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
在上古的传说中，“大禹治水”是人类改变自然界的宏大事业；禹的儿子启则在随后建立了华夏第一王朝——夏。两代人的故事堪比创世史诗，壮丽辉煌。
按照古*载，在尧和舜的时代曾经发生大洪水，尧帝派禹的父亲鲧治水，但没有成效，鲧被处死；舜帝则继续任命禹治水，结果禹不仅治理了水患，还开辟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陆路与水路交通网，划出了九州行政区。
水稻
在龙山时代结束后的“大萧条”中，新砦——二里头人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甚至建立华夏第一王朝，水稻是重要原因。比起南方，华北降雨较少，更容易排涝，且粮食作物更多元，既有水稻，也有旱作的黍、粟、豆和麦，这样的话，改造初期的湿地适合种植水稻，但随着气候暖湿程度的减弱，二里头这种“稻作殖民地”会逐渐回归旱作，同时，稻田灌溉技术被保留下来，继续用于粟、麦等北方作物，而这对于旱作农业的增收有重要作用。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继夏朝之后，商朝和周朝都建立在华北的平原地带，并奠定了此后直至秦汉的“华北优势”。
二里头—夏朝人有崇拜龙的习俗。二里头人有稻作和龙崇拜，这让他们在普遍萧条中建立起繁荣的聚落；然而，要超越昔日龙山时代的古国，他们还需要其他的技术，比如青铜。
青铜
《竹书纪年》记载，夏朝共有471年。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前后相承。夏王朝的极盛阶段，是二里头文化三期。虽然聚落面积不再大幅扩张，但增加了很多高等级建筑。从城市规划和宫殿建筑看，二里头—夏朝不仅有强大的王权，还掌控着很多对神的献祭权，而且贵族也有自己的祭祀（包括人祭）活动。
在夏朝存续的五百年间（这是宽泛的标准，包括新砦的一百年，以及夏商更迭的半个世纪），铸铜技术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了起来，从单纯的红铜，到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青铜，从小件器物到较大的青铜礼器（容器）、兵器，夏朝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石器可能是在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青铜兵器破解了。
夏王朝
关于夏朝，古史只有少量记载，如《史记·夏本纪》说，大禹准备把首领职位传递给益，那位向民众推广稻种的助手，但在禹死后，民众都愿意服从禹的儿子启，于是，启建立了家族王朝——夏朝。
夏朝还不是后世人观念中的大一统政权，内部族邦林立，二里头古城实则是夏王部族的领地，因稻作农业而人口繁盛，因青铜兵器、奢侈品而强大且富有吸引力，周边各部族甘于充当它的附庸；但夏王室——二里头人对这些臣服部族并没有太多的直接控制，也未能在语言和文化上把中原地区整合为统一体。夏王朝的故事虽在各部族中流传，但各部族仍保持着自己的共同体生活。
夏朝和商朝的更迭，在史书中有道德评判色彩很强的记载：末代帝王夏桀胡作非为引起天怒人怨，终于被新兴的有道之君商汤取代。
商
先商的始祖谱系从契开始，到灭夏的武王成汤，一共有过十四代首领，共经历八次迁徙：“成汤，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也就是说，平均不到两代人就要迁徙一次。
因夏都的王族和铸铜族群的矛盾日渐激化，二里头铸铜人应该是在危急之中联络了商族，于是，商汤带领东方同盟各族大举西征，攻占了夏朝。但在管理王朝和青铜技术方面，商族和它的东方盟友都缺乏经验，用了半个世纪左右才完整吸收了夏朝的遗产，并融合各原有文化，形成了新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商族。
商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异的一段，如果将其分成早、中、晚三期，人们最熟悉的是晚商（殷墟阶段）。殷墟发掘最早，有精致的青铜器、甲骨文和大规模*祭场。
