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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王昭君出生地在兴山和“家家”（外婆）家在巫山进行历史考证，探讨巫山两个昭君村的地理方位及其文化影响，认为昭君“家家”家在巫山的传说是昭君文化在跨省域（蜀楚）三峡地域间，由于经济文化（婚姻）的交往形成的昭君地名及传说，说明昭君文化是三峡地区共同的文化财富和文化遗产。
关键词：昭君故里；兴山；巫山；昭君文化影响
学界对王昭君故里归属有不小的争议。如翦伯赞先生遗作《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认定昭君是南郡秭归人，也将各种昭君出生地其他说法给以了梳理，如越州人说、齐人说、巫山人说、秭归县人说等。王辉斌先生凭借《太平寰宇记》云：“王昭君宅······村连巫峡，是此地。”‘及一些古诗认为昭君故里乃在巫山，而不是秭归或者兴山，而在古蜀地夔州的巫山，即今四川省的巫山县。巴蜀学者祁和晖通过历史文献、诗文以及昭君敢于出塞的勇气和古代居于蜀地的“巴人”的民族个性比较得出昭君本“蜀女”，昭君在武陵（今巫山）出生，是今天土家族的祖先的“蛮夷”女子。薛正昌先生指出王昭君既非蜀女，也非蛮族，王昭君故乡是秭归，楚国故地上的居民已进入汉民族的行列，昭君族属为汉族已无可质疑。崔明德先生也认为祁和晖先生的王昭君是蜀女观点很难成立，论据很难服人，在没有发现更过硬的资料之前，最好还是把昭君的籍贯定为今湖北秭归县或今湖北兴山县。周凝华先生指出古代王昭君是有秭归人或兴山人，而巫山人这种说法与事实相悖太远，不为后人所取。学界对三峡地区秭归、兴山和巫山出现昭君故里之争的原因何在呢？
本文与周凝华先生认为昭君与巫山毫无关系的认识完全不同，认为从历史文化（尤其地名与传说）传播学角度考证，昭君出生地在兴山，而外婆家在巫山，即昭君“家家（音gaga）”（外婆家）在巫山。下面就对昭君“家家”在巫山进行考证，昭君“家家”的昭君村地近江滨，而兴山之昭君村生在“遐陋村”（远在归州东北四十里），其在外地游客，尤其文人*客的笔下，反而不如昭君“家家”巫山昭君村出现得多。
一、昭君“家家”巫山昭君村纪实考
杜甫诗云：“若道巫山女粗丑，安得此（北？）有昭君村。”这是杜甫看到巫山有昭君村的最早记载。宋人邓谏从《题巫山瞻体亭》诗云：“孔泉文物起*经，国色明妃守孤尚。”此将孔泉和明妃并存。孔泉一直到库区搬迁才淹没，而《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有记载（巫）溪水（今大宁河）又南，屈径巫县东，县之东北三百步，有圣泉，谓之孔子泉，其水飞清石穴，洁并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人于大江。”宋王十朋知夔州时考察孔泉，其《梅溪集》云：“县东半里，有孔子泉。其旁民居，童子亦能书。”并赋诗云：“巫山亦有泉，可饮仍可祈。泉旁人几家，聪慧多奇儿。”可见当时文人和杜甫一样多游历巫山孔泉和昭君村。
事实上杜甫诗“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北）有昭君村”。“此”自当指巫山，绝非是指今兴山或秭归昭君村。光绪《巫山县志》记载昭君村：“在县东九十里。秭归、兴山，俱有是（这种）名。但杜诗有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北）有昭君村？’按：王嫱字昭君，生于峡州，州有昭君村。白乐天诗：‘不效往者戒，恐遗来者冤。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巫山县志》此将巫山和峡州昭君村并立。杜甫所说北有昭君村与光绪《巫山县志》所指昭君村不是同一处。
如失名《昭君村》曰：“至今自马滩（注：在县东九十里）前月，犹照黄龙塞外沙”。范成大《吴船录》记载：“神女庙乃在诸峰对岸小冈之上，所谓阳云台、高唐观，人云在来鹤峰上，亦未必是。神女之事，据宋玉赋云以讽襄王，其词亦止乎礼义，如‘玉色
笔者考察巫山巫峡有白马滩，其中《长江上游宜渝段航道及航标配
明人描述瞿塘峡时有诗曰“水下夔门滟
