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刘德杰:汉代对黄帝始祖的认知与接受

首页角色扮演青云传之炎帝传奇更新时间:2024-07-18

先秦典籍对黄帝族系及其文明创制的记载相当丰富,尽管有的说法荒诞不经,且多种说法之间不无矛盾,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黄帝作为中华血脉始祖和人文始祖已得到基本认同。“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庄子·盗跖》)当是战国时广为流传的说法。两汉文化一统,儒士们对先秦文化观念、传说中的圣帝先贤、尤其是战国以后的各种学说做了创造性整合与时代性再造,将汉人的正统观念、国家意识渗透其间,并将其典制化,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主流正统文化。汉代人对黄帝始祖地位的认知与接受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一、大一统背景下的民族认同:奉黄帝为中华血缘始祖

大一统政治文化环境使汉代人获得了空前广泛的文化认同。其标志就是:各民族普遍认同黄帝为血缘始祖。这一时代意见集中反映在太史令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中。

汉代之前,关于中华血缘之祖“五帝”的说法有多种,《左传》、《国语》、《世本》、《礼记》、《山海经》及诸子著作都有记载。但是,在司马迁看来,这些记载或有缺漏,或荒诞不经,或缺乏文献依据。为此,撰写《史记·五帝本纪》之前,司马迁走访了黄帝足迹所历之地,考察了黄帝的事迹与影响,摒弃百家“不雅驯”之言,最终把黄帝作为第一位古圣帝写入《史记·五帝本纪》: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从这里可以看出,《史记》关于黄帝的史料选择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春秋》、《国语》、《礼记》、《世本》等典籍的记录①;二是“百家言”之“尤雅者”;三是司马迁亲自考察所得。也就是说,按照合“经”、合“古文”、合实情的标准,司马迁对上述三种史料进行全面整合,最终形成了“黄帝为五帝之首”的观念。在司马迁考察所得的黄帝史料中,本身就包含着当时各地民众对黄帝“风教”的心理认同,司马迁将其写入《史记》,正是对“时代意见”的反映,是汉人大一统观念的自觉投射。另一方面,《史记》把黄帝作为历史人物予以立传,又以黄帝的“风教”为宗旨,也体现出了司马迁自觉的政教意识。

《史记》中,华夏各族群的始祖与黄帝之间都有血缘关系,黄帝进而成为“华夷”各族共同的血缘始祖。先看《五帝本纪》关于五帝血缘关系的记述: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帝颛顼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

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于颛顼为族子。

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叟父曰桥牛,桥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在这里,连接“五帝”的是一条清晰的血脉:黄帝为始祖,颛顼以下四帝皆为黄帝子孙,即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黄帝之曾孙,尧乃帝喾之子、黄帝玄孙,舜是黄帝八世孙。

《史记》记载夏、商、周始祖的血统如下:

夏禹,名曰文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夏本纪》)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殷本纪》)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娀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周本纪》)

据此,夏、商、周的始祖都是黄帝后裔。那么,夏启、殷契、后稷的子孙所受封之国,如姬姓之吴、鲁、燕、卫、郑、晋(后分为韩、赵、魏)等,商微子启之宋,舜帝后裔之陈,夏禹后裔之杞,也都是黄帝子孙。对此,《史记》各诸侯国纪传对其始祖与黄帝之间的血缘关系也作了清晰的记述。

不仅如此,《史记》还记述了秦、楚、越、匈奴、朝鲜等各族群始祖的血脉根基,认为他们都是黄帝后裔。其文曰: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舜赐姓嬴氏。(《秦本纪》)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楚世家》)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匈奴列传》)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越王勾践世家》)

那么,勾践后裔所建之东越诸国、赵国后裔尉佗所建之南越国也都是黄帝子孙。《史记》亦记载了他们的血脉来源:

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摇者,其先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东越列传》)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南越列传》)

西南夷和朝鲜半岛上的子民亦是黄帝子孙。《史记》载:

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朝鲜列传》)

滇王庄跷者,故楚庄王之苗裔也。(《西南夷列传》)

