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峰：先秦道家的“无名”与“有名”

提要：“名”是先秦思想的重要资源，道家也必然面对并讨论这一问题，但关于“名”，道家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姿态，一种是“无名”，一种是“有名”，这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只要理解了道家“道”“物”二分的思想结构，理解了道家不同流派对于现实政治的不同立场，就能够明白，无论是“无名”还是“有名”，对于道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名；无名；有名；老子；黄帝四经

“名”是先秦思想的重要话题，不仅所谓名家，几乎各家都会讨论“名”的问题，并使其成为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名”的问题极其复杂，同一个“名”字，有时候代表名誉、名声；有时候代表名字、名称；有时候代表名分、名位。同时，关于“名”的讨论，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也可以大致分出两重唯度，即语言学、逻辑学、知识论的维度，或政治学、伦理学的维度。在笔者看来，逻辑学、语言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名”，可以《公孙龙子》、《墨辩》为代表，我们今天对先秦名家以及中国古代逻辑学的研究，就是主要以这些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然而在先秦思想史上，各家所讨论的“名”更多具有伦理学、政治学的意义，是先秦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道家也不例外，但关于“名”的态度，和其他各家相比，道家呈现出非常有趣的姿态，那就是，有时候表示出轻视与否定，有时候又表示出重视与肯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思想史问题。

一、先秦道家对“名”的否定

“无名”是道家常用的一个概念，显然，“无名”是对“名”或者“有名”的一种否定。《老子》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第十四章说：“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第十四章）第十四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三十七章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②]第三十一章又说：“道常无名”，第四十一章也说“道隐无名”。可见，“无名”是对“道”性质与状态的描述。之所以“无名”可以用来描述“道”性质与状态，则和道家的基本理念“道”不同于“万物”有关。“道”、“物”两分可以说道家最为基本的思维结构，舍此，将无法真正理解道家。就是说，正因为“物”是“有名”“有形”的，那么，不同于万物并且超越万物的“道”就一定是“无名”“无形”的。[③]其背后暗含的基本预设就是，“万物”既然由某种“形”某种“名”构成，那就必然带有一定局限性，相反，超越于万物之上的“道”不存在这样的局限。因此，作为万物产生、存在、运动、发展之总依据、总根源、总动力的“道”就不可能用“名”和“形”去认识和把握。从生成论上讲，就一定是“无名”“无形”的“道”在先，“有名”“有形”的“物”在后。这种思维结构在《老子》第一章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老子》第一章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帛书甲乙本和北大汉简本《老子》均作“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说，从生成论上讲，“无名”的“道”才是天地万物之始源；而用来区分、描摹、认识、管理万物的“名”虽然也是“万物之母”，但“有名”却是生于“无名”的。这一点通过《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可以得以印证。

“道”不同于“万物”，用《庄子》的话讲就是“物物者非物”（《知北游》篇），这是大量道家文献不遗余力反复加以说明的一个道理，这种说明往往通过“名”的角度展开。例如，《管子·内业》云：“不见其形，不闻其声，谓之道。”《黄帝四经·道原》云：“恒无之初，迵（通）同大（太）虚。……古（故）无有刑（形），大迵（通）无名。……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亓（其）名。人皆用之，莫见亓（其）刑（形）。”“是故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则（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不能为刑（形）。”王弼《老子指略》也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④]

