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文中有节略。纸本，纵32.5厘米，横1822厘米。（包括装裱部分34.3 x 2178.4 cm）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约翰.克劳弗德藏。卷尾无书写纪年和史款，约书于绍圣二年（1095年）。卷内钤有“ 内府书印”、“绍兴”连珠印、“内省斋”、“秋壑图书”、欧阳玄印”、“项子京家珍藏”、等印鉴，还有项元汴跋。《式古堂书画会考》、安歧的《黑缘会观》等书均有著录。
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黄庭坚草书长卷《廉颇蔺相如列传》（以下简称《廉蔺传》），是一件传世草书名迹，也是2013年上海博物馆举办《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的第一“明星”级书法展品。我曾经多次独自或陪友人近距离观赏过此卷，古艳生香，醉心悦魄。不禁想起赵孟頫之言：“黄太史书如高人胜士，望之令人敬叹。”
翁万戈尝云：“此卷无黄庭坚之款印，但其为真迹，从无疑问。全卷草书（狂草）203行，约1700字，为黄氏现存书迹最长之卷。此卷创作年月约为1094—1097年，即宋哲宗绍圣（1094—1098）时期”（见翁编《美国顾洛阜藏中国历代书画名迹精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徐邦达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中有云：“此卷书法近怀素，都是晚年的精作，顾复《平生壮观》中说有伪款，到吴升、安岐时则说：'后不书款’（现在确实无款），可能伪款在早先又给人去掉了。山谷往往草书前人诗文，自行书作后跋，后世大都把它一分为二，所见如仅存后跋的原《懶残和尚歌》、《为张大同书韩愈赠孟郊序》；有本文无后款的除了本件外，还有《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浣花溪图引》等。”
李万康或许是第一个怀疑《廉蔺传》之人，他在《编号与价格：项元汴书画收藏二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一书中说：“这件黄庭坚《书廉蔺传卷》属于精心制作的伪本，作伪者应该就是在卷后题跋的张大千。”此说实误。此卷是谭敬（区斋）收藏在先，而张大千购藏并出售在后（约出售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张珩在《张葱玉日记》（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的1939年7月12日日记中有云：“访谭敬，出示山谷大草书《廉颇蔺相如传》长卷，真而精。予见山谷草书卷凡三，此当列第二。”虽然当年谭敬与汤临泽等人高仿伪赝古书画，名闻海内，但想要骗过张珩的“法眼”，几无可能。另外，谭敬与张大千当年并无“交集”，他们不属于同一圈子中人，所以也不存在谭、张两人合作伪赝此卷的可能。因为在当年上海书画鉴藏界，只有张珩尚能入得谭敬之眼，誓以一决雌雄，争夺第一把“交椅”。但谭敬究竟是从何人（即此卷“上家”）手中购得此卷？我遍查资料，仍暂时无考。
2013年8月12日，上海《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周刊发表了曹大民《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质疑》的长文（以下简称曹文）。曹文从文字错谬、章法失误、笔势乖谬、用笔线质特点迥异于黄书、鉴藏印章等六七个主要方面论述，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鉴定书画。关键看书画本身，著录、题跋、印章等只是辅助手段，仅作为旁证。此卷传为黄庭坚草书，从书法本身的水准来家已经能够说明问题，再加上一些辅助证据，则大体上可以判定此卷非黄庭坚真迹。至于是什么时代何人所仿，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他最后还说道：“米芾给这类书画以'伪好物’之称，但是这卷传为黄庭坚的草书相距'伪好物’是否还有一定的距离呢？”曹文认为《廉蔺传》似乎连“伪好物”都算不上，几乎就是低仿之作。通读曹文，看似论据详实，分析入理，但其中颇多脱离史实和先入为主之见，以及一些“正确的废话”。如果《廉蔺传》是一件拍场之物，曹文或许会引起“围观”或哄传效应。但是曹文刊出后，学界不置可否，几无反应。
曹文中列举的《廉蔺传》中部分有异议之字（右上第一字“氣”非本卷中字）
