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秋，曹操首征陶谦。东汉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夏，曹操再征陶谦。这两次征伐，在《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均有记载，但历史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人编撰的，它与编撰者所掌握的史料息息相关，也与编撰者的认知血脉相连。往事越千年，在曹操两次征伐陶谦的青史着墨背后，包含着怎样的立场，怎样的评价和理解呢？过去的事件本身是中性的，是历史的叙述赋予了它们意义，本文试着从史籍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
曹操征伐徐州真是以强凌弱吗？
《三国志·陶谦传》中，有一段裴松之引用《吴书》的注文，《吴书》是三国时期东吴所修的一部国史，编撰于孙权末期至归命侯时期，由韦曜、薛莹为首编撰，但最后未能完成，完成部分也佚失。作为东吴所修国史，难免有所倾向性。所以，叙述中存在矛盾、不合理之处。但是，也保留了一些非常有效的信息。那么，我们看下裴松之所引用的《吴书》：
《吴书》曰：曹公父于泰山被*，归咎于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今海内扰攘，州郡起兵，征夫劳瘁，寇难未弭，或将吏不良，因缘讨捕，侵辱黎民，离害者众；风声流闻，震荡城邑，丘墙惧于横暴，贞良化为群恶，此何异夫抱薪救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讬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甚矣。虽悔往者之迷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连众结，锋镝布野，恐一朝解散，夕见系虏，是以阻兵屯据，欲止而不敢散也。诏书到，其各罢遣甲士，还亲农桑，惟留常员吏以供官署，慰示远近，咸使闻之。”谦被诏，乃上书曰：“臣闻怀远柔服，非德不集；克难平乱，非兵不济。是以涿鹿、阪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师，有扈、鬼方、商、奄四国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扬威以弭乱，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黄巾乱治，受策长驱，匪遑咎处。虽宪章敕戒，奉宣威灵，敬行天诛，每伐辄克，然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若承命解甲，弱国自虚，释武备以资乱，损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罢，明日难必至，上忝朝廷宠授之本，下令群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强干弱枝遏恶止乱之务也。臣虽愚蔽，忠恕不昭，报恩念报，所不忍行。辄勒部曲，申令警备。出芟强寇，惟力是视，入宣德泽，恭奉职事，冀效微劳，以赎罪负。”又曰：“华夏沸扰，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职贡多阙，寤寐忧叹，无日敢宁。诚思贡献必至，荐羞获通，然后销锋解甲，臣之愿也。臣前调榖百万斛，已在水次，辄敕兵卫送。”曹公得谦上事，知不罢兵。乃进攻彭城，多*人民。谦引兵击之，青州刺史田楷亦引兵救谦。公引兵还。
这段注文中首先说曹操之父曹嵩在泰山（郡）被*，曹操归咎于陶谦，欲讨伐陶谦。以此为曹操攻徐州的理由。
其二，这段文字说曹操一边欲讨伐陶谦，一边却忌惮陶谦的强大，上表朝廷（这时的朝廷应是李傕为乱时），希望朝廷能下令让各州郡罢兵。于是，朝廷下诏给陶谦，劝说罢兵。然后陶谦上书，陈述不能罢兵的理由，还说给朝廷送上百万斛榖（不知道是画饼还是真送了），已在运送中。于是，原本忌惮陶谦强大想罢兵的曹操，在陶谦上书后，知道不能罢兵，“乃进攻彭城，多*人民。”这点便是《吴书》记载的矛盾之处，裴松之在引用时，似乎也没有做辨析，便完全照搬。
那么，此时，曹操和陶谦的真实实力对比如何呢？
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记载，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秋七月，袁绍胁韩馥，取冀州。”大约同期，曹操引兵入东郡，在濮阳击败黑山贼白绕，“袁绍因表太祖为东郡太守，治东武阳。”东郡，可以说时曹操的第一块立足之地，袁绍其时北有公孙瓒、西有黑山军，东有青州黄巾，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南方，故而表曹操为东郡太守，此时的曹操，将东郡郡治放在黄河北岸的东武阳，也可见一斑，其于袁绍，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正如后来陈琳为袁绍所写《为袁绍檄豫州》中所言：“方收罗英雄，弃瑕录用，故遂与操参咨策略，谓其鹰犬之才，爪牙可任。……表行东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师，奖蹙威柄，冀获秦师一克之报。”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曹操将军队驻扎在顿丘，黑山贼于毒等进攻东郡郡治东武阳，曹操以围魏救赵之法，向西攻击于毒的本屯，调动黑山贼回援本屯，然后以逸待劳，要击眭固，将之击败，又在内黄击破南匈奴於夫罗，这才大致在东郡站稳脚跟，而其实这时，曹操本身还受到东侧青州黄巾，西侧黑山贼的威胁，黄河南岸的濮阳等地，也在陈留郡的张邈威胁之下。
还是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先是*了任城国相郑遂，然后转入东平国，*兖州刺史刘岱。济北相鲍信和州吏万潜等人迎曹操为兖州牧，于东平国寿张东击败黄巾军，但鲍信在此战死。然后曹操“追黄巾至济北”，这时已是冬天，《三国志》记载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曹操收黄巾精锐，号为青州兵。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入兖州的这场战争，大概由夏至东，持续半年，期间，青州黄巾席卷任城国、东平国、济北国，从地图看，从青州至兖州，可能还经过泰山郡，也就是说，兖州八个郡国，一半受本轮青州黄巾入兖州影响，如鲍信所言：“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所以，这次兖州的损失可想而知。另外，“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这个数字恐怕有夸张的成分，从后来曹操对袁术、对陶谦的用兵来看，并没有那么大的兵力。而且短期安置那么多人口，物资和土地的压力当时的曹操是否能承受尚不好说。
而同时，曹操的兖州刺史也名不正言不顺，在《三国志·魏书·吕布传》中，裴松之引用《典略》（三国时魏国郎中鱼豢所著，已失传）：“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已临兖州。尚南依袁术。”《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献帝初平三年》：“诏以京兆金尚为兖州刺史，将之部。”也就是在曹操刚被鲍信等迎为兖州刺史，东汉朝廷已经向兖州派出新刺史。
而当时关东诸侯的形势，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记载：
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袁绍。太祖与袁绍会击，皆破之。
四年春，军鄄城。荆州牧刘表断术粮道，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於夫罗等佐之。术使将刘祥屯匡亭。太祖击祥，术救之，与战，大破之。术退保封丘，遂围之，未合，术走襄邑，追到太寿，決渠水灌城。走宁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还军定陶。
关东诸侯此时大概分成了两个集团，一个是袁绍、曹操、刘表；一个是袁术、公孙瓒、陶谦，刘备此时为公孙瓒的附庸。在自领兖州刺史的情况下，曹操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春，将军队驻扎于鄄城（位于济阴郡，黄河南岸，可以兼顾济阴、东郡这两个没有被青州黄巾大规模破坏的郡，同时，可以兼顾陈留郡）以应对来自各方面的军事威胁。
也就是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可能正是因为曹操的兖州刺史名不正言不顺，而朝廷所安排的兖州刺史金尚南依袁术，让对兖州谋划已久的袁术又获得了一个向兖州进军的理由。袁术引军入陈留（袁术此时占据南阳），根据《三国志·魏书·袁术传》的记载：“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术以余众奔九江，*扬州刺史陈温，领其州。”此时，曹操应该是在袁绍援军的支持下（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说曹操收降的青州黄巾可能数字存在极度的夸大）击败袁术，迫使袁术奔九江。然后当年夏天，曹操还军定陶，定陶位于鄄城南方，也属于济阴郡，有水路联通彭城，此时曹操在借助袁绍的力量化解袁术的进犯后，还要面对陶谦的威胁，所以并未还军鄄城，而是还军于更方便应对徐州方向威胁的定陶。