大量道家文献也从生成的角度强调“有名”生于“无名”的理論，例如《黄帝四经·十六经•行守》云：“无刑（形）无名，先天地生。”《庄子·天地》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这里描述了从“无有无名”到“未形”的“一”然后再到有“形”之“物”的生成过程，虽然这里的重点在于“德”、“命”、“形”、“性”在万物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没有提到“有名”。但换个角度看，可以说“德”、“命”、“形”、“性”正昭示了万物如何一步步获得其确定性，从而得以命名的原因。《鹖冠子•环流》有一个详细的生成序列图式：“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约。约决而时生，时立而物生。”这里，“名”和“形”被置于万物生成途中的一个环节上，那么可想而知，作为万物生成起点的“一”毋庸置疑是无名无形的。在上博楚简《恒先》中，也有一个类似的生成序列，那就是“又（有）出于或，生出于又（有），音（意）出于生，言出于音（意），名出于言，事出于名。”这是一个从不确定的“或”，经过“有→生→意→言”，最后到达具有具有高度确定性之“名”、“事”的过程。“或”是一个表示不确定的词汇，在“或”之前，还有所谓“恒先”（或称为“恒”），“恒先”的性质是“无有”，是“大朴”、“大静”、“大虚”，这和《庄子·天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非常接近。

《庄子·天道》下面这段话既涉及“道”也涉及“形名”，此文虽然承认“形名”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又提出“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即其作用有局限性。只能“下”用来“事上”，而不能“上”用来“畜下”，即不可能以此导致天下太平。

归根结底，“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本”就是“大道”，“道”是最高最完善的东西，“形名”不是“本”，而是“末”，不能过分看重“形名”的地位和价值，在“大道”中要“五变”才“形名可举”，如果想不依赖“道”，仅仅依赖“形名”“赏罚”这些禁忌与规范来解决政治问题，那是治标不治本。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仁义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赏罚次之。赏罚已明而愚知处宜，贵贱履位，仁贤、不肖袭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故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语大道者，五变而形名可举，九变而赏罚可言也。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骤而语赏罚，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说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谓辩士。一曲之人也。礼法数度，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从“书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来看，形名的问题在庄子之前早就有人讨论，并载入古书了。但庄子的心目中，“形名”和“因任”、“原省”、“是非”、“赏罚”一样，这种带有规则、规范意义的概念，只能排在“天”、“道德”、“仁义”、“分守”之后，属于“治之具”，而非“治之道”，因而加以轻视。

正因为“道”是“无名”的，所以得道之人也可以用“无名”来命名，例如，《庄子·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在《庄子·应帝王》中，“天根”为了寻求“为天下”之道，而去求教“无名人”，“无名人”正是一位“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的得道之士，他给予的回答是“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即只有进入道的境界和高度，才有可能脱有形世界的束缚，从而真正实现天下之治。《淮南子·说山训》明确指出:“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见,名不可得而扬,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就是说，“已有形名”和“得道”之间是不可能两立共存的。

与今本《老子》第三十七章相应的马王堆帛书本是“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镇之以无名之朴。夫将不辱，不辱以静，天地将自正。”按照这个逻辑，侯王需要以“无名”为政治策略来对应包括百姓在内的万物，这样万物就能“自化”，即自己合理地、完善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自化”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导致“欲作”这种无法控制的局面，这里虽然没有明说，但可以想象，“欲作”的世界必然为“有名”、“有形”活跃的舞台，这时，老子再次明确提出要用“无名之朴”加以压服，这样才有可能重新回到“不辱以静”的“自正”的局面。因此，“无名”在老子这里也成为克服“有名”世界之弊端的利器。

此外，正因为由“名”“形”构成的物体只能代表万物中的一种，因此必然有其特殊性，而无普遍性，只能处于“末”的位置，无法处于“本”的位置，因此如王弼《老子指略》所言：“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有不兼，有由则有不尽。”[⑤]相反，“道”则“名之不能当，称之不能既”。所以，在道家看来，处于万物层面的“名辩”之争，虽然自以为是，喋喋不休，其实永远不可能跳出“物”的层面，达到最高的真理。因此，老子说“绝知弃辩”（郭店楚简《老子》甲种）、“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第八十一章），《庄子·齐物论》则是从道的高度对“名辩”之徒展开的总批判。同样，在道家看来，“名利”不过是“人”这种“物”虚妄狭隘的追求，《庄子•人间世》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这里的“名”指的是名誉，“刑”指的是刑罚，无论是名誉还是刑罚，归根结底都是身心的桎梏。《庄子•则阳》说“有名有实，在物之居。无名无实，在物之虚”，这里的“名”指的是名誉，“实”指的是实利，凡人无法摆脱名利的束缚，只有得道者才有可能处于“无名无实，在物之虚”的境地。

