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并非无用，它是对工具理性的反抗，它帮助人们重新认识到，在成王败寇之外，还有更宽广的世界。欢迎来到硬核读书会·宗城专栏“只是读书”。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获得者是坦桑尼亚小说家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奖理由是：“因为他对殖民主义文学写作的影响，对难民在不同文化大陆之间的鸿沟中的命运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地渗透”。
他的代表作《天堂》《海边》《最后的礼物》等至今没有中文版，也因此，这位学者型的“小众”作家对大部分中国读者而言是极为陌生的。但或许这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带我们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并诚实地面对人类社会当下的境况。
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更“有趣”的地方，是每年人们都会根据赔率榜来猜测谁会获奖。赔率榜上有常客，也有新人，但其实，那些常被讨论“有可能获奖”的作家们，也是诺奖给我们留下的丰厚宝藏。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些“陪跑”作家的世界。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受人瞩目的显然是获奖作家，而赔率榜的常客一次次被提起，却又一次次陪跑，成为众人或是调侃或是唏嘘的背景板。
人们所谈论的，大多也是米兰·昆德拉、阿特伍德、村上春树这些大名鼎鼎、已经不需要诺奖傍身的国家作家，但是在赔率榜上，还有不少讨论寥寥却作品优秀的作家，值得被我们看到。
01
安妮·卡森
寒冷深邃的加拿大，如今是一个文学大国。它不仅诞生了爱丽丝·门罗、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样的小说家，也孕育出丰盛的诗歌文化，诗人安妮·卡森(Anne Carson，1950—) 就是这其中的佼佼者，毫不夸张地说，她的文学成就绝不逊色于门罗和阿特伍德，在诗艺上，她可以跟狄金森、毕肖普这样耀眼的前辈相提并论。
安妮·卡森。
安妮·卡森出生于1950年，现住加拿大蒙特利尔。她多才多艺，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视觉设计师和古希腊文化研究者，并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
自然、神学、（流动）性别、爱欲、边界、生死，这是安妮·卡森诗歌的几个常见主题。
在获得诺奖之前，她就已经是国际诗坛公认的杰出诗人，出版有《爱欲这苦甜》《玻璃、讽刺和神》《红色自传：诗体小说》《夜》《如果不是冬季：萨福残篇》等多部作品，并于1997年获普什卡特诗歌奖、1998年获古根海姆奖、2000年获麦克阿瑟天才奖、2001年获格里芬诗歌奖。2001年，她凭借诗集《丈夫的美》荣获T.S.艾略特诗歌奖。
《安妮·卡森诗选》
[加] 安妮·卡森 著，黄茜 译
译林出版社，2021-1
安妮·卡森继承自古希腊著名的女抒情诗人萨福的文学路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曾盛赞安妮·卡森，认为她“是个博学的诗人，但她又不止于此。在与萨福等古典诗人的连接中，她的诗歌灵活运用宗教、神学典故，交织于个体在现代社会中的体验。在《水的人类学》中，她对准了生命中的‘失去’，营造出命运的无常:‘水是那种你没法抓住的东西。和人一样。我试过了，爸爸， 兄弟，爱人，真正的朋友，饿鬼及上帝，一个接一个， 皆从我手中离去。’”
诗人本身的古典诗学的教育，让安妮·卡森早早从直白抒情中跳出，穿梭在神话与现实交织的广阔空间。
学者的身份，也让她自觉在诗歌中与前人对话，例如在《红色的自传：诗节小说》中，安妮·卡森搜索希腊诗歌的断章残简，重写了赫拉克勒斯与怪物吉里昂的神话故事；在散文诗《沉迷中的男人》里，她创造性地将修昔底德、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当代的影视文化结合。
而在《爱欲这苦甜》这篇博士论文里，安妮·卡森致敬了自己的文学偶像萨福。萨福不仅是古希腊的抒情诗人，也是西方女性文学出发点一般的路标性人物。
安妮·卡森从“爱欲”这一经典主题出发，回到古典学谱系，梳理了萨福及其追随者如何阅读和阐释“爱欲”，乃至由此引发的妒忌、欺瞒、谎言、消失、仇恨。
02
米尔恰·卡塔雷斯库
在中文世界，关于米尔恰·卡塔雷斯库（Mircea Cartarescu，1956—）的介绍并不多，截至2021年，他的中译本只有《生命边缘的女孩》，他被中文读者认为是诗人，一个没怎么听说过的诗人。
