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袁崇焕，晚明时期面对战斗力强悍之后金八旗军队，曾经连续取得宁远之战、宁锦之战的胜利，大败后金政权两代国主——努尔哈赤、皇太极，对于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而言，袁崇焕无疑是最后的希望；对于当时实力逐渐增强，逐步占领整个辽东地区的后金政权而言，袁崇焕更是最为强悍和难以征服的对手。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渡过大凌河，包围锦州，发起了宁锦之战。在袁崇焕的协调和指挥下，明军将士英勇奋战，后金军再一次大败而归。袁崇焕也因此成为令人瞩目的抗金名将。崇祯元年，他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结果却在两年后被朝廷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处死。袁崇焕作为明末著名的抗金将领，却被他一直忠于的明王朝以酷刑处死，并被京城民众刻骨仇恨，实为历史罕见。
毫无疑问，对于当时已经内忧外困的大明王朝而言，袁崇焕对于大明王朝，对于后金政权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存在，说其是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绝对不为过。可就这样一位几乎能够挽救大明王朝于既倒的抗清名将，在崇祯三年八月，却被处以了极刑——凌迟重刑。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袁弘勋、史褷辈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捷首疏力攻，褷、弘勋继之，必欲并诛龙锡。法司坐崇焕谋叛，龙锡亦论死。三年八月，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
《明史》中对于袁崇焕的罪名归结为“擅主和议”、“专戮大帅”，分别指的是：崇祯二年四月，皇太极和袁承焕之间的和谈之事；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以十二款中重罪为由，诛*毛文龙。
但在《崇祯长编》中，记载了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罪名有过更为详细的说明：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
也就是说，这个大明王朝最后的希望，被“英明”的崇祯皇帝列举了五大罪行：
其大罪一：付托不效，专恃欺隐
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召见袁崇焕及六部群臣于平台。崇祯帝对袁崇焕寄以厚望，慰劳备至，咨询复辽方略。袁崇焕慷慨陈词：“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皇帝听后非常高兴：“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给事中许誉卿乘皇帝退而少憩之际，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之略。崇焕笑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
对袁崇焕的要求无不答应，关照在场的相关各部尚书照办，所提条件一一予以满足，对其策略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的崇祯皇帝，在袁崇焕前有“五年平辽豪言”，后却制定“以守为主”的平辽方案后，已经有了被骗的感觉，等到皇太极陈兵北京城下的时候，袁崇焕的“欺君”罪名，坐实。
其大罪二：市米则资盗
崇祯二年春，蒙古喀喇沁部发生大饥荒，请求袁崇焕通市。袁即上奏要开马市售粮给蒙古。此时朝中已经知道喀喇沁等部投金，崇祯帝警告袁崇焕：“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而袁崇焕则不以为然，上疏抗辩，为蒙古求情，最后迫使朝廷同意对蒙古开市粜米。
袁崇焕的错误判断和固执己见不仅带来了严重后果，也使他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来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个袁在奏章中认为“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蒙古部落。
也就是说，皇太极之所以能够陈兵北京城下，让崇祯皇帝险些提早成为“亡国之君”，袁崇焕竟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支持和条件提供。
其大罪三：谋款则斩帅
崇祯二年七月，袁崇焕在皮岛用尚方宝剑斩*了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东江总兵毛文龙。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崇焕因诘文龙违令数事，文龙抗辩。崇焕厉色叱之，命去冠带絷缚，文龙犹倔强。乃顿首请旨曰：“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遂取尚方剑斩之帐前。乃出谕其将士曰：“诛止文龙，余无罪。”
注意，袁崇焕乃系在诛*毛文龙以后，才向崇祯皇帝汇报此事。虽然其拥有的尚方宝剑，有着“先斩后奏”的特权，但其诛*的对象毕竟是威震一方，同样拥有这项特权的大将毛文龙。