这样看来，“无名”有时是道家一种否定的工具，借以在“道”和“物”之间，得道者和凡夫俗子之间拉开距离，从而形象地说明“道”作为本源、本体用语言不可描述、用知识无法把握的崇高地位。有时是道家一把批判的利器，借以反衬凡夫俗子津津乐道的“名辩”、孜孜以求的“名利”是多么的虚幻不实，或用来克服“有名”世界出现的问题。有时是道家用以衡量得道与否的一个标尺，只有达到“无名”的程度才能摆脱“名”“形”的束缚。

二、道家对“名”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老子》第一章既说“无名，天地之始”，同时又说“有名，万物之母”，按照马王堆帛书《老子》和北大汉简本《老子》的说法，此处作“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样看来，老子并非仅仅重视“无名”，虽然“无名”是万物生成的本源，但万物要成为万物，仅有“无名”还不够，还需要“有名”。第一章“此两者，同谓之玄”（此处马王堆帛书《老子》和北大汉简本均作“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中的两者，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或曰“有欲”与“无欲”；或曰“始”与“母”；或曰“有”与“无”；或曰“常有”与“常无”；或曰“其妙”与“其徼”；或曰“道”与“名”；或曰“恆道”与“可道”；或曰“无名”与“有名”[⑥]。还有“有形”与“无形” [⑦]、“名”与“欲”[⑧]、以及“道”与“万物”等说法[⑨]。具体所指，或许永远莫衷一是，但显然指的是对立的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看似对立，但在“同出”及“同谓”上是一致的，因此是缺一不可的。“无名”和“有名”显然也正是这样一对因子。老子第三十二章也说“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这里先强调道是“无名”的，侯王只有守住这种“无名”的“朴”，包括百姓在内的万物才会自动宾从。但后面话锋一转，老子又说“始制有名”，就是说社会管理是需要“名”的，[⑩]只不过对“名”这种东西需要保持警惕，即需要“知止”，不能让“名”的使用超越了尺度。[11]用前引《老子》第三十七章的话说，就需要用“无名之朴”加以镇之。前引《庄子·天道》虽然强调“骤而语形名，不知其本也”，但是也承认“形名”是“大道”“五变”以后的产物，属于“治之具”，没有“道”这个根本，不能治理天下，缺少“形名”这样的工具，同样不能治理国家。

因此，在《老子》的思想结构中，决不仅仅强调“无名”，强调“无名”最终是为了走向“有名”，强调“道”最终是为了走向“物”，不然道家理论就成了空洞无用的理论。世界万物由“形名”构成，如果想要认识世界万物，必须从“形名”开始，如果想要把握世界万物，也必须从“形名”开始。“形”指的是具有形状样态的实体，“名”则是对形状样态的规定。这一点，作为事实是先秦各家都承认的。没有“名”、“形”，万物就无法被区分、描摹、认识、管理，这就是“名”之所以成为“万物之母”的原因吧。[12]

《尹文子》被认为是名家之作，但据笔者考证，其中思想成分极为复杂，而且道家在其有着极高的地位。[13]《大道上》说“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这里首先强调“大道”是“无名”、“无称”的，而“众有”之“名”是“生于不称”的，这类似于《老子》的“道常无名”以及道生万物。但是，接下来《大道上》马上就突出了“名”的重要性，其特色在于，这里不是泛泛讲“名”和“形”都很重要，而是具体论述，“形”需要“名”来“正之”，“名”需要“形”来“应之”，“形名”均得以正，天下的治理就顺理成章了，用《大道上》的话讲就是“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这套理论在王弼《老子指略》那里也同样存在，如前所述，王弼虽然在《老子指略》中说：“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但后文中他也交待“夫不能辨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

