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末三国的战争中，皖城是吴魏双方激烈争夺的边防要戍。皖城即庐江郡之皖县(治今安徽省潜山县)。《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六称该地：“春秋时为皖国，战国属楚。秦属九江郡，二汉属庐江郡，汉末吴克皖城，遂为重镇。”由于此地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孙、曹两家在那里进行过频繁的攻守作战。但学术界对此罕有关注，本文拟论述其交战情况与历史背景。
一、建安时期皖城的攻守交战
两汉时期，皖县隶属庐江郡。东汉建武十年(34)六安国并入庐江郡后，庐江郡的领域明显扩大，领有舒、雩娄、寻阳、灊(潜)、临湖、龙舒、襄安、皖、居巢、六安、蓼、安丰、阳泉、安风等14县，幅员相当辽阔。庐江郡的辖区西阻大别山，南以长江为界，自寻阳向东北至芜湖；北距淮河，东边则沿芍陂西岸、将军岭及巢湖西岸南下至今无为县西界，其疆域略呈向西倾斜的梯形，包括今安徽省西部江淮之间地域，以及湖北省黄梅县与河南省固始、商城二县，为山川湖泊所环绕，因而在自然地理上可以划作一个独立的单元。
东汉庐江郡治在皖城东北200余里的舒县(治今安徽庐江县西南)。由于位处庐江郡的中心地段，自汉初以来，舒县长期为政治、军事活动的热点区域。这种格局直到汉末才发生变化，初平四年(193)，盘踞南阳的袁术与曹操交战后惨败，撤退到淮南地区。当时庐江太守陆康仍以舒县为郡治，由于拒绝为袁术提供补给而被消灭。这次战役结束后，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其一，袁术曾在战前许诺孙策为庐江太守，但后来违约任命了亲信刘勋继任。袁术的食言促使孙策离开他转向江东发展。其二，刘勋就任后将郡治南移皖城，并在袁术败亡后收容了他的余部和亲属，此后皖城成为庐江地区的军政中心，频频引起附近军阀集团的关注，并对其进行激烈的争夺。在汉末建安年间，皖城地区发生过以下数次战争。
(一)建安四年冬孙策袭取皖城
袁术死后，淮南地区陷于分裂状态，曹操曾派严象至寿春担任扬州刺史；豪杰陈兰、雷薄拥众割据灊山；刘勋不仅吞并了袁术的余部，而且还接纳了扬州豪强郑宝部下，成为江东孙氏集团的严重威胁。当时刘勋兵马虽多，给养问题却无法解决。孙策假意与刘勋结盟，又送去贵重礼物，诱使刘勋出兵上缭(治今江西永修县西北)征粮，乘虚袭取皖城。战后孙策任李术(史籍或称为李述)为庐江太守，“给兵三千人以守皖”，主力则撤回江东，这次战役发生在建安四年(199)冬。
(二)建安五年冬孙权攻占皖城
李术留守皖城后，并非忠心效力孙氏集团，而是积极扩大武装，企图在淮南独树一帜。建安五年(200)夏孙策遇刺身亡，19岁的孙权继位，江东政局发生波动，李术趁机脱离了与孙氏的隶属关系，“不肯事(孙)权，而多纳其亡叛”。此时李术势力强劲，曾率众北征寿春，*死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严象，从而使淮南再次陷入分裂动荡的局面。孙权决心出兵消灭李术，以维护自己在江北的势力。他先写信给曹操，恳请其不要援助李术，并派遣使臣到许昌向曹操致意。曹操考虑到劲敌袁绍仍然对其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需要维系与孙氏集团的盟好，以免陷入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因此，曹操答应了孙权的请求，决定听任其攻打李术，而不发兵救援。于是，孙权在当年冬天出征皖城，经过围攻后消灭了李术。“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为了确保对皖城地区的控制，孙权任命宗亲孙河作当地的军政长官，“拜威寇中郎将，领庐江太守”。
(三)建安十四年曹将臧霸对皖城的进攻
赤壁之战后，曹操率主力回到北方，并在谯县(今安徽亳州市)建造船只、训练舟师，然后到淮南巩固当地统治，向孙权发动反击。建安十四年(209)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十二月，军还谯”。曹操在此期间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派张辽、臧霸等将肃清陈兰、梅成等割据皖西的地方叛乱势力，同时命令臧霸领兵向皖城的吴军进攻，受到守将韩当的阻击，被迫退兵至舒县。臧霸与韩当交战于逢龙和夹石，夹石在今安徽桐城县北，又名南硖(石)，道路险峻，为吴、魏双方交界地带。胡三省曰：“夹石在今安庆府桐城县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峡山。”逢龙之地望应在皖县之北境，《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五载怀宁县原为汉朝皖县，皖水在县城西北，水北有古城曰逢龙城，唐朝曾在此地重修壁垒以屯驻军民，亦称作皖城，后又废罢。“废皖城。唐武德五年，大使王弘让析置，在古逢龙城内。按《魏志》：‘臧霸讨吴将韩当，当引兵逆战于逢龙。’即此地”。按文献记载的交战情况来看，逢龙在夹石之南，所以韩当与臧霸在逢龙对阵时，另派部队到夹石去截断其退路。“(韩)当遣兵逆(臧)霸，霸与战于逢龙，当复遣兵邀霸于夹石”。据臧霸本传所言，魏军此番作战是获胜后退兵，其实《魏志》多讳败而言胜，为本国人物虚夸溢美。另据其他文献反映，实际上臧霸是打了败仗。例如，陆机《辩亡论》历数孙吴对外作战的胜绩，除了赤壁、夷陵之役的大捷之外，还有两次胜利。“续以濡须之寇，临川摧锐；蓬笼之战，孑轮不反”。李善注予以解释：前者即建安十八年(213)正月曹操偷袭濡须中洲，被孙权击败；后者即指建安十四年韩当在逢龙打败臧霸的战役。古籍中“逢龙”或作“蓬笼”，李善注云：“《魏志》曰：张辽之讨陈兰，别遣臧霸至皖讨吴。吴将韩当遣兵逆霸，与战于蓬笼。《楚辞》曰：登蓬笼而下陨兮。王逸曰：蓬笼，山名也。《公羊传》曰：晋败秦于殽，匹马只轮无反者。”可见臧霸在这场战役中惨败，经夹石退据舒县。