但其实，早商的奇迹更多，它在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创造的成就，其后一千年都难以再现。那是一种几乎抵达秦汉大一统王朝的气象。比如，它拥有地跨千里的遥远殖民城邑，有规模庞大到脱离当时人口总量和经济水平的大型仓储设施。
夏朝—二里头文化保守，并不热衷对外扩张，虽发展出东亚最为领先的青铜技术，但一直将其封闭在二里头作坊区厚重的围墙之内，很少转化为用于扩张的军事实力。
但商朝不同，经过开国之初的数十年整合和同化，商族开始大规模扩张，到开国二百年时，商的统治范围已经超过夏十倍以上，包含无数语言和风俗不相同的族群。从这个层面来说，早商才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
商都
商族人灭亡夏朝之后，一度保留了二里头古城，并同时开始兴建两个中心城市：一座是在二里头以东8公里处的偃师商城；另一座是在二里头以东100公里处的郑州商城——堪称早商的东西两都。
两座商城的保存情况也不一样。在后世，郑州商城一直是重要城邑，到现代更被市区占据，遗址破坏严重，各发掘地点比较零散，难以重现商城的整体风貌。偃师商城则一直是农田，所以保存相对完整，比如，有石砌的城市供排水系统，排水沟宽近1米，从西到东贯穿整座城市。
商朝宗教
在商人的人祭宗教兴盛之际，王室成为人祭活动最大的主办者。这代表着王权和神权的高度融合。比起二里头—夏朝，这是一个新变化：人祭是商朝的国家宗教，也是商族人的全民宗教。人祭行为不仅出现在偃师和郑州商城的宫廷与民间，也被商人带到了各殖民城邑。
商朝开国200余年，郑州商城第四期初叶，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生严重萧条，偃师商城迅速被废弃，郑州商城则在衰微中维持了数十年。刚刚进入中商阶段时，郑州商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祭祀方式——埋藏青铜器。
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在这期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屠*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此外，早商的神奇扩张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无法完整复原。
马车
早商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晚商—殷墟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
到盘庚王迁都殷地后半个世纪，武丁在位时期，却忽然出现了成熟的双马拖曳双轮战车，比如，殷都宫殿区乙区埋祭了四辆双马拉战车，武丁的夫人妇好的墓中有六件驾驭马车用的铜制弓形器，武丁的甲骨卜辞中也频频出现马车。可以说，马车在殷商出现得非常突然，而且似乎从一开始，技术就已经完全成熟。这很可能是外来输入。
也许是某个中东地区的马车族群进入了中亚和蒙古大草原，又南下穿过燕山，在山西或河北地区遇到了商族人，然后，商人迅速掌握了驾驭战车、繁育马匹和制造车辆的技术。另一种比较缓慢但可能性更大的方式，则是马车技术自西向东，在若干个族群之间经历了“接力”式的传播，最终到了商人手里。
殷商阶段，马车还不太多，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但它有更重要的价值，这便是作为通信的手段和王朝上层人物的交通工具。
武丁王
武丁是商朝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王，奠定了殷都的格局以及商朝后期的疆域，遂被后世称为“高宗”。
在殷商，从盘庚到纣王，中间一共有十二位商王，历经二百多年，武丁王在位时间几乎占了四分之一。
商人的挫折来自内部的九世之乱，这造成了王朝近百年的停滞。然后是盘庚王迁殷。之后，殷商终于稳定了下来。经过几十年休养，王朝实力逐渐恢复，到长寿的武丁王在位时期，又开始了对四方的征伐。而且，殷商已经有马拉战车，王宫和上千里外的战线的联络得以解决，征伐已不再是盲人摸象般的自发扩张，而是由商王统一指挥的军事行动。