从这些情况来看，裴松之引用《吴书》的注文中说曹操上表朝廷，希望朝廷下令各州郡罢兵应该是符合逻辑的。自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秋，曹操击黑山贼获得东郡；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春，曹操继续和黑山贼及匈奴於夫罗作战；初平三年自夏至冬，和青州黄巾作战，并安置黄巾降众；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冬，可能又面临袁术、陶谦、刘备、单经、黑山贼等的合围（下文会有详细叙述），这一年多的时间，曹操一直在作战，根本没有空暇稳固其作为兖州刺史的领地，安置受降的青州黄巾，发展实力。可以说，曹操此时名义所领的兖州，陈留郡存在张邈这样的兖州地方豪强，任城国、东平国、济北国乃至泰山郡刚被青州黄巾席卷破坏，兖州本地豪强也未必是他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兖州刺史所能掌控，又面临袁术、陶谦等的觊觎，所以其希望借助朝廷的力量停战罢兵，对陶谦，此时曹操更多可能是防的态度。
而此时陶谦的实力如何呢？
根据《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记载，陶谦在黄巾之乱时就领了徐州刺史，李傕控制朝廷，迁都长安时，四方断绝，陶谦还派遣使者往长安贡献，获封溧阳侯，徐州牧，迁安东将军。“是时，徐州百姓殷盛，榖米封瞻，流民多归之。”
再看《后汉书》中关于陶谦此时的记载：
时董卓虽诛，而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谦每遣使间行，奉贡西京。诏迁为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
可见陶谦在当时的诸侯中，物资储备和经济状况是比较好的，且其在朝廷内乱不断的情况下，懂得通过奉贡，获取巨大的政治利益，以增加自己在关东诸侯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以说，陶谦通过和公孙瓒、袁术的联盟，一直想扩张自己的势力和影响力。而此时，基本盘不稳，缺乏粮食物资，连续疲劳作战的曹操已经成为了他的目标。所以，在曹操上表希望通过朝廷的诏令而使自己获得喘息之机的时候，陶谦已经着手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屯兵发干，进军泰山郡、任城国，陶谦完全采取的是攻势。
但是，陶谦对于徐州的统治，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内部问题。比如《三国志·魏书·陶谦传》里就记载：
而谦背道任情：广陵太守琅琊赵昱，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见疏；曹宏等，谗慝小人也，谦亲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渐乱。
《后汉书·陶谦传》亦有相似记载。
《资治通鉴》中记载：“而谦信用谗邪，疏远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渐乱。”
这些记载，都可见陶谦在徐州并非能够完全控制局面，比如广陵郡，可能并不在陶谦的实控之下。而裴注《吴书》中记载的陶谦给朝廷的上书说：“然妖寇类众，殊不畏死，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至今为患”。这其实也说明了徐州还存在黄巾势力，不过和青州黄巾大批席卷兖州不一样的是，徐州黄巾已经治屯连兵，和清剿黄巾的地方势力分别在地方形成规模大小不一的地方军事势力，向地方豪霸转变。如《三国志·魏书·臧霸传》所记：“黄巾起，霸从陶谦击破之，拜骑都尉。遂收兵于徐州，与孙观、吴敦、尹礼等并聚众，霸为帅，屯于开阳。”开阳为徐州琅琊国郡治，也就是说，琅琊郡其实是在臧霸等地方豪强手中实控。臧霸后来在吕布统治徐州期间，还曾“将兵助布”，吕布兵败后，曹操对这些地方势力也仅是采取安抚的态度，“割青徐二州，委之于霸”。
但另一方面，当时位于兖州和徐州之间，属于豫州的鲁国和沛国也可能在陶谦控制之下。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刘备协助陶谦防守曹操后，“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另外，按《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记载的初平四年秋陶谦进攻兖州的路线“取泰山华、费，略任城”，泰山郡的华费位于泰山郡南部，由华、费到任城，中间隔着豫州的鲁国，所以，鲁国也有可能在陶谦的控制下。但这仅是依据史*载，结合地理位置所做的推断。
所以，从当时曹操和陶谦的实力对比来说，曹操处于需要时间休整，稳固其在兖州统治的状态，而陶谦在徐州物力支持下，又从朝廷又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声望，加之公孙瓒、袁术这些盟友的共同谋划，陶谦有实力也有野心向外扩张其势力，而兖州首当其冲。
陶谦其人
陶谦其人，可以说志大才疏，其政治手腕和军事能力相比于曹操，都可以说相距甚远。如《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中所载，其“刑政失和”、疏远忠直、亲用谗慝，其实背后就是不会平衡治下的各种政治势力，想在徐州把控完整的权力，但是用人不当，适得其反。本地势力如赵昱等不待见他，非徐州的“寓士”（外来士族）也对他评价不高。如《后汉书·许劭传》所记：
……乃南到广陵。徐州刺史陶谦礼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声名，内非真正，待吾虽厚，其势必薄。不如去之。”遂复投扬州刺史刘繇于曲阿。其后陶谦果捕寓士。
可见徐州的外来士族在陶谦治下也经历了一个从笼络到打压的过程。观其所为，许劭对其评价“外慕声明，内非真正”是非常贴切的。
与曹操开始的战争，其实也反映了陶谦个人的特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
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泰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
陶谦是在初平三年底或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初，利用地方上自称天子的阙宣，与之共同进攻并非曹操实控的兖州泰山郡和一年前被青州黄巾席卷过的任城国。从时间上来说，陶谦在泰山郡方向对兖州用兵应该是在曹操和袁术作战期间。在《后汉书》和《资治通鉴》的叙事中，都没有去提及陶谦与阙宣共同举兵，进犯兖州泰山郡和任城国。都把曹操征伐徐州归咎为复仇。《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也在叙述曹操二次征伐徐州之事前，补充叙述了曹操“志在复仇东伐”。在裴松之引用《世语》（《魏晋世语》，作者郭颁，记魏晋名人轶事，三国志裴注引用，全书已佚）和《吴书》的注中，则记道：
世语曰：嵩在泰山华县，太祖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劭兵未至，陶谦密遣数千骑掩捕。嵩家以为劭迎，不设备。谦兵至，*太祖弟德于门中。嵩惧，穿后垣，先出其妾，妾肥，不时得出；嵩逃于厕，与妾俱被害，阖门皆死。劭惧，弃官赴袁绍。后太祖定冀州，劭时已死。
《吴书》韦曜：太祖迎嵩，辎重百余辆。陶谦遣都尉张闓将骑二百卫送，闓于泰山华、费间*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陶谦，故伐之。
从裴注所引用的《世语》和《吴书》来看，《资治通鉴》在编写中，采用了《世语》、《吴书》之说，并将陶谦与阙宣合兵进犯兖州避而不谈，再结合《后汉书》的记载进行了二次加工。
《后汉书·陶谦传》：初，曹操父嵩避难琅琊，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之。
《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前太尉曹嵩避难在琅琊，其子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迎之。嵩辎重百余两，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掩袭嵩于华、费间，*之，并少子德。
于是，在这种史料加工下，陶谦和阙宣合兵进犯泰山郡的华、费之地，给糅合在曹嵩之死的事件里，说陶谦手下别将，贪图曹嵩的财宝，掩袭曹嵩于华、费间。而且在《资治通鉴》中，编撰者可能根据个人的喜好，将陶谦合兵阙宣进犯兖州，艺术加工成了：“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陶谦击*之。”并在“考异”中为陶谦解释：“按谦据有徐州，讬义勤王，何籍宣数千之众而与之合纵！盖谦别将与宣共袭曹嵩，故曹操以此为谦罪而伐之耳。”于是想当然的把事情的因果给掩盖了。
在这些史料的加工下，曹操给人的历史形象在这里被塑造成挟私仇而兴兵屠戮，而陶谦被塑造成一个年迈、软弱、厚道的长者。而完全无视陶谦一边通过奉贡长安李傕控制的朝廷而获取政治好处和声望，一边却和妄称天子的阙宣蝇营狗苟，且利用完阙宣之后，又背信弃义，*死阙宣，吞并其部众。
《后汉书·朱儁传》记载，应该是在初平三年，董卓被诛，李傕等控制朝廷之后。陶谦也曾组织过一次关东诸侯联盟。合徐州刺史陶谦、前扬州刺史周乾、琅琊相阴德、东海相刘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应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郑玄等，欲推朱儁为太师，讨伐李傕。被李傕用贾诩之计，征召朱儁入朝而化解。但通过这次联盟，陶谦其实也继袁绍联诸侯伐董卓后，团住了一批关东诸侯，而且这批诸侯，大多为当时名士，且这批关东诸侯，和袁绍组织的伐董卓联盟中的诸侯，不尽相同。可见陶谦在当时名士和地方牧守中具有的影响力。
由上述内容可见，陶谦并不是什么忠厚长者，而是很会利用形势增加自己的声望和势力的军阀。
散于史册中的一场东汉末关东诸侯大战