(四)建安十九年孙权再次攻占皖城
在臧霸进攻皖城失利之后，曹操再次向该地派兵出征，占领了当地。“曹公遣朱光为庐江太守，屯皖，大开稻田。又令间人招诱鄱阳贼帅，使作内应”。曹操在当地屯田，是由于皖城距离后方较远，又不通水运，粮饷供应相当困难，故想通过就地生产来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朱光与对岸的山越首领联络，策动他们起兵反抗孙吴的统治，如果阴谋得逞，就会将其势力扩展到南岸，形成夹江呼应之势，对孙吴荆、扬两地的航运交通产生严重的阻碍。为收复失地，杜绝隐患，孙权亲自领兵进行反攻，成功地拿下了皖城，俘获大量官兵。“(建安)十九年五月，(孙)权征皖城。闰月，克之，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和，男女数万口”。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孙权任命吕蒙为皖城地区的军政长官，但命令他和所统军队移驻西南江畔的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而没有留守皖地。“权嘉其功，即拜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蒙还寻阳”。究其原因，应该是江淮之间民众迁移一空，形成了广袤的无人地带。皖城距离敌境较近，但与皖水入江之港口相隔较远，有200多里。李吉甫言唐朝怀宁县即汉朝皖县，“皖水，西北自霍山县流入，经怀宁县北二里，又东南流二百四十里入大江”。若是孙吴在此驻守重兵，则后方的军需供给和兵力支援有一定困难。所以当地驻军的主力和长官治所迁移到寻阳，临近长江航道，而在皖城只留下少数警戒部队，以减少粮饷的耗费。
二、孙权建都武昌时期皖城地区的战事
自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孙权攻占皖城之后，孙、曹双方的主要战场向东边的合肥、濡须一线转移。建安二十四年(219)，曹、刘两家的激烈交锋成为三国战争的焦点，曹操先是被迫从汉中撤退，又调集兵马救援受关羽围攻的襄樊。孙权此时改变联刘抗曹的策略，曹操也及时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促使双方发生冲突。结果孙权袭取荆州成功，又在峡口大败刘备。夷陵之战以后，魏吴关系恶化。魏文帝曾三次征吴，首次是在黄初三年(222)九月至黄初四年(223)三月分兵三路南征。第二次、第三次征吴分别在黄初五年(224)和黄初六年(225)，是由曹丕亲率舟师自中渎水道南下至广陵。总之，从建安十九年至黄初七年(226)五月曹丕去世前，皖城地区未曾经历战事。
(一)黄初七年曹休对皖城、寻阳的进攻
曹丕在黄初七年五月病逝，由明帝曹叡继位，当年魏国扬州都督曹休统兵入皖，打败了当地的孙吴守军，又先后收纳其叛降兵将。《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休传》记载：“明帝即位，进封长平侯。吴将审德屯皖，(曹)休击破之，斩德首。吴将韩综、翟丹等前后率众诣休降。”关于这次战役，史籍未详细记载。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曹休此番进兵皖城，主要目的是策应对岸鄱阳彭绮发起的反吴叛乱。曹休的进攻作战十分顺利，歼灭了吴将审德率领的驻军，但此番进兵只是到了逢龙，即前述臧霸败于韩当之处，并未乘胜进占皖城，而且曹休很快就率众离开了。《三国志》卷六○《吴书·周鲂传》记载：“前彭绮时，闻旌麾在逢龙，此郡民大小欢喜，并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间，事当大成，恨去电速，东得增众专力讨绮，绮始败耳。”值得注意的是，曹休的部队没有南下支援彭绮，而是自逢龙向西进发，到了鄂东的江北要镇寻阳。《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黄初七年八月辛巳条记载，“吴将诸葛瑾、张霸等寇襄阳，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讨破之，斩霸，征东大将军曹休又破其别将于寻阳”。曹休离开皖城西赴寻阳，应是当时孙权乘魏国大丧而发兵进攻荆州，当地形势危急的缘故。“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如前所述，襄阳也受到了吴将诸葛瑾、张霸的攻击。由此看来，曹休离开皖城进攻寻阳，是为应付吴国乘丧北伐的突发事件，以便迫使孙权从江夏撤兵，故而被迫改变了南下援助彭绮的初衷。从他沿途进军畅行无阻的情况来看，吴国在皖城至寻阳的大别山南麓一带并未有多少军队设防，所以曹休能够顺利地到达江畔。
(二)太和二年石亭之役