总之，“形名”之辨在道家那里不是可有可无的。当道家强调“无名”高于“有名”，“有名”高于“无名”，“有名”代表局限性，“无名”代表无限性时，“有名”成为轻视和否定的对象。然而，一旦进入形而下的“万物”的世界，就进入了“形名”的舞台，道家尤其黄老道家，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思维，其根本目标在于天下的大治，在于“无不为”。“名”作为塑造世界的工具和力量，是不可能不加以重视和把握的。

道家对于“名”的重视和肯定，其理论基本上从三个方向展开。第一，“形名”的存在有其合理性。道生万物的原理也可以说是由无名、无形的道走向有名、有形的物的过程，与此相应，君主作为执道者，在人间所要从事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认识和把握形名，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人间的名分系统、规则系统，然后让名分、规则系统发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功能。因此，“形名”由道而生，例如在《庄子·天道》的“大道”展开模式中，“形名”也是需要“明”的对象之一，因为有着明确等级和分业的社会管理需要“必分其能，必由其名。”所以“形名”是不可缺少的“治之具”，只是不能“骤而语形名”，不然就“不知其本”了。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是一篇将道家理论运用于政治实践的政论，其中存在一个“道”到“名”、“法”的思想结构，作者对于“名”的论述要远远多于“法”。特别强调“执道者”必须认识和把握“刑名”，只要“刑名”树立起来，则天下的治理就容易做到。[14]书中多处提到“形名”的由来，“见知之道，唯虚无有。虚无有，秋稿（毫）成之，必有刑名。刑名立，则黑白之分已。”（《经法·道法》）这段话说的是：“见知”（即认识把握世界）之道，在于采取虚无有的态度，如果采取虚无有的态度，那就知道，即便再小的事物，也必有它的“刑名”。事物的“刑名”确立了，则“黑白之分”即事物的特征、位置和是非标准也建立起来了。可见这里的“刑名”不是与人没有直接关联的万物的“形名”，而是和是非价值判断相关的人世间的“刑名”，对于这种“刑名”的认识，必须在“虚无有”的心理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准确把握。

《黄帝四经·十六经•观》说人间社会最初是“无恒”（即“无常”、“无序”）的，具体表现为“逆顺无纪、德疟（虐）无刑（形）、静作无时、先后无名”，于是黄帝命大臣力黑“见黑则黑、见白则白。”通过上述《经法•道法》“刑（形）名立，则黑白之分已。”可知，“见黑则黑、见白则白”指的正是确立“形名”，即确定应有的位置。《黄帝四经·称》说：“有物将来，亓（其）刑（形）先之。建以亓（其）刑（形），名以亓（其）名。”笔者赞同王博的意见，可以把这里的“建以亓（其）刑（形），名以亓（其）名”理解为圣人建立规范、标准的举动。[15]所以，在《黄帝四经》的宇宙论中，“刑名”是天地开辟，文明发生过程中不可省略的必然环节，代表着秩序和规范的形成。

