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井是很常见的一种三国遗迹，我笔记里就有几十处诸葛井，更别说实际走访过程中，很多诸葛亮遗迹附近的井往往也自称诸葛井，根本记不过来。成都、南阳、益阳等地都不止一口诸葛井。
井与诸葛亮有不解之缘，一个原因是与蜀地属井宿相关，而诸葛亮以治蜀闻名。
晋·左思《蜀都赋》：“岷山之精，上为井络。”唐·孙樵《刻武侯碑阴》：“是井络之野，与武侯存亡俱矣。”唐·李商隐《井络》：“阵图东聚燕江石，边柝西悬雪岭松。堪叹故君成杜宇，可能先主是真龙。”
诸葛井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名人，除了分野的原因，也因为诸葛亮有名附会他的人多，他生平到过的地方也多，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是诸葛亮的本事大。
第一件本事是懂地理懂技术，民间觉得诸葛亮打井一打一个准，而且水的质量肯定好。另外诸葛亮还打过盐井，也造福于民。《五礼通考》“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桥梁，道路所至，井灶、藩溷皆应绳墨”。
晋李兴的《诸葛武侯宅铭》“推子八陈（阵），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诸葛亮造井的技术是与八阵图、木牛流马、诸葛弩齐名的。
成都双流应天寺诸葛井介绍
第二件本事是望气，张华《博物志》和南朝刘敬叔《异苑》都提到蜀地的临邛火井，桓灵时已衰，被诸葛亮看一眼就旺盛了，有象征复兴汉室的意味。南宋《方舆胜览》“孔明欲通井络王气，故为井”。
第三件本事是用兵，《司马法》：“地方一里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师律提纲》：“黄帝因井田以制兵……数千百年间，世莫达其蕴奥，惟诸葛孔明善推演其法”。《图书编》：“古人操练皆用八阵，亦井田遗法”，“八阵者，象八卦以定位，因井地而制形，兵之纪律也，武侯推演尽得其妙”。简单说，八阵图是由上古井田旧法发展而来，所谓诸葛井其实也是诸葛兵法之一。
成都弥牟镇诸葛井与八阵图相邻
此外，行军打仗时，大量人马聚集，若不邻河也需要大量打井，饮用和防火都很必要。像蚌埠曹老集有曹操七十二井，南阳潦河镇有当年张绣的七十二口井。川南和云贵的诸葛井也都说是诸葛亮南征时所留。
方城博望坡古战场一步三眼井
所以全国诸葛井的特点是，大多与政治军事等大事相关，不像其他名人井多为家宅私井。
不过与“躬耕地”相关的诸葛井，就属于特例了，毕竟此时诸葛亮还是布衣。
南阳卧龙岗诸葛井，见于《隆中书院记》《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等。
襄阳古隆中诸葛井的描述则主要是南朝笔记《荆州记》《南雍州记》等一代代传抄。有介绍称出自习凿齿《襄阳记》应该是错误，查黄惠贤《校补襄阳耆旧记》未见此条。
《诸葛忠武志》两井并收
南阳井主要特征是“渊然亭深”，“诸葛草庐前，青石为床，有汲绠渠百十道，数不能真。”“有汲绠数十道。”“石上汲痕无数在”。带绠绳磨痕的古井全国我见过很多，但现在卧龙岗景区并未按这个样式恢复，修成了普通的六角井，有点可惜。
卧龙岗诸葛井
合肥教弩台带汲痕的晋井
襄阳井的特征，按《南雍州记》是“井深五丈，广五尺”，但若按《初学记》《太平寰宇记》版本则是“深四丈余，口广一尺五寸，累砖如初。”五尺和一尺半，差别可是很大的。现在发现的古井也有超大号的，但总体还是以直径五十厘米到一米之间为主，古尺二十几厘米，因此五尺算比较正常。
从深度上，“五丈”和“四丈余”是表述风格的问题，古人把“余”算做整是常事，从宽度看，“尺五”明显是“五尺”的误抄，因此大概率是讲同一口井。