曹魏太和二年(228)即吴黄武七年，是岁曹休率领大军进攻皖城遭到惨重失败。“夏五月，鄱阳太守周鲂伪叛，诱魏将曹休。秋八月，(孙)权至皖口，使将军陆逊督诸将大破休于石亭”。《资治通鉴》卷七一，魏明帝太和二年胡三省注“石亭”曰：“其地当在今舒州怀宁、桐城二县之间。”即今安徽潜山县北境。这次战役之前，鄱阳郡内仍有抵触孙吴统治的山越势力，孙权因此暗地命令太守周鲂以他们的名义联络魏扬州都督曹休，诱骗其入境来援，以便给予伏击，周鲂则请求由自己出面派人赴魏境沟通。孙权方面的欺敌计划布置得十分周密，致使曹休与魏国朝廷都被蒙蔽，企图乘此机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据史籍所载，曹魏命令荆州都督司马懿、豫州刺史贾逵和扬州都督曹休三路同时出击。“太和二年，(明)帝使逵督前将军满宠、东莞太守胡质等四军，从西阳直向东关，曹休从皖，司马宣王从江陵”。其中扬州的曹休一路为主攻方向，兵马数量最多。“(曹)休果信(周)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他的任务是在接应周鲂叛乱之后挥师西赴寻阳，这与黄初七年的那次进军路线基本相同。曹休本传曰：“太和二年，帝为二道征吴，遣司马宣王从汉水下，休督诸军向寻阳。”孙权从千里外的西陵调来名将陆逊，任命他作前线总指挥官，并将吴国的中军精锐交付给陆逊调遣。面临曹休的十万大军，吴国调集了六万兵马到皖城来迎战。“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朱)桓为左右督，各督三万人击休”。孙权也亲临皖口，在前线督战。
关于曹休与陆逊所部的作战经过，魏吴双方的记载略有不同。曹休本传曰：“贼将伪降，休深入，战不利，退还宿石亭。军夜惊，士卒乱，弃甲兵辎重甚多。”这段文字记载魏军交锋失利但并未溃败，仍有秩序地撤退和宿营，而在当晚军营内发生了惊乱，导致士卒逃跑，损失了大量装备器械与粮饷物资。而吴国方面则未曾提到敌人宿营夜惊之事，记载曹休到前线时已经发觉受骗，但仍认为自己有能力击败吴军，所以没有退却，而是设伏迎战，结果遭到陆逊所部的冲击而溃逃到夹石。“(曹)休既觉知，耻见欺诱，自恃兵马精多，遂交战。(陆)逊自为中部，令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道俱进。果冲休伏兵，因驱走之，追亡逐北，径至夹石。斩获万余，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军资器械略尽”。从最终的战果来看，曹休的十万人马只损失了万余人，可见双方并未进行持续的激烈战斗，《曹休传》的记载可能更接近真实；魏军失利后撤退是有组织的，所以大部分兵力得以保存，但物资装备和牲畜车辆损失惨重。陆逊的追击也就是随踪跟进而已，没有与敌军主力进行厮*，斩获不多。这次战役使曹魏扬州都督辖区遭受了沉重打击，以致在随后的十余年内始终采取守势，没有力量再向孙吴的皖城和濡须等地发动进攻。主帅曹休因为兵败忧愤成疾而死。
三、孙权迁都建业后的庐江战局
曹魏太和三年(229)，即吴黄龙元年四月丙申，孙权在武昌正式称帝，后又将都城迁回建业(今江苏南京市)。此后直到神凤元年(252)孙权去世，在这20余年当中，皖城所在的庐江郡成为吴国频繁出兵袭扰魏境的前线阵地，据史籍所载共发生过至少7次北进的军事行动。而在同一时期，魏国仅有正始四年(243)司马懿领兵进攻皖城的一次南征。其情况分述如下：
汉朝庐江郡境至三国为魏吴双方分据，魏国庐江郡有三县，即阳泉、六安与雩娄，郡治初在阳泉，后移六安；另分出安风、安丰、蓼三县置安丰郡。吴国庐江郡领皖、临湖、襄安三县，其他汉朝庐江郡旧县或划归他郡，或废为边境弃地。“寻阳，吴改属蕲春郡，余下潜、舒、龙舒、居巢四县废”。太和六年(232)孙吴武昌都督陆逊领兵经皖城向魏国庐江阳泉发动进攻，魏扬州都督满宠认为阳泉城守卫坚固，不会迅速陷落；敌军深入魏境，远离皖水航道和后方，作战形势存在隐患，不用过于担心。“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魏国援兵出动后，陆逊果然连夜撤退。
曹魏青龙元年(233)即吴嘉禾二年，孙权曾率众进攻合肥，为配合其攻势并分散淮南敌人的防守兵力，他命令全琮从皖城领军北上，攻击魏国庐江郡六安县，但未获成功。此番战役吴国在庐江地区投入的军队数量较多，全琮“督步骑五万征六安”。
曹魏景初元年(237)即吴嘉禾六年，“冬十月，遣卫将军全琮袭六安，不克”。据《三国志》卷五六《吴书·朱桓传》所言，此番吴国进军是为接应叛降，企图袭取郡治阳泉，“魏庐江主簿吕习请大兵自迎，欲开门为应。(朱)桓与卫将军全琮俱以师迎”，但由于阴谋暴露而未能得逞。
全琮自六安退兵之后，诸葛恪平定山越，北屯庐江。他向孙权请求率领部下在皖口(今安徽安庆市山口镇)附近屯田，后来又经皖城北上，“因轻兵袭舒，掩得其民而还”。舒县当时为两国边境上的弃地，居民很少。这次进攻的时间，史籍未有明确记载，当在嘉禾六年(237)之后。诸葛恪还加强了对敌境要道的侦察警戒，企图向淮南腹地寿春发动进攻，但未获朝廷批准。不过，他的上述部署为数年后孙吴在庐江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了必要准备。
魏明帝曹叡盛年猝逝，由幼主曹芳即位。孙权认为此时有机可乘，所以在赤乌四年(241)即魏正始二年分兵大举北伐。西路吴军在荆州进攻襄樊，东路扬州吴军由皖城北上，再分兵攻击六安和寿春以南的芍陂。“夏四月，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这次战役全琮获得了显著的战果，首先是破坏了曹魏在淮南最大的水利设施——芍陂，给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其次是烧毁了寿春以南的大型粮仓安城邸阁。另外，附近的百姓也被全琮收掠带走。孙吴这次征伐庐江、淮南，出动的军队数量十分可观。《三国志》卷二八《魏书·王凌传》曰：“(正始)二年，吴大将全琮数万众寇芍陂，凌率诸军逆讨，与贼争塘，力战连日，贼退走。”而在诸葛恪的部下中，仅收编的山越就有万余人，加上原有的旧属至少有两万余众。
