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在我国古籍中现身频频。前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而年号则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现就所知，将四者来龙去脉略加辨析考述，以飨读者。
一
所谓庙号，乃古代帝王驾崩后，必于太庙立室奉祀而追尊之名号。例以某祖或某宗名之。始于殷代。如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等。关于选定庙号之依据，《礼记》有云：“祖有功，宗有德。”汉应劭注曰：“始取天下者曰祖，高帝称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曰宗，文帝称太宗是也。”唐颜师古注曰：“应说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宋刘攽则云：“颜说非也。始受命称太祖耳；有功亦称祖，商祖甲是也。”清方苞撰《谥法》有云：“祖者始也，故宗无定数，祖一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汉刘邦庙号高祖（又称太祖），刘秀庙号世祖，一朝已有二祖。或可解释为刘邦乃西汉始祖，刘秀乃东汉始祖。但至曹魏时，却有三代庙号相继称祖：曹操（武帝）为太祖，曹丕（文帝）为世祖，曹睿（明帝）为烈祖，即所谓“曹氏三祖”是也。故而唐刘知几《史通·称谓》云：“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清人顾炎武《日知录·除去祖宗庙谥》亦有“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之议。称宗之情形更滥。顾炎武更批评道：“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称宗之滥，始王莽之三宗。”（同上）到了唐代，滥情尤甚。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三祖》则有“自李唐始无代不称宗，其滥斯极。除一祖之外，其余诸帝，不问有功与否，莫不称宗”之讽。
历代庙号并无严格规定，亦非每位皇帝一定享有庙号。西汉时，刘邦庙号高祖（景帝又尊为太祖），而刘盈无庙号；刘恒庙号太宗，刘启无庙号，而刘彻庙号世宗。时至唐代，某些皇帝由于某种原因亦无庙号，如武则天等。故而刘知几云：“历观自古称谓不同，缘情而作，本无定准。”唐、宋两代，一般是一祖而多宗。偶尔亦称某宗为祖，以示特别尊崇之意。如北宋绍圣时，称赵祯为仁宗，而又称仁祖。元、明、清三代，变化更多。如元代既称成吉思汗为太祖，又称忽必烈为世祖；明代既称开国之君朱元璋为太祖，又称第三任皇帝朱棣为成祖（又称太宗）；清代既称努尔哈赤为太祖，又称福临为世祖，复称玄烨为圣祖等等。
一般而言，每位皇帝只有一个庙号，但亦有例外。如刘邦就有高祖、太祖两个庙号；明朱棣有成祖、太宗两个庙号；朱由检甚至有毅宗、怀宗和思宗三个庙号。朱由检以亡国之君，却有三个庙号，乃是由于都中人士曾先谥为怀宗，盖有怀念之意；南明福王（朱由崧）又由高弘图等尊之为思宗，亦有思念之义；后赵之龙疏议思字不美，再改毅宗。而综上可知，得庙号者必是皇帝，而后妃王侯皆不得与也。
二
所谓谥号，又称谥，乃帝王、大臣、士大夫身后，朝廷依其生前事迹予以之称号。《左传·宣十年》有云：“郑人改葬幽公，谥之曰灵。”考上古有号无谥，周初始制谥法。秦皇废不用，汉初复之。其后帝王谥号，由礼官议上；王公大臣定谥，唐宋时由考功定行状，太常博士作谥议；明清时定谥属礼部。士大夫身后，由亲族门生故吏为立谥者，称私谥。古人最重名位，故而对谥法多有讲究。如春秋时孔圉谥“文”，子贡不解，问孔子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答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解释了孔圉所以谥“文”之理由。《逸周书·谥法解》云：“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书于已，名生于人。”《白虎通·谥》云：“谥者何也？谥之为言引，引列行之迹也……；明别善恶，所以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也。”
谥法中，常择特定涵义之字以表死者之善恶。洪迈《容斋随笔·文用谥字》云：“先王谥以尊名，……谥之为义，正训名也”。诸多固定之字乃作歌功颂德之用。如“经天纬地曰文”，“刚强直理曰武。”同时亦有用以贬责或悼念之字。如西汉刘欣只享寿二十五，依谥法“恭仁短折曰哀”，谥为哀帝；刘炳寿仅三岁，在位只一年，依谥法“幼小在位曰冲”，谥为冲帝；刘隆享位一年，寿二岁而崩。依谥法“短折不成曰殇”，谥为殇帝。依谥法谥以“愍”字者，有“在国遭忧”、“在国逢艰”、“祸乱方作”、“使民悲伤”等四种情状。西晋愍帝之谥，就是依第一、二、四种情况而定之也。谥以“恭”字者，有九种情状，其九乃“尊贤让善曰恭”。唐高祖李渊谥隋代王杨侑、王世充谥隋越王杨侗为恭帝。乃李渊和王世充将夺取帝位假托为杨侑和杨侗“尊贤让善”而欲盖弥彰之举。
