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懿传》《延禧攻略》中的清宫历史是真的吗？

影视剧《延禧攻略》中的乾隆皇帝与富察皇后

乾隆共有41位嫔妃。他在1727年和第一位妻子成婚，到他1735年登基前，他又纳了七位嫔妃。1777年他纳了最后两位嫔妃。除极个别外，大部分嫔妃都来自选秀。她们通常在13岁左右进入宫廷，住在守卫森严的后宫中，每个院落都由四米多高的红墙环绕，并由错综复杂的通道与其他庭院隔开。除非皇帝让她陪同出宫（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否则，嫔妃与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除了庆典和一些特殊场合，她们只能见到二三百名宫女和答应（略少于路易十四宫中的女性），而她们所能见到的男性，唯有宫内那两千名左右的太监。这些受过宫刑之人往往在青少年时期即已入宫，负责守卫后宫的安全，并在大殿与后宫之间传递信息。之所以采取这些谨慎措施，原因非常简单：皇帝及其帝国都必须明确保证他的嫔妃所生之子都是皇帝的亲生儿子。将皇帝的后妃隔离起来是唯一切实可行之法，而且这一方法确实行之有效：除了流言蜚语之外，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清朝皇宫中有非皇上亲生之子出生的情况发生，这和当时欧洲皇室中放荡不羁的情况刚好相反。

皇上嫔妃们的地位并不平等。嫔妃们共分为八个等级，一旦进入后宫，每个人都会被授予不同的等级，等级不同，其例银等标准亦不相同。皇后、皇贵妃、贵妃和妃这四个等级有数量的限制，但是个人的地位与其入宫时间长短并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嫔妃等级的提升并不取决于其入宫时间的长短，而是取决于其当时的处境，比如说是否得到皇上的专宠，或者是否生子且其子能够存活并为父亲宠爱。一些嫔妃能够获得皇上的特殊赏赐（通常是珠宝、皇上的藏品、衣物和锦缎等），但是，这些东西并非嫔妃本人私产，在她们去世以后都要被收回皇室。

在皇上的嫔妃中，并没有严格的民族限制。一般来说，皇上的正室，即唯一拥有皇后称号的应该是满洲人，其他嫔妃则可以是蒙、汉旗人，但是没有汉人（即民人）嫔妃。乾隆至少还有两位朝鲜族嫔妃，另有一位名为和卓氏的回子嫔妃，她来自回疆的喀什噶尔，出身于显赫的苏非派。乾隆的生母和他那位出身宫女的祖母（雍正之母）都是满洲人，但是他的一个曾祖母则来自一个显赫的汉军旗人家庭，还有一位曾曾祖母是蒙古人。这些女性的所有子女都被归为满洲人，而其家族也因抬籍进入满洲八旗，民族身份得以转变。

至于如何挑选皇帝嫔妃，我们知之甚少。我们猜想，乾隆在挑选嫔妃方面多少还是有一些权力的。但在挑选皇后方面，因兹事重大，乾隆就无权做主，很可能父母在其年少时期就已做出决定，挑选了富察氏家族的一位年轻女子为乾隆之正室。富察氏之先祖乃是努尔哈赤手下最为骁勇善战的战将之一，其家族世代精英辈出，大多都是朝廷重臣。富察氏的叔叔马齐曾任内务府总管等重要职位，后来成为乾隆臂膀，在1760年代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的傅恒则是她的弟弟。

乾隆皇后富察氏像，郎世宁与宫廷画师绘，画中皇后时年24岁

乾隆和富察氏大婚之时，弘历只有16岁，富察氏只有15岁——看起来似乎还很小，但在当时这正是初婚的平均年龄。他们两人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直到23年后富察氏离世。两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看起来简直就是天作之合。无论弘历前往哪里，富察氏都会陪伴左右；弘历生病时，她会尽心服侍直至弘历痊愈。弘历也曾先后秘密地立富察氏所生的两个儿子为储，只不过这两个孩子早早就因病而夭折。她对待婆婆非常尽职尽责，而且也能够维持乾隆后宫的和睦，这些都为其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乾隆一样，富察氏似乎也特别重视满洲传统中的简朴观念。她不崇尚奢侈的生活，而喜欢以通草绒花为饰，不御珠翠。