结合上文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曹操之父曹嵩的死大概率是在泰山郡。曹嵩早年在琅琊郡避难，但中原在后来形成袁绍、曹操、刘表VS袁术、公孙瓒、陶谦的局面。在曹操被推为兖州牧，但兖州却存在来自多方威胁的情况下，自然是要接曹嵩去兖州。曹嵩自徐州琅琊郡到兖州曹操所在，路过泰山郡的华、费之地是很正常的路线，按《世语》《汉书》记载，曹操也安排了当时的泰山郡太守应劭接应。但恐怕就在此时，陶谦军与阙宣合兵进犯泰山郡和任城，对于路过泰山郡华、费之地的曹嵩及家小，直接*掠。这个和《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所记载的陶谦合阙宣进犯兖州的路线是吻合的，也就是说，其实曹嵩是在陶谦进犯兖州泰山郡时被*的。
应劭，自中平六年（公元189年）便迁为泰山太守，并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在泰山郡击退过青州黄巾。并且在初平三年曾响应陶谦组织的伐李傕联盟。《三国志》中陈寿并未提及曹操命令应劭接应曹嵩，裴松之注所引用的《世语》里说曹操“令泰山太守应劭送家诣兖州。”引用的《吴书》里说“太祖迎嵩”。《后汉书·应劭传》中说“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之于郡界。”所以，是否有曹操命令应劭接应曹嵩这点存疑。同时，这个记载又不符合《三国志·陶谦传》中裴注所引《吴书》里说的曹操“欲伐谦而畏其强”。而且，也不符合曹操从初平二年秋到初平四年夏，一直在不停的和黑山贼、青州黄巾以及袁术作战，何来对陶谦“数击之”。
那么，所谓“数击之”恐怕只有一种可能。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记载曹操“四年春，军鄄城”之前，有一段记录：“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结合初平四年春，“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贼余众及於夫罗佐之。术使将刘祥屯匡亭。”可见，其实在青州黄巾入兖州时，袁术、公孙瓒、陶谦集团已经策划了对袁绍和曹操的攻击。刘备所屯高唐位于冀州平原郡，西南方向为曹操控制的东郡，陶谦所屯的发干位于兖州东郡之北，向南威胁曹操统治的东郡郡治东武阳，且二者皆可自青州、东郡方向牵制袁绍；袁术军所屯封丘，术将所屯匡亭，皆在陈留郡北部，向北可威胁东郡的濮阳，跨黄河威胁顿丘，向东可以威胁鄄城和定陶。这样再结合黑山贼和於夫罗向东郡方向进攻，对曹操其实形成了一个三面合围的形势，如果同步发动攻势，曹操黄河北岸的东郡郡治东武阳和黄河南岸济阴境内重点驻军的鄄城以及中原商贸中心城市定陶都会受到打击。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陶谦要和妄称天子的阙宣苟且到一起，因为可以和阙宣合兵进犯泰山郡和任城国，并在进犯初期利用阙宣作为掩护，以阙宣的名义劫掠兖州，阙宣在这里只是被陶谦利用的白手套，至于后来*阙宣而并其众，应该是初期突袭目的达到后或者干脆事情败露，阙宣失去了掩护徐州军进攻兖州的作用，干脆卸磨*驴。从此处也可以看出陶谦的诡诈。所以，编撰《资治通鉴》的那批腐儒在这里根本没有对照地图，分析当时情境，完全凭的是个人好恶，通过笔端增减历史人物的行为。
《三国志》中所记录的“取泰山华、费”，应该是指阙宣和陶谦军一路是由琅琊郡的开阳（开阳通过沂水和下邳相连），沿武水，攻泰山郡的费、华二地，或者从郯直指泰山道，进而控制徐州往兖州的泰山道东南入口，由泰山道经豫州鲁国，直插东平国。而“略任城”应该是另一路由彭城沿泗水而北，以小沛、广戚为后盾，顺水越过湖陆（豫州沛国和兖州山阳郡交界处，现京杭运河山东段昭阳湖北），入任城国，控制亢父道，然后和泰山道一路会师于东平国。再由任城国、东平国方向从东面威胁鄄城、定陶，与上面所说的三面合围一起形成四面合围。正如后来曹操二伐陶谦，被吕布抄了兖州后路，曹操从徐州回军兖州时所说：“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泰山道、亢父道是徐州往兖州的重要战略要地。《史记·苏秦列传》苏秦说齐王就曾说过：“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
再结合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席卷兖州东部，可以看见公孙瓒、袁术、陶谦集团的完整战略谋划，也就是合兵吞并兖州，进而再从兖州、并州、青州、幽州四面包围袁绍。而刘备、单经、陶谦军在东郡黄河北岸的部署恐怕正好是利用了青州黄巾席卷兖州的空档期完成的，如果曹操不是兵力抽调到黄河南岸去对付进入兖州的青州黄巾，怎么可能让陶谦军居然在东郡境内距离东武阳近在咫尺的发干屯兵。
但是，公孙瓒、袁术、陶谦集团的谋划虽然好，各路部署却存在时间差，同时，也没有料到曹操用很短的时间就平息了进入兖州的青州黄巾，并且被鲍信等人拥戴为兖州刺史。然后内线打外线，在袁术进军陈留之前，曹操就和袁绍合兵击败了黄河北岸高唐的刘备，平原的单经，以及屯于发*陶谦军，然后转头回来在初平四年春，移兵鄄城，再和袁绍合兵打败已经深入兖州的袁术。再于夏天回军于鄄城南方的定陶，准备反攻陶谦。而曹操之父曹嵩的死，实际上是这场大战役的副产品。至于曹操一伐徐州之战只是这场大战役的一部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初平三年冬天在济北国收降黄巾，然后为何到初平四年春天才“军鄄城”，大概率在初平三年冬天收降青州黄巾后，曹操从济北过黄河，和袁绍合兵击败刘备、单经和陶谦屯发*军队。所以陶谦才“怨嵩子操数击之”，在进兵泰山郡的时候*掠了正好路过的曹嵩。至于应劭，他到底是因为曹嵩被*死在泰山郡怕曹操追责，还是因为陶谦进军泰山郡，觉得抵抗不住，而投奔袁绍，就不得而知了。
关东诸侯之战及一伐徐州（当时濮阳应在黄河南岸，本图是现在卫星地图标注）
徐州之战一
袁术、陶谦、公孙瓒集团的谋划虽然看似宏大，但是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分进合击，由于信息交流不通畅，往往不会有好的实际效果，反而很容易被内线的对手各个击破。曹操就是这样利用各路时间差，各个击破的。当打败并追击袁术之后，曹操并没有回军鄄城，而是“还军定陶”。
定陶在现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时属兖州济阴郡，《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从定陶至徐州彭城，当时应有水路相连。春秋末期艾陵之战后，吴王夫差引菏泽之水入泗水，从而联通泗水和济水。这样，吴国就可以将兵力由太湖流域经邗沟入泗水，然后溯泗水而上，经徐州，由荷水转入济水，从而到达晋国境内。楚汉时，刘邦派大将曹参出定陶，走荷水，直指楚都彭城。七国之乱，周亚夫也是自昌邑直指彭城，然后攻占淮泗口（今淮安附近），断绝叛军粮道，快速行军恐怕走的也是荷水——泗水这条水路。
曹操在将袁术打得远遁然后还军定陶时，陶谦两路进军兖州的目标刚刚完成不到一半，在泰山郡方向，只控制了泰山道的东南入口，在任城国方向，虽然进入任城国，但湖陆依然在吕虔所领的家兵手中（可能兵力不多），退路受到威胁，不能继续深入，只能在任城国境内劫掠。所以《三国志》记载其“略任城”。《三国志·魏书·吕虔传》中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吕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闻虔有胆策，以为从事，将家兵守湖陆。”从“家兵”可以看出，吕虔应该也是兖州任城国地方的豪强，被曹操任用，钉在了亢父道南方，泗水之滨的湖陆，使得陶谦军队后路一直存在威胁。吕虔在未来成为了泰山郡太守，但这是后话。
此时泰山道，应该是被曹仁卡住，《三国志·魏书·曹仁传》记载：
……从征徐州，仁常督骑，为军前锋。别攻陶谦将吕由，破之，还与大军合彭城，大破谦军。从攻费、华、即墨、开阳，谦遣别将救诸县，仁以骑击破之。
就在陶谦的徐州军顿兵于泰山道和亢父道之时，曹操的凌厉反击开始，曹操在这里，并没有去救援泰山郡，而是从定陶沿水路直下，走的应该是曹参当年出定陶，走荷水，直指彭城的路线。也挺符合曹操的早期作战风格，比如在东郡对付黑山贼进犯东武阳，曹操也采取的是这种围魏救赵，要击折返敌军的战术。此处，我们来看看史书的记载，大概能摸出战况。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太祖征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数万，泗水为之不流。谦退守郯。太祖以粮少引军还。
《后汉书·陶谦传》：……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击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
《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五十二·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前太尉曹嵩避难在琅琊，其子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迎之。嵩辎重百余两，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掩袭嵩于华、费间，*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击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
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
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皆尽，墟邑无复行人。
