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号称“没有记忆”的互联网时代，历史学的处境如何？相比于“停下来，向后看”的历史，“向前看”的姿态似乎更为当代人所青睐。历史似乎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必须以娱乐品的面貌出现才可获得足够的关注。不过，在英国历史学者约翰·托什看来，如果我们希望正确地驶入未来的轨道，就必须更多地重拾历史的视角。
在《历史学的使命》中，托什细致展现了如何用历史学的眼光分析英国脱欧、男子气概危机、互联网的影响、全球化的发展等当代社会的例子。作为“公众史学”的提倡者，他试图向读者们阐明，历史并非只是被束之高阁的僵死知识，而应该成为一个合格公民必备的理性素养。通过历史的视角，我们得以从过去获得应对当下危机的启示，理解我们周遭人的观念与行为，全面地监督与评价政策的合理性及远见。下文经授权摘编自《历史学的使命》。
《历史学的使命》，作者: [英] 约翰·托什，格致出版社2021年5月。
在历史中自我定位
当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0年竞选总统时，他被要求说出自己最重要的一项资产。“我想是我对历史的感觉。”他回答。接着他继续解释了了解美国如何获得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需要“分辨哪些根本的历史动力使得美国获得这个地位，其中我们应该反对什么，又该支持什么”。对于一个专注于竞选细节的人来说，这个回答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映了他老练的史学思维。肯尼迪认为,世界是由连续的历史进程构成的,他自己的行为必须与之相符。
从时序或过程的角度思考就是以史学的方式思考。每一种情况都需要 我们当前的理解，无论是家庭纷争、政治动乱还是文化运动一这都是各种 趋势和事件的结果,其中一些的时间跨度不到人的一生，另一些则可以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如今，这一主张似乎已是老生常谈。然而，在历史主义的全盛期，这是一个崭新的、要求很高的主张。作为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回应,历史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在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找到。这一宏大的命题直接源自历史主义的第一个前提，即关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因为只有从发展的角度来解释世界,才能使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路径变得容易理解。历史是理解世界的关键。这一观点得到19世纪人们生活的不同领域的充分证明。历史是民族主义存在的理由，重视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呼应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不过，到了 20世纪,历史主义的地位急剧下降。技术革新的步伐加强了人们对进步的坚定信念，但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往往遮蔽了过去的遗产。与此同时,在社会科学中，历史解释与功能主义学说相比，黯然失色。功能主义把社会结构和模式看作整体的一部分，最好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为随时间发展的结果。这种认知变化的后果，就是削弱了历史和历史学家的文化地位。历史观的价值不再像19世纪那样高高在上, 所以往往被抛置一边。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史学视角在今天的英国公众辩论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历史主义的见解并非累赘。了解我们社会的最重要之处也许不是其历史起源,但不可否认，我们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的最终产物,而只有历史学才能揭示这一过程。
过程与发展构成了历史学家解释过去的常用分析框架。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按时序发生的事件。历史变迁通常被历史学家视为渐进的,并被稳妥地置于可回溯至过去的发展历程之中。彻底断裂的时刻并非不存在，但其隐含的突发性几乎总被一种急切的感觉冲蚀了，即较慢的变化轨迹和未受变革影响的持续性。但以序列的方式思考不仅是理解过 去人类发展过程的方法,也是理解当代的重要线索。了解我们如何从“那时”走到“现在”，能更准确地界定我们所处的位置。因此，再多的功能分析也无法解释英国君主制的现状:只有看到当前的君主制是几个世纪以来坚持、退缩和妥协的结果，我们才能理解其在英国民族精神中的地位及其宝贵价值。
“讲故事”是获得史学视角的第一步。也许，历史学家最基本的责任是确保与热点议题有关的历史能为公众所知。最近的例子与戴维·卡梅伦 (David Cameron)担任首相期间的国家财政制度有关。卡梅伦声称,年度预算赤字和累积的国家债务现在都过分增长，以至于损害了英国健康的财政状况，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实施紧缩政策，而不顾由此将削减公共服务。为这一政策辩护的主要观点声称，英国从来没有这种规模的债务。除了认为上届工党政府不负责任之外,这一说法还让相当多的人相信，我们除了咧着嘴笑、忍受削减开支的痛苦之外，别无选择。事实上，关于债务空前巨大的概念就是错误的。历史记载表明,21世纪最初10年的公共债务水平相对较低。300多年以来，国债一直是英国公共财政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英国的国债从1 670万英镑增加到2.45亿英镑。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所言，借款金额如此之高，如果18世纪的英国向当代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贷款,肯定会被拒之门外。在2010-2015年联合政府执政时期，忽视了这段历史，使得公众在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失去了分寸感。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试图澄清真相的经济史家而言，政治主张占据了极大的分量。
