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缪冬
11月19日至11月24日，第六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诗歌活动在香港主会场举行。11月25日至12月1日，内地十座城市接力诗歌雅叙，以座谈会、朗诵会、电影展映分享等形式与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继续分享诗歌的魅力。
诗人北岛在“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开幕晚宴上致辞。 十年前“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创办之际，首届诗歌节的主题是“另一种声音”，引自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z）
的文章。在世界的表象后面，需要的是沉潜的内在的力量。作为另一种声音的诗歌，或许反而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本届诗歌之夜的主题是“言说与沉默”，北岛表示，哲学家把可说的弄清楚，诗人把不可说的表现出来，哲学止步的地方正是诗歌的开端。与会的国际诗人与华语诗人们，也对这一主题作出创作和诠释，他们跨越语言、文明与地域的边界，企图寻找创造与爱的表达的可能。本届诗歌节应邀参与的诗人、翻译家、学者、音乐家等人数创下历届之冠，五十多位世界知名诗人和音乐家齐聚香港，举行了一系列诗歌研讨会、朗诵会、现代舞、音乐会等丰富的诗歌体验交流活动。
11月19日至24日的诗歌活动在香港主会场举行。本次诗歌节围绕主题举办了多场座谈研讨，在第一场主题座谈“言说与沉默——抗拒的状态”中，来自中国台湾的诗人杨佳娴在发言中提到，诗人是语言的行家，但同时应该对语言保持敬畏，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什么时候沉默，什么时候发言。她举了朱自清诗歌教学的例子，朗诵后沉默闭眼，然后睁眼说“这诗写得多好啊，下课”。杨佳娴认为，写作者都应懂得沉默的可贵。
在主题座谈“言说与沉默——文化翻译”中，与会的斯洛伐克诗人马丁·索罗楚克认为，最好的翻译是有勇气的翻译，因为译者需要在表达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在强大的传统的语言之外找到新的寓言。另一方面，译者也需要聆听自己，需要沉默，也需要沉思，这样才可以在语言的转换中，发现新的表达。
在主题座谈“逻辑之链以外的言说与沉默”中，来自加拿大的诗人路易丝·杜普蕾提到，诗歌创作就像诗人与自身的一场赌博，诗人用词就像是在掷骰子，将它们投在纸上，看看运气如何。有时候一无所获，有时候运气好，能写出点什么。正如同法国诗人马拉美所说：“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
关于沉默，来自塞尔维亚的诗人安娜·里斯托里奇分享了极具画面感的片段：“有些人相信，当什么都不剩的时候，寂静就来了。但在诗歌中并非如此。有的时候沉默会点燃演讲，有的时候沉默会让演讲停止。”根据奥尔德思·赫胥黎的《时间需静止》，时间必须有个停顿，但只有诗歌方能做到这一点——在专注于体验的时候，触及未知。
本届诗歌节举办了一场重量级的世纪对话：罗马尼亚文化界的传奇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与普利策奖得主、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甘德就“言说与沉默”的主题展开了对话。世纪对话曾经邀请阿多尼斯与古川俊太郎、韩少功与阿西斯·南迪等诗人学者进行对话，而本届对话的两位诗人都是在各自领域取得杰出文化成就的国际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曾获欧洲自由诗人奖，甘德的诗集《陪伴》获得了2019年普利策奖，他翻译了大量拉美作家的著作，并致力于推广多多、欧阳江河、翟永明等当代中国诗人的英译本。话题从诗歌翻译开始，翻译是这个时代的隐喻，让我们看到陌生人身上的亲近感，也看到自己身上的陌生人。安娜提到罗马尼亚语是“有阴影的语言”，甘德还特别请大家注意欣赏安娜的罗马尼亚语美妙的韵律和节奏。
除了内容丰富的主题座谈以外，诗歌节还举办了精彩的诗歌朗诵会，多位蜚声国际的诗人用母语带来了诗歌朗读。俄罗斯诗人马克西姆·阿梅林放声朗诵：“扔掉你的三脚架，去拍摄天空、海洋和那苍穹中耀眼的太阳。”美国诗人简·博文朗诵了她的长诗《丝诗》中的片段。她说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于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首情诗。“文字像远年的苔藓，渗出古绿的颜色。我阅读着/这城市的内壁，滑到最深最深的地方，又从那里缓缓攀升。”诗人钟国强用抑扬顿挫的粤语朗诵了他的诗作《水井》。
本届诗歌节的一大亮点，是令诗歌爱好者和观众耳目一新的音乐表演。音乐会呈现了先锋和试验的特质，邀请了多位知名艺术家与诗歌爱好者见面。来自美国的克里斯托弗·卓别林和诗歌之夜的音乐总监、著名音乐人李劲松奉献了令人沉醉的合奏，来自波兰的艺术家达里乌斯·马卡鲁克的影像与钢琴、二胡的干净空灵结合，令观众流连忘返。
诗歌节还探索了人工智能写作的主题。基于人工智能程序的合成艺术家若娜
（YONA）
，能够作曲填词与表演。若娜与电子音乐家监制艾什·古沙合作完成了专辑《Return 0》，若娜依照古沙的音乐做学习，并以此再产生新的歌曲与歌词。若娜内置多种经过搜集和合成的人格，展现了多面性、开放性的共同人格存在的可能，反映在了虚拟人的创作中。AI写的诗《玉兰花》中有一句：“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真实的。”古沙的团队仍然在关注人工智能的进化，目的是研究让人工智能成为虚拟合伙人并与人类合作，在创造性的任务中提供创新的想法与协助，并希望借此激发人类的潜力。
两年一届的诗歌节经历了十年的成长，已经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诗歌盛宴，也是国际诗坛上最受人关注的诗歌活动之一。位于香港主会场的活动结束后，11月25日至12月1日，内地十座城市接力诗歌雅叙，以座谈会、朗诵会、电影展映分享等形式与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继续分享诗歌的魅力。11月25日，北岛现身海口分会场活动，作家韩少功、蒋子丹也加入了这场诗歌盛会。海口分会场的活动包括文昌中学诗歌校园讲座、诗歌研讨会和朗读沙龙，11月29日至30日，北岛、路易丝·杜普蕾、甘德、日本诗人四元康佑、音乐人荷马等嘉宾齐聚南京先锋书店，开启“最初的话语”诗歌讨论会，讨论诗歌的语言和翻译问题。
