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在心头口难开——文天祥《指南录》细读

《指南录后序》是文天祥在痛定思痛之后为自己在逃亡过程中所写的诗集作的序言，情感真挚，报国心切，其中的悲苦更是令后世千万志士仁人扼腕唏嘘，感奋不已。

文天祥编《指南录》之时正值家国覆亡、战事吃紧时期。方此之时，招兵买马、画计御敌之事纷繁复杂，已经使人焦头烂额，而文天祥何来心绪编其诗集？这不能不令后人惊诧。作为文人的文天祥固然有诗词传世的情怀，但如若仅限于此，则沦为一矫情腐儒而已，岂能成捐躯赴国难的大丈夫？细究《指南录后序》这篇剖白内心的自述状，我们也许能窥见其中原委。

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一文中已经阐明编辑诗集的目的在于“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结合文天祥生平以及所写诗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文天祥的“志”就是“生以救国难，死为厉鬼以击贼”、“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简言之，即为“忠君救国”。如此一来，文天祥编辑诗集的目的就是要让后来的人读到它，为他的忠君救国之志而感到“思念、同情”（悲）。而诗文又是缘情之物，文天祥在写作之时虽说是让后人悲其志，事实上这个“悲”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提及往事之时自己心头的“悲愤和悲痛”。那么读者为什么会思念同情文天祥或者说文天祥希望读者同情和思念他什么东西呢？从《指南录后序》一文里我们可以得知，文天祥希望读者：一同情国事难为和其身遭遇的苦痛；二思念在如此艰难之时依然忠贞为国，绝不退缩的精神。而“二”则是由“一”而生的，故此，对“一”详细剖析如下：

一、国事难为

1.朝臣的无能与无耻

当北人大军压境，近逼国都临安城外之时，南宋朝廷居然是“战、守、迁皆不及施”，实在令人费解。北人对南宋的侵略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持续二十多年之举，蒙古铁骑兵临城下也非一日之功，而是多年推进的结果。蒙古兵吹响灭宋号角是忽必烈定国号“大元”的第二年（1272年），近逼南宋国都是在德佑二年（1276年），在这4年时间之内，面对元军的大力推进，南宋朝廷大臣在京师拱卫上毫无准备，进无迎敌之计，退无迁逃之策，守又无守城之谋，不得不让人怀疑朝廷养他们有何用？如果说“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这一笔描写还只是文天祥无意之间透露出群臣无能，那么随后一句“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之所出”则已含蓄地表露出了文天祥对众大臣面对国难而一筹莫展的无能之举的不满与批评。

至于群臣们的无耻，文天祥在文本第一段里也已含蓄地涉及。当众人面对国难如无头苍蝇般一筹莫展之际，“北邀当国者相见”，对此，众人的反应是“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上下两个句子一对照，前时无计可施的蠢笨与此时意见统一的敏捷之间的转变竟是如此神速，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反应呢？为国谋则无能，为己谋则多才耳。弱国无外交，显然，出使北营是凶多吉少之事，但为了得一夕安寝，众人异口同声推出了文天祥挡祸。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天祥德才兼备，又是右丞相，乃“当国者”，符合北人的要求，堪担此任呢？当我们再次细读文本之时，答案自然明了。文本第一段写道“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可见当时文天祥是主掌国事之人，但是文本还有一个细节，当北兵迫修门外时，“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这一群人怎么就不去右丞相府议事而去左丞相府呢？可见，文天祥的“当国者”无非是个虚名，权利早已被后来降元的左丞相吴坚架空，唯有可资利用之时才还其“当国者”之名。一群大臣皆是谋私利之徒，国难当前，仍然结党营私，排除异己，难堪重任，怎能不让文天祥内心悲凉？怎能不让读者心生悲愤？

尽管朝内重臣如此不堪，然而挽救南宋小朝廷的希望还是需要寄托在这等人上，争取一下，这些人或许能成为救国的出力，因此，文天祥在写到此处之时为以后共事虑，不能直白的表露自己的悲愤，也只能将内心的悲凉以春秋笔法写出，纯以叙事，绝少抒情，更无评论，初读此段，文章写得很平实，只有细究方能体会其中的悲凉。

朝内众大臣是如此猥琐无耻，朝外之臣更是无耻之尤。文天祥出使北营之时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人由于不了解南宋诸臣实际情况，被文天祥气势所震慑，以为赵宋尚有抵抗的底气，因此不敢遽轻，这可以说是文天祥在外交上取得的一个大胜利，若把握得好，暂时媾和以退敌军，换来皇室喘息的机会以图后事也是为未可知的。若皇室尚存，大宋子民也就有了主心骨，御敌之计尚可筹划。但是，就在文天祥于外交上取得成绩之时，使者团成员吕师孟和贾余庆这两个奸佞小人却心存异志，陷害挑拨，致使北人对南宋虚实一览无余，不仅文天祥辛苦取得的外交成果毁于一旦，而且本人也因此被囚禁。如此一来，南宋朝廷既无得力大臣，又无暂缓之机，直接导致了国事不可收拾之烂局。这对文天祥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乍闻之下，文天祥的内心几乎绝望，于是也就有了“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的求死之举。因此，当文天祥回忆起这一事件的时候不由得心血翻滚，气冲脑海，悲愤难抑。这种愤怒表现在遣词造句上，本段在叙事之时不由得就夹上了议论抒情。“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不幸”一词将听到晴天霹雳时的愤怒表露无遗，而“于前、于后”两词则将自己出使北营之时被奸佞小人包围架空的实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也是文天祥希望后人能同仇敌忾，为之悲愤的所在。