发生在1747年的一个故事生动地描绘了她的节俭。在一次木兰围猎中，皇后亲手为乾隆缝制了一个盛放打火石的荷包，因为乾隆曾告诉她，在祖父生活的时代，男人总是在荷包中盛放用来取火的打火石和铁。乾隆还提到，早期的荷包（满文称为 fadu）非常简单，通常由鹿羔沴绒制成，而不似乾隆时期那些由锦缎制成并饰以金、银、象牙、犀牛角等珍贵材料的荷包般奢华。皇后随后便采用关东传统技艺，“以鹿羔绒制为荷包”，亲手绣上简单的花纹，然后献给乾隆。六个月后，富察氏突然离世，乾隆遂命人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盒子专门盛放皇后最后进献的这件礼物。他解释了这件礼物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就知晓了这个故事），并以满语赋诗一首，其中有这样的语句：“睹旧物兮心悲恸，忆音容兮泪朦胧。”

对于乾隆的统治而言，第一位皇后富察氏的去世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富察氏究竟缘何突然离世，则并不完全清楚。她离世时年仅36岁。之前，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虽然已经做了预防措施，却还是不幸染上天花并在除夕之夜夭折，这可能给皇后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正如世界上很多地区一样，天花在中国也非常流行，其死亡率之高一直为人所担心。为了保证皇家成员的健康，1680年代，出痘后得以幸存的康熙皇帝命令对皇子实行强制隔离，他们都被刻意种痘防疫。在乾隆统治时期，这一做法扩展到了京城大部分的满洲儿童，使得婴幼儿的死亡率急剧下降。但是，依然有一些儿童甚至包括皇帝之子在内无法幸免。在这一不幸事件发生之后，钦天监官员提醒乾隆，天空出现不祥征兆，预示皇后的身体可能会出现不适（“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有眚”），而破解之法是让皇后不要总是待在宫中。因此在1748年2月，在适量随从的陪伴下，乾隆带着皇后和皇太后前往山东的孔子故里和雄伟的泰山，期望借助此行能够让皇后重新焕发光彩。确实，这种变化似乎真的让皇后的精神有所好转，她甚至可以登山并在山上的娘娘庙祭拜。但是回程中，情形则急转直下。4月1日（农历三月初四），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将皇家队伍阻拦在山东省会济南，皇后因此而感染风寒，不得不卧床休息。皇后的病情似乎并无大碍，所以乾隆还是按原计划在济南举行了祭祀仪式。一周后，皇家队伍在德州（德州位于大运河和大路的交会处）改乘船返京，这已经是回京的最后一段行程，然而，皇后的病情突然恶化。聚集在岸边为皇家队伍送行的几百位官员于是下跪祈求上天保佑皇后能够早日康复。但是，当天深夜，皇后还是在皇上身边不幸离世。

皇后的突然离世让乾隆极为悲痛，甚至似乎有点儿失去理智，最终导致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他的第一道旨意是下令皇后的遗体连同整艘船必须立刻运回京城。将船通过大运河运回北京当然没有问题，问题是如何把船拖出水面并穿越门洞狭窄的城门。乾隆曾想把城门楼拆掉，后来礼部尚书海望想出一个方法，他命人搭起木架从城墙垛口通过，上设木轨，木轨上以鲜菜叶铺垫，使之润滑，经千余名人工推扶拉拽，终于将船运进城内。这艘船一直被运到紫禁城的东门，随后，已经装棺入殓的皇后被安放在了她的寝宫长春宫中，在那里停放了一个多星期。皇后的棺椁用稀有且坚韧的梓木制成，此后，她的棺椁被移置到了宫中一处专门的建筑内停放。1752年冬，皇后的陵墓建成，其棺椁方得以下葬。