诸葛恪在皖口屯田后，又进驻皖城作为前进基地，频繁出兵袭击魏国舒县、六安等地，并在皖城囤积粮草，图谋大举进犯，给曹魏庐江郡的防务制造了许多麻烦。正始三年(242)司马懿准备亲自率众进攻皖城，清除孙吴的这一前线兵站。他认为皖城距离吴国后方稍远，如果敌人胆怯而自行撤退，则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孙吴援军难以发挥行舟与水战的优势，只能步行前来救助，魏国军队得以施展善于陆战的长处，所以这次出征胜算在握。
正当司马懿筹备出征之际，庐江地区再次遭受了吴军的袭击。曹魏正始四年，即吴赤乌六年，“(正月)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当年九月，司马懿自洛阳南征。孙权闻讯后本来准备发兵援助，让诸葛恪坚守皖城，后来却信心不足，因此，他指示诸葛恪放弃抵抗，烧毁粮草积聚后撤退到江南的柴桑(今江西九江市)。《晋书》卷一《宣帝纪》曰：“(正始四年秋九月)军次于舒，(诸葛)恪焚烧积聚，弃城而遁。”司马懿进入舒县后得知吴军放弃皖城，便没有继续前进，“旬日便退”。魏军从庐江地区撤走后，孙权没有让诸葛恪重返庐江，而是任命名将朱桓之子朱异到当地驻守，朱异曾领兵攻陷魏境六安附近的营寨。嘉平二年(250)十月，魏将文钦写信给朱异谎称归降，请吴国发兵接应，但被朱异识破并上报朝廷，孙权则认为应该派遣重兵前往，以窥其虚实。“乃遣吕据督二万人，与(朱)异并力，至北界，钦果不降”。由于吴军严阵以待，文钦虽有突袭的准备，但见对方兵多势众，因而不敢贸然出击，结果吕据、朱异所部安全撤回。
此后至嘉平四年(252)孙权病终，庐江地区再未发生战事。
四、庐江战事的沉寂与西晋平吴前夕对皖城的用兵
孙吴以黄武元年(222)建元立国，至天纪四年(280)灭亡，历时58载。而孙权在位30年，时间略超其半数，可以以他去世为界将吴国统治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神凤元年(252)四月孙权病终，此后数年之内，淮南地区相继爆发了东兴之役(252)、诸葛恪围攻合肥新城(253)、正元二年(255)毌丘俭等人的叛乱，以及甘露二年至甘露三年(257—258)诸葛诞的兵变。尤其是在后两次战争里，曹魏调集兵马开赴扬州，吴国权臣孙峻、孙纟林也先后派遣大军北上，企图趁火打劫来占领寿春。吴魏之间的大规模交锋连续发生在淮南区域，而庐江吴军仅在五凤二年(255)发动过一次攻势。“三月，使镇南将军朱异袭安丰，不克”。安丰县治在今河南固始县东，位于大别山的北麓。当年正月，魏扬州都督毌丘俭和刺史文钦起兵讨伐专擅朝政的司马氏，次月失败；吴国则乘乱向淮南出兵，得知毌丘俭兵败后退还。朱异此番偷袭安丰，也是利用当地刚刚经历动乱而统治不稳的时机出兵，但未能成功。此后吴国直到灭亡之际，也再未能由皖城向魏境发起进攻。镇压“淮南三叛”以后，司马昭确定了“先蜀后吴”的统一战略，全力筹备西征益州。景元四年(263)钟会、邓艾灭蜀，两年之后西晋代魏，西晋与吴国军事对抗的热点区域即从寿春、合肥向西转移到峡口的西陵和江汉之间的襄阳、江陵等地。受军政形势变化的影响，庐江地区的战事则长期陷于沉寂状态。
西晋发动平吴之役的前一年，即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孙吴在皖城屯田，又企图把该地建设为袭击北方的前线基地，引起了晋朝的强烈反应，在当年十月出兵反击。“扬州刺史应绰伐吴皖城，斩首五千级，焚谷米百八十万斛”。应绰所部获胜后撤兵，并未在当地留驻下来。次年(279)十一月，西晋出动六路大军平吴。王浑率领的扬州部队主力开赴历阳(今安徽和县东南)的横江渡口。另外，他还派遣一支偏师南下皖城，然后沿大别山南麓西进，攻占了吴国的江北要镇寻阳。“及大举伐吴，(王)浑率师出横江，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寻阳濑乡，又击吴牙门将孔忠，皆破之，获吴将周兴等五人”。这次进军与黄初七年曹休南征的路线基本相同，沿途也没有受到吴军抵抗。可见在应绰攻占皖城之后，吴国在当地已经没有坚固的防务。
五、汉末皖城军事价值陡升的原因
在历述三国时期皖城与庐江地区的战争之后，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首先，皖城自春秋后期到汉末董卓之乱爆发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县邑，它的军事、政治地位并不高，在数百年内既没有作为郡治，也未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战斗。即使是在秦灭六国之战、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绿林赤眉起义与东汉统一战争等历次全国范围较长时间的内战里，几股主要的敌对政治势力也没有在皖城地区进行对抗交锋。为什么到了汉末三国时期，皖城被各方数次选作庐江郡治，又成为交战各方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地呢？笔者认为，这与皖城位处江淮之间的道路枢要，以及当时形成的南北对抗的地理格局具有密切关系。下文对此予以详析论述。
