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前一晚落了一场雨，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与王跃文的采访，约在湖南作协二楼的茶室里。屋内阴冷，王跃文坐在对面，身体明显地缩紧了，谈话间“嘶”“哈”的气息也多了起来。
“很冷吧。”王跃文起身，拿过水壶，往茶里添些热水。他的双眉之间有一颗痣，格外显眼。在他的小说《国画》中，主人公朱怀镜脸上也有一颗痣。有一个片段，他写看相先生给朱怀镜看相，说他眉间有痣，是聪敏阔绰之相，定得富贵。
王跃文与朱怀镜，确实有很多相近之处，从眉间的痣到嗜辣如命的口味，从吃饭快的习性到眼睛“毒”的敏感，以及那份对于官场细节、暗角、隐秘、环曲的深刻体察。
2017年的中国文化场，有关“官场”的描摹和呈现，在经历了多年的沉寂后，开始破土重生、锋芒毕露。而作为“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王跃文，却显得颇为冷静。这些年，他渐渐从朱怀镜的世界走出，走进历史的“故纸堆”，走进与自己血肉相连的乡土。2017年，他出了两本与回忆有关的书。一本是《王跃文文学回忆录》；另一本则是散文随笔《无违》，是他与化名“伊渡”的夫人之间的对谈。人生的困惑越来越多，而置身迷局，所凭靠的唯有“无违”二字：无违于自己，无违于天地。
公文之外的另一套笔墨
《无违》的最初版本，是2005年的长篇随笔《我不懂味》。“不懂味”是湖南方言，场合不同意思不一，“总之是不那么中规中矩的”。王跃文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熟悉湖南方言的人会有多种解读：不识时务、不受抬举、不守规矩、不解风情，等等。”
王跃文的青年时代，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1984年，从湖南怀化师专毕业后，他去了湖南省溆浦县政府。那一年，他22岁，借了照相馆的西装、领带，照了一张毕业照。那是他能找到的人生最早的照片，“目光有些恐惧和忧郁，没有导演嘱咐我用这种眼神”。一个从湘西走出的农家子弟，即将迈入官场的门槛，王跃文形容那种复杂的感觉，“像是深夜熟睡的人突然滚到了一张硬邦邦的床上”。
“一进机关，我就从每件小事做起，把扫地当作扫天下一样认真去做。”上世纪80年代，“改革文学”风靡一时，塑造了一批敢想敢做、勇担重任的干部形象，其中《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和《新星》中的李向南，更成为时代的偶像。初入仕途，王跃文也像李向南一样，背着一个黄书包，后来妥协随大流，换成了黑色的人造革皮包，每天提着走街过巷，去县政府上班。
凭着能写几笔官样文章，王跃文一路青云，从县政府到市政府，又到省政府，“当时觉得自己未来无限辽阔，满脑子为崇高事业献身的思想”。然而，他在机关待的时间越长，就越灰心，越格格不入。
对于官场中种种秘而不宣的游戏规则，王跃文并不愿多说，更不会将种种奇谈轶事当作可供炫耀的谈资。他只讲了一件小事，微不足道，是那种可能被大多数作家弃置一旁的故事：
“有一年，我们机关里分鱼。有一条雌鱼，差不多一二十斤，肚子鼓鼓的，都是鱼籽。有些干部就说，这个鱼籽太多了，买来不划算。我说既然大家都不要，我就把它买下来。当时我父亲出了车祸，我想象这个鱼籽可能会有营养，想炖汤给他喝。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就听见别人在背后说：‘这个小王真不懂事，那么大的一条鱼，他居然买下来了。’这是我头一回体验到什么叫官场等级。”
理想的幻灭让王跃文开始写作，用写公文之外的另一套笔墨。他把这个买鱼的故事，写进了短篇小说《天气不好》中：一个写材料的小干部，叫小刘，也买了一条“不该买”的大鱼。他没有吃这条鱼，送给了县政府办主任；但是过了几天，他又发现这条鱼挂在了县长家的阳台上。后来，他碰到县委*，想打招呼，却等来了喷嚏。他的喷嚏没打出来，苦着脸望着天空，得罪了县委*，提拔的事就黄了。
早期的小说中，王跃文写了很多类似小刘的“官场小人物”。他们往往刚从大学毕业，涉世不深，原本对社会充满幻想，却发现社会同书本上学的完全是两码事，只能在官场游戏中谨小慎微、诚惶诚恐地挣扎徘徊。
“官场小说第一人”