同时，乾隆宣布为皇后举行盛况空前的国恤，此时她已被封为孝贤（忠诚和聪慧之意）皇后。乾隆宣布罢朝9日，在京王公百官皆着素服斋戒27日。同时，乾隆下令京城一律不得嫁娶，各省虽不禁嫁娶，然而不得作乐。各省文武官员从奉到谕旨之日始，摘除冠上红缨，齐集公所，哭临三日。此外，乾隆还颁布了严格的剃发规定。皇室男性必须截发辫，他们的太太则需要剪头。所有满、汉男性，依据满洲祖制，百日内不得剃头。满洲妇女则不得盘头，要把头发放开或是剪断若干。另外，满洲妇女有一耳带三钳的习俗，此时则要摘去一个耳钳。乾隆不断为此颁布谕旨，只不过其批示并非常见的朱批，而改用表示哀悼的蓝笔。

多数官员对此都予以了适当的回应，并谨遵谕旨行事，其中一些机敏的官员还立即上奏乾隆，表达了他们对皇后去世的悼念和悲痛之情。乾隆当然知道其中一些奏折只是一种形式，而非真情实意，但是，他仍然对那些没有上奏的官员尤其是满洲官员深为不满。他认为，这些满洲官员所受皇恩较汉人官员尤为深重，“义当号痛奔赴”。所以乾隆迅速惩戒了53位没有上奏悼念的忘恩负义之人，每人各降两级。皇后去世一个月后，他进一步公开指责两位皇子哀悼之心不诚，谴责他们身犯不孝之重罪，因而剥夺了他们的皇位继承资格。此后不久，乾隆又发现负责皇后葬礼的官员犯了许多低级失误，比如在皇后册文的满文翻译中出现错误，译者因而被判斩监候。

不过，在乾隆发现大量官员藐视其百日内不得剃头的规定时，上述错误就不值一提了。随后，皇帝的怒气、怨恨和痛楚彻底爆发了出来。这些官员不仅藐视他所深爱的皇后，而且还辱没皇帝，漠视满洲祖制。那些本应对此更为了解的满洲官员再一次成为了乾隆迁怒的对象。汉人官员只要向皇帝承认错误便可得到赦免，八旗官员则无此运气。1748年夏，许多官员因此而被革职、罚俸和褫夺爵位，有人还因此而丢了性命，朝廷气氛变得格外紧张起来。谁应该告发谁？后果又会如何？乾隆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冷酷，甚至那些和皇帝颇为亲近的官员也很困惑，不得不格外谨慎行事。这种无可预料的报复行为，虽然并非乾隆的典型特征，但是与他的父亲雍正颇为相似，而这种行为在乾隆此后40年的统治中也将反复出现。

郎世宁绘乾隆画像

唯一不害怕冒犯皇上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富察氏去世后还不满5个月，皇太后就建议乾隆册立贵妃乌拉那拉氏为皇后。乌拉那拉氏的家世远没有富察氏家族显赫，其父只是一位佐领。在乾隆登基之前，乌拉那拉氏即已婚配乾隆，后来育有二子一女。但是在1748年时，还无法断定她是否受到皇上专宠，一切尚属未知数。我们也不清楚皇太后因何如此大力支持她。当时册封新的皇后并非急务，因为其他高级嫔妃也可以在各种礼仪和祭祀活动中担当皇后之责。依然沉浸在皇后离世之痛中的乾隆倾向于维持原状，但迫于皇太后的压力，最终在悼念富察氏的活动结束后，乾隆册封乌拉那拉氏为新的皇后。

影视剧《还珠格格》和《延禧攻略》中的乌拉那拉皇后

乌拉那拉氏比乾隆小7岁。1750年，32岁的乌拉那拉氏终于被立为皇后。在此后的15年间，两人一直相安无事。他们的两个孩子在两岁前即已夭折，只有一个儿子健健康康地存活了下来。乌拉那拉氏与皇太后相处得很融洽，乾隆也很喜欢她，并带她参加了1765年的第四次南巡，这也是乾隆自富察氏去世后的首次南巡。但是就在当年春天，在杭州停留期间，皇上和皇后之间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可能是由于皇上迷恋上了其他女子（盛行的说法），也可能是缘于皇后对皇太后的不敬（乾隆的说辞）。一天晚上，皇后在她房内剪发以示抗议，正是这种不合礼仪的极端行为使得他们之间的争吵为人所知。这种行为非常不符合当时的礼仪，严重违背了宫廷礼制，乌拉那拉氏当然知道她的这种行为是对乾隆权威的严重挑战。乾隆对乌拉那拉氏的出格行为极为震怒，次日一早获悉此事后，立刻将皇后遣送回京并打入冷宫。一年多以后，1766年的秋天，乌拉那拉氏病逝，病因不明。