到明代《枣林杂俎》“襄阳城西三十里伏龙山，为隆中诸葛氏草庐也。今有祠西八角眢（枯）井，颇宏敞。”现在景区则是按明代吴绶《隆中书院记》和《襄阳县志》等描述，修的六角井。
其实汉代的井栏没什么六角八角，可以参考下图。我们现在看到的六角八角之类都是明清描述，南北朝人也没提过几角，古井尤其是民间用井要么圆要么方。所以明清井应该已不是最早那口了。
当然，井栏不重要，全国能保存下来的汉代井栏少之又少，地面部分基本都是重修过的。可惜现在没见南阳或襄阳方面对井下的砖石作过描述。
其实就算襄阳南阳都证明了下面是汉井，意义也不大，除非砖上刻有诸葛两个字，否则有可能是一千多年前任何人的井。就像成都被古人一千多年来所相信的张飞墓，真挖开却发现是成汉贵族墓。
实物不可考，我们还是回头看看文献。南阳井最早的描述来自元代程矩夫“有井渊然亭深,曰诸葛井者。”和薛瑄“今来望公庐，咫尺不暂即。园井定依然，遗像想犹昔。”都是实地描述，但没有更早的文献作对比，这话题也没办法展开了。
襄阳材料的年代早，遇到的问题就会比较多。最明显的是《初学记》引《荆州记》“诸葛亮宅有井，深四丈余，口广一尺五寸，累砖如初。”和《舆地碑记目》引用《太平寰宇记》所说“襄阳县有诸葛宅，《蜀志》三顾草庐即此宅也，有井深四丈，垒砌如初”。
这两条与《南雍州记》“五丈”“五尺”有差异倒没什么，重点是原话却见于刘澄之《梁州记》“诸葛亮宅有井，深四尺馀，口广一尺五寸。累砖如初开云。”《梁州记》被《说郛》《三国志补注》《御定佩文韵府》《御选唐诗》等书引用，流传更广。
如果这口井原本在梁州，那就是诸葛亮北伐时的遗迹，《梁州记》目前还存有武侯垒一条，就是在定军山旁。
之前我们整理南北朝地理志作者时，已经厘清刘澄之年代晚于盛弘之（荆州记）和郭仲产（南雍州记1），但又早于鲍至（南雍州记2），那倒底是谁抄谁呢？
单看年代也不尽准确，从我们之前文章能看出，这些人不全是亲自考察，也是靠抄汉魏晋各种地理书的，无法判断谁的材料来源更早。只能说，鲍至版的《南雍州记》因为记录了“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这条时事，证明他的记录更晚，然后他说的井确实在襄阳附近。但鲍至的前几句又可能是引自盛弘之荆州记，属于组合材料。
我个人认为这几位南朝作者互抄还把州名搞错的情况，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是专注于地理的。所以应该还是唐以后的类书编纂者在引用时搞混的，毕竟这些类书的参与者和抄者数十上百，涉及的材料方方面面，数以万计。
这口“五丈诸葛井”的材料，最初是来自五丈原，还是隆中草庐，单看《太平寰宇记》《初学记》《说郛》这些马大哈类书已经不可能得到答案了。而南朝地理原版都已失传，因此只能存疑。
把陕西的井与湖北的井搞混，不由得让我联想起前年提到过的“沔阳”与“陇”的问题。
一个冷知识是，“诸葛耕地”并不专属于“南阳”。
《三国志》《华阳国志》“亮每患粮不继，使志不伸，分兵屯田，为久住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
《晋书》“诸葛亮耕于渭滨”。
宋代曾巩《孔明》“称吴称魏已纷纷，渭水西边独汉臣。平日将军不三顾，寻常田里带经人。”
宋代·王质《八声甘州·读诸葛武侯传》“他日杂耕渭上,忽一星飞堕,万事成空。”
宋代田锡《诸葛卧龙赋》“渭水之涯，南阳之草木”。
元代王冕《渭河道中》“塞北浮云惨，关中王气清。草庐诸葛在，未得话平生。”
明代赵文哲《怀诸葛故居》川原战阵余。西风渭滨路，尚忆沔南居。
以上的渭滨都是指诸葛亮在渭水流域的驻军地，其中就包括五丈原。由于渭水与南阳两处“耕地”被文人长期并用，这口诸葛井被不小心移花接木就可以理解了。
