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铁道兵骄傲》征文我的“铁道兵”母亲（萌仙情缘问剑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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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80# 原创作者：铁道兵七团铁二代张硕 铁道兵文化 2020.05.26

《我为铁道兵骄傲》征文我的“铁道兵”母亲

有是一年母亲节。想到与母亲在铁道兵部队的学习生活，昨夜辗转反侧一宿难眠。

我是7岁左右“认识”我母亲李家珠的。母亲告诉我，我是在环境优美、书香浓厚的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脚下的解放军163医院出生的。襁褓中的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就被母亲从长沙送到北京姥爷姥姥家。她买好洗澡木盆，留下钱和婴儿必须用品，毅然返回学校正常工作。就这样，我靠喝有限的牛奶和米糊一点点长大。我的二姨除去工作其他全部时间，都协助姥爷姥姥来照料我的生活。

那个时候，母亲在湖南省长沙市育华小学(铁道兵二师子弟学校)教书，任教导处主任。父亲在援越抗美的铁道线上浴血奋战。

1970年，到了上学年龄，二姨把六岁多的我，从姥爷姥姥家送回到了长沙母亲身边，这是我记忆里第一次见到我的母亲。

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从北京师范大学政教专业毕业后，在北京市丰台区学校任教。工作中母亲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姑姑的人，日坛中学的老师张国兰。那时，母亲学业有成，事业顺利，适逢谈婚论嫁的年纪。经过”姑姑”的介绍，一心向党、追求进步的母亲与刚刚从朝鲜战场载誉归来的“最可爱的人”，我的生父张国良(后任铁道兵二师七团参谋长)相识、相爱，走到了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贤伉俪。从此，本可以生活在首都北京父母兄弟姐妹身边，一生安安稳稳、生活条件优越的母亲，随着铁道兵二师部队建设转移，义无反顾的投身于铁道兵子弟和地方学生的教育教学工作之中，汗水和心血挥洒在湘江之滨、秦巴山脉和三晋土地。婚后，母亲先后被调入湖南省邵阳市铁道兵七团幼儿园任园长，长沙市育华小学(铁道兵二师子弟学校)任教导处主任，识杨路(现在的工农路)小学任副校长，文艺路学校联合党支部*兼育华小学校长。1972年调入陕西省安康地区紫阳县芭蕉口学校任副校长。1974年调入安康地区关庙区团结小学任副校长。1976年调入山西省古交工矿区(现在的古交市)西曲小学任副校长。

如果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母亲则是我的第一任老师，她的言传身教定格在我童年和少年的心灵里，让我受用一生。

从我“认识”母亲起，记不清有多少次庆祝“十一”时母亲总是带着喜悦和激动的情感，向我和其他同学说起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她和她的同学们在北京前门附近眺望和聆听*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庄严而神圣的场面。在我们幼小的心田里播种下爱党爱国的种子。

1971年春夏之交，母亲随育华小学上级组织的军训拉练去捞刀河附近，一去好几天。临出发前她把我安排寄宿在一位二师家属、育华小学韩老师家里。韩老师的女儿叫小简，腿在一次事故中受伤留下残疾。那几天小简姐姐克服腿脚不便，陪我吃住玩在一起，哄的我很高兴。星期日上午，她告诉我，*妈今天中午前就要回来了。顿时，我高兴的和其他两个同住在育华小学里的二师子弟肖楠、汪月一起蹦着跑着、说着笑着，奔出育华小学大门，穿过复兴街顺着韭菜园路北行去迎接母亲归来。路两边聚拢了许多人，他们有的挎着鼓，有的提着镲，还有人手握话筒领喊着口号。不久，锣鼓声响起来，路中间一支绝大多数人身着军装而没有领章帽徽，步伐却整齐划一的队伍，由远而近的走过来了。小孩子眼尖，我一眼望去母亲走在队伍前面，黄色发白的军装映衬着又红又黑的脸庞，胸前佩戴着大红花，肩上背着解放军那样三横两竖的背包，英姿飒爽的样子真好像是解放军女战士。队伍走到近前她向我挥挥手没有停下步伐。我们子弟跟着队伍后面一直走到队伍停下，解散，才各自扑向母亲温暖的怀抱。近端详，母亲变瘦、皮肤变黑了。