但在东欧，卡塔雷斯库其实是技艺精湛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类似，都是一名万花筒式的星群写作者，他的作品不仅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深入描写了罗马尼亚人的内心世界，作为当今罗马尼亚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是一位“充满好奇、激情、想象的存在的勘探者”。
米尔恰·卡塔雷斯库。/ Wiki
卡塔雷斯库出生于1956年6月1日，他的诗集《车前灯，商店窗口，照片……》和长篇史诗《黎凡特》曾两获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奖，部分诗歌中译收录于2012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罗马尼亚当代抒情诗选》中。
步入21世纪，他的创作重心转向小说，代表作是《炫目》三部曲，《炫目》由《左翅》（1996）、《身体》（2002）和《右翅》（2007）三卷组成，耗时十五年才宣告完成。
德国之声说:
“卡塔雷斯库在书中回忆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溯及父母的家族史，亦有对写作与意识本身的反思，并将讽刺、科学，以及梦境、噩梦、幻想和超现实的情节融为一体，及至1989年的冬天，布加勒斯特街头的塑像纷纷苏醒，变成了活人并加入革命，故事也在此时戛然而止。可惜国内仍无中译本。”
《生命边缘的女孩》
[罗马尼亚] 米尔恰·卡塔雷斯库 著， 张志鹏 等译
花城出版社，2021-3
从外网对此书的介绍来看，此书的写作方法类似于托卡尔丘克在《太古与其他的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里的创作，都是打破了传统文学的边界，把小说、诗歌、散文、日记、神话等不同体裁混合，运用丰富的文学技巧、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形成一种多重镜像般的艺术魅力。
从20世纪到现在，对文学体裁的打破、百科全书式的创作，这是中欧作家努力的一个方向。
在大国叙事之外，政治小国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学，如何建立自身的主体性和文学风格？
早在赫尔曼·布洛赫和穆齐尔的时代，他们就交出了《梦游人》和《没有个性的人》，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
而今，以伯恩哈德、托卡尔丘克、卡塔雷斯库等作家为代表，东欧作家继续一次次文学的自我革新，他们以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和对文学的理解，证明了东欧各国并非文学边地，而是文学共和国里至关重要的地方。
03
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
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Scholastique Mukasonga）是来自卢旺达的法国作家，中国读者对她或许并不熟悉，但她已经是当代非裔作家的代表人物，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勒诺多文学奖、西蒙娜·德·波伏娃奖，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朋友会知道，她也是历年文学奖的赔率热门，但她和村上春树一样，每次都陪跑。
斯科拉斯蒂克·穆卡松加。/wiki
她的代表作是小说《赤脚女子》和《尼罗河圣母院》，作为卢旺达大屠*的见证者，穆卡松加的创作犹如一次次对准历史深渊的探照。
她坚定地反对种族主义，批评以强权或多数之名兴起的大屠*，在《赤脚女子》里，她书写了一个有关记忆传承的故事。一位图西族妇女遭遇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她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她的女儿选择记录下他们一起生活的记忆，避免这位母亲的故事被遗忘。
《赤脚女子》英文版封面。
穆卡松加的家人在1994年卢旺达大屠*中被害，她在《赤脚女子》《尼罗河圣母院》中反复书写着历史的阴翳。例如在《尼罗河圣母院》中，种族主义和屠*同样是小说中的重要背景。
此书开篇看似与大屠*无关，它书写了一座尼罗河附近山脉上的天主教寄宿女校，那里纪律森严、思想保守，氛围犹如石黑一雄在《别让我走》中描写的黑尔舍姆寄宿学校。
但越是封闭的地方，越令人渴望反抗，可是书中的人物没有想到，他们将会面对怎样的历史暗流，随着叙事的推进，我们将看到种族仇恨、政治斗争和保守思想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为一群普通人生命中的梦魇。
04
塞萨尔·艾拉
塞萨尔·艾拉（César Aira,1949—）是阿根廷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在拉美文学界，他被誉为“博尔赫斯继承人”，波拉尼奥毫不吝啬地赞美他:“当代极少数最伟大的西班牙语作家之一。一旦你开始阅读他的作品，便不会想停下来。”