一星期后，《艺术评论》又刊登了章汝奭老先生的录音采访文章：《若没有人质疑〈廉颇蔺相如列传〉，那才该遗憾》（以下简称章文）。章文力挺曹文的论点，章老还说：“再看张大千的这个题跋，莫名其妙，这个题是什么题？什么文字？如果是赞赏那就赞赏，不是赞赏的你就说明问题，至少主旨要清楚，他这个就模棱两可，故弄玄虚，究竟是想让别人知道看出什么？”后面说了张大千以往的“劣迹”，并还用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一书中某些内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文中还有一些颇为发噱的老年人“童话”，几乎令人忍俊不止。
张大千在《廉蔺传》卷后跋记云：“丙申重九，江户借屋（居），展曝行箧所携书画，对之惘然。忆五年前为人篡去之《伏波神祠卷》，何时始为延津之合耶？”张大千在此跋中讲述了自己平生最大的一个“哑巴亏”。他收藏的黄庭坚《伏波神祠卷》（也是谭敬旧藏，今藏日本永青文库），居然被好友、日本著名古董商人江藤涛雄的遗孀“吞没”。所以，当他后来在观展《廉蔺传》卷时，不禁又想起此事，故而对之惘然，感慨万千。详情见黄天才著《五百年来一大千》（台湾羲之堂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一书，此不赘述。章老是上海著名书法家和文化老人，但他却不知《廉蔺传》和《伏波神祠卷》均曾为张大千收藏过，却指责“张大千的这个题跋，莫名其妙，这个题是什么题”？这似乎像是一场自娱自乐的“二人转”。所以读者也大多一笑了之，看过即忘。
张大千在1956年跋记中提及了一段“辛酸”往事。张大千一生行走江湖，但从未吃过如此大的“哑巴亏”。
《廉蔺传》卷究竟是否是黄庭坚的晚年之作？此说最早见清初人顾复《平生壮观》卷二：“山谷诸长卷，强半学怀素，皆绍圣二年（超注：即1095年）谪于黔州，获见《自叙》（超注：即怀素《自叙帖》）以后之作，晚年书也。”山谷享年六十一岁（1045—1105），如此似可将其五十岁以后定为晚年。顾文中“强半”应为大多数（或一半以上）之义。但问题是：《廉蔺传》卷可否列为“强半”部分中的“晚年书”？草书《诸上座帖》卷也无年款，但有“山谷老人书”名款，且跋中有受书人“吾友李任道”上款。根据黄庭坚文集中有关诗篇可知，李氏是山谷在元符二、三年间（1099—1100）贬谪戎州时的友人，而此时山谷五十五、六岁左右。故定《诸上座帖》为晚年书，无可疑义。可参阅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二）》。
但有问题出现了：如将《廉蔺传》与同为“晚年书”的《诸上座帖》比较发现，两者确有所不同，而且亦如曹、章二文中所指出的，《廉蔺传》中有某些“章法失误、笔势乖谬、用笔线质特点迥异于黄书”之处。但也未必如曹文中所说：“其中明显突出的失笔错谬和丑俗之书几达200字，占全部字数的七分之一强。”比如“氣”字，曹文认为“米”字少上部二“点”，成为了“木”字。但孙过庭《书谱》中“氣”字上部也少了二“点”；等等，有些字似有商榷之处。如将之与“标准件”的《诸上座帖》相比，《廉蔺传》疑似“伪作”。因为同是晚年书作，两件作品不可能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这几乎是一个鉴定的基本常识。
其实，黄庭坚自己在《山谷题跋·书右军〈文赋〉后》中就已经说过：“余在黔南，未甚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今方悟古人沉着痛苦之语，但难为知音者。”山谷在绍圣二年（1095）贬黔州，当三四年后在戎州“见旧书多可憎”，而且十字仅有三四字稍微满意（“差可耳”）。不妨由此推论：古今人定《廉蔺传》为山谷“晚年书”，似自由心证。这应是五十岁以前（或左右）之作。它与《诸上座帖》同出一人手笔，只不过笔势、字法等尚未像“晚年书”那样精绝而已。水赉佑曾将山谷草书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早年）：嘉祐六年至元丰三年（1061—1080）；第二阶段（中年）：元丰四年至元祐八年（1081—1093）；第三阶段（晚年）：绍圣元年至元符三年（1094—1100）。（详见《书法研究》1986年第一期）故应将《廉蔺传》定为山谷中年之书，虽也似自由心证，但感觉比将之列入“晚年书”较为合情合理。
再换一个角度来简单讨论黄庭坚的书学理念。北宋中期，书家们在师承晋唐的同时，开始尚意求韵，不是再单纯地追求章法程式，而是从“字外求法”，寻求有个性的书风。黄庭坚尝云：“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学书端正，则窘于法度。”（《论书》）当时书家推崇“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的理念。山谷在《跋东坡水陆赞》中有曰：“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将书法中的错笔或病笔，也视之为一种病态或残缺之美。在这种开天下风气之先的审美观下，怎么还可能再以固有的传统书法标准程式，一笔一划地去约束他们？