总之,在《史记》中,古中国及周边归属的各诸侯国、各种族都是黄帝子孙,这里已无蛮夷华夏之别,黄帝成了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血缘始祖。显然,这是对汉武帝时代民族大一统史实、大一统意识的真实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是以太史公的身份代汉立言,且以传承周公、孔子以来的“道统”为己任。故《史记》记述黄帝事迹,摒弃了百家“不雅驯”之说,单单秉承《易传》、《春秋》、《国语》、《礼记》等诸“经”之说②,因为这些著作贯穿着天下一统的思想,恰与汉代大一统精神相契合③。《史记》把黄帝奉为华夷各族血缘始祖的观点得到了两汉士人的普遍认同。西汉末年,王莽称制,尊舜帝为始祖,敬黄帝为“初祖”,并为之建庙(《汉书·王莽传》)。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谯周、应劭、宋均皆同。”应劭、宋均、谯周均是东汉人。实际上,谯周对以黄帝与颛顼以下四帝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存疑的,他对《史记》“五帝说”的接受应该主要基于对民族大一统思想的认同④。关于黄帝的血缘谱系,今存《世本》的宋均注、宋忠注均与《史记》看法一致。应劭《风俗通》记述诸姓氏来源时,也贯穿着对黄帝血缘始祖的认同。如:

轩辕氏 轩辕,即黄帝也,姓公孙,或言姓姬。

沮氏 黄帝时史官沮诵之后。

虔氏 黄帝之后。《庄子》有虔天根。

侨氏 黄帝孙侨极之后。

昌氏 黄帝子昌意之后。

青阳氏 青阳,黄帝子也,始得姓焉。

在汉代,也有与司马迁观点相左的说法,如汉末蜀人秦宓曾“辨五帝非一族”(《三国志·蜀书·秦宓传》),然而,秦宓的观点少有回应,司马迁的看法却为后世主流文化所继承。沈约《宋书》卷十四记述了魏明帝曹睿的诏书,其中有这样的语句“虽炎、黄、少昊、颛顼、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袭,同气共祖……”在唐代,“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⑤。唐以后,黄帝为华夏血缘始祖的观念更固定成了一种民族文化传统,以致“寻常百姓家谱,无一不祖黄帝”。

二、文化的“经典化”接受:尊黄帝为文化始祖

奉黄帝为华夏文化始祖,这一观念至迟在周代已经形成,但是,只有在汉代主流文化以著述方式将其“经典化”之后,它最终才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

从文化角度说,中华人文始祖以“三皇五帝”最有代表性。《周礼》有“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之语,《左传》所谓“三坟五典”即“三皇五帝之书”,《易叙》有“宓羲、神农、黄帝作教化民”之语,秦汉人常以“五帝三王之道”代指理想的帝王之道。可以说,“三皇五帝”早已成为象征上古智慧的文化符号。在汉代以前各种说法的“三皇五帝”或“五帝三王”系列中,黄帝是承上启下必不可少的人物,但其人文始祖地位尚未定型。到了汉代,把黄帝视为“帝道”创始者的观念逐渐占据主导,黄帝成了为人钦慕的“五帝三王”之首。如西汉晁错曾说“臣窃闻古之贤主莫不求贤以为辅翼,故黄帝得力牧而为五帝先”,刘向言古“明圣”之道也以黄帝为首,王莽论“帝王之道”也是如此,他们已将黄帝视为中国“帝王之道”的始创者⑥。东汉时,把黄帝视为华夏“文化”始祖的看法更为普遍。班固在《汉书·律历志下》说:“(黄帝)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白虎通义·号》和《史记·五帝本纪》都采用《礼记》中的五帝说法,本身已包含着对黄帝人文始祖地位的认同⑦。《白虎通义》反映的是包括汉章帝在内的东汉儒学界的共识,代表着正统主流文化。在汉代,《史记》、《汉书》、《白虎通义》已是公认的当世经典,它们一致认同黄帝为文化始祖,这就意味着:对黄帝文化始祖地位的认知已经完成了“经典化”过程。