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生前曾预言：“2020年，艾拉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塞萨尔·艾拉。/wiki
近年来，艾拉是诺奖赔率榜的常客，但他本人并不在乎诺奖，甚至担心诺奖会打扰他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
艾拉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位咖啡馆作家，除非风暴大雪，他每天雷打不动，在阿根廷街头的咖啡馆写小说，并以一年一到两本书的进度出版。
从1975年到2017年间，艾拉创作了八十多部文学作品，其中大部分为中篇小说或者小长篇，代表作如《女俘艾玛》《音乐大脑》《野兔》等。近些年，艾拉的代表作被楚尘文化等出版机构引进国内。
艾拉的语言生动活泼、富有音乐感，他的作品以想象力丰富、不拘一格著称。
他有一个有趣的习惯，每写完一本书，就不再改动，但他写作字斟句酌，可能一天也就写作几百字，写完了就放下了。
西语文学翻译家、《野兔》译者赵德明认为：“纵观艾拉三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他十分在意写作手法的艺术创新，原创构思讲究‘智慧’，写作手法讲究‘新奇’，叙述话语讲究‘怪异’，整个故事情节安排要‘碎片化’。”
比如《野兔》中的论述：
“这正是存在于一种想象系统内部的悖论：要想生成所有的形象，系统本身就必须是真实的那么好了，看看我们的黑色、一成不变的天空和我们的岩石吧。也是同样的道理，黑暗的点会取代光明的点。我们才是星辰，是生活的生动记忆，在时间的边缘不分昼夜地存活着。不管有没有上帝或天空，意义都将存在。要继续相信自己，也许我们得付出额外的精力，可是我们并不在乎。我们做的梦不少，是因为我们睡得多啊。”
《野兔》
[阿根廷]塞萨尔·艾拉 著，赵德明 译
世纪文景 x 楚尘文化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9
塞萨尔·艾拉是一位灵性作家，他的文字召唤读者，回到我们童年时对时间风物的“自觉性吸收”。
在小说《砖墙》中，艾拉写道:
“神秘主义者和诗人们所梦寐以求的，对现实的直觉性吸收，是儿童每天都在做的事。在那之后的一切都必然是一种贫化。我们要为自己的新能力付出代价。为了保存记录，我们需要简化和系统，否则我们就会活在永恒的当下，而那是完全不可行的。……我们看见一只鸟在飞，成人的脑中立刻就会说‘鸟’。相反，孩子看见的那个东西不仅没有名字，而且甚至也不是一个无名的东西：它是（虽然在此出于谨慎应该使用动词成为）一种无限的连续体，涉及空气、树木、一天中的时间、运动、温度、妈妈的声音、天空的颜色，几乎一切。”
艾拉认为:童年之所以令人怀念，并非因为它是一个天真无忧的纯洁乌托邦，而是“一种无比丰富、更加微妙和成熟的智力生活”，那是相比成人视野，更为清澈和不受驯化的意识活动。
随着我们长大，我们看似更成熟了，其实也更加被社会的框架所限制，被考试、社会规则、世俗成见所禁锢，于是，人的感官自由并没有因长大而丰富，反而可能慢慢消退。
未经反思的长大增加的不是“智力”，不是感受力，而是经验与承受社会禁锢的耐力，但天真而感伤的诗人之心，会在往复规训中磨灭殆尽，直至我们回头，发现它和童年一样消逝。
05
米亚·科托
米亚·科托(MiaCouto，1955-)是莫桑比克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也是非洲后殖民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白皮肤的葡萄牙后裔，米亚·科托的人生与他的文学一样具有传奇性。他虽然在血统上属于殖民者，但在莫桑比克独立战争爆发后，他却和当地人一起抗争殖民者，成为留在莫桑比克的白人少数派。
米亚·阿托。
跨文化和国族的经历，开拓了米亚·科托的文学疆域。
他的文字既没有白人殖民者的傲慢，也没有落入控诉文学的窠臼，他书写殖民与后殖民，但写作范围大大拓宽，人类社会、野生自然、巫师与神话、记忆、历史与莫桑比克的日常生活史，都是他书写的对象。
在欧洲，米亚·科托是文学奖的常客。他在1992年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梦游之地》，这部小说获得了1995年莫桑比克作家协会虚构作品奖，并在2002年的津巴布韦国际书展上当选为二十世纪非洲12大好书。2013年，米亚·科托获得葡萄牙语文坛最高荣誉——卡蒙斯文学奖。2014年，他又获得了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
米亚·科托的作品以瑰丽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深厚情怀而打动人心。
从《梦游之地》到《母狮的忏悔》，米亚·科托致力于找寻一种新的语法，重新讲述莫桑比克乃至非洲的历史，在《梦游之地》的“序”中，他写道:“我们需要文学和诗歌前来拯救记忆的浩劫”。
《梦游之地》
[莫桑比克] 米亚·科托 著，闵雪飞 译
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2018-10