《三国志》在《武帝纪》中没有记述曹操的进军路线，在《陶谦传》中记载了“至彭城大战”。从定陶到彭城，水路最为快捷，后勤运输成本最小，结合当时曹操长期作战，后方不稳，缺乏粮草的情形，直趋彭城水路应是优选。《三国志·魏书·张邈传》记载：“太祖之征陶谦，敕家曰：‘我若不还，往依孟卓。’后还，见邈，垂泣相对。其亲如此。”这段记录，一方面说明曹操一伐陶谦之前其实自己并没有完胜的把握，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曹操其实此时也担心自己出征陶谦，后方不稳定，故而对张邈大打感情牌，希望能张邈能助其稳固后方。
曹操沿荷水（或称深沟）——泗水的路线，正好可从鱼台及吕虔所控湖陆一段水系，过小沛、广戚，直趋彭城。《三国志·魏书·于禁传》记载：“……太祖召见与语，拜军司马，使将兵诣徐州，攻广威（应是广戚之误），拔之，拜陷陈都尉。”于禁攻广戚应该就是在曹操一伐徐州，广戚位于湖陆南面，与小沛夹泗水两岸，广戚被拔，陶谦西路军在任城国就又丧失了后方一个支点，在任城国自然就待不下去了，而陶谦军分两路进攻兖州，曹操直趋彭城，如果攻下彭城，再沿泗水进攻下邳，继而通过沂水攻郯，基本就捅翻了陶谦统治的徐州核心区域，所以陶谦只能选择东西两路都回援彭城。这一下战局又成了围魏救赵的翻版。于是，在彭城，曹操以逸待劳，要击陶谦军，同步，可能曹仁率领骑兵也从泰山郡方向尾随泰山郡回撤的陶谦军趋彭城，最后在彭城会战，一下击败了陶谦军的主力，所以《三国志·陶谦传》记载：“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数万，泗水为之不流”。这应该是最符合曹操一伐徐州和陶谦在彭城大战的真实情况，曹操长驱直入，攻城打援，要击陶谦军主力，自然不会留手，所以，这一战应该歼灭了陶谦主力的大部分，而两军皆是沿水进军，彭城正是泗水上一个重要节点，故而“泗水为之不流”。这一仗，曹操基本逆转了和陶谦的强弱之势，陶谦军也出乎意料的不经打。彭城之战大败，陶谦只好退保郯（郯是东海郡的郡治，也是陶谦统治早期徐州的州治）。
在彭城大战之后，史书的记载出现了不同。《三国志》记载陶谦退守郯之后，曹操因为缺粮，引军还。曹仁则“从攻费、华、即墨、开阳，谦遣别将救诸县，仁以骑击破之。”应该是曹仁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在配合曹操在彭城大战后，又收复泰山郡失地，进而*扰青州北海郡的即墨、徐州琅琊郡的开阳等地。《后汉书》则记载曹操“攻郯不能克，乃还”。回师途中，“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凡*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这里的记载如果看下地图，就会发现问题。
取虑、睢陵、夏丘位于东海郡南部的下邳国，睢陵位于下邳国东南（今江苏淮安市洪泽区西，已没入洪泽湖中）；夏丘位于下邳国西南（今安徽泗县东）；取虑位于下邳国西，下邳国、彭城国、豫州沛国交界处。睢陵位于郯东南直线距离150公里左右；夏丘位于郯西南直线距离110公里左右；取虑位于郯直线距离100公里左右；按《后汉书》记载，彭城大战，曹操应是攻取彭城国的傅阳，再趋东海郡的郯，攻郯不克乃还。如果是从原路径返回彭城国，再返回兖州济阴郡的定陶或鄄城，顺水路运输随军辎重的话，会经过下邳国的下邳城，但不会路过下邳国的南方。如果向北自泰山郡返回兖州，更不太可能撤军反而南辕北辙向郯城南方的下邳国诸县绕路。而且，曹操一伐徐州，史书中也没有威胁下邳国治所下邳的记录，即便曹操军是从彭城走泗水到下邳，从下邳走沂水攻郯，退军也走这条路，也完全没必要回军途中跑到下邳国东南、西南去绕着圈“皆屠之”，而且，走这条路如果不攻取下邳城，那曹操军的粮道和后路则随时会被切断。况且，取虑、睢陵、夏丘皆不临泗水，又何来“泗水为之不流”？
而此时，原来不受曹操完全控制的泰山郡太守应劭已经出奔至袁绍处，从兵力布置和收取泰山郡管理权的角度来看，曹操大概率应该是向泰山军郡退兵，因为从曹仁的骑兵机动于费、华、即墨、开阳之间，可以看出，也有为这次退兵断后的意图。同时，结合后来曹操二次征伐徐州，便是从泰山道出兵徐州来看，这些军事行动也是为二次征伐徐州做准备。曹操第二次征伐徐州和第一次征伐徐州中间间隔的时间非常短，春退夏出，所以曹操主力不太可能在此次退兵后再回到鄄城或定陶去休整，然后二次征伐徐州再进入泰山郡出泰山道，这样东西来回折腾，最大可能是在泰山郡休整并安定地方，然后安排荀彧、程昱加强鄄城的防守。
《后汉书》说曹操一伐徐州，屠*的百姓中很多是李傕之乱后依附陶谦的三辅流民。然而，吕布败出长安约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六月，然后李傕“放兵略长安，老少*之悉尽，死者狼藉”。曹操首征陶谦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秋，距离李傕乱三辅一年左右，三辅百姓若逃亡徐州，需经过弘农、洛阳、兖州的陈留、任城，豫州的沛国至徐州彭城国，若至郯，还需过彭城国或豫州的鲁国，三辅至彭城直线距离约800公里，距离郯直线距离约900公里，道路距离肯定还要超过直线距离。所经地区兖州初平三年夏至冬，遭遇青州黄巾入境，兴平元年遭遇袁术进兵陈留，阙宣、陶谦略任城，三辅流民步行至徐州，有正常补给和不遭遇黄巾和关东诸侯乱兵的情况下，预计需要三月左右，但这条路线基本不可能流民沿途有正常的补给，所以这条逃亡路线基本是不可能。而且《后汉书·陶谦传》里又曾写道：“时董卓虽诛，而李傕、郭汜作乱关中。是时四方断绝”。《三国志·董卓传》里记录初平三年樊稠在长平观击败马腾后写道：“时三辅民尚数十万户，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饥困，二年间相啖食略尽。”所以，三辅流民在李傕乱后，“四方断绝”的情况下大量前往徐州的可能性并不大，一方面，三辅百姓在李傕之乱中因为战乱和饥荒已经大量死亡，另一方面，此时，即便有大量流民，通过武关进入南阳再往刘表所在荆州应该更为安全。故而，本身《后汉书》这里的记载就存在很大的疑点。而《资治通鉴》可能是感觉到了《后汉书》的描述在时间和出逃路径上的不合理，所以，改成了“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这样一改，董卓之乱时长安、洛阳的流民东出徐州，似乎时间上就合理了。可是“坑*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水为不流”其实还是照搬《后汉书》。另外，董卓之乱时，董卓是迁洛阳军民至长安，其时关东诸侯起兵，洛阳以西是一种战乱和对峙状态，大批流民自这条路径自西向东进入徐州也同样是比较困难的。
从写作时间来看，《三国志》完成于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至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之间；《后汉书》由范晔始写于刘宋元嘉九年（公元432年），至元嘉二十二年（公元445年）范晔死时大致完成（还有十篇志未完成）；《资治通鉴》于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完成。《后汉书》所载曹操一伐徐州的屠*民众大概来源于《三国志·陶谦传》裴注所引《吴书》：“乃进攻彭城，多*人民”，以及《三国志·陶谦传》正文所记：“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数万，泗水为之不流。”于是，后汉书的撰写中就结合了二者，增加了回军“过拔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变成了“凡*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而《资治通鉴》里的记载，更是一边对《后汉书》照搬，一边想当然的加工。于是，变成了先泗水坑*男女数十万，再“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所以，这样比较下来，曹操一伐徐州，大量*伤的应该是陶谦军的主力而非平民，不同史书所载之真伪和来源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管窥。
二伐徐州
徐州之战二
第一次徐州之战，可以说，曹操的初期目的只是打败进犯的徐州军，但是，陶谦实在是出乎意料的不经打，当时，曹操北为袁绍，西为陈留郡名义上的部下及多年好友张邈，都不好动兵扩张，一下子发现了一个软柿子陶谦，且一伐徐州不仅在彭城之战歼灭了陶谦军的主力，还轻而易举的深入徐州，了解了徐州的空虚，曹操自然会觉得短期拿下徐州存在可能。
各种史书是这样记载曹操二次征伐徐州：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春，太祖自徐州还。……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复征陶谦，拔五城，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谦将曹豹与刘备屯郯东，要太祖。太祖击破之，遂攻拔襄贲，所过多残戮。
会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郡县皆应。荀彧、程昱保鄄城、范、东阿二县固守，太祖乃引军还。
《三国志·魏书·陶谦传》：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复东征，略定琅琊、东海诸县。谦恐，欲走归丹杨。会张邈叛迎吕布，太祖还击布。是岁，谦病死。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谦遣使告急于田楷，楷与先主俱救之。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即到，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田楷归谦。谦表先主为豫州刺史，屯小沛。
《后汉书·陶谦传》：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复击谦，略定琅琊、东海诸县，谦惧不免，欲走归丹阳。会张邈迎吕布据兖州，操还击布。是岁，谦病死。
