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与大英的角逐，中缅边界风云录

1884年，暹罗（今泰国）驻英国海峡殖民地总领事陈金钟，向南游的清朝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发出警告：“中国如欲整顿边防，缅甸、暹罗二者不可偏废。缅君无道，*戮兄弟，前王子奔入印度，英人畜之，将欲效秦伯纳公子重耳故事，则缅全国皆归英辖矣……缅亡，则中国云南恐不可收拾矣”。而清朝本身对英国侵略缅甸的动向也不敢懈怠，在1874年12月英缅冲突一触即发之际，对外事敏锐的驻英公使曾纪泽已探知缅甸八莫发生乱民据城之变，急忙发电报请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缅王昏国乱，有华人据八幕城。倘系云官派去，故宜商英廷，倘系乱民，似宜招降该华人，用拓云界，据通海之江，以固圉而防患，拓界事宜早商英廷”；“英久占南缅，今图其北，防法取也。泽意宜自腾越溪出数十里取八幕，据怒江上游以通商，勿使英近我界”。希望在英国囊括全缅之前尽力确保中国权益。其拟议的拓展云南地界、通航伊洛瓦底江以发展外贸等两大目标，也成了曾纪泽本人与后继者同英国争论缅甸问题时，所依循的谈判准绳。

但清朝尚未决定该对缅甸采取何种行动时，英国已挥兵进攻，清朝只能急命“着岑毓英、张凯嵩派委妥员，不动声色, 密探英缅近日详细情形，赶紧驰奏。一面相机筹措，固我边睡，勿得稍涉张惶”。缅甸稔祚、木邦等土司则一面抗英、一面派员向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求援并表示愿意内附，但清朝忌惮与英国构兵，不仅严令地方官员不许暗助缅甸人军火，更称“断不能仅据该土司察词轻开边衅”，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英国一路势如破竹地废黜锡袍王、征服整个缅甸。

驻英公使曾纪泽眼见英国灭缅已成定局，仍希冀在英国殖民者尚未站稳脚跟时，赶紧谈判保护中国利权，再度于1885年10月电告总署：“彼灭缅，我占八幕，彼保护缅，我保八幕。倘英不允，我即具牍云英占我朝贡之邦……彼平缅而我不认，不与议云南商务，彼惧有后患，或易就范。”曾纪泽明白，英国殖民缅甸的动机不外是防范法国与开通滇缅贸易，抓住英国渴望通商的要点后，或许能在对英谈判时占有上风。

但没想到，清朝指示曾纪泽的谈判重点竟是“至开谈须以勿阻朝贡为第一义，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于中国便无失体。八幕通商，宜作第二步办法”，先以保存缅甸王室和对清朝贡为优先事项，至于通商拓界则属次要。尽管清朝的考虑既有缅甸自乾隆就不是顺服的藩属国、为之与英国龃龉实在风险太大的现实因素，亦有“兴灭继绝”、“字小存亡”的传统儒家宗藩思想在内，这在与日本谈判共分琉球土地时亦表现类似的态度。但这种朝贡秩序观毕竟与欧美列强的国际体系方枘圆凿，不可能借此保全中国的权益。经过曾纪泽反复申明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于1885年12月答复：“英括全缅，得利已厚，立王留贡，虚文不足抵。八幕展界，正可借此立说，须坚持，防他索”，明白存祀的虚礼终究比不过拓界的实利。

清朝由此开始重视滇缅定界问题，并催促曾纪泽打探英国议院对缅甸的态度。英国起初拒绝承认缅甸与清朝曾有封贡关系，并根据缅甸史书称缅甸只是赠送礼物、而非清朝声称的贡物，不愿清朝分享自己的胜利果实。但出于滇缅边界未定与对华商务的顾虑，英国最后仍旧同意和清朝协商缅甸问题。曾纪泽也迅速于12月26日电告总署“近商缅事颇顺”，称英国同意另立不管政事的缅甸“教王”，向清朝进献也可如故，以及“潞江（即缅甸萨尔温江）以东之地咸归中国”，中英“所争者册封入贡字样及八幕耳”，但由于英国罗伯特‧塞西尔内阁倒台，只能暂且等候新政府组阁后再议。萨尔温江以东之地，除了包含今日缅甸东境以外，另涵盖老挝、泰国等国的一部份领土，一旦清朝成功收归己有，将可大大开拓云南范围、拱卫内地。