对于袁崇焕诛*毛文龙之事，崇祯帝闻之大骇，但也只得优旨褒答，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但是，毛文龙被*以后，“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的严重情况很快出现，竟为后金政权统一辽东地区做出了直接贡献。
也就是说，袁崇焕擅*毛文龙一事，直接引起了两方面的负面效果：一方面引起了崇祯帝和朝臣对袁崇焕的疑虑，为其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使毛文龙所建立的东江部队开始瓦解，失去了牵制后金的战略作用。
其大罪四：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
这件罪行直指皇太极陈兵北京城下的事件。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数十万兵马绕过宁锦防线，取道辽西，以蒙古诸部为先锋，分路突破长城边隘的龙井关、大安口、马兰峪，攻陷遵化，进逼北京。崇祯帝一面令京师戒严，一面诏令各路兵马勤王。
而对于镇守辽东的袁崇焕，崇祯皇帝心中的不满，自然非常明显。虽然袁崇焕很快做出了反应，崇祯皇帝也“甚喜，温旨褒勉，发帑金犒将士，令尽统诸道援军”，但在袁崇焕以兵马长途奔波，疲惫不已，请求入城休整后，朝堂上下立马掀起了对袁崇焕的声讨之声。原本就对袁崇焕心生嫌隙的崇祯皇帝在下达“不许”命令后，令其“出与大军鏖战，互有*伤”。
后金军队形象
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手握重兵，既没有拒敌于长城以外，又没有阻敌于蓟门防线，而是跟到北京城下才与敌决战。此举使京城突遭兵祸，引起城外绅民的极度不满。于是“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这些谣言和议论不断传到崇祯帝耳中，使他对袁崇焕的疑心越来越重。十二月初一，崇祯帝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问以擅诛毛文龙等事，崇焕无言以对。于是宣布将其停职，入诏狱收监待勘。
其大罪五：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皇太极能够直接越过袁崇焕，直逼京城，让崇祯皇帝直接感受到灭国被诛的威胁，本就是该*大罪。袁崇焕发现后金军越过防线后，并未进行追袭、拦截，而是率兵跟蹑。他不顾明朝勤王援军不得在京城下作战的规定，不听部将劝阻，率兵前往北京，于十六日晚抵达广渠门外。此时后金军已经在北京城外侵掠达四天之久。尽管如此，崇祯帝还是立即召见袁崇焕，而他不顾勤王援军不得入城的规定，多次要求率关宁军入城休整，均遭拒绝。
皇太极的八旗军队能够攻至北京城下，本就有着袁崇焕的最大罪过，崇祯皇帝对其是不是已经和皇太极达成某项共识和联盟，已经产生了怀疑。此时，袁崇焕再数次请求入城，肯定会被崇祯皇帝拒绝甚至会加深对其的怀疑。
后金军攻城情形
由此可见，袁崇焕此时的“忠心”，就和当初许下“五年平辽诺言”一样，为自己的被诛奠定了绝对基础。
不可否认，袁崇焕对于后金政权的制约能力，对于大明王朝的挽救能力，乃属不可替代的所在，但其最终落于被凌迟的悲惨命运，或许并不在于皇太极的“离间之计”，不在于崇祯皇帝的“疑心太重”，更不在于崇祯朝堂奸臣们的陷害和攻击，而在于其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导致的。其连续走错的五步棋，就是导致其最终被诛的五大罪行。
第一步错棋：自大《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帝退少憩，给事中许誉卿叩以五年之略。崇焕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曰：“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崇焕怃然自失。顷之，帝出，即奏言：“东事本不易竣。陛下既委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方克有济。”帝为饬四部臣，如其言。
经人提醒以后，袁崇焕意识到了自己向崇祯皇帝许诺之“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的狂妄之言，于是再度向崇祯皇帝提出“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的苛刻要求，试图为自己的“狂妄自大”寻找托辞，但可能连袁崇焕都没有想到，崇祯皇帝竟然一口答应了袁崇焕的苛刻要求。
明军形象
这下，袁崇焕彻底的骑虎难下，只能迎着头皮艰难履行自己许下的诺言。
此为袁崇焕下错的第一步旗，直接奠定了袁崇焕的被*！
第二步错棋：*毛文龙崇祯元年八月，袁崇焕出山海关赶往宁远，督师蓟、辽。他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如平定兵变、整顿军队、统一事权、重建宁锦防线等，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擅*东江总兵毛文龙，为袁崇焕之死增添了砝码。
不可否认，当时的毛文龙确实有着被*的罪行所在。一是因其桀骜不驯、难以统驭，*之以肃军；二是归并其军队，统一指挥。
但是，毛文龙毕竟和袁崇焕一样是统驭千军万马的边关大将，他在皮岛虽有诸多不法之事，但他屡次派兵袭击后金，使皇太极不敢全力放手西进，其对后金的牵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袁崇焕明知“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却大胆而自负地*了毛文龙，并改编了他的部队，收归为己用。
这一步棋，袁崇焕错在了自己太过信任崇祯皇帝给予自己的“先斩后奏”之权，或者太过明显的表现出了自己对军权的巨大贪心。