皇上对于第二位皇后去世的态度与第一位截然不同。他没有下令对其举行国恤，也没有以皇后的身份而只是按照皇贵妃之丧仪为其举行了葬礼。更令人震惊的是，乾隆决定将她与富察氏分开安葬，没有依照惯例将她安葬在裕陵之中。乾隆对此自然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乌拉那拉氏去世后几天，乾隆发布诏书，称乌拉那拉氏在巡游途中“性忽改常，于皇太后前不能恪守孝道”，其去世是因病情加剧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对其已经可谓“格外优容”。乾隆之言并不能令所有人信服。御史李玉鸣为此上书奏请以皇后之礼举丧，竟被发配伊犁。同样的命运也落到刑部右侍郎、宗室成员阿永阿的头上，他因反对乾隆废乌拉那拉氏皇后之名而被流放黑龙江。让乾隆感到惊愕的是，阿永阿之举博得了皇帝身边部分重臣的同情，因为他们同样觉得皇帝此举实属过分，且不合礼法。但是，皇帝的愤怒并未因此平息。他谴责阿永阿之举乃哗众取宠：“阿某宗戚近臣，乃敢蹈汉人恶习，以博一己之名耶！”他不顾群臣之反对，将阿永阿发配到气候恶劣的黑龙江以度余生。

但是有关乾隆继任皇后乌拉那拉氏的事情并未从此终结。在她死后10年，曾任都察院书吏的严譄上书朝廷，称乾隆没有以皇后之丧仪悼念乌拉那拉氏实属错误，他有责任为乌拉那拉氏讨还公道。严氏随即被捕并受到审讯：此事是否系其一人所为？从其信件所言看来，他应该从朝廷内部获知了某些信息。究竟是谁让他做出如此愚蠢之举？虽然严譄遭受了酷刑之折磨，却也没有供出其另有同谋之人，但是，这一事件清楚表明，还有其他人相信乌拉那拉氏剪发的真正原因是对乾隆纳妃不满。皇帝虽然对这种说法进行了反驳，认为实属荒谬诽谤之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这种说法并没有给予针对性的驳斥。

这还并非此一事件的最终结局。两年以后的1778年，一个有点疯狂的生员金从善在乾隆出游时，于御道旁大胆进递呈词，请求乾隆恢复乌拉那拉氏的皇后称号。皇帝被迫最后一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重申乌拉那拉氏严重违反国俗，理应受到如此惩处。此事虽然后来再也无人提及，但是乾隆也明白这并不能说明人们已经将其淡忘。不论对错，外面流传的言论都是皇帝对不起皇后，皇帝虽然威严，却也无法令人们信服。这些反对者当然并非出于侠义之心。朝中之所以谈论乌拉那拉氏违反礼仪之事，是人们担心皇帝没有给予乌拉那拉氏应有的丧仪，可能会使国家遭到上天的报应。在250年前的明代宫廷，围绕祭祀祖先礼仪也发生过类似的争论，导致17位官员被鞭笞致死，170人被革职发配边疆。这显示出，至少在部分人看来，人们更应该忠于王朝的制度而非皇帝本人。乾隆朝中关于孝贤皇后和乌拉那拉氏的争论，表面上与头发相关，实质上却是围绕正确之仪、祖宗之制和天下秩序所展开的。