结果英国首相格莱斯顿上任后，对清朝态度顿时强硬，英属印度也望独吞缅甸不欲清朝染指，反对让缅甸向北京派遣任何形式的使团，即使名义上不是贡使也不行，坚决斩断缅甸与清朝的一切官方关系。结果曾纪泽与英国陷入艰苦的谈判，1886年2月初他回报清朝抱怨英国：“缅事不但不让八幕，且毁其前任立教王以贡华之议”，建议刚柔并济，以争取保存缅甸王室、以潞江为界共分缅甸，并稍做让步只在八莫设关收税，希冀英国软化。

但衰微的清朝并无实力与英国颉颃，负责与曾纪泽交涉的英国外交部官员克蕾曾朝他吼道：“英据缅本可不商中国，中国不允缅督呈仪，一切事可停商”，强烈地表达英国殖民缅甸根本不需清朝过问、要求清朝对印度事务部的意见照办即可，不该多话。在反复争辩后，英国才同意每十年由印度总督派缅人进贡清朝一回，潞江以东、南掌等地则归清朝统治，八莫则依然不许清朝占有。至于通航伊洛瓦底江一事，曾纪泽回报“（英国）允于大盈江北让一股归我，使我得到伊江，且得通于海”。

不过曾纪泽与英国的谈判尚未敲定细节，便受命卸任返国，加上英国又于1886年6月要求清朝履行《烟台条约》、允许英国进入西藏的条文，清朝为了避免缅事未平、藏事又起，只好在缅甸问题上同英国妥协。1886年7月，清朝与英国签订《中英缅藏条款》，规定清朝承认英国对缅甸的统治、英国派缅人每十年朝贡一次、中缅边界应由中英共派官员会同勘定、英国同意暂缓入藏等等。至于清朝最在意的保存缅甸王室不仅落了空，曾纪泽争取的共分缅甸土地、八莫设关埠、通航伊洛瓦底江等实利，也没一条加载条约之内，仅仅和英国外交部互书节略存卷，这给日后的滇缅界务遗下不小争议。而具体的划界事项，则只能留待1890年薛福成出任驻英公使后，才有了较大进展。

薛福成早年曾是李鸿章幕僚，撰有《筹洋刍议》一书，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效法西方科技，乃洋务运动中的健将。薛福成对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也有很清晰的认识，早在1875年便曾寄信给友人忧心忡忡地说道：“法人蚕食越南，取其东京（今越南河内）以为外府，撤我滇粤之藩篱。英人由印度规缅甸，尽消其滨海膏腴地，以窥我云南西鄙”。因此当1883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引发战争后，薛福成便高呼“中国之援越，非好勤远略也，非博字小之虚名也，非谓越南服事中国永无侵叛也。中国之谋，在自固滇粤边圉耳”，务实且明确地剖析保全藩属对拱卫中国边疆的作用，否则将“外藩尽削，而中土岂能独完”，同时也亲身参战抗法，非仅是纸上谈兵的书生。

当薛福成于1890年抵达英国，在整理使馆档案发现曾纪泽的交涉纪录、并经由报纸获悉英国有修筑滇缅铁路的计划、又屡屡派员暗探云南矿产，以及英国正与暹罗（今泰国）协商划界的事宜后，便慨然呈请清朝中央尽速重开划界谈判，以免迁延过久导致英国游刃有余地又提新要求，呼吁“我若出其不意，据其前说，力与相持，或能因此稍展界务”。

然而薛福成面临的处境，比四年前曾纪泽谈判时来得更艰辛。过去英国粗平缅甸，对全境尚未深入控制，曾纪泽洞悉英国担心清朝可能暗助缅人抗英、以及企图拓展对华商务的心态，故能借机向英国要求共分缅甸与通航伊洛瓦底江。但到了1890年，英国不仅已在缅甸站稳脚跟，甚至征服了向来不服缅甸王室管辖的东部掸族，这里便涵盖在曾纪泽争取的潞江以东之地内，因此如果薛福成想迫使英国吐出到嘴的土地，无异是缘木求鱼，得另寻他法才能达成目的。