1999年，一个更为圆融老到、也更为深沉复杂的人物，走进王跃文的笔底。他就是《国画》中的朱怀镜。《国画》洋洋50万字，以主人公朱怀镜的视角，写尽官场百态。小说出版后轰动文坛，各种盗版的《国画》充斥于小书摊。
“王跃文之于官场小说，就相当于金庸之于武侠小说、琼瑶之于言情小说、二月河之于帝王小说。” 文坛的热捧换来的是仕途的冷遇。1999年秋天，《国画》不再重印，王跃文成了被放逐的边缘人。那段时间，他郁结难平，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有时，电梯中只剩他一人，他总会控制不住地厉声叫喊，等到电梯门打开，又会立即挺直腰，表情安详地融入体面的人群中。“其实，我什么都不算，只是个尴尬人。”
小说里的朱怀镜也是个“尴尬人”。他一边讲排场，一边心疼浪费的饭菜；一边和情人云雨，一边对妻子充满愧疚；一边在官场钻营，一边和艺术家朋友打成一片，自谓“清流”。
“写《国画》时，从头到尾，我都有一种郁愤和哀伤。”王跃文说，《国画》中，朱怀镜骗走了好友视若珍宝的《寒林图》，准备将其献给皮市长，实现平步青云的当官仕途梦。他开着车往回赶，心中为《寒林图》兴奋，却在拐弯处莫名其妙地将车停下，看着熙熙攘攘的大街无比落寞。“夜总会和酒楼的霓虹灯将大红大紫演绎出一种叫人绝望的凄艳。他感觉鼻子里面有些发酸，似乎眼泪快流下来了。”王跃文说，写到这里，他也在流泪，“我理解朱怀镜的痛苦和尴尬。他不是什么好人，但对人生、对自己会有反省，只是这些反省并不妨碍他继续作恶。”
《国画》之后，官场小说的热潮涌起。周梅森的《人间正道》、陆天明的《省委*》，以“主旋律”的笔调塑造了一批正气凛然的国家公仆、反腐斗士；《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小说，则更注意总结官场的经验教训，成为许多小公务员驰骋官场的“成功学”指南。此后，大量打着“官场小说”旗号的书籍跟风而起，大部分都隐藏在“晋升必读”“守位必读”的幌子下，大肆意淫官场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
虽然被媒体封为“官场小说第一人”，但王跃文一直拒绝这一封号，也经常无奈地自嘲“官场小说是贴在身上的狗皮膏药”。在他设置的官场江湖中，没有理想主义的英雄，也没有耸人听闻的黑幕，“我看见的是人性在权力磁场中的变异和缺失；往更深处说，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经常用“蛛网”来比喻官场中盘根错节的关系：“每个官场中人都像一只蜘蛛，大家心照不宣地织造一张网，每个人都被这张网粘住，谁也别想轻易逃走。看得清楚，想得明白，却无可奈何。”
在《国画》的续篇《梅次故事》中，王跃文让朱怀镜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坚守做人原则的好官。在小说结尾，心事重重的朱怀镜上荆山寺烧香，噩梦之后，惊悉自己最大的政治对手在上山途中车毁人亡，“他来回走着，如同困兽。忽闻法乐如雷，唱经如潮。他脑子里一阵恍惚，像是明白了什么道理……”在一番积极进取，夺得权力之争的胜利后，却生出悟“空”的幻灭与彷徨，这也是王跃文的反思：“官场生涯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理性，那么必要，有时甚至是崇高和高尚的，然而不知不觉中，你意识到，一切都变成了废墟，无论是身内还是身外。”
乡土的挽歌
王跃文承认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采访中，这种悲观经常流溢出官场，面向“滚滚红尘”：“绝大多数人是有是非观的，但会在不经意间适应恶的东西，现实利益比道理实惠得多。一个投机钻营、追逐利益的人，面对家人可能是一个极好的人；一个见利忘义、为非作歹的人，也会教育儿子好好上学，遵守道德；一个官员两袖清风，我们找他办事被拒，就会骂他六亲不认、白眼狼；但同样一个人，他以权谋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办事，反而会被夸讲义气、够朋友。”