第二，强调道“无名”“无形”并不是最终的目标，通过“无名”“无形”的“道”去把握“有名”、“有形”的万物才是最终的目的。依据“道”“物”相分，“道”高于“物”的理论，万物的问题无法在万物的世界内部解决，必须跳出“有名”“有形”的束缚，站在“无名”“无形”的“道”的高度，从根本上解决万物中存在的问题。在黄老道家中，这种思维具体表现为以“道”为体，以“名”“法”为用的理论结构，在具体政治实践中，表现为君主与臣民截然不同的认识原理。如《庄子·天道》所言：“礼法数度，形名比详，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因此“形名”只能制约臣民，不能制约站在“执道者”立场上的君主。《韩非子·扬权》说“夫道者，弘大而无形”，《韩非子·主道》说“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目的在于强调“道不同于万物”（《扬权》），因此，“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祷。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在这里“名”、“形”成为操纵臣下的工具。唯有“执道者”能够站在“道”的高度，依据万物生成的理论，由“道”下贯至“名”，并建立人间的政治秩序，这样就保证了君主在政治上的垄断权。或者说唯有“执道者”能从“无形”“无名”中看到即将形成的“形名”，这样“执道者”就控制了发源于“道”这一最为根本的政治资源，从而使其立于无人能挑战的绝对地位。这方面的论述，《黄帝四经》和《韩非子》的《主道》、《扬权》都堪称典范。《黄帝四经》虽然讲“见知之道，唯虚无有。”（《经法·道法》），但“虚无有”的“执道者”最首要政治任务是审名察形，确定事物究竟处于“正名”还是“倚名”。“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必审观事之所始起，审亓（其）刑（形）名。刑（形）名已定，逆顺有立（位），死生有分，存亡兴坏有处。然后参之于天地之恒道，乃定祸福死生存亡兴坏之所在。”（《经法·论约》）《黄帝四经》中充斥着这样的内容，即先描述对象的各种“形”态，然后为之命“名”（采用“是谓”、“此谓”、“名曰”、“命曰”等方式），最后根据赋予对象之“名”，采取相应的政治行动[16]。

第三，在古人眼中，“形名”具有规则、规范的意义。因此，“形名”一旦确立，就能自发地产生规则、规范的效应。道家相信并借重这种思维方式，即“执道者”只要依赖“形名”系统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达到“物自为正”，从而圣人“无为”的效果。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韩非子·扬权》）“故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韩非子·主道》）“凡事无小大，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形）已定，物自为正。”（《黄帝四经·经法•道法》）“是故天下有事，无不自为刑（形）名声号矣。刑（形）名已立，声号已建，则无所逃迹匿正矣。”（《黄帝四经·经法•道法》）因此，黄老道家倚重“刑名”并不奇怪，黄老道家推崇的“无为”、“因循”，如果缺少“循名责实”的机制保障，就有可能沦为空头理论，必须借助“刑名”，才有可能实现臣民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政治效应。

既然“名”被视为一种塑造世界的力量，在有些黄老道家的著作中，甚至害怕“无名”状态的出现，例如在《黄帝四经·十六经•观》中有：“逆顺无紀，德虐无刑，静作无时，先后无名。”《黄帝四经·经法•论》中有：“三名：一曰正名，一曰立（位）而偃（安）；二曰倚名，法（废）而乳（乱）；三曰強主烕（灭）而无名。三名察则事有应矣。”当然这个“无名”不是万物创生以前没有形名的状态，而是失去了曾经存在的“形名”，事物处于混乱的、最坏的结局。

因此，黄老道家利用“形名”学说，既建构起通过“无名”“无形”去把握“有名”、“有形”的宏大理论，也建构起利用形名参同统御臣下的具体法术。这些不是空洞的玄想，而是有实际内涵的、可操作的实用主义政治理论。这种思想虽以形而上的“道”为首，但融合“名”、“法”，强调制度、法规的建设。其理念和战国中晩期为绝对君权专制政体服务的名分制度其实非常吻合，即毎个人都有其确定的位置，确定的职业，确定的奋斗目标，统治者只要把握住这种确定无疑的制度，就可以把握毎个人的欲求和发展方向，使行政效率得以大幅度提高，使统治变得轻而易举。

余论

可见，在先秦道家思想中，关于“名”的论述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名”的态度，道家奇妙地呈现出两个极端，一方面是轻视与否定，另一方面是重视与肯定。《老子》首章就是这两者的奇妙结合，在讲“无名。天地之始”的同时，马上讲“有名，万物之母”。可以说，老子同时开启了“无名”和“有名”这两道大门。可见无论是“无名”还是“有名”，对于道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讲“无名”是为了跳出“有名”的束缚，讲“有名”是为了使万物都得到区别、认识和管理。因此，“无名”和“有名”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存在合理性。“名”的内涵包括名称、名号、名分，有时甚至包括名誉、名声。尤其在重视将道家理论落实到具体政治实践的黄老道家那里，如果缺少了对“名”的审查、认识和把握，如果不能建立起由名号、名分所代表的规则、规范系统，不能使这套系统发挥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之功能的话，那么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就是一句空话，井然有序的政治局面就难以形成。