《资治通鉴·卷六十一·汉纪五十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陶谦告急于田楷，楷与平原相刘备救之。备自有兵数千人，谦益以丹阳兵四千，备遂去楷归谦，谦表为豫州刺史，屯小沛。曹操军食亦尽，引兵还。
曹操使司马荀彧、寿张令程昱守鄄城，复往攻陶谦，遂略地至琅琊、东海，所过残灭。还，击破刘备于郯东。谦恐，欲走归丹阳。会陈留太守张邈叛操迎吕布，操乃引军还。
在《三国志》的记载里，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春，曹操从徐州回到兖州，也就是从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秋天发兵，到兴平元年春天，曹操回到兖州，中间作战时间从秋天跨过了冬天，第一次征伐徐州的时间应该在3个月以上。当年夏天，曹操安排荀彧、程昱守鄄城，就复征陶谦，可见曹操此时急于扩张势力范围，选择了向主力被重创的陶谦下手。
此时，曹操应该已经实控了泰山郡，从《三国志·曹仁传》看，第一次征伐徐州，曹仁已经控制了泰山道向徐州的出口华、费之地。所以，这次曹操的进军路线应该是从泰山道出，然后顺武水攻击琅琊国（琅琊国郡治开阳临武水），再从琅琊国顺沂水攻击东海郡（东海郡治郯临沂水）。这样的行军路线比较符合地理状况，也符合《三国志》和《后汉书》里的记载。
这次曹操应该采取的是先清理外围，再重点攻击徐州陶谦龟缩的郯的策略，所以，《三国志·武帝纪》记载：“遂略地至东海。还过郯。”《三国志·陶谦传》记载：“略定琅琊、东海诸县”。从战争的眼光看，第二次征伐徐州和第一次不一样的是，第一次陶谦实力强于曹操，所以曹操出其不意，攻其后路，引其回援，要击疲兵。第二次曹操应该是存了拿下徐州的心思，且在军事上已经占有优势。陶谦龟缩重城不出，所以曹操采取的手段是断其援兵，扫荡外围，使陶谦军逐步丧失斗志。所有在外围的胜利都是给陶谦军施加压力。但这种打法需要时间，需要充足的补给。否则难免如第一次征伐徐州一般，粮尽而退。根据当时徐州“父兄歼殪，子弟群起，治屯连兵”的情况（乱世之时，地方势力一般都喜欢屯聚自保，同样的情况，在新莽末期，绿林赤眉时如此，后来五胡乱华时的中国北方也是如此。），通过外围的攻略，可以弥补曹操军粮草的不足，因粮于敌。而从未来有效统治徐州的角度而言，曹操可能也想通过攻取徐州的战争一并清剿地方势力（在兖州，曹操应该已经体会到了地方豪强势力的掣肘）。同时，也可以威吓、震慑龟缩于郯的陶谦军队。攻取徐州琅琊、东海两郡国大大小小的地方豪强和黄巾残余的屯据之处，应有上述目的。而从来战争中让军队劫掠，必然会带来大量的人命伤亡，况且曹操麾下有大量的青州黄巾，本身就有劫掠的习惯，所以，在《三国志·武帝纪》中记载二伐徐州“所过多残戮”。
《三国志·荀彧传》记载亦可为佐证：
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吕布。彧曰：“……且陶谦虽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惩往年之败，将惧而结亲，相为表里。今东方皆以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将军，将军攻之不拔，略之无获，不出十日，则十万之众未战而自困耳。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
荀彧这段话大概说在曹操在兖州赶走吕布之后，面临势力向豫州还是徐州扩张之时，荀彧认为原来曹操征伐徐州所作所为，恐怕比较难以得到徐州地方势力的支持，反抗会比较强烈，所以认为当时徐州不可取。事实也确实如荀彧的判断，曹操在后来得到徐州后，确实很难完全控制徐州，还不得不依赖臧霸等青徐豪霸来维持地方。
回头来看刘备对陶谦的救援。此时田楷应该是公孙瓒麾下的青州刺史，刘备则在田楷麾下。从青州救援陶谦往郯的方向，应过琅琊国，入东海郡，故而，《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结合起来看，应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曹操在郯的东侧击败刘备，又继续在威胁郯的情况下，攻下了郯西侧的襄贲。陶谦此时可能感觉外援断绝，郯外围的要点一个个被拿下，陶谦本人也在逐渐丧失防守的信心，想跑回老家丹阳以避锋芒。
对于此次战役，《资治通鉴》在记叙上又犯了老毛病，对于已有史籍记载，想当然的眉毛胡子一把抓，根据自己喜好删增内容。在这里，《资治通鉴》忽略了地理因素。《资治通鉴》将田楷、刘备救陶谦的时间点放在了曹操第一次征伐徐州时。之后，陶谦给刘备益丹阳兵四千，表刘备为豫州刺史，让刘备驻扎在豫州沛国的小沛。刘备驻扎小沛，防御的是兖州自荷水、泗水而下徐州的方向，小沛至郯，水路沿泗水——沂水可至，陆路须经过彭城国入东海郡，皆是由西向东，但是曹操击败刘备的位置却在郯东，然后攻拔郯西北侧的襄贲。那么，刘备如果是从小沛出发救援陶谦，从防守角度，并没有在经过郯的时候进入郯协助陶谦防守；如果是从外部呼应郯，成犄角之势，那么驻扎襄贲，增加襄贲的兵力，对曹操侧翼的威胁更大。为何要越过郯，跑到郯东驻扎，被曹操围城打援。其实，真实情况只能是刘备从青州——琅琊国方向入东海郡救援郯，威胁到了曹操从东海郡——琅琊国回泰山郡的后路，要击曹军，结果可能因为兵力和战斗力原因，在郯东被曹操击败才更为合理。
另外，在《三国志·先主传》中还记载：“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即到，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田楷归谦。”首先，幽州乌丸杂胡骑明显是来自公孙瓒的支援。其次，“又略得饥民数千人”，如果刘备在救郯前，已经驻扎小沛，何来“略得”？所以，只能是刘备从青州南下琅琊国，入东海郡。其所带的兵力成分中有幽州乌丸杂胡骑，有自有兵千余人，然后还有拉的饥民壮丁。而陶谦给刘备益兵，表刘备为豫州刺史，驻扎小沛，只能是在曹操二次征伐陶谦因为张邈、陈宫作乱，迎吕布入兖州而退兵之后。
可以说，曹操第一次征伐徐州的大胜，让曹操看到了短期吞并徐州的可能性，所以，曹操急于在兖州内部还有问题的情况下，第二次征伐徐州。从军事上来说，曹操眼光很准确，如果不是后来兖州生变，第二次征伐徐州，曹操可能可以吞并徐州的大部分郡县。曹操安排荀彧、程昱守鄄城其实也是出于对兖州本地尚不稳固的担忧，亦是固根本之举，但一战夺取徐州的诱惑太大。而且曹操一直以来对原兖州本土豪强名士张邈、陈宫也采取了安抚、信用的态度，可能让曹操认为不至于突发变乱。但是，政治上的隐患终究是爆发了。陈宫成功地说服张邈反水，迎吕布入兖州。
这里，有必要说一说陈宫。陈宫是兖州东郡武阳人，裴松之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引用《世语》：
岱既死，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
从《世语》的这段记载来看，陈宫在兖州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在黄巾入兖州的危急时刻，陈宫说服了兖州诸多势力接受曹操为兖州牧，借助曹操的力量平定青州黄巾。而当曹操第二次征伐徐州的时候，陈宫又勾连张邈弟弟张超，及许汜（东汉末年名士）、王楷等人反叛曹操，进而说服张邈，迎吕布为兖州牧。
《三国志·魏书·张邈传》：兴平元年，太祖复征谦，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东迎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唯鄄城、东阿、范为太祖守。
从公元192年说服兖州地方势力，支持曹操成为兖州牧，到公元194年，背叛曹操，勾连兖州地方势力，迎吕布为兖州牧。一年多时间，煽动兖州地方势力左右摇摆，陈宫在兖州当地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其实，从迎曹到叛曹，陈宫应该有着自己的打算。
《三国志·吕布传》里裴注引用《鱼氏典略》：“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壮烈，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接。”说明陈宫也系当时名士。而东汉整体的政治格局，其实是外戚、宦官集团、士族集团三者的权力争夺，士族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势力。按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言：“士人在政治上占有地位，自西汉武、宣以来，已逐步显著，而到东汉益甚。”“门第在东汉时已渐形成。”大的世家门阀比如袁绍家这样的累世公卿。而到地方上，则逐步形成了地方豪族。如宫崎市定在《九品官人法》一书中所说：“原来那些土豪性质的，即仅有实力并无权力的当地豪族，开始被世袭地任用为郡的掾史（右职），逐渐变身为从事学问的知识阶级，形成中央官僚的预备军。这种官僚化的豪族被特别地称为‘右族’。他们其中有人代代占据郡掾史的右翼，因此代代作为孝廉或茂才被举荐进入中央，作为右族固定下来，被称为‘冠盖’或者‘冠冕’。”因为学术的垄断，家族势力在地方的传承，获得官位和家族势力的相辅相成，导致汉代的察举制度实际在东汉末年已经成为权门请托和故旧报恩的营私之途，这使得无论察举或征辟，都逐渐为特殊阶级所垄断。比如袁绍是“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绍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与交焉。以大将军掾为侍御史，稍迁中军校尉，至司隶。”陶谦则是“少好学，为诸生，仕州邵，举茂才，除卢令”。
陈宫大概也是在曹操为东郡太守后，因其家族在东郡的势力被“州郡辟除”，属于州郡长官自行“辟除”士人，一般这种“州郡辟除”再过些年，也是大概率被州郡“举孝廉”或“举茂才”，和陈宫一起反水的许汜、王楷也大致如此。
陈宫有名士之名，也有地方之势，在曹操降青州黄巾，领兖州牧这一事上也有献策游说之功，曹操其实对其还是非常倚重的。在曹操二次征伐徐州时，还让陈宫将兵留屯自己的根据地东郡。可以说，陈宫的反水可能是出乎曹操意料的。
