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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曾言“为君难，为臣不易”，意即君主与臣子在复杂多变的朝局中举步维艰，君臣关系在利益推演之间变化莫测。
若将宫廷视作封建统治的权力符号，君王则是至高无上、不可忤逆的集权中心，而居于从属地位的臣子，声名荣辱、生*大权皆置于君王掌心之上，当猜忌掩埋信任、权欲胜过情理时，君对臣的贬斥、臣对君的奉献便会酿成人道悲剧。
《琅琊榜》在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权谋纷争中，刻画出江左盟主梅长苏忠肝义胆、侠义心肠的精忠形象，在权力运作机制中与他者的相互制衡，融入平陈案、申旧怨、效君王、辅明主、斗奸佞、亲贤臣的艰辛历程。
《斛珠夫人》则将君臣对峙演化为一场情与理的困局，将金兰之交与君臣之义并置于天平的两端，令忠义与情义成为相互掣肘的两级，于进退两难之间达成对人道悲剧的洗礼与尊崇。
人道悲剧在伦理文化的熏陶下呈现柔性特质，当君上遭受蒙蔽弃绝臣下时，臣子的悲剧便在卧薪尝胆的申冤之路中彰显的淋漓尽致，镌刻在文化印记中的忠君之道为此平添情感张力。
《琅琊榜》中梅长苏的悲剧，是通过梁帝在赤焰旧案中对他臣子身份的抛弃而显现的，梅长苏并未心生怨恨走上歧路，而是隐忍克制、以正义之姿揭露真相，又在战局动荡时大义凛然奉献生命，在道德教化与精神洗礼中凸显平冤昭雪、无悔报国的母题，于生死存亡之间阐释理想抱负的深刻寓意。
梅长苏与梁帝的君臣关系超脱于朝堂之上，牵扯到七万蒙冤而亡的赤焰军，承载了旧案真相与生命价值的厚度，为此，潜心蛰伏、静待时机是他在权谋斗争中的底色。
“权谋”的终极目的因人而异，多见于血腥和残暴的“阴谋论”，前朝臣子视之为结党营私、通达青云的阶梯，帝王之子视之为一步登天、九五至尊的荣耀，后宫嫔妃视之为富贵恩宠、光耀门楣的手段，皆为一己之私构陷旁人，丧失基本的道德准则。
剧中算计公主、围困卓家的谢玉，污蔑靖王、起兵谋反的誉王，助推冤案、勾结敌国的夏江便是典型，他们的为臣之道在于排除异己，其悲剧性结局无关社会环境与君臣之交，而是自食恶果的人性悲歌。
与之不同的是，梅长苏凭借“江左梅郎，得之可得天下”的传闻，以江湖谋士的身份进入京都，成为太子、誉王等人追捧的对象，其“权谋”之路一不为荣华厚禄，二不为封侯拜相，三不为恢复身份，只为遵从父亲遗志，查验冤情真相，规劝梁帝重审旧案，替祈王、林帅及赤焰将士讨回公道。
梅长苏隐姓埋名、重回庙堂并非是向梁帝复仇，而是以筹谋代替兵刃践行忠君之道，行审时度势、惩治奸邪的侠义之举。
“中国悲剧精神体现为一种浩然正气，一种铮铮铁骨，一种高风亮节，它不是引导人们对现实、生命、世界采取行动，达成新的理解，而是提供一种道德典范和人格榜样，影响人的道德情操。”
冤案平反后，梅长苏本可以云游四海，纵情于山水之间，而他却在边关告急之际力排众议，拖着残弱的病体挂帅亲征，带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家国大义慨然赴死。
梅长苏因赤焰冤情而生，当冤案平反，他作为谋士的使命便宣告终结，在他放弃归隐、投入战争的那一刻，梅长苏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主帅林殊，在生命之末令保家卫国的丹心得以圆满，悲剧精神铸就于身份演化和人格张力中，拓宽了生命的厚度和理想的价值。
王国维形而上的悲剧哲学观中，“生活的本质是*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受生活之欲所驱使。”
由人与他者的矛盾所构筑的人道悲剧中，不仅体现出是非善恶、恩怨分明的两极对立，同时关注个体生存困境，将悲剧人物的本体欲求与他者阻碍的客观力量并置，揭示人在情、义、欲之间的复杂境遇。
《斛珠夫人》中方鉴明重疾缠身、至爱难守的悲情结局，源于他在义理与情感之间的徘徊，当血脉中的特殊基因成为扭转危局、报效君上的关键时，方鉴明陷入了情感与道德、理想与现实、表象与内心之间的博弈，命运的置换既是忠君爱国、成就大义的理想使命，亦是牺牲自我、摒除私欲的精神信条。