周文王
商王帝乙可能在位二十六年，然后由儿子帝辛继任，这便是末代商王纣。他名为“受”，也称“辛受”。“纣”可能是后世周人给他的贬义称呼。
这一次商王更迭时，周昌大概三十岁稍多，而周族人最重要的工作仍是为商朝征战和捕俘。周昌年轻时经常带领族人远征羌戎部落，积累了很多捕俘经验。不过随着儿子们逐渐长大，周昌开始脱离征战厮*，由长子伯邑考和次子周发（后来的武王）更多地承担军事工作。
伯邑考后来死于殷都。他原名应该叫邑。“伯”，表示他是嫡长子，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伯仲叔季）；“考”，意为父亲，但伯邑考没有后嗣，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从这个不同寻常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他本应是周昌的继承人。
最早开启文王想象力的，是占卜。实际上，周昌要做的事情，是秘密学习商王的通神占卜之术。而这在商朝过于僭越，而且后来周昌又萌生了翦商造反的念头。占卜预测和祭祀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产物。而且，周昌对此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和探索精神，他不仅学习商人的甲骨占卜，还改造了易卦预测技术，创作了《易经》文本。
翦商
献祭伯邑考后，纣王恩准周氏父子返回周邦，继续在西土为商朝效力。而返回周原后，周昌很快宣布“受命”（接受了上帝的命令），这意味着他成为上帝授权的人间王者，而使命正是灭亡商朝。就是从这时开始，他成了人们习惯称呼的“周文王”。
伯邑考死后，文王次子周发成了族长之位的继承人。他要执行父亲规划的翦商事业，而吕尚的作用不可替代，周族需要借助吕尚重新建立和西土羌人的传统盟友关系。
但吕尚如何离开殷都、返回西土是个难题。战国秦汉间的文献说，太公吕尚曾经“屠牛朝歌”，又曾经在黄河边的孟津（或者棘津）贩卖饭食，充当旅店杂工。这反映的可能是吕尚潜行返回西土的行程。我们不知道此行他有没有带儿子，但肯定带上了女儿邑姜。最后，吕尚垂钓渭水遇到文王，是旅程的结束。周人需要隐瞒吕尚来自殷都的事实，必须给他制造一个更安全的来历。这可能是垂钓故事的由来。
随着周人势力的膨胀，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商人朝贵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周族身上。他们或许想的是，倘若能趁着周族的叛乱搞垮纣王，扶植一位正常的新王上位，商朝应该能够回到往日的正轨。
征服多个方国后，周族人也就变成了统治阶级，被征服者缴纳的贡赋足以养活他们，故而也就可以从农牧业的劳作中解脱出来，一心操练战争技能。
周人以前居住的豳地和周原都不是多水地区，但要征服商朝，就必须适应黄河下游的湿地地貌。稍后，周武王又把都城扩建到沣水东侧的镐地，因丰镐两地距离很近，镐京就成了它们的总称。在周人的史诗里，镐京的大学是周族征服四方的起点。
周武王
攻占崇国后的第二年，文王去世。史书中关于他“受命”称王的时间，有七到十年的不同记载；而倘若加上之前担任周族族长的时间，则有约五十年。在世时，文王已经立次子周发为继承人，继位后，周发自定尊号为“武王”。
继位后短短数年，武王周发就攻灭了殷商王朝。而决定这次王朝更替的“牧野之战”，闻名千古。
武王最信任的臣僚，首先是岳父吕尚，自然由他继续担任武王之“师”，负责和商朝有关的一切事务；其次是弟弟周公旦，武王的主要助手。
自从灭商之后，武王经常患病，身体每况愈下。
王位兄终弟及，这在商朝很常见，武王有这种考虑也不算出格。但武王的兄弟很多，都已经接受过翦商战争的锻炼，而周公旦并不以勇武著称，为何会被武王选择为继承人？
可能主要是因为他的自信：周公对上帝和鬼神有自己一套基于“德”的理解，曾无数次用这套理论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兄长。事实上，武王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从未真正接受过周公的理念，但武王知道，在周人中，只有周公在试图挣脱商人的宗教，不再对那些商人的鬼神战战兢兢，顶礼膜拜。武王自己无法摆脱，但他认为或者说希望周公能找到出路。
