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专栏作家南门太守
《三国志》是《魏书》《蜀书》《吴书》的合称，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记载了公元220年至公元280年期间的历史。
在写法上，《三国志》沿用了纪传体体例，将帝王的传记称“纪”，其他人的传记称“传”。在整个三国时代，真正做过皇帝的有十几位，但《三国志》中只有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等6人的传记称为“纪”，这是因为《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不承认刘备、孙权建立的政权，刘备、孙权以及他们继任者的传记只称“传”。
这个容易理解，陈寿虽出身于蜀汉，但后期在晋朝做官，晋朝是在曹魏禅让基础上建立的政权，所以晋朝官方只认可曹魏，而将蜀汉、孙吴视为非法，有人以此批评陈寿没有历史学应有的原则，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能坚持原则，在这一点上比不了以后出现的、尊蜀汉为正统的史书《汉晋春秋》。
其实这没有多少道理，既然存在“正统”问题且“正统”只能有一个，作为晋朝官员的陈寿就只能选择曹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很中肯：“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陈寿是西晋官员，《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是东晋官员，东晋南渡偏安，形势如蜀汉，正统观发生了改变，尊蜀汉为正统没有外部压力，以此争论《三国志》与《汉晋春秋》孰高孰低毫无意义。
虽然尊崇曹魏为正统，但陈寿并没有完全受此约束，而是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历史事实。比如，从公元220年到公元280年的这60年间，事实上存在着3个政权并立的状态，陈寿是承认这种状况的，《三国志》书名的确立就是最好证明。《三国志》的书名并非后人所加，《晋书》说陈寿“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清代学者朱彝尊就此评论说“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也就是说，陈寿名里尊曹魏为正统，实际尊三者都为正统。
曹魏政权是在汉魏禅代基础上建立的，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献帝刘协而自立，这是一件大事，相关劝进表、辞让诏书、文告等可谓汗牛充栋，这类文书通常是正史所重点收录和保存的内容，但陈寿对此似乎视而不见，人们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才看到了那些篇幅浩瀚的内容。反观刘备称王汉中及后来武担山称帝，《三国志》对相关文字却有大篇幅的收录，从中似乎可以看出陈寿在正统观上的真实态度。
还有其它的例子，比如《三国志》中对刘备、孙权等人的称谓。《三国志》中非帝王以外的普通人物传记，要么以姓名相称，如《诸葛亮传》《陆逊传》《周瑜鲁肃吕蒙传》，要么以各人姓氏联结相称，如《程郭董蒋刘传》《王楼贺韦华传》，但《三国志》没有称刘备的传记为《刘备传》，称孙权的传记为《孙权传》。在陈寿看来，刘备、孙权等人就是事实上的帝王，如果把他们的传记和普通人一样处理，无疑贬低了他们的地位，但如果破例称他们的传记为“纪”，又难以得到官方认可，为此陈寿发明了一个说法，称他们为“主”。
陈寿称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不少人认为这与陈寿及其父亲早年在蜀汉的经历有关，其实陈寿这样做并非出于私义，而是陈寿历史观的另一个独特表达，因为“主”的称谓不仅对蜀汉适用，对孙吴也是一样，《三国志》中刘备的传记是《先主传》，刘禅的传记是《后主传》，孙权的传记称《吴主傅》，孙权之后的孙亮、孙休、孙皓三位皇帝的传记称《三嗣主传》。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王的传记称“世家”，其后帝王们的传记称“本纪”，除此之外者归为“列传”，在陈寿之前只有2个人享受过特殊对待，一个是项羽，《史记》里有《项羽本纪》；一个是孔子，《史记》里有《孔子世家》。人们称赞司马迁，认为他对项羽、孔子表达了尊重，陈寿在《三国志》里用“主”这个称谓，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主”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它的意思是“先生”，所谓“主公”，就是“尊敬的先生”，所谓“明主”，就是“明智的先生”，但这样理解有些宽泛。“主”的意思，除“家中的男主人”外，《康熙字典》里还有一条：“又大夫之臣，称其大夫曰主。”这种用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较普遍，《左传·昭二十八年》成鱄对魏舒曰：“主之举也，近文德矣。”
于是，“主”衍生出“主上”、“主公”、“明主”等说法，其中“主公”、“明主”在三国时代已广泛使用，是臣下对君主及割据群雄的称呼，或者仆役对其主人的尊称，如《三国志》法正传：“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与“帝”、“王”相比，“主”这个称呼并不那么正式，既表达了想说的意思，同时又可以将正统与非正统这种的严肃问题进行含糊处理，这个做法应该说是非常聪明和得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