在乌拉那拉氏的不幸事件之后，乾隆再也没有立后。名义上，乾隆曾于1795年册立了第三任皇后，但这只不过是为给予新皇已故生母一个名分。如果有人胆敢向乾隆进言另立皇后，乾隆就会将其处死。他似乎对夫妻生活也不再感兴趣，因为在1766年以后他只有一个孩子出生，即生于1775年的十女和孝公主，这也是乾隆的最后一个女儿。相反，随着日渐衰老，乾隆似乎愈发怀念他的结发之妻富察氏。在她去世以后，乾隆一直都在不断为其赋诗，诗中真实流露出了乾隆的悲恸、怀念和孤独之情。以下诗句是1765年他自杭州返京路过山东时所作，正值他将乌拉那拉氏遣送回京之际：

济南四度不入城，恐防一入百悲生。

春三月兮分偏剧，十七年过恨未平。

乾隆十七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他似乎从未摆脱丧偶之痛。至1799年乾隆去世时，他共写了一百多首哀悼富察氏的诗作。下面这首诗作于1795年乾隆85岁时前往富察氏陵墓祭奠之后：

本欲驱车过，矫情亦未安。

三杯不防酹，四岁又云寒。

松种老鳞长，云开碧宇宽。

齐手帅归室，乔寿有何欢。

乾隆创作上述诗句之时，已经将皇位传给了十五子永琰（登基后改名颙琰）。选择这个儿子继位并非易事，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乾隆共有27个孩子，其中15个（十子五女）长大成人，有十个孩子不满五岁即已夭折，只有八位活到了30岁。但是到乾隆1799年去世时，只有四子一女仍然健在。古代的婴儿死亡率自然比现在要高，但是幼儿早夭仍然是件令人极为伤痛的事情（富察氏正是由于次子两岁时的夭折而身心备受打击）。如前所述，乾隆的长子和三子由于悼念皇后之心不诚而受到惩罚，丧失了继承皇位的资格。即使如此，当他们二十多岁病逝时，乾隆仍然非常伤痛。在取消这两个儿子继承权几年后，乾隆前去皇子们读书的地方进行视察；他尚未决定新的继承人选，因此希望了解皇子们的情况。看起来这次视察颇为突然，因为他抓到了几个逃课者。可以想象，当乾隆发现皇子并不像他当年那样热衷学习甚至于旷课时是何等沮丧。

缺少具有天分的儿子让乾隆感到非常烦恼，因为这对其权力而言是一种缺陷，甚或是一种失败。乾隆确实有几个儿子，如皇八子永璇和皇十一子永瑆，继承了乾隆的艺术天分，但是他们对政治都没有什么抱负，只是对京城娱乐场所更感兴趣的纨绔子弟。乾隆认为他们缺乏天子所必需的持重。皇十一子晚年时精神有些反常，后来神志错乱，无法自顾。皇五子永琪一度最为乾隆看好。在乾隆众多的儿子中，永琪第一个被封为王（荣亲王）。但是在封王仅四个月后，他就因病去世。25岁的永琪去世后，乾隆就只剩下两个有可能继位的皇子：皇十五子和皇十七子。两人皆系嫔妃魏佳氏所生。皇十七子耽于声色，对古代经典毫无兴趣，有时还会在夜晚从皇宫溜出去见其酒肉朋友，显然不是做皇帝的人选。所以最后，乾隆只能在17个皇子中选择颙琰为储。但是他并未立即立储，而是到1773年12月（恰好是波士顿倾茶事件后的第五天），他才宣布已经选择了继承人，那个装有颙琰名字的匣子已经被藏在宫中的某个地方。1796年，颙琰即位，改年号为嘉庆，在位二十五年，是一位聪明而可靠的君主。