方氏一族世代以清海公的身份居于庙堂之上，不仅是辅佐明君、铲除奸佞的忠义之士，更是与帝王祸福相依、以身相替的莫逆之交。方鉴明承袭家族血脉，自降生起便注定要与君王仲旭建立血契，成为分担灾厄、以命抵命的柏溪，以一己之身完成家族对皇室的护佑使命。
方鉴明与仲旭自幼相伴长大，情谊深厚，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之时，他们跳脱出了君臣的主次关系，单以知己好友的身份相处；而当政变爆发、仲旭重伤之际，方鉴明便担负起为帝王抵挡灾祸、承担伤病的臣子责任。
“在两难的冲突中，最后总是以一己的*服从按天地法则而设的‘礼’。”为臣之忠、为友之义的沉重枷锁演化到极致，构筑了悲剧人物的主体性妥协，方鉴明以柏溪之术同仲旭缔结血契，以健康之躯置换伤痛之体，彻底沦为帝王的生命附庸。
“一悲彻骨的、生命的悲剧意识，是真实与命运无从把握的虚无感、幻灭感和荒谬感。”于方鉴明而言，柏溪之术所带给他的除了身体上的病痛外，更多的是行动约束与精神束缚。
首先是臣子身份的隐退，方氏血统的隐秘注定了柏溪之术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方鉴明也因此隐姓埋名，失去清海公尊荣的他，只得化身无名小辈方诸。其次是自我身份的隐形，为了平定叛乱、铲除异己，方鉴明以方诸之名成为羽林军统领，但为掩盖身份终日躲藏在面具之下。
最后是君臣之交的裂隙，方鉴明的粉身相救，无疑是将仲旭拉回爱妻亡故、至亲相离、旧友伤残的悲惨现实之中，万念俱灰的仲旭想要轻生，却因担忧柏溪之术会反噬方鉴明而作罢，只得在暴戾凶残、萎靡不振的自我折磨中艰难度日。
在这段因柏溪之术而捆绑的人道悲剧中，纵然“方氏血脉”是自然基因的调配，具有天道意志的宿命感，而方鉴明与仲旭并非困于天道、抗争无果的对象，两人的交错人生是因方鉴明位极人臣的本分造就的，他们的自由意志沉沦于肝胆相照的兄弟情意，却被瞬息万变的命运洪流冲散，映射出“悲剧性与主体性都是彻底的、一贯的。”
“后”原为帝王称号，王后在周代之前称为“妃”，嬴政统一六国、开创秦朝时，将“帝”定为皇帝尊号，“后”便被引申为皇帝之妻，《礼记·曲礼下》载道“天子之妃曰后”，赋予皇后崇高地位的象征。
政治属性上，皇帝君临天下，开盛世，护万民；皇后母仪天下，统后宫，平内事，两者内外相协，共创和平盛世。家庭属性上，帝后本是夫妻，应当琴瑟和鸣、伉俪情深，而当作为帝王的夫君认同权力逻辑、将妻子视为可供权势操控的附庸时，“皇后”宝座的万丈荣光之下，熄灭的是女子追求情爱的赤诚美好。
无论是《延禧攻略》中被框定在腐朽教义之下的富察·容音，还是《如懿传》中屡遭变故、心冷情灭的乌拉那拉·如懿，都是权欲滥觞中的牺牲品。生活中的悲剧因素“与真实的自我更相似，这种本质的悲剧元素绝不仅仅是由物质，也绝不仅仅是由心理组成。”
《如懿传》中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变为相看两厌、情断长绝的乾隆与如懿，透过帝后情感关系的转变窥伺日常生活，察觉权欲、宫斗、专宠等社会性活动中渗透的疑心、嗔怪与背弃等消极色彩，于无声处直抵深沉生活的人道悲剧核心。
本剧借助如懿由少时至暮年对恋人精神画像的流变，“描写一个理想爱情世界的兴起、发展及最后的幻灭。”
论及人道悲剧发生的场域，“宫廷”作为专制集权的集散地，充斥着权术阴谋与人性私欲，婚姻不仅作为两相情好的见证，更是世家大族权力置换的条件，故而，当一方痴守情感而另一方醉心权欲时，理想世界中的地老天荒必然相去甚远。
青樱和弘历在少时相遇相知，酷爱戏文的他们如“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那般纯粹，在远离权欲纷争的宫墙边上暗生情愫。太后为青樱更名“如懿”，“懿”字“一生一次心一动”的美好愿景是如懿为爱人忠贞不渝的信念，“如”字则预示了情意在时光流转中的虚妄幻灭。
参考文献[1]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曾庆元.悲剧论[M].陕西:华岳文艺出版社,1987.
[3]曾祖荫.中国美学范畴论——曾祖荫自选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