周公
武王周发去世后，周公旦随即宣布年幼的侄子周颂为继承人（成王），但真正坐上王位的是周公。在成王亲政之前，一切政务由周公负责，他不仅拥有王的全部权力，使用王的全套礼仪，臣僚们也都称他为王。
辅政期间，周公平定了叛乱，还实行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来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比如，拆解商人社会，分封周人诸侯，等等。其中，有一项非常重要但后世已经完全忘却的举措，就是废止商朝的人祭文化。
周公辅政时期，最不安定的是山东地区，所以周公自己的鲁国和太公吕尚的齐国都在山东。这是他们为巩固王朝需要承担的责任。周公主要在朝廷工作，创立鲁国的工作是他的长子伯禽完成的；吕尚年事已高，可能分封不久就去世了，所以创立齐国的工作也主要由他的儿子完成。
西周的主要成就是它的诸侯封国在东方发芽成长，北到燕山，南到淮河，东到山东，西到陇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圈。
在周公时代，向远方分封如此众多的诸侯国是一项冒险之举，这就像是把种子撒向一片未经开垦的土地。在周王朝的荫庇之下，这些诸侯国基本都存活了下来，但其中哪些能发展壮大，则有很多未知因素。
王朝重臣（如太公吕尚、周公旦和召公奭）的嫡长子封国，会获得较多的臣民和领土，成为举足轻重的大国。齐国和鲁国在这方面的表现都不令人意外，但召公的燕国实在过于辽远，在西周朝的多数时间乃至整个春秋时代，它几乎都是默默无闻，有时甚至还被敌对的土著族群隔断道路而有上百年和中原音讯不通，它后来在战国时期能够重新振兴而跻身战国七雄，肯定不是当年所能预料的。
到春秋时期，很多周人诸侯国已经消失，大多被周边邻居甚至自己的兄弟之国吞并。最先靠兼并膨胀起来的是晋国，最初分封时，它还只是运城盆地中各姬姓诸侯中的一个，并没有受到格外优待，所以也没人会预料到它在四百年后的急剧扩张。
到西周后期的厉王、宣王和幽王时期，有些高级贵族家族已经在朝廷中非常活跃。他们在关中拥有封邑，连续数代人担任周朝高官，和外地诸侯通婚，形成了一张包含各族姓、从京师到各诸侯国的权力之网。
到周幽王时期，贵族诸侯间的派系之争则更为激化。周幽王试图疏远那些长期得势的姬姓和姜姓诸侯，利用另外一些诸侯国的力量废黜了来自姜姓申国的王后以及王后生的太子宜臼，引发了周朝的激烈内战。随后，北方犬戎部落受邀介入，结果关中和镐京在混战中沦为废墟，幽王被*。在晋和郑等诸侯国的支持下，平王宜臼迁都洛阳，幽王倚重的诸侯则被逐一消灭。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东周——春秋时期，王室权威衰落，中原诸侯开始摸索新的游戏规则。
神
周公的“改制”恭敬地解除了上帝和诸神对世间的掌控，把他们奉送到距离尘世极为遥远的彼岸世界。诸神远行似乎也带走了一切奇伟莫测，留给人间的只有平庸的平和，以及残留着种种传说的巨大废墟。不过，诸神及其神迹并未消失，只是它们不再返回东亚，而在此后的美洲大陆上，玛雅和阿兹特克等文明将相继繁荣，且伴随着盛大的人祭仪式以及精美的图画文字、石雕和巍峨的金字塔神庙。
华夏文明
周灭商后，以*戮和人祭为特色的华夏旧文明戛然而止，取代它的，是周公营造的新华夏文明。周公消灭了旧华夏文明及其相关记忆，打破了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不再把人类族群的差异看作神创的贵贱之别。这是华夏文明最彻底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
在三千年前的古人类文明中，只有华夏独自走出了神权的掌控，成为一个“异类”。这是一种过于早熟的世俗文明，一直持续到今日。
周公销毁了商朝诸多甲骨文记录，也禁止殷周贵族书写真实的历史。但周公唯一不敢销毁的，是文王留下的《易经》。这不仅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也因为《易经》是周人对翦商事业（起步）的记录，里面很可能包含着父亲获得的天机，销毁它也就是对父亲和诸神的不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