顾颉刚说:“战国、秦、汉之间,造成了两大偶像:种族的偶像是黄帝,疆域的偶像是大禹……两千年以来,中国的种族和疆域之所以没有多大的变化,就因为这两个大偶像已规定了一个型式。”[1]换句话说,黄帝和大禹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偶像,是经过战国秦汉人赋予其时代意识之后逐步固化的,而汉代“独尊儒术”的文化大一统过程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文化”一词取中国传统“以文化人”之意,与“风教”或“道统”含义相近。“风教”侧重于人文精神所产生的长久的教育引导效应,“道统”侧重于儒家秉持的天下道义之传统。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文化始祖,意义正在于他对祭祀、礼乐、人伦道义等人文精神的创始之功。对此,《史记》概括为十六字:“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修德振兵”,针对炎帝“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言。黄帝以德用兵,“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最终将黄河中下游地区各个族群统一,奠定了华夏族的族群根基和疆域基础。在黄帝征讨的诸侯中,蚩尤最为强悍,黄帝与蚩尤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最为惨烈。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经籍纬书多有记载。这些史料,有一共同特点,即突出黄帝的“仁义”,强调黄帝统一天下的正义性。贾谊《新书·修政语》说:“黄帝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2]韩婴《韩诗外传》卷八云:“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3]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汉代纬书《龙鱼河图》云:“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天谴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褒黄帝之仁义,斥蚩尤之不慈,这种观点固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恰恰反映了汉代人注重德义、认同天下统一的价值观。

“治五气”,顺应天地阴阳五行之气治天下:“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据“史记三家注”,“治五气”的含义大致如下:据阴阳五行运行之理制定历法,按四时节令生产生活;顺阴阳之理以定丧礼,敬畏先祖,敦睦宗族;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存亡皆有依托。这句话说明,在黄帝带领下,华夏族摆脱野蛮,由此进入自觉创造文明礼仪的时代。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此即“艺五种”之内涵。意思是说,黄帝以仁德治理天下,教民顺四时之宜而布种百谷草木,不妄*乱捕,对江湖、陂泽、山林、原隰皆按时令收采禁捕,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于是,天地祥和,风调雨顺,鸟兽虫鱼各得其乐,土石金玉各得其用,人民享受天地惠赐。司马迁对黄帝历史贡献的解释,显然已超越了物质改造而进入仁德教化的文化范畴。

“抚万民,度四方”:统理万国,治政有序,万民皆得安居乐业。按照《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黄帝的政治创制应包括以下三点:一是以云名官⑧,“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首创中国官吏制度;二是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天地山川祭祀制度,使得万国和同;三是举用贤士,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创建了中国古代理想的“圣君贤臣”政治模式。

孔子时代,有“黄帝三百年”之说,宰我感到困惑,就请教孔子,孔子说:“(黄帝)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也。”“民得其利”,是为治;“民畏其神”、“民用其教”就属于“风教”了。孔子正是从“文化”角度诠释了黄帝对后世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许多著述假托黄帝或其大臣之名,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黄帝文化始祖地位的认同。仅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就很丰富,几乎涉及当时各个学问领域,共计13类26种书籍⑨。尽管历代典籍对黄帝治政思想的记载不甚明了,但“黄老无为之道”却是明确的,即顺应万物之道、顺应民心、举贤用能、敬畏天地,等等。汉以后,“内圣外王”之道成为理想的政治人格,这正是黄帝开创,由颛顼、帝喾、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公等先贤们一脉传承的“道统”。值得庆幸的是,现代考古发现了汉代帛书《黄帝书》(又称《黄帝四经》),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汉代人对黄帝治政之道的认知。

《易·系辞》称黄帝、尧、舜之德,首举“垂衣裳而天下治”。《汉书·律历志》释黄帝“轩辕氏”之由来,说:“始垂衣裳,有轩、冕之服,故天下号曰轩辕氏。”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有“黄帝唐虞,轩冕以庸(用),衣裳有殊”之语。“轩冕之服”正是礼乐文明物化形式的典范,“垂衣而治”则是中华文明制度的代称。正如著名文化学家柳诒徵所说:“中夏之文明,首以冠裳衣服为重,而南北之别,声教之暨,胥可于衣裳觇之。此《系辞》所以称‘垂衣裳而天下治’欤?”[4]黄帝首制衣冠,恰是黄帝为中华文化始祖的另一种表达。对此,《白虎通义》得其要旨,说:“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也。”