古代中国南北方之分野，常以秦岭、淮河为天然界限，逾淮南而过大江，则是包括今苏南和浙、赣与闽北、闽中一带的东南沿海地区，它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区域，即孙吴立国的江东六郡。这一地理区域以富饶的太湖平原、宁绍平原为重心，又称作“吴会”，即吴与会稽两郡。秦汉三国时期，北方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往联系，是通过汝、颍、涡、泗等鸿沟诸渠的各条水道南下入淮，然后分寿春、广陵两路穿过淮南入江，再渡江抵达“吴会”。汉魏广陵郡属徐州，其沟通江淮的主要路线是中渎水道，航路南抵江都(今江苏扬州市西南)，北至末口(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魏文帝曾两次亲率舟师经中渎水道伐吴。但中渎水道淤浅，不利于大型船队行驶。黄初六年，“车驾幸广陵，(蒋)济表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于是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广陵至对岸京口一带江面宽阔，又因靠近海口而多有飓风，导致波涛汹涌。黄初五年曹丕临江后，“帝御龙舟，会暴风漂荡，几至覆没”。因此，中渎水道很不安全，后来曹魏、西晋再未由此道南征。相形之下，从寿春南行抵达江畔的各条路线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寿春位于淮水中段，又是江淮地区的经济、政治中心，战国末年曾为楚都。秦朝统一天下后建立九江郡，以寿春为郡治；西汉淮南王刘安亦以寿春为国都。从寿春沿肥水南下过将军岭，是淮南的另一座重要城市合肥，它和寿春南北相邻，同为沟通中原与东南地区来往的水陆要冲。《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曰：“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由寿春、合肥南下渡江，又有两条水陆干道。东道自合肥沿施水入巢湖，再由巢湖东口经濡须水南下入江，顺流过芜湖、牛渚(今安徽马鞍山市采石镇)后即可到达吴国都城建业。这条道路是三国吴魏征战的主要用兵路线，曹操“四越巢湖”，曹仁攻濡须，诸葛诞、胡遵攻东兴，以及孙吴对合肥的多次进攻，都是使用这条路线。但由于战事频繁，双方均在沿途设置关塞，屯驻劲兵。如魏作合肥新城，吴先立濡须坞，后筑东兴堤以断濡须水，并在附近依山建城，显著地增加了敌兵通行和进攻的困难，因此两国又利用其西边的道路相互攻伐。
西道是从寿春南下经过汉朝庐江郡境抵达皖城，再沿皖水临江的路线，在当时称作“皖道”，以两汉庐江郡治舒县为中转站。谭宗义曾考证云：“自九江寿春，南下庐江舒县一道，亦秦汉之世，江淮间交通要路。盖自寿春而北，即接彭城，睢阳、陈诸地，控引中州。又自庐江而南，渡大江，东临吴越。溯江而上，乃至豫章、江陵矣。”不过，由寿春至舒县的道路亦有两条，分别经过合肥与六安，现分述如下：
其一，寿春南下可水陆兼行，至将军岭穿越江淮丘陵后至合肥，然后沿巢湖西岸南行，渡过舒水(今杭埠河)后到达舒县。东汉建武四年(28)豪强李宪在舒县叛乱，自称天子，光武帝派马成从寿春发兵镇压时走的就是这条道路。曹魏太和二年(228)曹休率众入皖，也是途经合肥。“秋，使曹休从庐江南入合肥；令(满)宠向夏口”。
其二，自寿春西溯淮水至阳泉，或称阳渊(治今安徽霍邱县西北临水集)，即魏初庐江郡治，然后由此溯沘水、沿芍陂西岸南下而至六安，即汉朝之六县，再东南穿越江淮丘陵，渡舒水而抵达舒县。垓下之战前夕，汉将刘贾攻占寿春后北上与刘邦大军会师，参加决战。“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项羽在淮南的守将周殷见形势不利，随即叛降，从舒县领兵攻陷六县(即今安徽六安市)后与刘贾所部会合，共同开赴垓下作战。“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曰：“以舒之众屠破六县。”吴国赤乌四年，孙权派兵从皖城北攻庐江。“遣卫将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威北将军诸葛恪攻六安。琮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中郎将秦晃等十余人战死”。此番进军也是先到舒县境内，至六安后分兵，全琮沿沘水而上，至芍陂北岸和从寿春南下的魏军交战。诸葛恪围攻六安县城，保证了全琮所部后方的安全。
自舒县西南行，需要穿越大别山山脉东端的低山丘陵地带，所经险要有无强口(今安徽庐江县西)和夹石(今安徽桐城县北)等地。太和二年曹休领兵进攻皖城。“(满)宠上疏曰：‘曹休虽明果而希用兵，今所从道，背湖旁江，易进难退，此兵之洼地也。若入无强口，宜深为之备。’宠表未报，休遂深入。贼果从无强口断夹石，要休还路”。朱桓称曹休非智勇名将，“今战必败，败必走，走当由夹石、挂车，此两道皆险厄，若以万兵柴路，则彼众可尽，而(曹)休可生虏”。《资治通鉴》卷七一胡三省注引《元丰九域志》曰：“舒州桐城县北有挂车镇，有挂车岭，镇因岭而得名。”今安徽省桐城县南有挂车河镇，故谭其骧认为挂车当在桐城县南。经夹石、挂车南行，又先后过陆逊破曹休之石亭(今安徽潜山县东北)与韩当破臧霸之逢龙(今安徽潜山县北)，即可到达皖城，进入皖河流域。皖城之西是大别山山脉东端的皖西山地，呈西南——东北走向，山势高峻，其主峰天柱山海拔达1488米，古代亦称作“天山”。在它的东侧则是连绵起伏的沿江丘陵，发源于皖西山地东南麓的皖水、潜水分别向南流注，于皖城东西两侧穿过后，在今怀宁县石牌镇北与从太湖县境西来的长河汇合，形成流量充沛的皖水下游河段，然后向东在皖口(今安徽安庆市西山口镇)注入长江。皖口又称南皖口，是“皖道”的终点。