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文/图
“兴边茶，和汉藏，滋荥经，润华夏，雕梁画栋留青史；承庭训，守纲常，沐桑梓，植梓楠，玉树琼枝壮宏图。”这是姜氏后人、荥经民间学者吴阿宁为姜家大院题写的一幅对联，算是概括了姜家的从业宗旨和立家之本。
近两个世纪享誉康藏地区
康熙末年姜家从洪雅迁居荥经后，除了开银铺，更多向茶马生意转型。当然，本来盛产茶叶的雅安地区也有这种商业吸附力。
那天在姜家大院，陈保亚教授也顺便给我们补课道：雅安茶叶，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宋朝和明朝两个朝代，因战争频繁需要大量马匹，朝廷颁布了“榷茶制”法令，对茶实行垄断政策，朝廷希望更多的茶叶去换取更多的马匹。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安茶叶得到很好的发展机会，茶叶产量不断增加，焙（制）茶作坊大量出现，每年提供换马的茶叶高达数百万斤。
于是，唐代出现了滇藏茶叶输往西藏的道路。从明代开始，川藏茶马古道正式形成。由雅安经荥经县至康定运输的“大路”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
1995年版《荥经县志》载，荥经县的严道、新添等地是昔日著名的茶商集散地，以民国十年（1921）九月为例，这两个弹丸小镇每日容纳背夫、马帮、行商就有七八百人次，骡马上千匹。
勤劳智慧的姜家先祖看准火候，研制出最适合西藏人饮用的藏茶配方。到清嘉庆年间时，经由八世祖姜铠并经九世祖姜荣华之手，在姜家老店成立了华兴公司，并经北京登记“请引”，创立了后来近两个世纪享誉康藏的“仁真杜吉”边茶品牌，名动一时。
由于“仁真杜吉”制茶工艺独特，很快在众多边茶品牌中脱颖而出，他们生产的极品砖茶受到西藏高僧贵族的喜爱，在西藏上层人士和几大寺庙饮购的雅茶中占有垄断性。
“很长一段时间，其他边茶都销不到西藏，只有姜家的‘仁真杜吉’卖到西藏，也只有西藏上层人士才能吃到。于是，一个个背二哥背着姜家砖茶，跋山涉水，翻越大相岭，走过化林坪，深入康藏雪山，年年岁岁，号子声和吆喝声混在一起，在高山大河间久久回荡……”姜世民老人激动地说。后来，姜家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租下近邻陈家大院作厂房。此时已近清朝后期。
商运起伏，一如茶道坎坷
《百年孤独》里有一句话：“这个家庭的历史是一架周而复始无法停息的机器，是一个转动着的轮子；这只齿轮，要不是轴会逐渐不可避免地磨损的话，会永远旋转下去。”但，世界上有这样永不磨损的轴心吗？当然没有。
姜家遭受的第一次考验是在清末民初。
由于社会的动荡，当局对茶叶的政策时有变动，清末的专用茶票渐渐取代了之前的茶引（指茶商缴纳茶税后获得的茶叶专卖凭证），各省商贩凡纳税者都可领票运销康藏之地，市场热闹了，也良莠不齐了。严格控制茶叶质量的姜家茶店一时有些不适应，生意做亏了，欠了些债，甚至一度到无法开工生产的地步，家里除了一些田产，只剩下“仁真杜吉”的商标和债务，再也无法养活大家族了，姜家决定分家。
分家的条件是：要么分田产，要么分商标和债务。老二姜永兆有四个太太、七个儿子、九个女儿，那些田产无法养活家人，他选择了商标和债务——哪怕穷得叮当响，也要尝还所有的债务。这是姜家的骨气和灵魂。
姜永兆是个熟读儒家诗书的的商人。他权衡后，决定派大儿子永昌和侄子永吉去西藏谈判债务解决等事宜。当时家里已很窘迫，拿不出多少钱给两兄弟做盘缠，就蒸了几袋玉米馍馍，由家里仅有的瘦驴驮着，让他们步行去西藏。这年是1841年的夏天。
带着挽救姜家的神圣使命，姜永昌和姜永吉兄弟俩咬牙上路了。行程异常艰难，从荥经到拉萨要经汉源（黎州）、越大相岭、飞越岭，经泸定、摩西镇、康定（打箭炉）、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察雅、昌都、洛隆、工布江达、达孜等18个城镇才能到达，其间要穿险象环生白雪皑皑的贡嘎雪山群（最高峰海拔7556米）。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漫漫古道，山高谷深，风雪茫茫，野兽出入，一路上两兄弟走得很辛苦，饿了吃玉米馍馍，渴了喝凉水和冰雪，晚上睡在荒郊山洞或是在人家屋檐下睡觉。几个月之后，两兄弟形同乞丐，瘦得皮包骨，终于辗转找到西藏上层人士，告诉他们：之前姜家欠的债会由他们来还，绝不亏欠，姜家也会继续做高品质的藏茶供应给藏区，商业的根脉不会断在他们手里。
西藏上层人士之前听闻过姜家的情况，更被俩兄弟不远千里赴藏求援的精神深深打动，于是借了一些钱(金银和药材)给永昌永吉哥俩，还送了一个无价之宝鼻咽壶留作纪念。在打箭炉，永昌永吉将金银和药材换为流通的钱后，返回荥经。
凭借着这些借来的钱和姜家人的技术，在姜永兆的主导下，茶厂又重新开工，逐渐走上正轨，把欠债还清了，还有了盈余。这是1850年的事情。
1851年春，一阵吱吱嘎嘎的马车声压过开荥经善寺洋槐下的青石板路，姜家人徜徉在这条老街上，他们注意到了一座老院子。很快，姜家人从一徐姓土司手里，购得了那座始建于明朝末年的一座大院，到手后，姜家在徐氏院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和装修，请工匠在家里精工雕琢，西面建造了茶叶生产棚架（车间），并添建了居住的后院，形成“七星抱月”的院落格局。这，也就是后来的姜家大院。
过了几十年，到1914年初，姜永寿当家后改“华兴号”为“裕兴茶店”并亲临康藏与各债主见面，商议再由各债主支持一把，“裕兴号”茶店再度走红。年产边茶值十万两银。姜永寿办事老练智慧，精于茶叶鉴别，人称“茶状元”。