择以贬责之字，曰“恶谥”。最早被予以恶谥者乃周厉王。其在位时，多行不义，“谤”言四起，便使人“监谤，以告，则*之。”导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终致国人暴动，狼狈出奔于彘。死后依谥法“*戮无辜曰厉”，被谥曰“厉王”。
初，谥一般为单字，亦有二字者。如周威烈王之“威烈”，魏安釐王之“安釐”，蜀汉昭烈帝之“昭烈”，南朝梁简文帝之“简文”。北魏道武帝之“道武”等谥号皆取二字。个别亦有三字者。如卫武公谥“睿圣武”公；孔文子谥“贞惠文”子；曹魏曹芳谥为“劭陵厉”公；曹髦谥为“高贵乡”公等。谥号字数多寡，与褒或贬并无关系。独孤及有云：“谥法……在议美恶，不在字多，……二字不必为褒，一字不必为贬。若褒贬果在字数，则是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慎靓王也；齐桓、晋文不如赵武威、魏安、秦庄襄、楚考烈也。”
西汉惠帝以降，谥一律加“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等。史家述之，一般多省“孝”字。另，有庙号谥号连缀兼用者，如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为“世祖武皇帝”，“世祖”乃庙号，“武”乃谥号；而以下三帝即惠帝、怀帝和愍帝，则属于有谥号而无庙号者。亦有庙号谥号皆无者。如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孺子婴，曾为傀儡皇帝三年，王莽废之，庙号谥号皆无。帝王之谥，例由礼官议上。既有初谥，又有加谥，如南宋高宗赵构崩，孝宗朝谥为“圣神武文宪孝皇帝”；光宗朝又谥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而臣下之谥，先由礼官拟上，朝廷审定。如唐韩愈谥文公，明王守仁谥文成公。明人吴讷《谥议》云：“汉、晋而下，凡公卿大夫，谥必下太常定议，博士乃询察善恶贤否，著为谥议，以上于朝。”而私谥之法，始于东汉。陈寔死，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谥为“文范先生”；陶渊明死后，颜延年作诔，谥为“靖节征士”。道士、僧人可有谥，南朝陶弘景死，谥“贞白先生”，乃道谥之始。北魏太祖时，僧人法果死，赐号赵胡灵公。乃僧谥之始。
唐制，三品以上官死，得请谥。然定谥要考核其生平表现。如唐肖瑀死，太常谥之曰“肃”，太宗因肖瑀多忌，改谥为“贞褊”。裴矩死，开始谥“恭”，刘洎提出异议，认为裴矩奢侈放肆，改谥为“纵”。可见唐代于谥相当严肃。至宋代仁宗时，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既为恩赐，谥号便有褒无贬矣。明代王鏊撰《震泽长语·国猷》云：“本朝之谥，有美无恶，所谓谥者，特为褒美之具而已。”
皇帝谥号（包括庙号），多是由后一代皇帝追加。然亦有由隔代或后数代而追赠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害死唐朝末代皇帝李柷，谥为“哀皇帝”，后唐初，又追谥“昭宣光烈孝皇帝”，庙号景宗。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追谥朱由检为庄烈帝；七月，又追谥朱允炆曰“让皇帝”，庙号惠宗；乾隆元年，再追谥朱允炆为“恭闵惠皇帝”，后世简称为明惠帝。
皇帝、大臣之外，“匹夫”、“匹妇”、宦官、“蛮夷”，亦有得谥者。苏洵有云：妇人有谥，始自周景王穆后；“匹夫”有谥，始自东海汉隐者；宦官有谥，始自东汉的孙程，“蛮夷”有谥，始自东汉时莎车。明杨慎则认为早在春秋时，齐人黔娄，妻子即私谥曰“康”。
三
所谓尊号，乃为尊崇帝后为之所上之称号。始于秦代。据《史记·秦始皇纪》有“臣（王绾、李斯）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之语。《汉书·高帝纪下》有云：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上皇帝尊号。”又，嗣位皇帝尊前皇帝为太上皇，尊前皇后为皇太后、太皇太后，亦称上尊号。时至唐代，为皇帝上尊号之风大盛，有生前奉上者，亦有死后追加者。而生前加尊号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加于在位之时。如武后称“圣母神皇，高宗称天皇，中宗称应天神龙皇帝等便是；到玄宗时，已成为制度。宋范祖禹《唐鉴》有云：“尊号之兴，盖本于开元之际。主骄臣谀，遂以为故事。”明王三聘《古今事物考》有云：“元宗开元以后，宰相率百官上尊号，以为常制。”生前尊号，玄宗一代先后曾加六次。先天二年（713年）加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天宝元年（742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再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天宝七年（748年）加为“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八年（749）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天宝十二年（753年）复加为“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孝德证道皇帝”。