《资治通鉴》里说，曹操是因为*了陈留名士边让，才使得陈宫这类兖州名士对其心怀疑惧，故而反水。也有说是因为曹操在徐州屠*百姓，才让陈宫觉得报效非人，所以反水。
曹操*边让的事在《三国志·武帝纪》里裴松之曾引用吴人所写《曹瞒传》为注：
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其所刑*，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初，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及在兖州，陈留边让言议颇侵太祖，太祖*让，族其家，忠、邵俱避难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
这里说边让是在兖州非议曹操，曹操*了边让。这件事和*袁忠、桓邵之事放在一起叙述，其主要事表现曹操记仇，好*。但吴人所写之书对曹操的记载究竟有几分可信，其实是疑点重重的，比如就在写曹操*边让这一段，还写曹操“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就并不符合曹操任用人才的作风。比如曹操任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等人才，何曾“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对张绣，也没有“故人旧怨，亦皆无余”。
《后汉书·文苑列传·边让传》记载：“初平中，王室大乱，让去官还家。”边让是初平年间回到兖州陈留。又记载边让“以高才擢进，为九江太守。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之。文多遗失。”也就是说边让被*于建安年间，那就是在陈宫反水之后数年，若依《后汉书》的记载，那么因为曹操*边让导致以陈宫为代表的兖州名士们不满就不成立了。但《后汉书》关于边让的死期记载应该有误。
《资治通鉴》里说：“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尝讥议操，操闻而*之，并其妻子。让素有才名，由是兗州士大夫皆恐惧。”《资治通鉴》里关于曹操*边让及*边让后的影响，应该来源于陈琳所写的《为袁绍檄豫州》。继承了文中的说法。
……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诛，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幕府惟强干弱枝之义，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响振，布众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复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兖土之民，而有大造于操也。
根据上面的这些史料分析，陈琳所写的《为袁绍檄豫州》是将曹操被兖州地方势力反水，兖州大部被吕布夺取归咎于曹操*边让，失士人之心。一方面，由此文可见，曹操*边让的时间确实是在其二次征伐徐州之前。《后汉书》记载的建安年间*边让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是站在士人的角度，将曹操归于“赘阉遗丑”，实际上是想在政治上将曹操与天下士人对立起来，希望能达到“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的效果。希望这篇檄文能带来曹操统治区域的内部政治动荡，最好起到如同曹操二伐徐州时，一下子统治区域内大面积反水的效果。削弱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资本。从文章而言，着力非常准确、狠辣。但是，陈宫等人反水的原因恐怕不仅仅是曹操*边让这么简单。《为袁绍檄豫州》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为此说，但《资治通鉴》对此说只是沿用，而没有更多分析，就显出司马光之流保守型宋儒的认知局限性了。
裴注《三国志·吕布传》曾引《英雄记》：
建安元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郝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合外，同声大呼攻合，合坚不得入。布不知反者为谁，直牵妇，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直排顺门入。顺问：“将军有所隐不？”布言“河内儿声”。顺言“此郝萌也”。顺即严兵入府，弓弩并射萌众；萌众乱走，天明还故营。萌将曹性反萌，与对战，萌刺伤性，性斫萌一臂。顺斫萌首，床舆性，送诣布。布问性，言“萌受袁术谋。”“谋者悉谁？”性言“陈宫同谋。”时宫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觉之。布以宫大将，不问也。
从这段记述可以看出，陈宫不仅仅是反水曹操，对吕布，其实未必不是心怀叵测。
而陈宫说服张邈反叛曹操。其先是和张邈的弟弟张超，兖州名士许汜、王楷等达成一致，再利用形势，激发张邈的野心，半逼迫半说服促成了张邈和他一起反叛曹操，迎接吕布。在这里，张邈的反叛可能还有袁术和袁绍各自的运作在其中。
袁绍早在讨董卓联盟时期，便对张邈起了*心。《三国志·张邈传》记载：
董卓之乱，太祖与邈首举义兵。汴水之战，邈遣卫兹将兵随太祖。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邈正议责绍。绍使太祖*邈，太祖不听，责绍曰：“孟卓，亲友也，是非当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
后来，吕布舍袁绍从张杨，和张邈曾把手共誓，袁绍知道了，也很记恨，这种记恨，张邈自然是知道的，此时曹操和袁绍是暂时的同盟，甚至是半依附关系，故而，张邈也很害怕曹操最终会因为袁绍的压力攻击自己。
《三国志·张邈传》：吕布之舍袁绍从张杨也，过邈临别，把手共誓。绍闻之，大恨。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
袁绍的作为给曹操的统治区域埋下不和的种子。其本意可能是制造一些麻烦，以便于自己未来消灭公孙瓒，再转头南下时，不会面对一个强大的曹操。所以，袁绍、曹操二人，在这时，虽是盟友，但也心有算计，在袁绍看来，可能一个依附自己的曹操才是好曹操。
而袁术，可能一直和陈宫是有所联系，互相利用的关系。从郝萌反叛吕布的记载，可以看出，此次反叛有袁术的参与，而陈宫未必不知情。而吕布对待陈宫其实也是有所防范，并没有像曹操那样让他独立掌握兵权，也并不接纳他的谋划。如裴注引《鱼氏典略》便记载陈宫“为布画策，布每不从其计。”陈宫自己也和曹操说吕布不从其言：
太祖谓宫曰："公台。卿平常自谓智计有余，今竟何如？"宫顾指布曰："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擒也。”
《魏氏春秋》曰：陈宫谓布曰："曹公远来，势不能久。若将军以步骑出屯，为势於外，宫将馀众闭守於内，若向将军，宫引兵而攻其背，若来攻城，将军为救於外。不过旬日，军食必尽，击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犹舍而来。今将军厚公台不过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军远出，若一旦有变，妾岂得为将军妻哉！"布乃止。
陈宫的不可信任，连吕布的妻子其实都能看出一部分。
所以，陈宫于曹操，可能有名士对“赘阉之后”的不屑，亦或可能在曹操麾下有着荀彧、程昱、郭嘉等人才的情况下，陈宫的才能并不足以为曹操的谋主，其在曹操集团中的政治地位很可能是达不到其预期的。而最大的可能是陈宫对兖州本身就有着野心，并且和袁术早有联系，想利用袁术，结合自己在兖州的影响，在天下纷争之际，据州牧民。而袁术，正好利用陈宫的野心，扰乱曹操，给自己创造机会。
陈宫助曹操领兖州牧，平定青州黄巾，得到曹操信任，获得东郡兵权。但曹操任用人才是以能力为标准，而不是仅以门第、势力为标准。正如曹操《明志令》所写：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虽然曹操在兖州其实也考虑到门第、势力的因素，但曹操终身一以贯之的还是“循名责实”，对于所谓名士，并不会惑于其名声而便有非常待遇。所以，这便不合于东汉当时士人风气，自然会有一部分士人和地方豪族对曹操不满，这也是为什么陈宫、张邈一旦反水，整个兖州仅三城未叛。陈宫很好地利用了这点。而且陈宫所选择的张邈、吕布，从史料明显可以看出，张邈并无主见，且其反叛曹操也有各种因素的逼迫，其中有其弟张超与陈宫合谋，也有袁绍的逼迫，也有其自己的野心被陈宫言辞激发，综合而生变故。而吕布，其实武勇有余，智算不足，也是外来势力，在兖州毫无根基，且为人叛覆无常，为人不耻，在吕布为兖州牧的情况下，陈宫可能认为以自己的名声和在兖州的势力，相比于在曹操麾下，会更易于在未来得到兖州世族豪强的支持，控制兖州。这也是陈宫从奉曹到叛曹最合理的解释。而吕布夺兖州第二年，曹操便逐步恢复了兖州，便可以说明吕布在兖州并无根基，在这一年里，也没有得到兖州大部分地方势力的支持。反而，曹操通过和吕布的作战，扫平了兖州反对他的力量，比如将张邈、张超族灭。而陈宫，曹操恢复兖州，其只能和吕布夺刘备的徐州，也失去了在兖州的根基，虽然吕布对其并不信任，也只能依附于吕布了。
陈宫、张邈的反叛抄了曹操的后路，且令吕布夺取了兖州大部分地区，幸亏荀彧、程昱保住了鄄城、范、东阿三城，一定程度稳定了形势。兖州生变令曹操夺取徐州已经不可能，曹操只能快速回军和吕布争夺濮阳，如《三国志·武帝纪》记载：
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阳。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吾知其无能为也。”遂进军攻之。布出兵战，先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陈乱，驰突火出，坠马，烧左手掌。司马楼异扶太祖上马，遂引去。未至营止，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太祖乃自力劳军，令军中促为攻具，进复攻之，与布相守百余日。蝗虫起，百姓大饿，布粮食亦尽，各引去。