《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容易理解，但为何同时还要让“名可名，非常名”与之并列？既然“道”不可“名”，为什么还有所谓的“常名”？为何北大汉简本《老子》要写作“名可命，非常名”？这是《老子》首章的一大谜团。现在，当我们了解到道家有时重视“无名”，有时又重视“有名”，那么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就容易解决了。《老子》首章在郭店楚简的《老子》文本中尚未看到，而且笔者注意到早期对《老子》首章的解释，几乎都只谈何谓“道可道，非常道”，不谈“名可名，非常名”。所以笔者推测，“名可名，非常名”有可能比较晚出，这句话的出现，可能和“名”的重要性大大提高有关，可能和重视“名”的政治思想的黄老道家在战国中晩期的盛行有关。黄老思想家既重视绝对的、本源的“道”，又重视形成人间秩序的“名”。可以说，“道”和“名”是现实政治中最关键两个要素，只有执道者才有能力把握“不可道”的“道”、“不可名”的“名”。黄老道家虽然也认可“道”不可言、不可名，但同时更强调如何借助“道”之名，使圣人站在“无名”、“无形”的立场上，去把握有名有形、可分可定的世界。既然“名”是构成形下世界的主要因素，既然“名”是可以“命”的，由谁去“命”，如何去“命”，让“物”之“名”如何自发地发挥规范约束的作用，是政治的首要课题之一。因此，基于这种政治思维背景，“道”“名”几乎具有了平等的地位，圣人不仅要把握“道”，也需要把握“名”。而不是仅仅用“不可道”、“不可名”打发了事。这个问题，笔者有较详细论证，可以参考。[17]

本论文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支持。

[①]这方面的详细论述可参曹峰：《对名家与名学的重新认识》，《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4年第2期；曹峰：《回到思想史——先秦名学研究的新路向》，《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2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07年第6期。

[②]此句马王堆帛书《老子》作“道恒无名，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③]基于这样的思维结构，老子必然讲“道”无法命名，因此就有所谓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及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说法。

[④]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5页。

[⑤]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196页。

[⑥]详见刘笑敢：《老子古今》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⑦]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2页。

[⑧]李先耕：《老子今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李若晖：《道之隐显（下）——〈老子〉第一章阐微》，第180页。

[⑨]池田知久：《马王堆出土文献译注丛书：〈老子〉》，东京：东方书店，2006年，第180页。

[⑩]如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说：“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参见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82页。

[11]王弼认为所谓“知止”就是“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参见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82页。

[12]关于“万物之母”，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说：“及其有名有形之时，则长之、育之、亭之、毒之，为其母也。”参见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1页。这是利用第五十一章来说明万物形成具体事物之后，继续得到“道”的养育之恩，所以可以称为“母”。这种说法首先不对称，因为“有名”没有和“无名”相对，而是成了“有名之时”，其次也和他对“始制有名”的解释形成矛盾。

[13]曹峰：《〈尹文子〉所见名思想研究》，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

[14]参见曹峰：《“名”是〈黄帝四经〉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兼论〈黄帝四经〉中的“道”“名”“法”关系》，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轩辕黄帝研究》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5]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354页。

[16]这方面的论述，详见曹峰：《“名”是〈黄帝四经〉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兼论〈黄帝四经〉中的“道”“名”“法”关系》，徐炳主编：《黄帝思想与道、理、法研究》（《轩辕黄帝研究》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7]曹峰：《〈老子〉首章与“名”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北大汉简〈老子〉的问世为契机》，《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又见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