所以，曹文中指责《廉蔺传》“章法误失”、“笔势乖谬”等说法，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而是以今天的审美标准去评判宋人，岂非缘木求鱼乎？至于曹文中批评的“结体低俗丑陋”，难道不正是山谷所刻意倡求的“虽其病处，乃自成妍”？而苏、黄、米等人对晋唐书法的某些叛逆和颠覆，历来就曾屡受批评和非议。所以，曹、章二文中的诸多观点，几乎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况且《廉蔺传》还是黄庭坚一件书风未臻颠峰之作，其中诸多的粗疏错谬，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呢？而黄庭坚草书中的某些习弊，后来还被元代书法家鲜于枢贬低得一无是处：“张长史、怀素、高闲皆名善草书。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论草书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安岐在《墨缘汇观》中也说过：“每见涪翁大草书，其间虽具折钗股、屋漏痕法，然多率意之笔，殊不满意。”在山谷诸体书法中，草书争议最大，毁誉参半，几近霄壤之别。
《廉蔺传》卷中的鉴藏印问题。全卷有自南宋绍兴内府至当代顾洛阜的历代鉴藏印数十方，但可能其中某些古印的真伪有异议。李万康《编号与价格》中说：“本卷包括项氏印记在内的诸多印章，如卷首'绍兴’和'项子京家珍藏’印等，虽然咄咄逼真，但每印皆有伪造痕迹败露。当属精仿伪印。”他还认为《大观录》、《书画记》、《墨缘汇观》著录过的《廉蔺传》似真迹（？），但已“佚”；而今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者“疑伪”。我也认为卷后项元汴跋中“明项元汴珍秘”，似后人之书写口吻，否则与古人署款体例不符。翁方纲尝云：“古人书迹，未有于年号上著朝代者。”同样，古人书迹中，也未有于自己姓名上著朝代者。有谁见过像“明董其昌”或“清翁方纲”的自署名款？有者必伪也。
又，曹文中也认为诸多印为伪印外，还有些印钤印的位置和排列“诡异反常”。并说：“明言之就是南宋、明清藏鉴者为民国时期的张大千、谭敬预留了钤印的位置。其中清代亲王永瑆的两方印盖得尤其局促拥挤，明显是因为缺少了空隙而挤在了一起，但是后来者张、谭的印反倒布排在靠上居中，周遭疏朗，其他印章似众星拱月一般围绕四周。张固是作伪高手，已众所周知，谭敬则与民国时期上海某书画作伪集团过从甚密。”曹文的言外之意：那些南宋、明清鉴藏印皆疑似张大千或谭敬的伪赝。这几乎是心中疾多的疑神疑鬼或杯弓蛇影。古今哪里有后人印不可盖在前人印的四周或中间之说？难道鲜于枢草书《石鼓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卷后，三方被古人印章“包围”的谭敬之印，也是事先“预留”了位置？像这种“无厘头”疑问将永远无解。曹文只不过是想为张、谭伪赝古印寻求某种疑似“证据”而已。
《廉蔺传》卷末左侧“石渠宝笈”印下、“安仪周家珍藏”印上，为张大千、谭敬各二印
另外，不可以随意用某一方印去证明钤在别处的印文相同之印的真伪。谁又能保证某一方印只曾经刻过一方？如果曾先后刻过二方或二方以上的同一印文之印，先刻是真，而后刻则伪？印章不应设定唯一“标准件”，否则就往往会误入歧途。鉴藏印在书画鉴定中只是诸多的辅助内容之一，鉴藏真印许或能证明作品的流传和收藏等情况，却无法证明作品本身的真伪。
如果暂不考虑《廉蔺传》卷上历代鉴藏印之真伪，则此卷大致递藏链如下：南宋内府→贾似道→欧阳玄→顾禄→（？）→项元汴→安岐→乾隆内府→成亲王永瑆→姚颐（卷上无印章）→李廷敬（或曹子文）→曹子文（或李廷敬）→（？）→谭敬→张大千→顾洛阜→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上述中（？）指明初至明末、乾（隆）末嘉（庆）初年间至民国时期。虽有乾隆内府印，但《石渠宝笈》诸编未著录，当是因已赏赐成亲王永瑆之故。吴湖帆《吴氏书画记》（见《吴湖帆文稿》，中国美院出版社2004年）卷一《宋黄文节草书太白忆旧游诗卷》后有永瑆跋记中云：“余尝收文节（超注：黄庭坚谥“文节”）墨迹二卷，一为《书刘宾客〈伏波神祠诗〉》，今在诸城刘文清公（超注：即刘墉）家。一为《廉颇蔺相如传》，归泰和姚雪门先生（超注：即姚颐）处。”吴所藏是伪本（真本今藏日本有邻馆），卷后另还有翁方纲、刘墉、梁章钜等人题跋。《伏波神祠诗》卷首有刘墉“石庵”朱文印；《廉蔺传》卷末与《伏波神祠诗》卷首均有“永瑆之印”和“诒晋斋印”两方相同白文印。李廷敬是乾隆年间人，曹子文生平不详，故暂将之置于乾嘉年间。从历代印鉴上看，此卷可谓流传有绪。对一件古书画有真伪争议，实属正常。但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则不应轻易鉴定《廉蔺传》是“伪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