三、国家祀典中的黄帝崇拜:中央之帝·道教之神

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到秦汉制度化的五方天帝祭祀;从秦汉方士编造的黄帝成仙说,到汉末民间兴起的道教,黄帝都被赋予了种种神性,致使黄帝在我国古宗教或准宗教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国家“五帝”祀典中,黄帝居中,称“中央之帝”——“帝临中坛,四方承宇……清和六合,制数以五”(《汉郊祀歌·帝临》,郭茂倩《乐府诗集》)。在道教史上,东汉桓帝是第一个郑重祭祀黄帝和老子的皇帝,也就是说,黄帝是最早进入国家祀典的道教神灵。

以黄帝为“中央之帝”的观念起源很早,“五帝”祀典不会晚于西周。马端临《文献通考》云:“五帝之祀见于《周礼》,五帝之义见于《家语》。”《周礼·春官·小宗伯》说:“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玄注说:“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清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礼记义疏》卷二十把《周礼》中的“五帝之祀”释为对“五行之帝”的祭祀,说:“天有五行,则有五行之帝,亦有五行之神。帝者,气之主宰;神者,气之流行。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在天,五行之帝;伏羲、神农、轩辕、金天、高阳则人帝之配食于此者。”可以看出,早期宗教中的五方天帝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中的五位人帝有对应关系,黄帝一开始就居中而为“中央之帝”。

秦汉继承了祭祀五方天帝的传统。秦有五畴以祀五方帝,吴阳上畴专门祭祀黄帝。《汉书·郊祀志》载:“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畴,祭黄帝;作下畴,祭炎帝。”《史记·封禅书》曰:“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从这条史料可知,嬴秦一直保持着五方帝祀典。

两汉也一如既往郊祠五方帝,汉文帝建渭阳五帝庙以祠,东汉则在洛阳南郊祀之。《史记·孝文本纪》:“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欲出周鼎,当有玉英见。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曾把五方帝作为陪祭“太一”之神而祭祀。其后,汉宣帝、王莽也郊祀黄帝,《汉书·郊祀志》有载。到了东汉,光武帝正式建立“五帝”祭祀制度。范晔《后汉书·祭祀志上》载,光武帝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采元始中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黄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同篇又载,光武帝又改革了“五帝”郊祀制度,“黄帝”地位上升,高于其他四帝,而且,黄帝不再是陪祭之神,而是作为真正的“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其突出标志显示在祭品等级上:“天、地、高帝、黄帝各用犊一头,青帝、赤帝共用犊一头,白帝、黑帝共用犊一头,凡用犊六头。”从此,黄帝成了五方帝祀典中地位最尊者。汉明帝专祀“五帝”于明堂,以光武帝配祭,黄帝在未,如南郊之位。汉章帝、和帝、安帝、顺帝也遵制郊祀“五帝”,章帝与安帝还曾宗祀五方帝于汶上明堂。

两汉尊黄帝为“中央之帝”,实包含着这样的认知:黄帝乃天地众神之主。《淮南子·天文训》曰:“中央土也,其帝黄帝。”东汉高诱注云:“黄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号曰轩辕氏。死托祀于中央之帝。”汉郊祀歌“帝临”歌颂黄帝“临中坛”则“清和六合”。王充《论衡·验符篇》诠释“中央之帝”说:“黄为土色,位在中央,故轩辕德优,以黄为号。”汉人抬高黄帝在五方帝中的地位是有历史渊源的。汉前文献中,黄帝已是传说中的众神之主,他协调阴阳五行,驱使龙兽,大合鬼神于泰山。《韩非子·十过》载:“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交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蚩尤。”在道教中,泰山乃众神汇聚之所,黄帝能在泰山大合鬼神,自然是有众神之主的身份。黄帝能令“天女魃”从天上来到人间与蚩尤作战,显然具有“天帝”权威。东汉把黄帝作为“中央之帝”予以隆重祭祀,意味着国家对黄帝神性的认同,这是一种规范化、正统化的国家宗教行为,有别于神话、传说、古文献对黄帝神主地位的模糊认识,也是对古代五帝祀典的完善与规范。经过汉人对黄帝祭祀的典制化,黄帝为五方天帝之首的观念遂固定下来,至清末而相沿不改。

国家祀典之外,民间神化黄帝现象也愈演愈烈。汉武帝时,齐地方士就编造出了黄帝御龙升天成仙的故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胡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于是天子曰:‘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耳。’乃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太室。”(《史记·孝武本纪》)到了西汉后期,黄帝已是“列仙”之一。刘向《列仙传》以“史传”形式描述黄帝由人成神的历程:

黄帝者,号曰轩辕。能劾百神,朝而使之。弱而能言,圣而预知。知物之纪,自以为云师,有龙形。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至于卒,还葬桥山。山崩,枢空无尸,唯剑舄在焉。《仙书》云: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鼎成,有龙垂胡髯下迎帝,乃升天。群臣百僚悉持龙髯从帝而升,攀帝弓及龙髯,拔而弓坠,群臣不得从,仰望帝而悲号。故后世以其处为鼎湖,名其弓为乌号焉。

随着东汉后期黄老道教的兴起,黄帝乃正式成为道教之神,并且成为王权代表人物皇帝的祭祀对象。范晔《后汉书·襄楷传》载,延熹中,襄楷上书汉桓帝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死,省欲去奢。”看来,桓帝是把黄帝作为黄老道教的始祖神祭祀的。从西汉方士的造神之说到东汉桓帝的亲礼祭祀,对黄帝的宗教崇拜最终完成了国家典礼化过程。

魏晋时期,道教逐渐成熟,黄帝被塑造成了一个博学广识且与天地同存的神。道教早期经典葛洪《抱朴子》写道:“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经,到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故能毕该秘要,穷道尽真,遂乘龙以高跻,与天地乎罔极也。”《抱朴子》对黄帝的神灵化处理影响很大,它推进了黄帝的道教神仙化进程,南北朝文献多在此基础上予以敷衍,沈约《宋书·符瑞志》及《云笈七笺》就是其代表。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里,无论血缘溯源,还是文化追认,抑或是宗教崇拜,汉代人对黄帝始祖地位的认知和接受,尤其是正统化、经典化、典制化的再造过程,最终使黄帝的始祖地位得到了各民族的广泛认同,也使得黄帝形象最终“定型”为中华始祖。

收稿日期:2013-05-04

注释:

①《五帝德》及《帝系姓》见于《大戴礼记》。张守节《史记正义》说:“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孔颖达亦曰:“《世本》以黄帝为首”。

②应劭《风俗通·皇霸篇》:“《易传》、《礼记》、《春秋》、《国语》、《太史公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是五帝也”。笔者按:这几部书,汉代都尊为“经”,《世本》虽在“六经”之外,但其《帝系篇》与《礼记·帝系姓》的大一统思想是一致的。

③蒙文通考辨了司马迁之前诸种关于黄帝的传说,发现《史记》所载“五帝以来皆黄帝子孙”的说法“与诸旧说不同”。见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

④谯周《古史考》中认为:“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有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帝喾次妃明也。”转引自蒙文通《古史甄微·历年世系》。

⑤此乃唐高宗武后则天之语,见《新唐书》卷125《张说传》。这说明,自汉至唐,黄帝为华夏血缘始祖的观念是一脉相承的。从现存典籍看,这种观点也为唐以后各代相沿不改。中华姓氏主要由伏羲系、炎帝系、黄帝系三支组成,而黄帝系为主支。伏羲风姓最早,“盖炎黄二帝之前王中国,风姓为独多也”。炎黄族起,“而风姓之国,夷灭殆尽。逮于春秋,惟任、宿、须句、颛臾四国而已”。见蒙文通《古史甄微》(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一编)。

⑥分别见《汉书》之《晁错传》、《楚元王传》、《王莽传中》,中华书局点校本。

⑦《白虎通义》卷二“号”条:“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见清·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1994年,第52页。

⑧裴骃《史记集解》引东汉应劭语,说:“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也。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

⑨如“道家类”有《黄帝四经》四篇、《黄帝铭》六篇、《黄帝君臣》十篇(班固注:“起六国也,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五十八篇(班固注:“六国时贤者所作。”)、《力牧》二十二篇(班固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兵家类”有《黄帝》十六篇、《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鬼容区》三篇,班固认为,这些书籍皆依托黄帝或其大臣而作。“阴阳家类”有“《黄帝泰素》二十篇”,班固注曰“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除此,“天文类”、“历谱类”、“五行类”、“杂占类”、“医经类”、“经方类”、“房中类”、“神仙类”、“杂家类”、“小说家类”皆有托名黄帝或黄帝大臣之作。

【参考文献】

[1]顾颉刚.古史辨自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141.

[2]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76.

[3]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77.

[4]柳诒征.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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