再说“陇”字，《三国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中的“陇”字，大家都知道也可以指陕西、甘肃一带，《魏志》《魏略》“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某些版本《隆中对》“待天下有变，则一军出陇右”。这当然只是个巧合，但古人确实会有因为这个多义字而误解的可能，只要哪一次有人引用不完整，说“亮躬耕于陇，有井”，这井就从湖北就跳到陕西了，反之亦然。
诸葛亮与“陇”或者“垄”关联的材料很多。
唐杜甫《遣兴》“孔明有知音，又如垄底松，用舍在所寻。”
李商隐《为中丞荥阳公祭全义县伏波神文》“更若武侯之垄，仍有深松。向我来思，停车展敬。”
宋黄庭坚《夜观蜀志》 “南阳陇底卧龙日”。
能看出唐宋间，武侯垄底松，已经成了一个典故。
陇或垄，当然也容易和隆搞混，所以把隆中写作陇中的人不在少数。
《全元曲·两军师隔江斗智》“寓居南阳陇中。”
《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 引用的《项脊轩志》原来就写的“诸葛孔明起陇中”。
明代邢慈静《读三国志》“当年若稳陇中卧，不到秋风五丈原。”
由于“隆中”这个词先入为主，我们现在看到“陇中”当然会嘲笑说是抄错了。但若是一开始隆中就是由《三国志》“陇亩”误解而成的呢？不是不可能。
《太平御览》“垄中曰畎”。《庄子集释》“垄上曰亩，垄中曰畎。”
五丈原与隆中的纠葛，还不止“陇”字，两者之间更重要的联系是“沔”，毕竟都是汉水流域的。
《三国志》原文记载，诸葛亮写出师表后“屯于沔阳。”去世后，刘禅下诏在“立庙于沔阳。”“钟会征蜀，至汉川，祭亮之庙。”而多年后，刘弘李兴“于沔之阳”祭祀诸葛亮，立碣表闾，我一直认为不像是巧合。
但说镇南将军千里北上去汉中祭诸葛亮也不太可能，因此我认为，在晋代时，“沔阳”已经成了诸葛亮的代表符号，所以就算诸葛亮旧居在沔阴或者根本不在沔水边，刘弘李兴仍然要选一处能称为“沔阳”的地方来祭祀，然后再遥望一下几十里外的诸葛故墟。就像古人祭奠屈原，也是特意要到江边扔粽子的，不管是不是屈原跳江的原址，取的就是一个心意。
现在湖北仙桃武侯祠也是类似的“心意”，虽然当地被称为沔阳是唐代的事，但不妨碍他们用这个名字来纪念诸葛亮，并且顺势把沔南名士黄承彦视为仙桃人。
仙桃沔城镇武侯祠（黄家花园）
那现代人旁观者清，可能认为陕西的沔阳诸葛庙（墓）和湖北的沔阳诸葛家，古人再怎么昏头也不可能搞错。那是太高估古人的严谨程度了。而且谁说诸葛亮驻军和埋骨的地方，就不能有“故居”或“草庐”了？
骊道元《水经注》，就是将“沔阳”和“诸葛武侯所居”放在一起的，虽然看全文知道他是在讲陕西的诸葛垒，但在材料转抄中，信息总会发生变异，总会有人被误导。
“沔之阳”很难被当做铁证用来证明诸葛亮的位置，主要就是沔水太长了，又正好涉及诸葛亮几段经历（包括沔水入江的夏口）。
陕西勉县武侯祠与隆中武侯祠还有一段缘份，就是唐代孙樵的《武侯碑阴》。清代张澍曾把这篇文章说成是成都武侯祠唐碑的碑阴，被一眼识破，因为武侯祠碑阴的字还没完全消失呢，对比后就就知道张澍信口开河。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王晓乔对此文考据如下。
出自《四川文物》2016第5期
这块碑不在成都又在哪呢，王晓乔研究员只是按内容推测为汉中武侯祠所作，但实际上《全蜀艺文志》就已经将此碑收在兴元府（陕西汉中）。
目前襄阳古隆中是将此文算作唐大中十年（857）李景让《蜀丞相武乡忠武侯诸葛公碑》的碑阴，这方面我还没找到出处，只看到孙樵曾经到过襄阳这一条证据，但实际上孙樵也曾随唐僖宗赴陇。所以我才说这又是勉县与隆中武侯祠的缘份。
最后，祝贺武侯祠遗迹联盟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