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既是乾嘉学术的最后重镇，也是跨入近代学术路轨的第一人
他的学术成果一直为学人享用，而他的文化传承之举更让后人崇敬不已
文 | 李广春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芸芸众生，大都来去匆匆，了无痕迹，更不要谈什么名了。但也有不少斯人已去却被人常常怀念，想忘都忘不掉。这些人大都与立德、立功、立言密切相关。
说到《论语》必定会想起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等名句脱口而出；说到“精忠报国”必定会想到岳飞，“岳母刺字”等典故家喻户晓；说到《岳阳楼记》必定想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哲言是仁人志士的座右铭。阮元，就是一个经常被人怀念的人。
阮元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他是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名臣，死后被道光帝称为“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评价之高，人之罕及。我在扬州生活了三十多年，过去孤陋寡闻，不知其人，后因工作关系听闻其人，但对其著作并未仔细系统阅读过。日前，有幸参加《阮元集》新书发布研讨会，来的专家学者，阵容之大，层次之高，领域之广，让我大吃一惊，也足以证明阮元不是一般的乡贤。
《阮元集》作为国家古籍整理十年出版规划项目、出版专项资助项目，其主编为南京大学文学院的长江学者程章灿。全国中文系的长江学者扳着指头也数得过来，程章灿先生愿意费心劳神去钻故纸堆，不辞劳苦地组织专家学者爬梳剔抉，用了好几年时间，比照各种版本，正本清源，依例编纂整理，辑集出版，一方面体现了程章灿先生的文化担当，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阮元在历史上的文化学术地位。出席研讨会的还有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赵生群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徐兴无院长、清华大学戚学民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爱平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王锷教授、全国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姜小青副主任等，可谓学术大咖云集，影响超乎想象。
会上听着专家学者的慷慨陈词和连珠妙语，翻着新书的目录章节和前言导语，回家后又按图索骥去触摸有关篇章，深感阮元在那个时代是多么了不起，难怪扬州人不遗余力恢复阮元家庙。扬州地方历史学者这么多年执着如一，赵昌智先生、王章涛先生等著述颇丰，而阮元后人同样不遗余力，阮衍喜父子自掏腰包，出版祖上文献；阮家伟以传承阮元文化为己任，在文创上力探新路；阮锡安从机关退休后干脆在阮元家庙成立阮元文化研究中心，招揽有志之士，专攻阮元文化，致力文化传承……这些无疑为阮元文化的传承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阮元后人的这些努力，显然已经超越了光宗耀祖的传统意义。像古建专家阮仪三，早是享誉海内外的大家了，还用得着傍祖沾光？他这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阮元文化研究，为的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可以这么说，阮元不仅是扬州阮家的祖宗，也是扬州乃至全国值得崇敬的先贤，俨然已成为扬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
说起中国近代文化绕不过阮元，他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让人时常怀念实在情理之中。
文化传世之作启人心智。钱穆先生在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章讨论阮元焦循的治学宗旨和方法，认为阮元敭历中外，所至提倡学术，主持风气，不遗余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学说史（明清卷）》亦持此说，认为阮元既是乾嘉学术的最后重镇，也是跨入近代学术路轨的第一人。
阮元官做得好，书也写得妙，他编纂的许多学术典籍至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他领衔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清代学者对于儒家经典《十三经注疏》所做的一次空前、大规模、较为精善的整理，至今仍是研习国学的必备书籍。之后又主持编纂皇皇巨著《皇清经解》，对清代学术做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自己也是博通经史的大学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不忘学术初心，日积月累，学富五车，著述丰赡，涵盖了传统学术的经史子集四部。这次广陵书社先行出版的《阮元集》阶段性成果，收录其自撰著作，至今读来仍是那么饶有趣味，发人深省。《三家诗补遗》时有精审发明之处，可见其学术功底深厚，时人诗话大家沈德潜为该著作序，文序相得益彰。《畴人传》更是让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为“中国前所未有的科学史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重文轻理，对自然科学研究相对不足，而该著作却对历史上天文历算卓有成就者搜罗完备，更难能可贵的是，对西方的哥白尼、欧几里得、利玛窦等37人一视同仁，予以立传，可见其学术视野之宽，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更为大胆的是，对占星等封建迷信内容一概不收，更加彰显中国古代天文历算的科学内涵。他的著作能传世至今，引得那么多学者潜心研究，更多地因其著作中有启人心智的学术思想。
文化传承之举令人景仰。人去政声留，千古美名扬。无论是去浙江、云南做封疆大吏，还是到北京在中枢机关做事，他的清廉操守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他的学术成果一直为学人享用，而他的文化传承之举更让后人崇敬不已。
清朝满汉两族文化习性相对隔膜，他利用自身的政治地位和学术影响，将中华文化自觉地向高层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满汉文化的融合。他的文化传承之举，是在集大成基础上的继往开来。清代金石学，由于他把散氏盘制作为拓片，开风气之先。清代官方第一次整理学术资料，“儒林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由他主持编纂的。
培养学术新人，固然需要言传身教，但大规模造就人才，还得一改传统书院的旧模式。他用集体领导的学长制代替了陈腐的山长制，在杭州创办诂经精舍，在广州创办学海堂，这些新式学堂不以科举及第为终极目标，学习内容丰富多彩，既有传统国学，更有自然科学，讲求经世致用，力争让莘莘学子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是读书做官。他反对纯粹为了科举考试的死读书，主张读书经世致用，认为“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相较后期的同仁馆等专门培训外事的官方机构，阮元创办的这些新式学堂理念先进，有很多先见之明，聘请的导师都是博通古今的饱学之士，教学方法独特，造就人才良多。阮元故去，传承犹在，让人念念不忘，也是理所应当。
文化传播之功生生不息。阮元撰写的众多著作至今为人所用，他的学术成就自不待言。一个人为官位极人臣，为学成为一代宗师，这自然是了不得的事，但更让人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文化传播之功。提携后进、培养人才对文化传播的功绩最为显著。他在山东、浙江、广东、云南等地为官，担任学政、巡抚、总督，选拔培养了大批学子，不少人后来在为学、为政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正如梁启超所说，他“每到一处，都倡导学术，给浙江、广东、云南的同时代人施以巨大影响”。
文人相轻是自古及今的坏毛病，但大师身上不会有，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专业的素养，让阮元成为一个没有门户之见的“通儒”。他以传承文化为己任，以传播文化为乐事，一切他认为值得肯定的东西，他都想方设法帮助传播，让更多人分享知识和思想。他利用自身的地位和影响，经常帮助贫寒的学者，刊刻他们的著作，为学术文化传播不遗余力。他自己曾说，“役志在书史，刻书卷三千。”他先后刊刻当时知名学者的著作不下数十种，其中许多著述编入了他安排家人在扬州老家辑刻的《文选楼丛书》中。他所主持编刻的《淮海英灵集》及阮亨按照他的体例续编的《淮海英灵续集》，使得许多当时并不知名的扬州、南通等地诗人诗作保存流传，为今天研究地方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每到一处为官，都去发现新人，结识饱学之士，不问出身辈分，不分门户派别，一切经世致用之作都在他的视野之内，搜罗推介，刊布推广。乡邻焦循一介布衣，潜心学问，与之既是族亲，又是志同道合的学友，阮元无私地资助其研究，使得焦循的学术思想流传至今，并在其故后为之作传，盛赞焦循为“一代通儒”，就是一个极佳的案例。（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