母亲与那个岁月一样，对待生活有火一样的情怀，看淡漂泊而起伏的人生，一切以教书育人事业为重。

在运动时期和人际交往稀少的偏僻山沟里教学，母亲坚持讲课前认真备课，讲课中循循善诱。她的北京话明白好懂，声音清脆温润，加上穿着朴素，泛旧的衣服总是洗的很干净，没有丝毫刻意雕琢，一副那个年代科班出身教师的模样。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听母亲的课，年轻老师都愿意向母亲学习执教理念、从教经验和授课方法。每遇此时，母亲都会倾其所有，诲人不倦。不论在哪所学校，母亲还积极推动开展青年教师授课比赛，每次她都认真总结讲评。通过母亲的传、帮、带，刚入职的青年教师教学水平也有了快速提高。多年以后翻阅母亲档案看到，中共长沙市东城区教育局党委组织部，在拟提拔母亲担任育华小学校长的审批栏里是这样写的：由于李家珠同志从育华小学，调到识杨路小学任副校长，致使育华小学教学工作下滑。所以，经研究拟调该同志任育华小学校长。

顶着晴空烈日，作为副校长的母亲带领芭蕉口学校学生在任河岸边石滩上“捉特务”，就是老师们提前一天在河滩上较大一点的石头下面用粉笔写上”特务”两字，再放回原处，第二天组织同学们来找出”特务”的游戏，寓教于乐教育学生保持革命的警惕性。同学们玩的都很尽兴很开心，可是，有谁知道母亲患有较严重的家族遗传性高血压病呢? 平时，母亲路过七团团部卫生室高医生家时经常进去开点药，高医生总是叮嘱母亲要少吃盐，定期找她测量血压。那次活动结束回家后，母亲的血压升高，头晕目眩，吃不下饭。

母亲思想敏锐，明理求真，虽有政治压力可她却不肯随波逐流。一天吃完晚饭，母亲领着我经过七团文艺宣传队、勤务连和芭蕉口学校，爬山来到水文站上边老师宿舍里批斗会的现场。昏黄的煤油灯下，水文站技术人员XXX(听说他出身不好，又犯下”错误”)，站在屋子一角，面向公社领导和学校老师，头低的很低，头发稀疏的头顶上，煤油灯火苗随风晃动的影子摇曳不停。其他人都坐在周围，几乎每个人都揭发批判他，甚至呵斥他。我妈妈一直没说话，态度明显与众不同，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2011年我去长沙开会，顺路去育华小学看望我的班主任戴丽斌老师，她告诉我，我母亲在运动中顶住压力，一直保护她，为此她很是感激。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当年XXX的命运，也似乎明白了母亲的无声抗议。

那时，芭蕉口学校附近有一座简易吊桥，桥面是窄窄的木板铺就，长短参差不齐，木板之间是拳头大的空隙，低头过桥看着桥下湍急的流水和宽阔的河面，着实令很多铁道兵子弟学生恐惧害怕。很多学生上下学路上都必须经过此桥。夏天，还会有学生路过时跑到桥下河边洗个凉水澡。所以，每当学生放学时就是母亲最担心的时候。为此，母亲在学校不断要求老师要反复叮嘱学生严禁下河洗澡，严禁过吊桥时嬉戏跑闹。夏季，放学后母亲常常回家晚一些，因为她在回家路上总是注意阻止学生下河。然而，“百密一疏” ，不幸的事还是在我们子弟中发生了……为此母亲自责不已“我要是再往前跟跟，看到他上吊桥就好了呀!” 失去学生成为母亲心中一生无法治愈永远的痛。

因为多年生活在铁道兵部队，母亲在学校集合整队面对几百名师生喊出“立正”“稍息”等口令时声音清晰，在山谷之中回响激荡。她那严肃表情、庄重气势和举重若轻的神态，在我心中与当团参谋长的父亲来比好有一拼。