由最初四字加至十四字。此外，皇帝逊位之后，为太上皇，由继位皇帝为之加尊号，此再举玄宗之例：乾元元年（758年），肃宗上玄宗“太上至道圣皇天帝”之号便是。唐代皇帝多次加尊号，陆贽于《奉天论尊号加字状》评论曰：“臣子之心，务崇美号，虽或增盈百，犹恐称述未周。”宋孙甫《开元神武皇帝尊号》亦云：“古天子之称，曰皇、曰帝王，盖称其德也。秦不顾德之所称，但自务尊极，故称皇帝，然亦未有尊号也。……（唐）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无尊号。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称天皇，中宗从韦庶人之欲，乃号应天……是妄自尊大。……明皇以贤继位，祖宗善恶之事，闻见固熟，何故忘高祖、太宗之实德，袭高宗、中宗之虚名。盖臣下谄谀，不守经义，逢君之过而然也。”
死后加号者，如玄宗死后，肃宗于上元二年上尊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此乃玄宗又被称为明皇之缘故。唐代皇帝死后，尊号多有数次追加。如高祖李渊于贞观九年（635年），先由群臣上尊号为“大武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改上尊号为“神尧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崩，百官上尊号为“文皇帝”；高宗上元元年（674年），又上尊号为“文武圣皇帝”，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年），三上尊号为“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
唐代以降，帝后尊号字数有增无减。宣宗时，其尊号已是十八字，即“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宋神宗尊号为二十字，即“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明太祖被尊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达二十一字。清乾隆皇帝被尊为“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竟多达二十三字。实际上不难看出，后边一长串亦可以视为谥号。皇后、太后亦可得尊号。如清末慈禧太后，生前得尊号为“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死后又谥“孝钦显皇后”。因此，谥号与尊号虽各有涵义，但又多纠缠一处，难以区别。依笔者之见，尊号乃帝后禁脔，他人不得染指；而谥号不为帝后所独享，其余人等亦可得之；而就帝后而言，于在世时所加者属于尊号，而崩后所加者，则可以谥号视之也。
唐宋以后，历经元、明而至清代，帝后尊号愈加愈长。这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及皇权日益膨胀联袂而行，息息相关。明、清时代，集权专制登峰造极，皇帝尊号亦叠加成长长一串，大有将世间美好字眼尽收囊中之态势。今人每每观之，常忍俊不禁。
四
所谓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年号蕴涵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
汉武帝以前，无年号之名目。史书以帝王的年次纪年，记时则与帝号合称。如周宣王元年、二年、三年，一直延至帝位更迭为止。嗣王即位或改朝换代新帝登极，则改用嗣王或新帝年次纪年，称元年、二年、三年等。这种“帝号纪年”或“王位纪年”之法一直沿用至汉代，帝王在位期间从无“改元”现象。至汉代文帝、景帝时，情况有所变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前十六年沿用年序纪年之法，称元年、二年，直至十六年；而后七年即第十七年起，改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七年。景帝在位十六年，前七年称元年、二年……七年；后六年称中元年、中二年……中六年；最后三年，称后元年、后二年、后三年。可视为改元之滥觞。
