什么南美各国很容易找到“铁路俱乐部”，或者像阿根廷内陆城市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科尔多瓦中央(SdE)”俱乐部，名称里虽没有“铁路”，大家还是习惯叫他们“铁路队”，因为俱乐部当初就是铁路工人和当地居民一起成立的。
智利最古老的足球俱乐部“圣地亚哥流浪者”成立于1892年，地点在智利第二大港口瓦尔帕莱索。当时城里已经有了一个英国人球队“瓦尔帕莱索流浪者”，于是智利本土足球爱好者把首都名字圣地亚哥放在前面以示区别。
阿根廷和巴西球队很多喜欢围绕城市和街区取名，例如巴西的弗拉门戈、博塔福戈、圣保罗、桑托斯、科里蒂巴、戈亚尼亚竞技、福塔莱萨、塞阿拉、巴伊亚，累西腓航海，或者阿根廷博卡、拉努斯、罗萨里奥中央、圣菲团结、戈多伊克鲁斯、图库曼竞技。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球队历史和名字则是另一番景象。圣地亚哥第一大类俱乐部是“校队”。他们从大学体育俱乐部独立出来加入当地职业联赛，例如智利大学、智利天主大学、麦哲伦俱乐部。
师范学院学生创办的麦哲伦俱乐部诞生于1897年，一直是智利首都重要的俱乐部。1925年，俱乐部管理层严厉驳回了一群球员关于提高待遇、改善训练和卫生条件等方面的要求。这11名“叛徒”随后成立了科洛科洛俱乐部，以印第安人反殖民者英雄命名，身穿黑白色球衣，盾牌是智利国旗颜色，对所有社团和族群开放。科洛科洛迅速成为联赛强队，之后成为智利国民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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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首都第二类俱乐部一共三家：西班牙人联、意大利勇敢者、巴勒斯坦人。他们之间的比赛被称为“殖民者德比”。
这是圣地亚哥足球和南美洲其他首都的一大区别。
在阿根廷，像萨斯菲尔德传统上属于意大利移民，亚特兰大俱乐部属于犹太人后裔，但不是特定族群创办，更没有在名字上体现。巴西有葡萄牙移民的里约达伽马俱乐部、圣保罗葡萄牙人俱乐部、意大利移民的帕尔梅拉斯、克鲁塞罗。这些球队要么因为实力不济已经沉沦(葡萄牙人)，要么在二战期间因为巴西属于反法西斯阵营被迫改名，去掉原名“意大利健身馆”里的“意大利”，改成帕尔梅拉斯、克鲁塞罗。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是智利的两大移民团体，这两队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殖民者德比”已经非常火爆，常有球迷冲突，人口和奖杯数量上，西班牙人联都占优。巴勒斯坦人成立于1920年，他们在50年代以前一直不引人注目，在70年代才达到巅峰并和西班牙人联开始德比关系。当时巴勒斯坦人拥有智利历史上最优秀的后卫菲格罗阿，他们不仅拿到了1978年智利联赛冠军，球队多名主力也成为了1979年智利获得美洲杯亚军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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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阿根廷支持博卡，在巴西喜欢弗拉门戈，从未想象过会在智利支持一家名叫巴勒斯坦人的俱乐部。最早注意到他们，是在2016年读到智利大学生运动领袖卡米拉·巴列霍的采访，她说自己原来是智利大学球迷，后来了解到巴勒斯坦人俱乐部的历史和气氛，便喜欢上了这个队。
巴勒斯坦人俱乐部的历史本身就是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否定。例如以色列宣传说巴勒斯坦人这个身份原本就不存在，但巴勒斯坦人俱乐部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存在了很久，而且是在上万公里外的智利。或者以色列喜欢把巴勒斯坦人和巴勒斯坦支持者等同于伊斯兰恐怖分子，而巴勒斯坦人俱乐部别说和恐怖主义毫无关系，甚至和伊斯兰教也没有关系。
这是因为一战结束前后来到智利的巴勒斯坦移民很多是基督徒。原本奥斯曼帝国内部宗教宽容度很高，他们担心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形势失控发生宗教仇*，先乘船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又发现大多数工作机会都被先到的意大利人和犹太人占据了，然后辗转去了智利。他们拿着奥斯曼帝国护照，于是智利人称呼他们为“土耳其人”。
这批巴勒斯坦移民大约有5000人，被称作“殖民者”有点好笑，但智利国内确实把外来者都叫殖民者，印第安人才是原住民。经过不断繁衍和融合，现在智利国内巴勒斯坦人后裔大约有50万人，其中一些人已经成为别的俱乐部支持者，但非巴勒斯坦后裔也有不少人成为巴勒斯坦人俱乐部的球迷。
移民身份已经被大融合淡化以后，西班牙人联和意大利勇敢者都在丢失球迷，但是巴勒斯坦人俱乐部的球迷数量却在增加，这和俱乐部的文化气氛有关。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没有民族主义路线，没有反犹口号，绝无好战情绪。球队阵容中现在一个阿拉伯后裔也没有，只是球迷记得创办者从哪里来，知道远方的老亲戚过着怎样的日子。球迷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开放性氛围，热烈、团结、包容、欢乐、平等，不像一些俱乐部常有的社会阶层感、内部等级感、封闭群体感。
进入21世纪，巴勒斯坦人俱乐部每隔几年会派代表访问一次巴勒斯坦。每次访问都是俱乐部成员对巴以问题现状的一次亲身体验，尤其是以色列种族隔离之下的西岸生活。例如以色列警察对比赛的阻扰，巴勒斯坦球员时常被当作恐怖分子无端扣留很长时间，以及当地足球发展的困难：就算是国际足联送来的物资和派来的专家，同样会被以色列扣留或者拦阻。
一些效力过巴勒斯坦人俱乐部的球员说，最初对巴以问题毫无了解也根本不在意，但在俱乐部生活了两三年以后，各种互动经历会让他们不由自主地选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以充满体育精神、追求和平与融合的方式。
巴勒斯坦人俱乐部也曾经开过政治玩笑，以非常南美的方式。2014年智利联赛开始前，他们悄无声息地把1946年以前的巴勒斯坦地图简化为数字“1”，代替所有球衣号码里的“1”。这样一共踢了3场比赛才招致以色列大使馆的严正抗议，原因是俄罗斯媒体发现后当作大新闻炒作。球衣被迫退出赛场，之后继续在网店出售，购买者很多来自国外，俱乐部单赛季球衣销量增长了300%。
这篇专栏的开始和结束都是足球故事，以及它并不夸张的外延，哪怕涉及的是人类历史一段惨烈的争端，它的立场始终与暴力和强迫无关。我喜欢足球胜过喜欢地球，一个原因正是在于，足球之爱能让我在无解的纷乱中看到更多美好的存在和特例。
本文作者：王勤伯
本文原载于第877期《足球周刊》
发行日期：2023.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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