光绪《巫山县志》记载琵琶峰：“县西南，隔江五里。《方舆胜览》：‘对蜀江之南，形如琵琶，相传此乡妇女，多晓音律。’”。琵琶峡可能就在琵琶峰下，由“俯听琵琶峡”可见在巫山境内无疑，此琵琶峰在县西南，隔江五里，事实与原神女庙相隔不远，故诗人才有“昭君宅抱琵琶峡，神女祠悬云雨台”之说。同时也说明明时还有“昭君宅”还在。而光绪《巫山县志》记载：“楚王宫、昭君村、某台某亭、某寺、某祠以及一村一镇废址，既湮无其迹，并无其文，只存其名，是事以名载也。兼收并录，实信而好古之一助。”可见到清末巫山昭君村有村名，而古迹可能已经毁坏。历史上由于巫山之昭君村临江，外地旅居、过往三峡的诗人*客往往见到的是巫山的昭君村，而不是今兴山之昭君村。
二、巫山昭君村地理方位考
王辉斌先生以宋《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云：“王昭君宅······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村连巫峡，是此地。”和据《全唐诗》卷二五八录蒋冽的一首纪游诗，诗题作《巫山之阳香溪之阴明妃神女旧迹存焉》。从此诗题可知：“明妃旧迹”不仅在长江边上与“神女”相连，而且在巫山与香溪之间，若顺江而下，则先看到昭君旧迹，然后看到神女旧迹。王辉斌先生肯定巫山巫峡峡岸旁有昭君村（宅）是对的。其昭君旧迹和神女旧迹确实相连，但顺序却是有误的。同时以此否认兴山与秭归有昭君村也有失偏颇。因为光绪《巫山县志》承认昭君生于峡州，峡州（当为归州或兴山）也有昭君村，与巫山昭君地名是并存的。
但王辉斌先生以宋王十朋在知夔州时所写《昭君村》诗论证神女庙附近有昭君村是非常准确的，宋王十朋《昭君村》“十二巫峰下，明妃生处村。至今粗丑女，灼面亦成痕。”王十朋并于其下注云：“按图经，昭君村在归州兴山县，而巫山亦有之，在十二峰之南神女庙下，未知孰是？杜少陵诗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刘梦得《竹枝词》云：‘昭君村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回’。则在巫山者是。”王十朋认为，“灸面”之昭君村不在“归州东北四十里处”，而在巫山“十二峰之南神女庙下”。
其实王辉斌先生论证巫山为昭君故里缺乏关键一环，就是巫峡所在位置，在宋代是否为确定的方位，是否就是今天之巫峡，如果古巫峡指今西陵峡，反而说明昭君故里在湖北境内，其并不能确认巫山昭君村的方位。
《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夔州》云：“三峡山谓西峡（今瞿塘峡）、巫峡、归峡······瞿塘峡，在东一里，古西陵峡也。”《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峡州》云：“西陵峡在县（峡州）西北二十五里。”而南宋《方舆胜览》卷57《夔州》照搬《太平寰宇记》曰：“三峡谓西峡（今瞿塘峡）、巫峡、归峡······瞿塘峡，在东一里，古西陵峡也······巫峡，在巫山县之西。”以峡州为参照座标标识的西陵峡与事实相符，以巫山县为参照座标标识的巫峡方位也没有问题，没有异议，也就是说“王昭君宅村连巫峡”之地在巫山才站得住脚，而《太平寰宇记》和《方舆胜览》摘录地方文献，还是出现了偏差，将夔州和峡州的地方文献杂糅到一起了，瞿塘峡和西陵峡可能相混，以方位看瞿塘峡在峡西不错，但巫峡因巫山而名，则位置无可置疑。
事实上，历史上巫峡在三峡之中居中间，同时在巫山境内从未混淆，如《水经注》载三峡是：“江水又东径广溪峡（今瞿塘峡）······江水又径巫峡······江水又东径西陵峡。”三个峡谷方位明确。光绪《巫山县志》记载神女峰有石刻：“万垒保嶂巫峡”在治东峡中，青石对岸悬岩上。见自古人们不光认识到巫峡与巫山的方位，还将巫山十二峰与巫峡相联系。这也与巫峡有神女庙有相当大的关系，如明范守道《神女考》：“世传神女事，止据宋玉《高唐赋》为言，谓其为云为雨，见梦襄王。后人遂以为此山之神姬，若武都山精之流，莫不思一遇之。词语淫亵，有污仙真。且未知神女助禹治水，大有功于斯世。而巫峡之民，受赐尤多，自当庙祀以报其功者，何可假宋玉赋而比之淫祠之列也？”杨学启《神女辨》：“宋玉之赋高唐、神女，登云梦以望巫峡，悲屈子，喻孤臣也。玉意屈原宅近巫峡，固其精魂之所依托也。”宋陆游《入蜀记》载：“二十三日，过巫山凝真观，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祠正对巫山，峰峦上人霄汉，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太、华、衡、庐，皆无此奇。然十二峰者，不可悉见。”