在生活中母亲要求我，从小就要像铁道兵叔叔那样，事事时时严格要求自己。懂得尊重铁道兵叔叔、阿姨，要做为铁道兵子弟长脸的事，不给铁道兵部队丢人。

1974年，七团司令部刚到安康地区关庙区时设在后来的蒲合中学院里。电台一位新兵小战士刚刚十五六岁，父亲让我叫他“叔叔” 。看着他模样太小了我实在张不开嘴。母亲说，无论岁数大小，当解放军的都是你的叔叔。1976年七团司令部来到山西省古交工矿区(现在的古交市)西曲村时，新来的公务员崔亚水瘦小机灵，长着一张满是稚气的娃娃脸，父母让我叫他“叔叔”后就走开了。因为不懂事我仍带着尴尬，但是不得不叫。再后来我明白了，无论年龄，不分性别，铁道兵叔叔、阿姨们告别家乡的宁静，投身于铁道兵的艰辛，为国为民奉献青春，甚至生命，我认下前辈，叫声”叔叔”“阿姨”有何不可，父母对我最深沉的爱也体现于此。

1975年春节前，母亲利用寒假买了几尺平纹布，先用旧报纸画好裤样，别在布上，再用剪刀依照纸样把布裁剪下来，手工缝制给我做了一条蓝色新裤子。开学后我穿上它去学校，心里既高兴又忐忑不安。全班学生几乎没有一人的衣服裤子上没有补丁，而我的裤子崭新没有一丝坏的地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氛围中，我真真感觉到了别人的另眼相看，思想很有压力。母亲当然想见且看出来了。她说，衣服仅仅是一个人的外在形式，重要的是你的思想。你要学做*的好学生，雷锋似的好少年。母亲的态度不仅化解了我的担忧，而且，还使我从此更加注重思想品德方面的修养，树立了做人做事决不能犯错误而玷污铁道兵部队的理念。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长沙市母亲原单位上级来了一封信函，大意是对母亲坚持抓学校教学工作不放松行为给予肯定，并询问母亲在物质财产损失情况，是否要求有关人员给予赔偿等。深明大义的母亲自言自语说道“谢谢! 过去了。”此时，我在旁边也为母亲曾经遭受的不公对待感到委屈。然而，母亲在与父亲短短几句话交流之后，决定不给组织添麻烦，放弃赔偿，对当事人不予深究，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要求。

2020年春节前后，由于突发疫情，当警察的家属值班，孩子在国外求学未归，放寒假的我拿定主意驱车一千五百多公里，踏上了离别多年的故土陕西省安康市。1月25日下午，我到达紫阳县芭蕉乡所在地。可能是我的汽车号牌是外地的引起了路人注意，下车打听情况时立刻围过来几个人。当听说我是铁道兵七团子弟、在芭蕉口学校读过书时，其中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随即问道：“你知道李副校长，铁道兵家属，在哪里吗? 她对我们可好了。”时隔四十多年后芭蕉口还有人在寻找母亲，我瞬间鼻子发酸，眼睛湿热起来。我告诉他李副校长已经去世，我是她儿子之后，他也现出悲伤之情，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他是母亲当年的学生徐履平。母亲随七团转移调走后，这些年他一直在打听母亲。随后，他热情的带着我在芭蕉口转了一圈，共同回顾了过去的事情，倾诉了分别多年的记挂。

春风化雨，甘为人梯。母亲追随铁道兵部队工作了二十年，她的事业伴随着铁道兵前进进程而发展，相嵌相契。在地方三个学校工作期间，母亲由一把校长变为副职，没有抵触情绪，没有消极怠工，而更像一名铁道兵战士“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紧紧的铆在钢轨旁。她积极配合校长工作，团结带领教师和学生共同把一个个较薄弱的学校打造成为当地教育的新高地，获得了军地师生和当地老百姓的高度赞誉，为铁道兵光辉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