米亚·科托正在被越来越多中国读者看到。在2008年斯德哥尔摩国际作家与翻译大会上，米亚·科托曾说:
“非洲深受本质化与田园牧歌化之苦，很多声称是纯正非洲的东西其实不过是非洲之外的臆造。几十年里，非洲作家要去证明纯正性：人们要求其文本传递出大家认为的真实种族性……确实有很多非洲作家面临着特殊的问题，但我并不想因此便将非洲视为一个唯一、独特、同质的地域。”
和许多关注现实，却被现实的沉重所束缚的作家不同，米亚·科托游走于现实与想象的通道，他没有让文学沦为政治的附属，也没有被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所束缚，米亚·科托的文字富有灵性，非洲的自然风物也是他写作的对象。
这或许与他本人的经历有关。多年以前，米亚·科托曾是一位生物学家，随同猎人们去莫桑比克北部猎*狮子，却经历了狮子吃人事件，几个月内当地超过20人死亡，死者中大多数都是女性。
在一次上海书展的演讲中，科托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
十年前，他在一个动物保护区遇到一个猎人，也是通灵者。在他们相处的最后一晚，已经失去视力的猎人说：“为什么你现在对待我的方式就好像我看不见一样？我不用眼睛看，我的朋友，我借助梦来看。”
米亚·科托由此阐述道:
“我们是用整个身体来思考的。我们的大脑分散在身体各处，从头到脚。思想并没有自己的家，它在我们拜访他人的时候发光。”
06
恩古吉·瓦·提安哥
恩古吉（Ngugiwa Thiong'o ，1938—）是历年文学奖的赔率大热门，但他和村上春树一样，每次都陪跑。
在全球文学生态里，他是继阿契贝后，影响最大的非洲黑人作家，也是肯尼亚的国宝级作家，发表过长篇小说《孩子，你别哭》《大河两岸》《一粒麦种》等，还有短篇小说集、剧作《黑隐士》，以及政论集《回归》《扣押：作家狱中日记》《政治漩涡中的作家们》《清除头脑里的殖民主义毒素》《置换中心：为文化自由而斗争》《笔尖、枪尖与梦想》等。
恩古吉·瓦·提安哥，/wiki
恩古吉的代表作在中国有译本，但到目前为止，国人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位作家曾被授予“终身非洲作家”的荣誉，但他小时候是一个贫困农民的儿子。
1938年，他出生于东非肯尼亚的卡米里苏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祖国被英国殖民，周遭满是枪炮厮*的声音。
恩古吉从小经历了家族土地被白人殖民者掠夺、哥哥参加反英游击队、母亲因此被监禁三个月、叔叔因参加反殖民斗争而惨遭*害等事件，对内罗毕的被殖民历史有深刻记忆，因此在他成年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思语言殖民、文化殖民等问题，包括《教育与民族文化》《笔杆之枪：抵抗新殖民时期肯尼亚的镇压》《政治漩涡中的作家们》《笔尖，枪口下的威胁与梦想：后殖民非洲的文学与权力表现》。
从地域上来说，恩古吉属于东非文学中的肯尼亚文学。
他的作品融合了斯瓦西里语（肯尼亚国语，也是东非多数国家的通用语）和英语，既采用了英语小说的叙述方法，也在故事中加入当地方言和历史故事。斯瓦西里语文学源远流长，在殖民岁月里，大批非洲作家运用本民族语言，创作出反映反殖民斗争、文化差异、阶级差异等涉及非洲与西方、非洲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作品，其代表作如作家夏班·罗伯特（1909—1962年）的小说《独立战争史诗》《非洲人在歌唱》和《奴隶的自由》等。
《一粒麦种》
(肯尼亚)恩古吉·瓦·提安哥 著，朱庆 译
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7
上世纪六十年代，思想家法农创作的《大地上受苦的者》出版，这是法农的临终绝笔，也是他献给非洲故乡的冷静决断书。法农运用精神病理学知识，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从心理、阶级、文化和空间等层面讲述了非洲人所受苦难的原因。
同时，他开创性地指出：
被压迫者要意识到自己受压迫的现实，但不只是把自己放在弱者、受害者的位置，而是在斗争中重塑主体意识，在残酷的革命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潜能。非洲人不要在欧洲的凝视中生存，也不奢求他人的怜悯，非洲人要活在自己创造的历史中，通过革命等手段培育新一代的主体性，这样非洲人才能超越殖民—被殖民的叙事，参与到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
法农的宣言激励了后来的非洲作家，让他们用更广阔的笔触在书写现实，而不只是一种服务于被压迫者叙事的控诉文学。恩古吉的创作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
他一方面继承了斯瓦西里语文学的精神，另一方面主动融入肯尼亚英语文学世界，与国际文学接壤，在作品中探索后殖民时期非洲的现状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