可见自战国末开始，巫峡与巫山的方位就是确切的。而宋代瞿塘峡和瞿塘关的方位也是明确的，故陆游《人蜀记》载：“二十五日，晡后至大溪口泊舟。出美梨，大如升。二十六日，发大溪口，入瞿塘峡，两壁垒森严对耸，上放霄汉，其平如削成。仰视天，如匹练，然水已落峡中，平如油盎。······晚至瞿塘关，唐故夔州与白帝城相连。”再看宋《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八云：“王昭君宅······村连巫峡，是此地。”这除了著者没有认真考证巫峡方位，及文献传承错误外，另外就只有一种解释，此王昭君宅是巫山巫峡或神女庙旁的昭君村。
三、昭君“家家”巫山昭君村的文化影响更大
古代旅居三峡的外地人所见昭君村多在巫山境内，而非兴山昭君村，也就是说昭君“家家”巫山昭君村的文化影响更大，如唐诗人崔涂《过昭君村故宅》曰：“不堪逢故宅，寥落楚（对）江滨。”同治三年《宜昌府志》记载崔涂《过昭君村故宅》：“不堪逢故宅，寥落满江滨。”笔者认为“满”字误。明缪宗周：“贤村（昭君村）江畔夕阳斜，生长明妃未有家。”乌拉灵寿《昭君村》曰：“荒村寂寞枕江斜，云是明妃旧日家。”修仁《昭君村》：“山
由这些诗人所描写，诗中明确昭君村在长江的江畔或江滨，而兴山昭君村在香溪上源，与江滨不符合，此昭君村为巫山昭君村无疑，而非兴山昭君村，宋人《太平寰宇记》所记载：“兴山县，汉秭归县地，······香溪在邑界，即王昭君所游处。王昭君宅，汉王嫱即此邑之人，故云昭君之县，村连巫峡，是此地。”这段文献在引用摘录前人文献的作者，没有意识到巫山也有昭君村，故曰“（昭君）村连巫峡，是此地。”出现了张冠李戴，将不同文献杂糅摘录造成之故。事实上，此村非彼村也，这也与《太平寰宇记》著者未能如白居易实地考察和当时历史交通限制及当时历史信息传递条件限制所造成的。
事实上不少人用巫山昭君村取代兴山昭君村的认识，如前提到得乌拉灵寿《昭君村》曰：“荒村寂寞枕江斜，云是明妃旧日家。”光绪《巫山县志》引用杜甫《负薪行》日：“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一作此）有昭君村？”注释曰本志《古迹志》载：“昭君村，在县东九十里。又民间传说城北三里有昭君村，王昭君曾在此住过。”光绪《巫山县志》曰“王昭君曾在此住过”，并非说是昭君的家。因为巫山本地编著者，肯定知道昭君出生地在秭归或兴山，而不会出现外地诗人、及游客的错误。不少人以杜甫《负薪行》曰：“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一作此）有昭君村？”认定杜甫承认巫山是昭君故里，事实上有失准确，事实上杜甫“何得北（一作此）有昭君村？”是疑问口气，意思是巫山怎么和兴山一样也有昭君村呢？
巫山民间传说城北三里有昭君村正在江畔，与杜有云：“何得此（北）有昭君村。”并且“北”（此）指巫山城北。笔者考察民间传说城北三里有昭君村确实存在。巫山《昭君草》传说故事记载昭君为了逃避诏选，夜驾扁舟，到巫峡巫山宁河岸边舅舅家。巫山为昭君舅舅在三峡普遍流传。而清朝时候，巫山县有两个昭君村，一为今城北高唐观的昭君村，一为白马滩与圣泉峰下神女庙旁的昭君村。清朝人黄幼藻（1600—1639，字汉荐，福建莆田黄石塘下沙堤人）《咏昭君》曰：“天外边风扑面沙，举头何处是京华，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清朝同治三年《宜昌府志》也记载孙云凤（1764—1814，女。字碧梧，仁和（今杭州）人，袁枚女弟子）《昭君曲》是：“天外边风扑面沙，举头何处是京华，早知身被丹青误，但嫁巫山百姓家。”虽光绪《巫山县志》晚于同治三年《宜昌府志》，但该诗是黄幼藻所作，而非孙云凤。由此可见，假设黄幼藻所作“巫山”指县名或者城市名，则其认为昭君为巫山人，如果泛指巫山山脉地区，则难以断定所知具体方位。事实上无论其所见是巫山城北还是圣泉峰下或神女庙旁的昭君村，事实上都在巫山境内，而巫山昭君村在江滨相对兴山昭君村易被游人所见。加之巫山两个昭君村旁都有与巫山神女相关的庙宇，神女（之庙）与美女（之村）相伴；如巫山高唐观：“高唐系古楚国的台馆名。传说楚襄王游高唐，梦见巫山神女，后建庙。”巫山城北昭君村就在高唐观附近，向承勇先生甚至认为两者是二合一的。神女庙：“与神女峰相对，背依神女授书台，建平清台村······巫山县城东一公里处宋代建有神女祠；楚阳也有神女庙。”巫山白马滩附近的昭君村和神女庙相邻。这些巧合无形加大了游客参观巫山昭君村的概率和机会。