尚方宝剑
第三步错棋：对蒙古的错误支持袁崇焕担任蓟辽督师后，采取了类似于后金政权同蒙古部盟之间“满汉联盟”的政策，非常重视联蒙抗金。为了巩固自己费力推行的“联蒙抗金”政策，袁崇焕在蒙古遭遇饥荒的时候，不顾朝廷发来的“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提醒，一意孤行，擅开边关市场，恢复了早就禁止的边关通市。
可是袁崇焕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弄清楚到底哪些蒙古部盟才是自己刻意拉拢，哪些早已经归顺了后金政权。这些被袁崇焕救于饥荒的蒙古部门，虽然不包括科尔沁这等后金政权的铁杆支持者，但却有着太多的暗中勾连之部盟。
皇太极之所以能够绕开袁崇焕，直扑明朝都城，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些被袁崇焕救下的蒙古部盟。他们不但为后金八旗军队提供了后勤保障，还为八旗军队领路，直接为皇太极围攻京城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就是说，皇太极陈兵明朝都城，袁崇焕间接的为其做了嫁衣裳，为自己的凌迟之刑再添上了几刀。
第四步错棋：擅自同后金和谈其实，皇太极对袁崇焕施行的“离间之计”早在努尔哈赤驾崩的那天，就已经开始谋划。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八月中，我太祖高皇帝晏驾，崇焕遣使吊，且以觇虚实。我太宗文皇帝遣使报之，崇焕欲议和，以书附使者还报。
后金政权和大明王朝之间早已经成为水火之势，即使有着短暂的和平，也只是以图再战的缓兵之计。面对后金政权的“报丧”，袁崇焕的处理方式绝对不会被崇祯皇帝理解，甚至会予以谋通敌国的怀疑。
崇祯帝即位后，皇太极先后多次给崇祯帝、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辽东巡抚毕自肃、东江总兵毛文龙等人送信请求和谈，但都没有回音，可以看出明朝君臣对和谈非常忌讳。崇祯二年闰四月，皇太极得知袁崇焕复出，便派人致书请求和谈。袁崇焕接到来信却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多次和谈，直到十月皇太极发动己巳之役，入关围攻北京。
袁崇焕与后金和谈虽然是为了争取时间休养兵马，巩固城池，构建防线，但也造成了朝廷君臣对他的误解，为自己被*又增加了一个砝码。
皇太极的大军直逼明朝都城之时，袁崇焕的回援看似让崇祯皇帝“甚喜”，但实际上这场就因为袁崇焕的“渎职”而直接造成的兵祸，早已经让崇祯皇帝对其心生嫌隙。而且，就职权范围而言，担任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对都城所在也肩负着守卫职责。但是，在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分内之事”予以格外厚恩，“帝立召见，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时，袁崇焕非但没有立即请罪，为这场兵祸中，自己所犯下的过错而请求崇祯皇帝的原谅外，反而“以士马疲敝，请入休城中”，这不是找死吗？
遭到崇祯皇帝的拒绝后，袁崇焕似乎心有怨气，直接在京城外郊同后金军队展开了鏖战，这看似忠心为国的表现，却让袁崇焕触犯了“勤王援军不得在京城下作战”的明朝祖制，袁崇焕的死期似乎已经确定。但在此关键时刻，崇祯皇帝对于袁崇焕依然皇恩浩荡，“赐酒食劳军”。最后，在火炮的大规模使用下，后金军队方才退却，解除了都城围困。
但是，自认为立下大功的袁崇焕，却未来及享受成功快感，就很快被之罪下狱。
《明史·袁崇焕传》有载：
然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帝颇闻之，不能无惑。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这里，将皇太极的“离间之计”记载为袁崇焕被诛*的主要原因所在，但实际上，早在离间计之前，袁崇焕在朝堂之上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飘雪昭冤之袁崇焕被诛
为什么？
这些在朝堂之上的朝臣们，为了躲避灾祸、躲避于都城内风行的瘟疫，几乎每家都在京郊有别墅大院，动产不动产全部集中在城外，似乎已经做好了随时撤离京都的打算。袁崇焕选择在京郊同后金大军决战，无疑会严重破坏这些朝臣们的家产、别墅。后金大军退去以后，朝臣自然会将全部的怨气一股脑的发泄到袁崇焕的头上。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皇太极的离间计，在阉党的推波助澜和崇祯皇帝对其的忌惮和怀疑下，也势必会对其动手。
崇祯十六年，明朝都城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被逼着“国君死社稷”的崇祯皇帝在自缢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话：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或许，这其中也有着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愧疚和悔恨之情，“为奸臣所误”的诸人诸事中，袁崇焕乃系最关键的所在。但是，袁崇焕在战略上只重宁锦防线而忽略全局、擅*毛文龙而瓦解东江、违抗圣命入粜蒙古以及在己巳之变中的一系列指挥失误，或许又证明了袁崇焕的被*，乃系必然结果，并无冤屈之处。
一代抗清名将袁崇焕，如果从政治角度来看，或许死的并不冤！
参考文献：《明史·袁崇焕传》、《崇祯长编》、《明史·列传第二十三·庄烈帝第一》、《清史稿·太宗本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