关于最早出现的年号，大致有二说。一是据《汉书·武帝纪》，十九年十月，武帝率众狩猎，获稀有独脚兽白麟一只，众臣一致认为这是吉祥之物，值得纪念，便向武帝建议用来纪年，于是便立年号为“元狩”，称此年（西元前122年）为元狩元年。“狩”乃打猎之意。以后则有元狩二年、三年……。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认为汉武帝此举乃立年号之始。此后，武帝将即位元年至元狩之间的十八年追补了建元、元光、元朔等三个年号，每隔六年更换一个。而到元狩六年时，在山西获三足宝鼎一尊，众臣认为是吉祥宝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武帝便改年号为“元鼎”。“建元”就是“建为元年”之意，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于是就有了第二说，即颜师古认为的“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后代的史学家大都将建元元年作为年号纪年之始。 其后，每遇军国大事、重大祥瑞、灾异，帝王常常改变年号。而新皇登基，更需确定新年号，以示君威。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二年算起，其间亦有从当年某月即算起之情况。
回溯历史不难发现，明代以前，一位皇帝在位时，往往多次改元。例如，汉武帝在位44年，用过11个年号。也有皇帝在即位时使用前一代皇帝的年号，例如五代时期后梁的“天佑”、后晋的“天福”、后周的“显德”等。至明代，除明英宗（年号正统）因被蒙古瓦剌部俘获，后被送回并复辟，并改元天顺而一帝二号之外，都是一帝一号，因此也常用年号来称呼皇帝，例如永乐帝、康熙帝等。
年号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一个政权使用另一政权的年号，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重要的标志之一。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时期，这种现象便经常出现。例如，五代十国时期，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吴越国则使用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年号。同时，诸多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以及农民起义军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史家因立场不同，著述所用年号多有歧异。如三国时，陈寿撰《三国志》，以三国年号并列，分别以各自年号纪年纪事；而习凿齿《汉晋春秋》，则认为蜀为大汉延续，故奉蜀汉为正统，用其年号纪年。年号不仅为纪年之名号，却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内涵和意义。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整理古籍，都不得不予以关注。
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还有的政权一年之中数次改元，几个年号重叠使用。也有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3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不自建年号，也不沿用开运年号，而是追承天福十二年。尚有不少年号在不同时期被重复使用。如“建元”就5次被使用。还有因避讳或其他原因，一个年号有几种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所用“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等。
通观历代各朝所定年号，大多以二字命名，如汉初建、晋永和、唐贞观、宋元嘉、明万历等。但亦有用三字、四字乃至六字者。三字年号始于王莽“始建国（公元9年—13年）”。之后又有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中大同（546—547年）”等。四字年号较三字为多，始于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440—451年）”，唐武则天称帝后，曾用“天册万岁（695年）”、“万岁登封（696年）”等；宋太宗曾用“太平兴国（976—984年）”宋真宗曾用“大中祥符（1008—1016年）”等。此外，尚有六字年号，如西夏景宗“天授礼法延祚（1038—1048）”、惠宗“天赐礼盛国庆（1070—1074年）”。
帝王年号于选词择字十分考究，须经重臣集议、反复筛选，要求字意吉瑞、词意隽永，多用“天、大、太、应、元、中、永”等字开头。尤其是以“天”字开始之年号，达66个之多。其次是“建”字打头者，有30个；以“永”字作首字者有28个。用“隆”字的年号19个；有“龙”字的年号有13个，有“凤”字和“皇”字的年号各有11个。由于择字范围狭窄，历代年号重复使用现屡见不鲜。如用 “建兴”11次，为使用次数之最；“太平”出现9次；“建武”年号曾出现7次；另外“中兴”、“永和”、“永平”、“永兴”、“建和”、“建平”等年号亦分别曾被6位皇帝所用。究其原因，有的是皇帝大臣缺乏历史知识，有的是有意追慕摹仿前朝，因而导致年号重复。