如今的王跃文，相对年轻时的郁愤，内心多了些温暖、理解、宽容。《环球人物》记者采访那天，和他一起在湖南作协食堂吃午饭。作为“主席”，他和大家一样吃食堂，举着托盘，自己盛饭盛菜，找个地方坐下，埋头开吃；吃饭时，也没什么斯文的讲究，菜汁米饭拌在一起，筷子动得飞快，风卷残云一般，没有领导的架子，也没有文人的做派。饭后，我们回到茶室，年轻人在一旁打台球、聊天，没人意识到“主席”在一旁接受采访而准备撤退，王跃文也不干涉，只是放大了音量，任他们继续说笑玩闹。他说自己现在最喜欢苏东坡的那句话，“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里没有什么不好的人。“我不认为自己是退缩了，我只是更通达了。”他说。
2007年，王跃文创作了历史小说《大清相国》，讲述康熙年间名臣陈廷敬官场风云五十载，最终功成名就、全身而退的故事。相比以往塑造的灰色人物，陈廷敬是一个地道的好官。“《大清相国》是一部理想主义的书，是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对古代循吏良臣的敬慕，是我所向往的文化理想。”
2007年，王跃文创作了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得到王岐山的推荐。2016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其搬上舞台，反响热烈。
与此同时，故乡的风土人事也开始走进他的笔底。2012年，王跃文发表小说《漫水》。漫水是他出生并度过童年生活的湘西小村庄，小说中的余公公和慧娘娘，坦坦荡荡地互相欣赏、互相扶助，如光风霁月，以乡村的伦理与诗意，应对着历史的嬗变与动荡。
最早触动王跃文写《漫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年我回家，看见隔壁的族叔在锯木头。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给自己做老屋。老屋，就是棺材。他说得平和淡然，但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在溆浦，给老人备棺材是一件庄严的大事，需要做酒请客，老人家在鞭炮声中心满意足地爬进棺材，在里面躺一会儿，据说可以延年益寿。“我曾经听过一种说法，人到老年以后，会慢慢分泌出一种物质，让人不再惧怕死亡。现实中确实有很多老人，讨论自己百年之后，就像一个旁观者，没有一点哀伤。我更愿意相信，这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哲学，是湘西人经过一辈子风风雨雨，对生死的通达。”
谈及故乡，王跃文的讲述有了和之前不同的质感，更加绵密、细腻，词语、句子开始大密度地倾泻。“从我记事起，老宅子的中堂里，就放了一副棺材。那是我奶奶的棺材，她当宝贝一样细心照料。还有寿衣，也不知道是哪年哪月准备好的，都放在一个大木箱里。”他的童年就在老宅中消磨，这里“四处飘忽着祖宗的幽灵”，充满重重禁忌：看见一条金环蛇从地板底下钻出来，不能打，只能望着它逶迤而行，说不定就是哪位祖先化身而来；深夜里听见木屋子突然发出声响，要想想家里哪件事情做得不好，惹得先人生气了；天黑之后，千万不可吹口哨，会招来山里的鬼魅……
40多年过去，王跃文知道，自己与故乡已日渐隔膜。撂荒的田野、乌烟瘴气的地下赌场、游手好闲的少年……他眼见乡土的凋敝，却只能目送它渐行渐远的背影。如今，逢年过节他仍会回乡小住，看望还住在村中的父母。
去年清明，王跃文回家上坟。站在田垄上环顾四野，满眼都是挂了白的黄土堆。他想起了朱自清的“千山一霎头都白”，写的是“摩挲两眼梦还家”的乡思乡愁。“不知道先生当年清明还乡是何心境？他在外教书，也写文章。他是否想过自己手头做的事，同那些故去的先人，同那些活着的父老乡亲，到底有多少关系？”
采访临近结束时，王跃文讲起村庄里一个读书人的故事，一些零碎的片段，却裹挟着历史的曲折与荒诞。他现在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写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乡土故事。有的是他亲眼所见，有的来自乡民们的道听途说。“我想写的，是这些普通人眼中的历史与世界。”王跃文说，“ 写这样的小说，心里更沉静，更熨帖，更笃定。”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许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