由皖口乘舟渡江，对岸为今安徽贵池市与东至县境，为孙吴丹阳、豫章、鄱阳三郡的交界地带，属于皖南山地的北部，当地居民多为山越之人，曾屡次起兵反叛孙吴的统治，曹魏因此企图与之联系，并利用其力量来削弱吴国。鄱阳太守周鲂即借此缘故诈降魏国，诱骗曹休率兵入皖。《三国志》卷六○《吴书·周鲂传》记载：“若明使君以万兵从皖南首江渚，鲂便从此率厉吏民，以为内应”，“今使君若从皖道进住江上，鲂当从南对岸历口为应”。文中所言之“历口”，就是江南古历水的入江之口，在今安徽贵池市境。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吴扬州庐江郡皖县“历口”条曰：“今怀宁县南张溪河入江处。”他在《〈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中又考证云：“今张溪河在怀宁县对岸入江，疑即古历水。”
皖口东邻长江下游北岸的重要港口安庆，其水域为回流区，江岸平坦，北有盛唐山可遮御北风，长江来往船只常在此停泊，有盛唐湾、长风港等古渡。孙吴奉行“限江自保”的国策，长江水道不仅是其御敌的天堑，也是联络中游、下游两地的交通命脉，皖口的地理位置恰在中间，即为吴国荆、扬二州的分界处。孙权建都武昌时，扬州江防划为东西两段，以扶州(今江苏南京市东南江心沙洲)中分，交给吕范、贺齐各自统辖。吕范“领丹杨太守，治建业，督扶州以下至海”。贺齐“出镇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可见皖口不仅是江淮地区南北通道的端点，还能起到控扼长江东西航运的作用。因此顾祖禹称安庆府为金陵之门户，又说它是“淮服之屏蔽，江介之要冲”。
皖城作为江淮间的交通枢纽，其重要性还体现在当地另有一条西通荆州江滨的陆道，即由皖城向西，沿着皖西山地的南麓与古彭蠡泽(其范围约相当于今长江北岸皖西的武昌湖、泊湖、大官湖、龙感湖以及鄂东的源湖等滨江湖区)之间的道路行进，过今安徽太湖、宿松县境而抵达寻阳。寻阳也有江北的港湾，可以停泊船只。汉朝在当地设有楼船官，制造舟舰并训练水军。前述建安四年冬孙策攻克皖城，刘勋自海昏(治今江西永修县西北)乘舟回援，在彭泽受到孙贲、孙辅的阻击后，“从寻阳步上”，企图改由上述陆道赴救。“到置马亭，闻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孙策在占领皖城后，也派遣周瑜领兵沿此道路迎击刘勋。黄初七年曹休领兵入皖斩吴将审德后，“又破其别将于寻阳”。太康元年(280)西晋平吴之役，王浑“遣参军陈慎、都尉张乔攻寻阳濑乡，又击吴牙门将孔忠，皆破之”。以上列举的战役，交战双方都是走的这条路线。
皖城不仅水旱道路四通，而且拥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当地属于皖、潜二水夹持的冲积平原，虽然面积不大，但土壤富含有机质，肥力较高；附近散布川流湖沼，水源和降雨量相当丰富，又气候温暖，对发展农业非常有利。便于交通的地理位置与土沃水丰的垦殖环境，使皖城受到魏吴两国的重视，双方都想占据此地以控制江淮之间的道路，并兴办屯垦以积聚粮饷，以免从千里迢迢的后方转运。顾祖禹称皖城所以受各方觊觎的原因是：“盖其地上控淮、肥，山深水衍，战守之资也。”如曹操派遣朱光占领皖城后大开稻田，又在城西修筑吴塘堰以蓄水灌溉。吕蒙因此向孙权建议：“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后来诸葛恪进据皖城，也是“据坚城，积谷”，以此地为前线兵站，屡次向魏境发动袭击。
战国中叶至东汉初期，中国政治斗争的地理格局是东西对抗。如秦灭六国与秦末农民战争、楚汉战争、吴楚七国之乱和新莽政权对绿林赤眉军的交锋，都是关中与关东两大军事集团的角逐，双方对峙交兵的热点区域是河东、上党、豫西和南阳盆地等中间地带，位于南北交通路线上的皖城与庐江郡则偏离在外，不被兵家所关注，在数百年内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与长期军事对峙。东汉末年至六朝时期，中国政治基本矛盾的地理表现改变为南北抗衡，这才使地处江淮之间的皖城与庐江地区之军事价值陡然上升，开始爆发了频繁的攻守战斗与持久相拒。
六、皖城与庐江地区军事影响的局限性
自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至太康元年西晋灭吴，汉末三国的战乱整整延续了90年。在此期间，皖城地区虽然战事频仍，你来我往，但从各方交兵的情况来看，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首先，赤壁之战以后，南北对抗的形势得以确立，而魏吴主力军队的作战区域和用兵路线并不在庐江郡，如曹操四越巢湖，曹丕两下广陵，孙权四次进攻合肥，直到最后西晋出动六路大军平吴，都没有使用皖城所在的“皖道”。双方以重兵攻守相持的地区，主要是在合肥——濡须沿线，以及襄樊——江陵、沔口一带。魏吴两国在庐江地区往来进攻的军队大多只是偏师，如前所述，孙吴方面投入主力人数最多的一次为6万，是太和二年石亭之役。这与孙权统10万众攻合肥，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出征淮南的情况相比，显然具有明显的差距。