1915年，姜永寿又将“裕兴茶店”更名“公兴茶店”，此时姜氏茶业已达到年产边茶四十万余包的规模，成为当时荥经茶业之首，又一次响誉雅安，誉满康藏。
曾几何时，那些身材高大、挎着长剑、裹着羊皮、穿着手工黄麻长上衣的康巴汉子，也成了姜家大院的常客。他们爽朗的笑声，一如金秋时节桂树花蕊的纷纷散落……
茶商之星最后的陨落
商运起伏，一如茶道坎坷，漫漫长路缥缈在雪域云端里。
早在民国初年，姜家裕兴号就与闻名县外的兰贡爷（荥经茶商兰云台之父）结成儿女亲家，既是亲家，双方便有“共赢”义务，这个义务是：姜家获得颇有权势的兰贡爷的保护，兰家则获得姜家生产边茶的技能传授和贸易支持。
久而久之，姜家扶持兰家茶业为自己付出了代价。根据姜家后人的说法，姜家前后扶持兰家开拓市场达10多年，直到1928年。其间，为了扶持兰家做好茶生产，“裕兴号”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传授生产技能，二是出让市场，三是在“云泰号”边茶立脚之前采取一搭三、一搭二、一搭一的办法，也就是买一包姜家茶送三包兰家茶，帮助兰家打开销售局面，直到兰云泰的茶完全在康藏站稳脚根。这样帮下去，犹如被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溺水者拖下去，虽最终救起他，但救人者自己也呛了不少水，弄得精疲力尽。
家大业大，拖累也大。姜家自身几十口人的吃穿用度全搁在“裕兴主人”身上，“主人”为了使家庭成员之间不产生矛盾度和冲突，规定大家的吃、玩、耍、拿布匹由管家按时结帐，近乎大手大脚。这种看似风光热闹、坐吃山空的措施，耗费了“裕兴号”大量钱财。加之随着家庭人口迅速蓬涨，每个的想法和追求不同，有的想学文，有的想学武，有的想种田，各行其是，生意逐渐衰落。
姜家衰落的另一原因，始于"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
1939年，西康省政府成立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面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首先想到的就是操纵边茶贸易，他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
姜家产业不愿掺和刘文辉的事情，更不愿加入"康藏茶叶公司"，但失去了政治上的庇护，无法贩运茶叶入藏。他们琢磨投资其他生意，把钱投资到了一个做绸缎生意的远房亲戚处，亲戚凭姜家的巨额投资赚了大钱，在香港、上海、成都都开了铺面。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吃大独食，只将借来的本钱还给了姜家，其余占为私有。
1946年前后，姜家被逼到*的边缘。西藏商人还想拉扯姜家一把。由于从雅安经康定进藏的道路均被刘文辉武装把持，藏商只得选择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绝路”，试图将姜氏"仁真杜吉"运入西藏，线路是：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坐竹筏到乐山，乘轮船到武汉后，通过火车转运到广州，经远洋轮船到印度，最后从印度进入西藏。绕了一个大圈子。姜家感受到从茫茫雪域送来的热情，极为感动，运作卖力。
这次运输虽然成功了，但成本实在太高，以后，西藏方面再没找过姜家。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
雪上加霜的是，荥经县一带还出现了假茶——桤木茶。《荥经文史》记载：“粗菜逐渐不敷边引之需，故有奸商采桤木叶掺入茶中牟取暴力，茶务渐衰”，桤叶入茶，市场搞乱了，这也间接导致姜家茶业走下坡路。从这个角度看，单纯的诚信似乎是对自己的伤害。
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姜家已欠了不少债，只好把所有土地都卖了，家业完全垮了。当时的掌门人姜永清借钱做了点茶，勉强把家人养活。１９４6年前后，产业完全破落，族人生活变得捉襟见肘，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家族竟活活饿死了三房十多口人。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姜家老小已沦为"城市贫民"。作为建筑实物，姜家院子则在风雨飘摇中默然矗立。
一门望族，旁支颇多。作家周文的母亲便是姜氏姜永康的大女儿，永兆的大孙女。周文 1907 年6 月生于荥经，是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之一，曾被鲁迅先生称为最优秀的左翼青年作家之一。
离开姜家大院时，我的心情有些沉重。一道猩红色光晕将大院涂下浓浓的阴影。桂花树上，跳出几只雀鸟儿，它们吱吱鸣叫着蹿向天空，也将我的视线拉向大院的屋脊。屋脊上那些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狎鱼、麒麟等雕饰物栩栩如生，好像随时可以跳下来和我们诉说一番，但我实在不知道该跟它们说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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