但是事实上，乾隆最喜欢的“儿子”似乎是他最小的女儿和孝公主。和孝公主生于1775年，此时乾隆已经66岁高龄，并且已经当了祖父。可能因为她是唯一留在宫中的小女孩（她所有的姐姐都已经出嫁），这个小公主就成为皇帝的掌上明珠，与当年康熙对待年幼时的乾隆如出一辙。在她周岁生日之时，皇上送给她珍贵的玩具，其中包括一头玉狮子和一只象牙雕的天鹅。随着和孝公主的成长，人们发现她不仅遗传了父亲的外貌，同时也继承了他的自信和射箭天分。她经常穿着男装和乾隆一起围猎，并且表现不错。“汝者为皇子”，他应该告诉过她，“朕必应汝储也！”成年以后，乾隆将其许配给了在乾隆统治后期独揽大权的和珅之子丰绅殷德（丰绅殷德的名字为乾隆所赐，满语意为“祝他好运”）。那时的和孝已经非常成熟稳重，所以有一次看到丰绅殷德在雪中游戏时，斥责他的行为过于幼稚。

和14位成年的兄弟姐妹一样，和孝公主的婚姻也是在她幼年时期便由乾隆决定。很多人都认为皇室婚姻仅仅出于政治考虑，但在清代并非完全如此。与欧洲王朝不同，满洲皇室并不需要依靠与其他政治对手或权贵通婚来建立起家族间的联系，以确保统治稳定或是获得金钱和特权。（在雍正以后，确实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权贵家族。）不过，清皇室有时也通过公主与其盟友联姻，其中大多是与蒙古联姻。乾隆五个女儿中有两个许配于蒙古王子；其他三个则嫁给了颇有影响的满洲重臣之子。她们，甚至包括那些远嫁蒙古的公主在内，都住在北京。乾隆知道他本人不可能一辈子都能照顾和孝公主，所以要把和孝公主许配给一个可信而有权势的家族，以保证她有一个好的未来。

1790年，和孝公主大婚，此时公主15岁，她的丈夫14岁，而乾隆已经76岁。这是当时的一起盛大事件，一开始是在宫中大殿设宴，随后公主由这里乘轿抵达丈夫的府邸。由20人组成的卫队在前面开路，将看热闹的人群拦到两边。送亲队伍很长，其中包括一个满载皇帝赐给女儿嫁妆的豪华马车队，里面有金银珠宝、毛皮、家具、仆人、衣服、绸缎、首饰盒、梳子、化妆品、钟、茶壶甚至痰盂。在清朝，还没有谁有过如此多的嫁妆。一位见过公主出嫁的朝鲜使者注意到和孝公主收到的礼物是其他公主的十倍之多，它的奢华说明了乾隆对小女儿的特别喜爱。

但是在十年以后的1799年，和孝公主的公公和珅因为贪污而被新皇嘉庆处决，和孝公主的好运也就此结束。嘉庆革去了她丈夫的多数头衔和官职。情况其实本应更糟，因为他完全有可能会被处死（所以，他确实很“幸运”）。嘉庆皇帝（她的同父兄长）不仅饶了她丈夫的性命，甚至还让他们保留了部分财产用于生活。1823年，和孝公主去世，盛世的最后记忆也随其香消玉殒。

登基之后，乾隆一直以其祖父和父亲为榜样。但是，看起来他却没有能够将祖父和父亲的理念传给自己的子女。尤其是在1748年富察氏去世后，他就很少过问子女的教育，导致在很多年中，他都陷入缺乏合适继承人的无望之中。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是如何为和孝公主而感到自豪，在他看来，除了性别之外，和孝公主完全符合作为统治中国的帝王的所有要求。虽然其他子女令乾隆非常失望，但是和孝公主的刚强性格还是让乾隆非常自信，他完全有能力培养出合格的继承人。如果富察氏的孩子还活着，情况可能会完全不同。但事与愿违，他很难像他的祖父和父亲那样，找到一个合适的子孙来寄予期望。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子嗣不能胜任帝王之责并不全是乾隆之错。还有部分原因在于，富贵家庭通常会溺爱孩子，或者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乾隆对母亲的孝顺以及赐给和孝公主的奢华嫁妆表明奢侈之风正在乾隆时期日益滋长，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导致了社会风气的不断败坏。虽然乾隆打着孝的幌子，但是，他还是违背了他本人曾对富察氏所说的满洲崇尚节俭的重要品格。乾隆的日益挥霍与其强调要严格遵循古礼之间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而这必然也会让后人感到非常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