曹魏在这一方向出动兵马最多的也是石亭之役，文献记载共有10万之众。“(曹)休果信(周)鲂，帅步骑十万，辎重满道，径来入皖”。对此需要指出的有两点。其一，曹休率领的只是扬州都督辖区的兵马，既有“州军”(即本州各郡县征伐的军队)，还有“外军”(即朝廷派遣驻外的军队)，但并不包括曹魏驻扎在京师洛阳与许昌附近的主力精锐“中军”。其二，史籍记载曹休出征有“步骑十万”，这个数字可能含有虚夸成分。因为在赤壁之战以后，曹操集团拥有的全部兵力也只是20多万。如司马懿所言：“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建安末年蜀魏曾在汉中、襄樊等地激烈厮*，曹兵损失惨重，仅于禁的七军就被关羽消灭了3万余人。曹丕称帝后三次征吴，兵员伤亡也很严重。魏明帝即位后社会经济仍未全面恢复。据此看来，全国军队恐怕不会增加多少，能够维持原有的数量就很不错了。如果当时曹魏共有20余万军队，曹休的扬州兵马应该不会达到10万。若是他领兵10万入皖，再加上留守在淮南、庐江两郡的军队，就会有十几万人，区区边陲一州将占据曹魏全国总兵力的半数，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史籍所载的出征人数，有时只是对外宣传的虚假数目。如曹操赤壁之役统20余万兵马，诈称80万。诸葛恪征淮南用20万众，“号五十万，来向寿春”。曹休的“步骑10万”，很可能也是浮夸的兵数。不过如果加上驾驭万余车辆牲畜的众多随征民夫，或许会接近10万的数目。总而言之，曹魏的中军主力多次由荆襄道、巢湖及濡须水与中渎水道攻击孙吴，却从未以“皖道”作为进军路线。在汉末三国的战争中，皖城及所处的庐江地区属于南北对抗的一个次要战场，而并非魏晋与吴作战的主要用兵方向。
其次，皖城虽然被史家称为重镇，但与合肥、江陵、襄阳、樊城、濡须、东关等要戍相比，它从来没有能够凭借守城挫败过强敌的围攻。从前述各个战例来看，来犯的敌兵只要包围了皖城，几乎是每攻必克。如前述建安时期孙策、孙权对皖城的三次攻陷，咸宁四年应绰攻破皖城。诸葛恪镇守皖城时，司马懿入侵的军队刚刚到达舒县，相距还有200余里，他就焚烧积聚，逃往江南的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为什么皖城不能像三国其他著名关塞那样，使敌寇屡攻不克呢？笔者认为，皖城及庐江地区虽然有来往南北的道路，可供魏吴军队来往征战；但当地的自然条件有某些不利因素，因而难以充当双方的主攻路线，在皖城长期坚守也有诸多困难。现分述如下：
(一)寿春至皖口道路的通达性存有缺陷
经皖城、舒县沟通江淮的道路是水陆相间的，船只不得直航，这样就对魏吴两国的南北攻伐带来了消极影响。如前所述，由于皖西山地及其余脉的阻隔，自合肥或六安南下皖城的道路有一段不通水运，大约为200余里，需要步行经过夹石等山险，到达皖水上游才能乘船，然后顺流到皖口入江。孙吴临江拒守，又以舟师水战为长，所以在北伐时往往利用那些连通江淮或江汉的航道。例如在扬州经濡须水口上至巢湖，再沿施水进攻合肥。在荆州东自沔口入汉水，溯流而进攻襄樊；西从江陵经扬水或夏水转入汉水，再北赴襄阳，这样得以发挥其航运的便利与水战优势。如袁淮所称：“吴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贤不出其土，比技量力，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自上世以来常为中国患者，盖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利则陆钞，不利则入水，攻之道远，中国之长技无所用之也。”以步骑作战及陆运并非孙吴军队之长处，因此他们往往回避这种战斗与交通方式。如满宠在合肥以西建造新城后，孙权领兵来攻，“以其远水，积二十日不敢下船”。而皖城北至六安、舒县航路不通，又有挂车、夹石等险厄，如果使用这条道路北伐，物资转运相当困难。所以孙吴在这一方向并未全力投入，作战目的也多是袭扰破坏，像诸葛恪征六安，“收其民人”。全琮攻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这些都属于短期的突袭，并没有作攻城略地后长期据守的打算。曹魏将帅也深知这一点，太和六年陆逊自皖城北攻庐江，满宠便认为不足为惧。他说：“庐江虽小，将劲兵精，守则经时。又贼舍船二百里来，后尾空县(悬)，尚欲诱致，今宜听其遂进，但恐走不可及耳。”战局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陆逊得知寿春魏兵出动增援后连夜撤退。
曹魏方面没有选择“皖道”作为征吴主攻路线的理由则更为充足，因为要想打破孙吴的长江天堑，只能使用舟师，还必须是大型战船，才能在水战的装备上不落下风。如果仅派遣陆军步骑前往，那么即使到达江滨，也只能望洋兴叹。征吴部队的大量船只需要经过汉水或江淮之间的航道才能驶入长江，而难以在陆上转运，因此皖城以北200余里的陆道就成为北方水师南行入江的死结，根本无法破解，这应该是曹魏和西晋的军事统帅不考虑将其列为战略主攻方向的根本原因。另外，解决大军出征的巨量物资供应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陆运需要大量的人畜与车辆，水运则能够利用河流与风力等自然力，船只的载运能力又大大超过车辆。如汉代吴楚地域，“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其效率远高于陆运方式。从相关历史记载来看，若从寿春南征皖城，由于中间航道不通，陆军随行的后勤队伍因而非常庞大，耗费惊人。如太和六年曹休率大军南下入皖，后来溃逃时丢弃了“牛马骡驴车乘万辆”，就是明显的失败例证。由于皖水上游以北航道断绝，缺乏船只直驶入淮的航运途径，所以魏吴双方都不愿意选择这条道路作为主攻路线。
(二)对皖城易攻难守原因的分析
关于皖城易被攻陷而难以坚守的缘故，笔者考虑有以下几点：