2.战机的错失

文天祥被奸佞小人所害之时由于气愤难当，再加上国事确实已难为，于是有了求死之心，诟骂虏帅、数落吕师孟叔侄罪状，试图激怒敌人，从而以死证明南人气节。但是，虏帅伯颜出于多方面考虑，以贾余庆代文天祥出任使者团长官，并改变文天祥出使求和的本质为前往大都以国降，且剥夺文天祥使者身份，将其囚禁，并强行带往大都。文天祥叙述此事之时曰“北驱予并往”，用一个“驱”字表明了身心被凌辱的情况，词约义丰，将尊严和国格被践踏的悲惨写得不忍目睹。文天祥在求死不得之后选择了屈辱的活下来无非是为了图谋东山再起，有所作为，如唐人南霁云故事。因此，押至京口之时，侥幸逃脱，就“得间奔真州”，一个“奔”字就将文天祥当时不顾个人安危，急迫于国事的情形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忠心、坚韧读来自然让读者感念、同情（悲）。

对于此次真州之行，文天祥是抱有大希望的，他以为可以通过联合淮东和淮西两位制置使大举出兵，克复失地。因此，在《指南录后序》里他写道“中兴机会，庶几在此”。“庶几”一词可以解释为表肯定语气的“几乎”，也可以解释为表揣测语气的“也许，大概”，两种不同的解释在意义上几乎就相反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看到“中兴”二字之时答案也就明了了。“中兴”一词义为国家由衰落到复兴，文天祥对于此次联兵反攻的期望不在于简单的御敌，而是有大寄托。也许文天祥在北营的这段日子里已经掌握了一些可扭转局势的重要信息，所以敢在“中兴”上有所设想。这对于刚从衰亡的困境了走出来的文天祥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因而当他的反攻策略因李庭芝误信谣言而流产的时候，可想而知他的内心有多么的悲痛。文天祥的《指南录》诗集里收录的《出真州》共有12首，由此可知真州反攻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如何。这12首《出真州》其中有一首写道：“平山老子不收拾，南望端门泪雨流。”写尽了希望落空后的悲恸。

文天祥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悠游奢侈的，“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宋史》），然而谢太后《哀痛诏》一出，他立即发布榜文，征募义士，捐出全部家财作军费，毁家纾难，与豪奢生活诀别，开始了艰苦的抗争生涯。可以说文天祥前半生属于自己，而后半生已经归属国家，他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救国图存了。当一个人将其所有的一切用于救国之时，他所遇到的人与事却屡屡阻碍其志，回顾周围，发现自己是如此的孤独，国事尽是如此难为，彼时彼刻，他内心的悲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他就有了编辑《指南录》并为之作序，希冀后人有知音者。

二、个人际遇之悲

《指南录后序》一文在写家国之事时尽管悲痛，情感还总是可以自持的，然而，文天祥行文至个人遭遇，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如黄河决堤，倾泻而出，几乎难以克制。在第五自然段里，以“呜呼”开首，叙及18可死，一气呵成。这些描写死亡的句子时而长时而短，句式时而变化时而整齐，有一种扑山倒海的气势，给人一种无时无刻不可死的恐怖，尤其是文中描写死亡濒临时的9个“几”，将当时的危险写得紧张至极。死亡叙毕，又以“呜呼”结尾。“呜呼”二字实为呜咽呼天也，“人穷则反本，古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史记·屈原列传》）此处的文天祥已是痛到极点，以哭声起，又以哭声收，文末“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一句，字字泣血，催人泪下。

那么文天祥为什么叙及个人遭遇之时情感波动会如此巨大呢？向来“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宋史·文天祥传》）的文人文天祥由于未经历人世磨难，突然之间面对如此多的折磨，心理压力自然是非常巨大的，而如此巨大的心理压力又有何人可诉说？

文天祥在逃亡过程中的艰辛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正如文天祥自己所说的：“死生，昼夜事也。”面对这种艰辛，其实选择死比选择生更容易，选择生比选择死更艰难。两眼一闭就一了百了，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处在崩溃的边缘。而活着却不知道下一刻将如何，这样的担惊受怕不把人折磨疯才怪。文天祥为了心中的救国之志，为了“将以有为”，不让自己白白无益的死掉，他选择了艰难的活着。这种选择又有多少人理解？

变节之人对文天祥的选择嗤之以鼻，斥之为不识时务；而亲朋好友却有人以为他贪生怕死，苟延残喘，不能死节。无耻之徒的指责自然可以置之不理，同党的不解岂不让人心酸。在文天祥写完《指南录后序》后两年（1278年）兵败被擒，文天祥因种种原因未自*，而此时文天祥的好友王炎午等人因为文天祥被捕而未死节，于是写就《生祭文丞相文》，劝死文天祥。而王炎午这位朋友文天祥一直引以为知音。

文天祥之为人，自幼就仰慕忠义之人，“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殴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宋史·文天祥传》）文天祥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为“忠君救国”这一气节而活，然而他的选择居然不被人理解与认可，这就等于否定了他存在的价值。对于自身的被误解，文天祥怎能不悲？后人读此亦何不悲？

文天祥多么希望有人理解他，于是，尽管戎马倥偬，还是在百忙之中编辑《指南录》并为之作序，以期读者能成其知音，悲叹在南宋末世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在周遭同僚皆不可依仗的情况下尚能坚守气节、救国图存的文天祥！“使来者读之，悲余志焉。”以自身“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勖勉后人，使华夏士子忠君救国之心不死，道统可续。此等用心用意可谓良苦感人，当得后人悲思反复，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