在武汉分会场，诗人余幼幼与读者进行对谈，分享了她的创作感悟，我们借这一机会对她进行了一场专访。
余幼幼是成长在网络迅速普及时代的青年。14岁开始写诗的余幼幼，最初是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诗歌作品。她选择用诗歌的方式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朦胧的女性意识，很多作品中涉及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不料遭到网络上很多人的谩骂。攻击的声音大多来自男性读者，有些指责她“下流”“淫荡”“尺度太大”。余幼幼绕开了传统文学场发表出版权力的制约，却绕不开父权制意识形态中男性对女性的道德审视和价值判断。质疑和否定的声音是因诗歌而来，却鲜少针对诗歌本身。
无论是诗歌史还是更广意义上的文学史，都是权力书写的历史。女性书写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了话语权，这也意味着女性主体地位的丧失。因此作为书写者的女性，要面对的任务是艰难的。余幼幼认为，至少要解决三个问题，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找回作为人的主体性，不做男性价值体系中的“他者”；找回作为女性的主体性和自主性，发挥女性的性别优势和特质；找回书写的主体性，不再借用男性话语，构建自我的书写语言，在创作中保持独立的人格。
余幼幼，1990年生于中国四川，2004年开始写诗，现出版诗集《7年》《我为诱饵》。曾获《诗选刊》年度先锋诗人奖、星星诗歌奖、2012年“年度大学生诗人”。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今天》《天南》等刊物。
新京报：你发了一条微博：“诗永远只在一小部分人之中，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诗歌，对很多人而言，生活中有比诗歌更重要的东西。”你怎么理解“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诗歌”？
余幼幼：需要诗歌的人就会去寻找诗歌。我们可以通过绘画、音乐、图像来表达自己，诗歌只是众多表达方式中的一个。我现在也在寻觅其他的表达自我的方式，诗歌不能完全解决我自身的问题。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诗歌的意思是说，很多还在解决生存问题的人，对他们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并不是阅读诗歌。
余幼幼在活动现场。
新京报：一些人认为诗歌的影响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你其实不太在乎这件事。
余幼幼：我觉得我不在乎这个影响力、诗歌更多的是表达个体，就是它对我特别重要。在广袤的世界中，诗歌永远是很小很小的一块。它永远是面对少数人的，不会多么恢弘多么宏大，但就像尘埃一样，它就是存在。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对某个个体来说，它就是美好的。
新京报：你认为中小学生需要更多的诗歌教育吗？
余幼幼：诗歌无法被教育。你可以教他们怎么去阅读，但你没办法教他们怎么去写作。国外的创意写作其实是在把写作职业化模式化，教你怎么用写作来谋生，但经过这些训练之后你是不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也未必见得。诗歌阅读是可以的，可以提供给他们好的作品去供他们阅读。
新京报：你在《七年》这本诗集中用诗歌的方式记录了成长中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那你现在还会继续关注女性议题吗？
余幼幼：我当然会继续关注，毕竟我身在其中。而且我觉得作为作者的困境并没有解决，这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新京报：你经常被评论界称为“90后诗人”，因为成年以前就开始写作，也被称为“少女诗人”，你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余幼幼：这都是别人对我的评价。任何评价我都可以包容，但我不会去特别赞成谁，因为他们的评价也是基于当下阶段的我，而我是在不断变化成长的。所以我最主要的工作不是用谁的评价来指导我的写作，而是突破自我。
新京报：今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十周年的主题是“言说与沉默”，北岛在解释这个主题时曾经说道：“对于不可言说的，诗歌是一种可能”。你怎么理解关于言说和沉默的话题？
余幼幼：我觉得沉默是言说之外的言说、沉默本身也是一种言说，它是更抽象化的。当然在我的创作中我会尽可能言说，但在特殊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隐去它字面上的含义。
新京报：今年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还展现了AI的诗歌写作，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余幼幼：我看了“小冰”写作，我觉得特别好。它又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是大数据下的写作，我觉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它更像是一种文字组合，一种可能性，一种新的形式，但它不能代替真人写作。它生产的作品具有偶然性和随机性，至于能不能被称为“诗歌”，我们需要针对单首作品去评价。
新京报：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
余幼幼：我更愿意使用“女性主义者”这个词。任何一位独立的女性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女权”这个词强调一种对抗性，我们不是要把谁当敌人，而是要调整权力关系。
新京报：今年东亚邻国的两部作品《黑箱》和《82年生的金智英》引起了社会对女性议题的关注和热烈讨论，你认为诗歌也有这样的力量吗？
余幼幼：绝对是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想要去迎合某个特定的环境，但诗歌写作基于自我的表达可能会引起别人的共情。别人可能通过我的表达发现自己的声音。
撰文丨缪冬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