1891年，薛福成发现潞江以东的南掌（今老挝北部）似乎已遭暹罗夺去，因此得查明是否仍有残存的自立之邦，再决定是否要纳为藩属，至于掸族之地比南掌还广阔，若能收归己有自然更好，因此委派驻德使馆人员姚文栋回国时，探访滇缅边界的详情以为划界所需。在此同时，英国也由八莫派出三路军队踏勘边界，接着借口一名本国人在野人山（位于中缅边界，又名克钦山、枯门岭）遭傈僳族烧死，入侵云南陇川土司（今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焚毁辖下的汉董寨。薛福成一面向英国抗议并要求撤兵，接着一面向英国呼吁再启边界谈判。薛福成明白英国军队节节进逼，形势已比曾纪泽谈判时更艰难，且英国又否认曾与曾纪泽有过共分土地的约定，薛福成遂决定故意提高价码，要求中英“以大金沙江（即缅甸伊洛瓦底江）为界，江东之境均归滇属”，一口气将清朝边界推进到上缅甸（指今缅甸中、北部）。

薛福成向清朝中央解释为何采取高姿态，是为了逼使英国在滇缅北界野人山让步，以及兑现对曾纪泽的允诺，而且彼时清朝也正在同英国和俄国交涉帕米尔高原遭窃占一事，因此必须要从滇缅一侧施压英国。姚文栋在调查完滇缅边情所写就的《云南勘界筹边记》里，向薛福成建议应在缅北争回曾纪泽欲占取的八莫，如果做不到，至少也要据有野人山以“限隔中外”。这让薛福成决定以野人山作为对英谈判筹码。1892年，薛福成声称“野人山地绵亘数千里，不在缅甸辖境之内，若照万国公法，应由中英两国均分”，并指示驻英使馆参赞马格里谈判要点为“须以力争野人山地为第一要义，至少须以大金沙江为界，然后沿边诸土司可以稍安；其次，则争大金沙江为公共之江；又次，则争于新街（即八莫）北岸划一地与我，立埠设关而争南掌掸人之地，为最后焉。”

面对薛福成有理有据的辩驳，英国尽管兵威再强，也只能无奈地坐回谈判桌前，但仍不愿迁就薛的主张，另外英属印度政府也坚决反对向中国让步。英国外交部甚至动辄以“野人凶悍，中国兵力不能管理”、“英兵势难速撤，恐中国接防兵未到，无以弹压野人，又将滋事”、或未能查到“中国治理之实”为借口，想打发薛福成的主张。但薛福成仍强硬索地，并驳斥道即使在中国内地各省，也有如湖南贵州山区的苗瑶各族，“平时不甚归中国治理，而实未尝不归中国统辖”，故不能以此为由声称中国无权拥有伊洛瓦底江上游之地。同时薛福成也上疏朝廷，形容当地少数民族“颇知耕牧，亦通市易，其驯顺之气实过于台湾之熟番”、又“环求归属中国”，因此应尽速进兵野人山，以免落了英国口实。

经过漫长的谈判，清朝与英国于1894年总算达成初步共识，滇缅划界有了具体进展，双方在各自退让后签署《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又称中英《伦敦条约》）。英国允许清朝取得耿马（今云南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木邦（位处缅甸掸邦境内）、科干（亦在缅甸掸邦）、孟连（今云南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江洪（又称车里，于今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等土司，并可于缅甸仰光设置领事，清朝商船亦可通航伊洛瓦底江。但在八莫或附近设关埠的要求，则在英属印度的坚拒下宣告破灭。

尽管薛福成自认签约后使云南“西南两面均有展拓”，但比起曾纪泽的主张终究缩水不少，且野人山的归属也未在条约内得到清晰界定，成为滇缅北界中的悬案。另外根据民初学者方国瑜的考证，薛福成争回的土司有许多是本就属于中国、只是又同时朝贡缅甸的“两属地”，算不上有大的拓界，同时期还有不少人痛批薛丧地误国。也有学者则认为，这些地界在当时若非久脱清朝、就是已遭英国攻占，能够争回来诚属难得，不应过于苛责薛的努力。

只是滇缅定界仍未获得最终解决，最糟糕的是，薛福成于1893年谈判时曾自画一份滇缅界图送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留存，英国对该图毫无所悉，与清朝签约时用的又是另一份地图，而这地图又与实际地理的经纬度位置不符，且英国与薛福成商议江洪归属用的地图仅存于驻英使馆、未送总署存卷。结果双方事后欲再勘界时便发生各说各话的矛盾，英国更以为清朝缺乏谈判诚意，遂私自以司格德的调查地图为据划定边界，使滇缅南界、北界务愈形纷乱，中英双方为此纠扰数十年，英国更凭军事压力不停侵占不少边地。直到1949年之后，中缅才于1960年正式签约定界，而距离曾纪泽警觉英国侵缅、遂措意谈判的1886年，已经超过了一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