就寓意而论，帝王年号一向考究，并冀望在位期间能四海承平，民安国泰。如唐高祖年号武德，表示以武佐德，平定天下；宋太祖年号建隆，希望国运兴隆。在择字方面，尤偏重《易经》。以《易经·乾卦》之《彖辞》为例，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仅区区57字，却有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等六个词汇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其中大明一次[南朝宋孝武帝（457-464）]，乾道两次[南宋孝宗（1165—1173）、和西夏惠宗（1068—1069）]；保合一次[南诏国劝丰佑（825-？）]太和五次[三国魏明帝（227-233）；十六国后赵石勒（328-330）；十六国汉李势（344-346）；东晋废帝（366-371）北朝孝文帝（477-499），利贞一次[后理段智兴（1173-？）]，咸宁两次[西晋武帝（275-280）；十六国后梁吕纂（399-401）]。然亦有年号选择颇为随意甚至荒唐者，如武则天称帝后，梦见一巨人，有巨足一双，她觉得是上天降福，便心血来潮，改元称“大足”；唐代宗即位后不久，夜梦天上有巨大黄金印玺掉落于大唐国土，以为吉兆，翌日便取年号“宝应”等等。
年号选择亦曾改变读书人命运。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因出身行伍，只粗识文墨，对年号未甚考究，只要求选一古来未曾用过者即可。因众臣大多孤陋寡闻，集议改元“乾德”。而乾德三年，他无意中发现宫人所用铜镜背面刻有“乾德四年铸”字样，大惑不解，于是问询宰相赵普。此公标榜“半部《论语》治天下”，被问得张口结舌。后召翰林学士窦仪询问，方知“乾德”原是前蜀王衍用过的年号，而此镜子定是蜀中所出。赵匡胤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自此定下重用儒臣之策。
据笔者统计，中国历史上使用过的年号共有720个左右。其中，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夫妇二人。李治自公元650年庚戌至683年癸未，在位共34年，先后使用了14个年号。其妻武则天则从公元684年甲申到704年甲辰共在位21年，先后使用17个年号，其中使用两个年号的年份就有五个之多（689年乙丑用“永昌”、“载初”，692年壬辰用“如意”、“长寿”，695年乙未用“证圣”、“天策万岁”，696年丙申用“万岁登封”、“万岁通天”，701年辛丑用“大足”、“长安”）。而使用年号最多的年份，是公元684年甲申。这一年，唐高宗李治由“万岁”而“万年”，武则天立太子李显为中宗，定年号为嗣圣，继而又废中宗而立李旦为睿宗，改年号为“文明”。未几，干脆取而代之，再改为“光宅”。一年之中，三改年号，折射出谋夺皇权的激烈斗争。
使用年号最多的一年，是公元373年，共计有10个。即前秦苻登太初元年；后燕慕容垂建兴元年；后秦姚苌建初元年；北魏道武帝拓拔珪登国元年；后凉吕光太安元年；西燕段随昌平元年；西燕慕容顗建明元年；西燕慕容瑶建平元年；西燕慕容忠建武元年；西燕慕容永中兴元年。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是清圣祖玄烨的年号“康熙”，自1662年壬寅到1722年壬寅，经历了整整一个甲子，长达61年；其次，是玄烨的孙子清高宗弘历的年号“乾隆”，从1736年丙寅到1795年乙卯，共60年。一般而言，同一时间段内年号多而短暂，则折射出神州板荡，国运衰微，而年号少而长久，则显示出国力隆盛，天下承平。
辛亥鼎革，民国肇基，定以国号即中华民国纪年。后袁世凯自称“中华帝国”皇帝，改元“洪宪”，但未几便被废止。1932年，清废帝溥仪充任伪“满洲国”执政，改元“大同”；二年后又更名“满洲帝国”，改元“康德”。但通常不为中国正统史书所承认，而以清末所用“宣统”为最后年号。新中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年号成为历史。
年号发源于中国，后传至邻国，日本、越南、朝鲜皆曾各自使用过自己的年号。由于日本至今仍实行君主制度，故成为世界上唯一使用年号纪年的国家。日本国选择年号极为郑重，多取自《易经》、《尚书》和《史记》等汉文经典。如“明治”1868—1912年取自于中国《易经·说卦》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1912—1926年，取自《易经·无妄·彖辞》中“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昭和”（1926—1989年），取自于中国的《尚书·尧典》：“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而当今所用“平成”（1989—），则取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古语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庙号、谥号、尊号及年号，皆中国古代国粹，并已伴随专制时代之结束而寿终正寝，飘然而去。今朝予以审视回味，其感受如何，评价怎样，必定是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