与吕布濮阳作战，初战失利，然后两军相持百余日，又逢蝗虫起，双方都面临粮食缺乏的状况，只能各自退兵。此时曹操陷入缺兵乏粮失地的困境，不仅没有夺取徐州，甚至一度差点丢弃兖州，考虑投奔袁绍。还是在程昱的劝说下，才坚定了夺回兖州的信念。
《三国志·程昱传》：昱曰：“……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愿将军更虑之！”
按此时程昱所说，可以知道曹操的军队大概还剩多少，此时，曹操的兵力应该包括从徐州退兵的兵力和兖州三城的留守兵力，和吕布濮阳一战应该有一定的损失。按《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因为缺粮，应该也解散了一部分因作战而新募的军队。所以，可以看出来，曹操二次进攻徐州的军队数量应该较为有限，应该至多在数万人，前文说到，青州黄巾降兵数量有大量水分，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内部政治的隐患终究导致了曹操二次征伐徐州功败垂成，也带来了曹操起兵以来最大的危机。
青册里的“清”“浊”之争
从边让之讥，到陈宫之叛，再到陈琳之檄，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清浊之争。
曹操的出身，可以说是出于浊流，在当时，一直是为对手所讥贬的。陈琳在《为袁绍檄豫州》中写道：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腾，与左悺、徐璜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父嵩，乞匄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僄狡锋协，好乱乐祸。
这便是拿曹操的出身去攻击丑化他，意图将之和天下士族对立起来。
东汉长期存在外戚、宦官以及士族争夺权力的政治现象，比如党锢之祸便是宦官群体和士族的斗争激化，十常侍之乱便是外戚和宦官群体的权力之争。对于掌握舆论话语权的士族阶层而言，对宦官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好感的。而且，如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所说：“当时的宦官，多有子弟亲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则居乡恃势骄横。”其整个群体如此，加之政治斗争使然，必然为士人所诟病。所以，即便曹操的入仕途径是“举孝廉”为郎这样的士大夫为官正途，但“赘阉遗丑”的帽子却是一直无法摆脱的，宦官子弟的出身必然是为一部分士人所鄙陋的。比如《后汉书·许劭传》就记载：
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这里，许劭作为当时名士，与其说鄙其人，不如说鄙其出身。而当时名士，虽不乏有真才实学之士，比如荀彧、陈登等，但也有很多只是具备一定的经学造诣，但缺乏真才实学，更有不少好于清谈，拙于治事之流。比如孔融“负有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也就是这类志大才疏之类名士，却好鄙薄时政，自然也和曹操天然对立。如《后汉书·孔融传》：
时，年饥兵兴，操表制禁酒，融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
连在战乱缺粮的情况下节粮禁酒这类事孔融之流名士都要出来唱反调，这正表现出当时一部分士人的风貌，一方面是纯粹的为反对而反对，对人不对事，一方面也反映出国家的政策也不能妨碍这些贵族名士的生活享乐。
东汉末年，在朝廷经历党锢之祸、十常侍之乱、董卓入京；地方上经历黄巾之乱以后，实际呈现的是中央势微，地方豪强崛起的局面。而东汉政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豪强而建立，虽然早期刘秀也采取过一些抑豪强的政策，如“度田”。但本身汉朝选官的察举制度就有着很强的主观因素，三公九卿、郡守、列侯以及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实际垄断着选拔权，故而察举制虽然目的是选拔品德高尚、学识才干出众的人，但实际却沦为地方大族、豪强，朝廷权贵们徇私请托，照顾故旧门生，扩大团体势力的手段。王符在《潜夫论》中就诟病这种“以族举德”，“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的选拔制度。如此，大大小小的门第逐步形成且固化。并且，州、郡官员，实际可以自由任命自己的属官，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
由于地方政权渐渐成长，亦有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
加之灵帝为平息黄巾，给与刺史、州牧更大的军权和行政权，允许地方豪强招募军队镇压黄巾，造成了地方军阀势力迅速成型，实质性地割据地方。而当时士人的背后其实便是这些豪强势力，他们垄断学术、垄断土地、世袭要职。如钱穆《国史大纲》里所言：“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积久遂成门第。”他们有的是天下闻名的世家大族，如袁绍、袁术；有的是镇压黄巾新崛起的地方牧守，如陶谦；有的是乱世拥兵的军头，如臧霸。如魏文帝《典论》里所言，他们“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一旦被天下士人所敌对，即便像董卓掌握大权重兵，最后也难逃暴毙之运。
曹操出身浊流，其受到的士族支持天生便不如袁绍这些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故而他走的路径便天生和清流不同。他不可能像清流一般仅以虚名便可获得一帆风顺的仕途，也不可能像大的公卿世家一般，凭家世便具有搅动天下的号召力。《三国志·武帝纪》评价曹操：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曹操的作为更有事功特点，他不拘泥于当时风气，也眼见难以驾驭的世家豪族以及其他有特权的社会集团削弱了地方和中央政府有效的行政管理。所以他通过“循名责实”的用人方式来打造自己的势力班底，对世家豪族的膨胀是警惕、抑制的态度。如《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他早年和袁绍的一段对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从这段便可以看出，袁氏家族有着庞大的地方势力，比如冀州牧韩馥本身就是袁氏故吏，所以袁绍“南据河，北阻燕代”并非难事，袁绍起兵便可以为诸侯盟主，后来很轻易就获得了韩馥让出的冀州。而曹操则不然，起兵之初，散尽家财才募兵数千人，早期凭借打击黑山贼并依附袁绍，才获得东郡太守，有了立足之地。他既要争取世家豪族和名士集团的支持，又不能完全依赖，他身在当时，深知东汉倾覆之弊。在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曹操颁布的三份诏令上，也可以看出他这种“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的用人原则。
十五年令：“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名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这里提到了管仲、陈平。管仲做过微贱的商人，又先事公子纠，然后再事齐桓公；这些，在士族，尤其是世家大族看，都是品德的瑕疵。而陈平盗嫂偷金，更是为儒家道德所不容，而在曹操看，唯才是举，即便品德又瑕疵，又怎知不是“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曹操以陈平、苏秦为例，说有用的人才未必有行，难免偏短，表现的还是容短取长，随能任使的用人标准。
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伊尹、傅说出身卑贱，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用之，国家兴盛；萧何、曹参只是县吏，韩信、陈平名声都不好，被人耻笑，但是用了却成就王业。吴起求将*妻，散金求官，母死不归，但是在魏魏强，在楚楚强。所以有长处的人才，即便有不好的名声，为人耻笑的过往，甚至不仁不孝不符合士人风气，但是有治国用兵之术，曹操还是愿意任用。而曹操也实际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做的，张绣和曹操有血仇，曹操依然接受他二次投降，并加以任用。贾诩、郭嘉名声都不佳，曹操依然倚重。同时对于才名俱佳，出于地方大族的人才，曹操也是推心置腹，器重任用，比如出于颍川荀氏的荀彧、荀攸。在用人这方面，曹操其实就是重开当时风气，但也必然为一些只有虚名，但缺乏治国用兵之能的士人不满。像曹操诏令中所说到的伊尹、傅说、萧何、曹参皆是出身低微，韩信、陈平皆是有不光彩的过去，他们完全不符合东汉末年名士的标准，和曹操出身赘阉相比，这些人的出身和过去更为不堪，但是都成就非常。
曹操知道利用世家豪族的可用价值，如崔琰、钟繇、陈群等，即用其才，又拢住一部分士人豪族之心；但他也对和他政治目标不同，虚名胜实的名士非常反感，甚至痛下*手，如孔融、杨修等，正如曹操给孔融的手书所写：“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达德和人，然抚养战士，*身为国，*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所以后人评价他“申、商之法，韩、白之策”。可能这在现代人看来是多谋善断，雷厉风行，不徇私情的表示，但在东汉末年那个儒家士族已经垄断仕途，清谈已兴，品评日盛的环境，申商、韩白并非溢美，反而有讥其多变严苛之意。曹操通过其自身知人善察而形成的注重效率的官僚机构，并不符合当时士人所看重的形式上的道德风范。