但由此可见，昭君为蜀女或巫山人在古人尤其诗人的认识是纪实记载，其产生原因还主要不是行政建制的原因，而主要是巫山有两个昭君村，且巫山城北和巫峡神女庙旁昭君村滨江容易看到造成的。而今人将描写巫山昭君村的诗文强行移植到今天兴山昭君村，造成许多问题无法说清，也留下了诸多学术疑案。
四、昭君“家家”巫山昭君传说举例及原因探讨
昭君传说故事在昭君地理故里兴山、在蒙古大漠是非常多的，可以说数不胜数。昭君“家家”家巫山自然也有很多的昭君传说故事。
（一）昭君“家家”在巫山传说举例
1．昭君“家家”巫山传说之一：《昭君村》故事：“父母将昭君送到他外祖母家寄养，昭君就在巫山长大。她有一个姨妈家住奉节，外祖母常常带她去玩，这就是巫山、奉节也有昭君村的原因。”
2．昭君“家家”巫山传说之二：西汉时，元帝四处征选美女人宫，元帝看到画师毛延寿画的王昭君的画像后，非常高兴，即令秭归县令将昭君送入宫中。当昭君之父王穰知道此消息后，极不愿女儿人宫，便同妻子许氏一同商量，把王昭君藏到了巫山高唐村的舅舅家。县官找不到王昭君，便四处搜寻，后来打听到昭君已被许氏藏到舅舅家，于是当即派人赶到巫山，逼迫王昭君进了皇宫。后来，昭君和番之举被载人史册，人们为了纪念王昭君便把高唐村改名为昭君村。对此，西晋孔衍在《琴操》中作了记载：“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而“庙在巫山县”。
3．昭君“家家”巫山传说之三：相传王昭君小时候长的俊秀异常，有个术士见了她，直摇头叹息。昭君的父母见状，便问其女儿的命运如何。术士说：“此女将来一定贵不可言，但在幼时必须远离父母，方可免除灾病。”父母于是就把昭君送到巫山她外祖母家喂养。昭君外祖母家在巫山阳台山上高唐观附近，昭君就在那里长大。后来被皇帝征选美女入宫当了妃子，再后来就有了昭君出塞和番的故事。昭君死后，巫山人民为了纪念她，缅怀她的不朽功勋，就将高唐村更名为昭君村，并立碑建祠，享受本地香火。还有传说之四、之五、之六等不一一例举。
（二）对昭君“家家”在巫山的历史文化原因探讨
笔者请教实地考察兴山多处昭君可能出生地的刘冰清和张伟权教授，他们调查中也有巫山是昭君“家家（gaga）”的说法，而笔者2009年l0月29调查兴山宝坪村的三位当地导游小姐，其中两位表示知道巫山是昭君“家家（gaga）”的说法，可见巫山与昭君的地缘文化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历史上昭君族人与巫山可能存在包括婚姻交往在内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
1．三峡人对昭君认同，希望自己家乡为昭君出生地。谢源远先生认为：“（翦伯赞先生）1961年他在内蒙考察时，听说大青山南麓除象征性的昭君墓地青冢以外，还有十几个昭君墓。翦老认为‘这些昭君墓的出现，反映了内蒙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人物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埋葬在自己的家乡’。今天，我们可以同样认为，兴山县境内之所以有两个昭君村，反映了兴山人民对王昭君这个为增进民族友谊起过积极作用的和亲使者怀有好感，他们都希望王昭君出生在自己的家乡。”笔者认为谢源远先生的分析比较中肯，但对三峡地区而言，秭归兴山和巫山出现昭君故里之争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因为秭归兴山和巫山同属三峡地区，地缘和文化相近，对昭君的认同应当有共同地缘文化的因素，也有在历史时期秭归（兴山）长期属于属地夔州行政管辖造成的。