首先，皖城距离淮南的经济、政治中心寿春、合肥较远，中间又不通水运，并有夹石、挂车等险阻，因而来往不易。如果皖城在北方政权控制之下，往往形成孤立于边境的相对隔绝状态。若是遭到强敌的围攻，而后方又没有及时救援，往往经受不住敌人优势兵力的打击而导致陷落。例如建安五年冬孙权攻李术于皖城，“曹公不救。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后来曹操派遣朱光又攻占了皖城。建安十七年(212)，“曹公恐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在此背景下，皖城的孤立形势愈发严峻，结果被孙权迅速攻克，合肥的曹军则驰援不及。“既而张辽至夹石，闻城已拔，乃退”。这次战役也表明了皖城地悬边陲、难以赴救的情况。
对于孙吴方面而言，皖城虽然有皖水与长江相连，但也存在着某些通航的困难。这条航道全长约有200余里，由于潜水与长河的汇入，皖水下游航段的流量充沛，宜于船只通行。但石牌以北的皖水上游流量骤减，在秋冬枯水季节不利于船队航行。建安四年(199)冬，孙策施计调离刘勋后，因为水位较浅而没有乘船前往，而是“自与周瑜率二万人步袭皖城”。即使在夏季，如果缺少降雨和山洪的注入，皖水上游的通航也会受到影响。例如，建安十九年五月，孙权征皖城。据当时吕蒙所言，若是洪水消落，孙吴的舟师仍然不能顺利通过皖河上游的航道。因此他建议孙权速战速决，以免船队会停滞在皖城附近而无法返回长江。“及水以归，全胜之道也”。此计获得了孙权的赞同与成功施行。司马懿在正始三年议论进攻皖城时也说过：“贼之所长者水也，今其攻城，以观其变。若用其所长，弃城奔走，此为庙胜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浅，船不得行，势必弃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鉴于以上原因，孙吴方面若想在皖城长期固守，抵抗曹魏的重兵进攻，同样存在着后方不易支援的困难，所以孙权攻克皖城后随即撤走主力，只留下少数部队。吕蒙升任当地军政长官后，却将治所移驻临江的寻阳。正始四年司马懿率众伐皖，孙权命令诸葛恪弃城焚烧积聚，撤往江南的柴桑。这表面上是听从望气者关于交战将会失利的预测，实际则是考虑到司马懿擅长用兵，而皖城冬季水道淤浅，难以派遣船队进行援助的缘故。司马懿抵达舒县后，得知孙吴军队放弃皖城，他停留了十日后撤回寿春，并未进驻皖城，也是由于当地距离后方太远而难以固守。
三国时期有许多以长期抵抗强敌围攻而著名的要塞，例如濡须、东关、合肥、襄阳、祁山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依托山岭江河等有利的地形、水文条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垒的防御能力，从未被敌军攻陷。但皖城位于皖河平原之上，地势平旷而无险可守；又未能高筑墙垒，深浚壕堑，所以易于攻取。如吕蒙所言：“今观此城，不能甚固，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既没有利用附近山川之险，城防亦较薄弱，皖城的屡屡陷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汉末三国的兵争要地当中，皖城地区的情况相当特殊。它地处江淮之间的水陆通道，另有通往寻阳的道路联络荆扬两地，下游的皖口又控扼长江航线，因而军事地位相当重要，南北交战双方对它进行了激烈的反复争夺，都想占据皖城作为进攻敌境的出发阵地。如徐锴所言：“皖之为地，中国得之可以制江表，江表得之亦以患中国。吴孙权克皖而曹操不宁，周世宗平淮南而李氏穷蹙。”另一方面，由于受前述地理因素的限制，皖城易攻难守，所以被各方更替占领，屡次改变归属。魏吴两国都不愿意该地被敌人所掌控，但彼此的策略却有所差异。孙吴的态度十分明确，就是坚决不让敌对势力控制皖水流域，借此来避免长江航运受到威胁。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孙策、孙权先后出动主力，消灭了刘勋、李术和朱光，又在太和二年集中兵力击退曹休的入侵，竭尽全力使皖城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直到吴国灭亡前夕，皖城地区还是保留在其境域之内。
对于曹魏政权来说，皖城与扬州后方距离较远，即使攻占了该地，也难以在那里留驻重兵、转运给养，因而很难实现在此长期固守的战略目的。尤其是在建安十七年曹操内迁江北民众之后，将防线收缩到合肥、六安一带。“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皖城孤悬于国境的形势愈发严重。太和二年石亭之役，曹休遭到惨败之后，魏国基本放弃了过去进占皖城并屯田据守的作战策略，默认了孙吴控制该地的现实。在江淮之间形成空旷地带的局面下，曹魏、西晋无力据守远离寿春后方的皖城。不过，如果皖城只有吴国的少量边防警戒部队，对魏国领土没有构成入侵的严重威胁，曹魏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若是吴国在皖城屯驻重兵，垦田积谷，以此地作为侵掠庐江和淮南的前线兵站，这就是魏国所不能容忍的了，必须要出兵予以清除，以保证寿春、合肥一带主要防线侧翼的安全。前述司马懿进兵舒县，是由于诸葛恪屡次侵袭六安，“远遣斥候，观相径要，欲图寿春”，所以要消除这个隐患。诸葛恪撤走柴桑后，尽管皖城唾手可得，魏军也没有进据占领，而是选择了退兵。西晋建国后仍然奉行上述策略。咸宁四年，“吴人大佃皖城，图为边害”。扬州都督王浑即令刺史应绰攻占该地，焚毁缴获的粮草和船只。他在完成作战任务后也率众撤退，亦未留驻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