但是，历经汉朝四百年的察举制，当时世家大族、地方豪强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渗透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世家门阀往往是从学术门阀而成政治门阀，从政治门阀而控制地方，这不是仅凭曹操一代君主改变用人方式便能改变社会惯性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其中便不乏通过汉家天子的名份以获得尽量多的士族势力的支持的想法，这在曹操是不得不为之事，因为，天下士族可能会不支持曹操，但起码明面上还会遵奉天子。而反观袁绍，恐怕并非如史书中所说缺乏迎接天子的远见，因为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势力强盛，其声望未必需要汉家天子加持，反而，袁绍可能认为未来若廓清寰宇，恐怕汉家天子反而会成为为其掣肘，也会使其势力内官员在袁氏和汉家天子之间摇摆。这便是袁绍在迎立天子这件事中的两难之处。如钱穆所说：“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两重的君主观念。”而曹操早期需要借重汉家余泽，而袁绍反而不是那么需要。这便是出身相差，清浊不同所面临的不同境地。所以，自曹操迎献帝后，其治下地盘相比于身为兖州刺史时稳固，甚至和袁氏齐名的弘农杨氏的代表人物杨彪也随汉帝入许，代表着世家大族和士人所望已经产生了分化。但因为汉帝的影响，以及原来汉室官员进入曹操势力，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博弈，斗争激烈时也不乏衣带诏这样的事情，甚至和曹操一路走来的荀彧也对汉室怀有眷念之情。这其实恐怕也是袁绍当初可以预见，故而犹豫的原因。
实际上曹操也不得不在邺城为自己的魏国立一个朝廷。许昌、邺城，一虚一实，双重政府，汉朝、魏国，名位和实力结合，才能促进北方的重新统一。
而后来推行九品官人法，其目的也本是对汉朝中央权贵，地方豪强，学术门阀把控选官制度的一种改变，如《宋书·恩幸传序》所言，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以中正取代权贵豪门、世家大族的推荐选拔官员，本意是以恩出于魏之公门而替代察举制度恩出与私门之弊。但这也无法整体扭转汉代察举制的弊端，在曹操这一代选才任能的君主殁后，曹丕再寄希望于九品中正制度能够跳出世家大族、地方豪强的控制选拔人才，便无异于缘木求鱼了。本身源于东汉的清议品评便尚虚名，这种品评进入制度中，很快便为世家豪族所控制，在未来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尬尴境地，使中国的世家贵族社会延续至唐末才逐步随科举与战乱消弭。而跟随曹操打天下的新贵们终究也没能抗衡得过世家豪族的反扑，而在经历过汉末之乱，三国并立，以及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天子神圣性的消耗，世家豪族们此时恐怕维持家族利益的观念要远胜于对一朝一姓君主的忠诚，故而司马氏可趁机而起而代魏，且代魏的抗性要比曹氏以魏代汉轻得多。而后来晋、宋、齐、梁、陈的迭代更是体现不变的世族，流水的皇帝。
在这种以士人代表门阀世家、地方豪强的政治基础之下，天生的尊卑自然比选贤任能更能巩固这一群体政治的权力和经济的利益，况且学术的垄断亦在士人世家之手。
既然说学术，不得不说儒家。儒家自孔子始，思想本就分为两条路径。
一条路径为孟子继承。言仁政，法先王，强调人伦。如：
《孟子·滕文公上》：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孟子·公孙丑上》：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
《孟子·尽心下》：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
《孟子·离娄上》：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另一条路径，则认为仁政并不是执政者具有仁心便可，还需要国家实力为后盾。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鲁夹谷之会：
齐大夫黎锄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
文事以武备为后盾，文事才能按文事的规则去走，武事文备，武事才能占据道义人心。再如《论语·宪问》：
子路曰：“桓公*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管仲之仁，便是小忠与大仁之分。管仲的例子，曹操也用过。而其实齐桓、管仲九合诸侯，《史记·封禅书》里说“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所以，体现的还是没有强盛的兵车为后盾，便不会有仁义的会盟。
而孔子“堕三都”本身也是削弱贵族的势力，以图增强以国君为代表的国家的实力，这行为本身其实和曹操一定程度的摧抑大族豪强出发点类似。
而这一路径未来演化为子夏之儒。孔子不满于今，故而求复古以变，后人以为孔子单纯追求古制，其实，孔子亦是求变，只不过是于古中求变，子夏之儒也是求变，但是于当下求变。孟子强调“薄其税敛”是节流，李悝“尽地力之教”以致劳动分工，行平籴之法则是开源和最初期的国家宏观调控。而后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也是如此（只不过管仲、李悝、商鞅他们面对的国家自然条件、民风民俗、外部威胁、土地贫富、通商便利程度不同，故而所施之政也各有不同，但骨子里却是不法古而求变）。子夏之儒将封建士大夫之家的邑民，转变为平民，从增加纳税人口的角度增加国家财赋。可见，施仁政不是有仁心便可，还需要方法以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通过制定符合当时生产力的新政而强国，以国家实力为后盾获得为政的空间。而子夏之门出李悝、吴起，李悝之法延于商鞅，这所以说，法儒同源，这在孔子便有了二分的影子。而中国古代之清浊、仁酷、义利便在这二分中形成。而法家主导的秦的一统短暂而严苛，韩非糅合“法、术、势”三派，客观上使法家的功能更具有了帮助君主集权，权术以驭臣子的倾向，更使子夏之儒——法家一脉被儒家视为不仁的暴政，这便也是清浊之分。
汉武帝独尊被董仲舒改良过的儒术，赋予了皇帝以代天之神性，本是为维持统治的需要。但武帝之后，逐步已经不是皇帝控制儒家，而是儒家裹挟皇帝。汉儒赋予汉帝统治的神性、德性是建立在汉帝和以他们为代表的学阀、门阀共治天下之上，得道、失道的行为和谶纬在西汉末期至三国，都在于他们这个群体的解释。他们这个群体垄断政治，导致帝国的朝堂进入大量无能和虚伪迂腐的官员，腐蚀着帝国的基础，而侃侃而谈的清议降低了行政的效率。使得皇帝不得不求变，做得好的如宣帝，融入法家的作风来治理国家，言“汉家制度，霸王道杂之。”做得不好的，便如桓、灵，不得不用宦官来对他们制衡。即便暂时在中央朝堂失利（如党锢之祸），但士人的影响还是深入地方，深入舆论，他们拉帮结派，在东汉末私学昌盛之际形成朋党群体，在缺乏政务经验的情况下评论政事，自以为洞察天机。
这样的传统投之于著史，比如裴松之便是出于闻喜裴氏，范晔出于顺阳范氏，皆是经学世家，陈寿也是自幼拜谯周为师，研习经学。重德轻法，崇尚形式上的“仁义”是他们头脑里深刻的烙印，青册之中，必然会“激浊扬清”于笔端。比如东汉初期以抑制豪强著名的强项令董宣，便被范晔列入《后汉书·酷吏列传》，其实无非是董宣执法不近人情而已。这本身就代表浸淫于儒家价值观的士人对董宣之为视为苛刻。这便是史籍中的“清浊之分”。而对曹操的叙述，其实很多时候也在作者自觉不自觉中隐藏这些价值观在内。比如陈寿的《三国志》原文撰写距离曹操时间最近，在事件叙述上其实最为可信，但《三国志·武帝纪》开头先一笔带出曹操为汉相国曹参后代这一极为不可信的叙述，转而写明曹父养于宦官，给人以强烈对比，妥妥的春秋笔法。结尾写曹操“申韩之法术，韩白之奇策”其实也隐含作者的清浊之分。但陈寿还是基于事实去编撰史书的。到裴松之注则大量引用《吴书》《曹瞒传》等曹魏敌方的著作，甚至对矛盾之处不加辨析，这便导致了史料堆砌的混乱，也造成了诸如“屠徐州”本来面目在今天争论多多。再到范晔的《后汉书》，对徐州之战相关的史料更多采信裴松之的注，在这种情况下，心中的清浊往往会有意无意诉诸于编撰史书者的笔端。而司马光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编撰于近900年后，对上述史料，偏于堆砌，而疏于分辨，故而若不横向参看，便不能尽信。
可以说，曹操，在他的时代，试图用法家的精神而鼎革，欲寻求天下精神与实质上的双重统一，欲糅合霸王之道。但其在东汉末年，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消耗了汉家的神性，摧抑门阀以图权归于上，对空谈无能的名士打压毫不留情，但他并没有为曹魏建立起如汉儒之学术对于汉室的支撑，所以，曹魏政权得不到当时掌握社会资源的精英阶层的完全效忠，兼之曹丕对曹魏皇室的提防和打压，使曹魏政权更缺乏危难时的支撑。而司马氏很容易便可以和世家门第达成妥协，乘隙取而代之，但司马氏，还不如曹魏，其寄生而夺权，只能尴尬的以孝治天下。客观上，魏晋都因道统的缺陷而丧失了统治天下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要到隋唐才再次形成。
综上文可以看出，史书中对同样的事件，细节的叙述不尽相同，而具有政治军事对立的地区的史料，对敌对政权的记载更是很难客观（如《吴书》《曹瞒传》对曹操的记载）。在后代整理史料时，更是很难辨析当时的真实情况，甚至作者很容易经意不经意间带入自己的价值取向，也很可能会像《资治通鉴》一样，堆砌史料求全但难以辨析。正如《剑桥中国史》中所说：“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