2．历史时期兴山秭归的辖区曾长期属于蜀地造成昭君为蜀女说。汉末年的史学家文颖曾注《汉书》，他在《元帝本纪》中注昭君籍贯为“本蜀郡秭归人也。”《太平寰宇记》也注有：“武德二年前，秭归（含兴山）属夔州。”秭归和兴山曾长期属于今蜀地管辖，如《旧唐书》记载归州：“隋巴东郡之秭归县。武德二年，割夔州之秭归、巴东二县，分置归州。三年，分秭归置兴山县，治白帝城。”夔州：“管夔、硖（含秭归、兴山）、施、业、浦、涪、渝、谷、南、智、务、黔、克、思、巫、平十九州。”“贞观十四年，为都督府，督归（归州）、夔、忠、万、涪、渝、南七州。”宋人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记载：“庚申、辛酉。泊归州。归故尝隶湖北，近岁以地望形势正在峡中，乃以属夔，是矣。而财赋仍隶湖北，岁输止二万缗，而一州两属，罢于奔命，非是。当别拨此缗补湖北而并以归隶夔，始尽事理。
从秭归历史辖区看，祁和晖认定昭君为蜀人是有根据的。但时间段是在三国到隋唐某个时期，故西晋人孔衍在《琴操》中记载说：“昭君死塞外，乡人思之，为之立庙。”而“庙在巫山县”。杜甫《负薪行》：“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北？）有昭君村？”杜甫认为巫山有昭君村，可与孔衍《琴操》巫山有昭君庙相印证，这也为昭君为巫山说埋下伏笔。
从范成大《吴船录》指出秭归“一州两（蜀楚）属”更能说明昭君故里既属于蜀，也属于楚。《吴船录地望形势正在峡中，乃以属夔，是矣”，一句中“地望形势”即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范成大从文化地理学看昭君“地望形势”在峡（今三峡）中，以文化区域界定昭君故里更让人信服。因此兴山、秭归和巫山一山之隔，彼此文化交流非常便利。
3．蜀（巴）楚文化（移民、婚姻、商贸等）的相互交流影响造成昭君文化在巫山流播。蜀楚自古同饮一江水，文化相近，故《华阳国志·巴志》叙：“而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同治十二年《直隶绵州志》载：“巴楚接壤，俗亦近焉。”道光《忠州志》《风俗》记载：“角黍之没，龙舟竞渡吊屈平，楚俗也，蜀楚接壤，俗亦相似，今则天下皆然。”故“凡楚人居其大半，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此为楚文化对蜀文化影响。而湖北《竹枝词》有：“岷江千里折流东，江绕孤城万壑中。暂驻
蜀楚贸易频繁，如清洪良品《竹枝词》“赤甲山头云气开，蜀盐川锦截江来。一帆载过夔门去，白镪高于
楚蜀之间除彼此商贸外，彼此移民尤其突出，如严如
巴楚文化由于巴楚先民长期毗邻杂居，战争引起文化交汇，通婚造成民族融合，习俗相近形成文化认同，形成了巴楚文化。蜀（巴）楚地缘相接、文化相近、彼此商贸频繁外、彼此移民造成人口流动，故婚姻交往的情况就比较多。如清人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中有“大姨嫁陕三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的描写，体现各地人口的婚姻交流。秭归兴山和巫山之间一山之隔，相对成都与湖广移民更容易形成人口流动、婚姻交往。
（三）对昭君“家家”家在巫山的小结
从包括婚姻交往在内的经济文化交流看，以蜀（巴）楚为底蕴的三峡地区（包括兴山、秭归和巫山）共同产生、流播和传承着昭君文化。从地域文化角度讲，蜀（巴）楚没有任何“楚蜀鸿沟”，三峡文化是一个整体，都同饮峡江水，昭君为蜀女或楚女是有文化学的道理的。
从地缘角度，昭君“家家”家在巫山是可能存在的，而历史文献、地名与传说共同支撑了笔者的考证。故笔者坚持昭君文化故里为三峡说，而淡化昭君地理故里某县说。
从传说看，在巫山人心里，巫山是昭君“家家”家乡，从地名看巫山昭君村比兴山昭君村更容易被游人所游览和诗文记载，巫山是昭君“家家”家并非空穴来风。即使这些传说是文化附会或昭君文化流播造成的结果，其对巫山是昭君“家家”家乡的昭君文化毫发无损。因为传说中自然也就包含着想像、夸张和虚构的成分。正因为如此，这些传说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作者：黄权生、向承勇
来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2期
选稿：耿 曈
编辑：徐和惠子
校对：耿 曈
审订：计梦菲
责编：黎淑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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