在其他例子中，历史并没有被粉饰，而是在不同的政治解读之间引起争论。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改革计划具有两条历史依据:第一，二战后由安奈林·贝文(Aneurin Bevan)设计的NHS是一个由中央政府主管的机构,带有一点斯大林主义色彩;第二，在NHS出现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医院具有合作与互助的传统，与当地的需求非常协调。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央集权式的NHS应该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借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验，即权力下放和医疗机构地方化。不过,以上任何一条都站不住脚。据NHS官方史学家查尔斯·韦伯斯特 (Charles Webster)称，贝文曾明确表示,NHS不应成为一个头重脚轻的庞然大物，而且20世纪50年代对NHS的各种审查报告发现，这一体系非但没有过度集权，反而将责任下放到了影响效率的程度。至于二战前的医院, 地位最高的那些医院确实可以算作“自主性”医院，因为它们不受地方或中央政府的控制;这些医院由当地的各类捐款建立而成,往往也是当地深以为荣的对象。但是这些医院的管理机构既不具有代表性，也不对当地负责;尽管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大规模的捐款显著增加,但工薪阶层的捐款人对医院 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同样在此期间，中央政府对医院采取了一种不干涉的态度，结果全国不同地区的医疗服务存在巨大差异。也就是说,20世纪 30年代几乎没有全面的、地方负责的医疗服务。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作者: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版本: 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 2017年8月
追溯过去
从理论上讲，历史解释犹如无穷尽的线团，因为任何起点本身都是早期发展的结果。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NHS,很可能会追溯到18世纪和 19世纪的慈善捐款,以及爱德华时期国家开始介入医疗事务。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是把一件事的历史追溯得足够远，以便将我们试图解释的局势的所有关键因素都纳入史学的关注范围。这比政客和公众习惯的做法回溯得 更久远。在20世纪80年代，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和理查德•诺伊斯塔特(Richard Neustadt)是把历史学应用于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卓有成效的倡导者。他们痛斥历届政府狭窄的史学视角，且不会用史学视角进行类比。 他们坚持认为，对决策者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事情是怎样的”，无法接受仅追溯半截历史，而是必须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对比这一标准，公众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存在不足。将一件事的源头追溯到哪里会对现在的解读方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以巴以问题为例。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能够帮助或阻碍解决问题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的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介入该地区的严重外交问题以来，美国一直将1967年的“六日战争”作为起点。谈判的内容是以色列从1967年占领的领土全部撤出。当然，这与未来巴勒斯坦的建国密切相关,但这不是巴勒斯坦人最关心的问题。对他们而言，现代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时刻不是1967年，而是1948年，那一年，25万巴勒斯坦人被驱逐出以色列，这被称为“灾难”(al-Nakba)。正如伊兰·帕佩(Ilan Pappe)所指出的，如果将冲突的起点定得过于晚近，那么就严重扭曲了对巴以问题的理解。只有把1948年以来的历史纳入考虑范围， 才能充分了解这场冲突。
回到事件开端的想法有利于纠正缩短历史叙述的偏差,但也需要仔细 地加以限定。对事件进行类比，说明至少在事后看来,叙述的内容是不证自 明的，并没有讨论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的余地。然而，任何具有解释力的叙述 都会引起这样的讨论，以至于把几个不同的叙述汇集在一起来思考可能更有意义。2001年9月发生在纽约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美国人的反应中,最初只有强烈的愤怒和复仇情绪。但是，一旦人们的注意力转变成理性的反应，历史学家就有了重要的贡献。弗瑞德·哈利迪指出，只有当这场袭击被视为多个历史进程的汇聚时才有意义，而这些进程在之前并不是都被放在一起考虑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发展(与“圣战”有关)、巴勒斯坦持续的危机、一些伊斯兰国家中央政权的崩溃、对美国干预中东的不满(尤其是自海湾战争以来)，以及冷战结束以来不稳定的国际关系。这里有许多等待挖掘的故事。
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思考历史
现实中对历史进程的实际理解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各种历史进程的时间尺度明显不同。当今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渊源只需要追溯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对英国福利政治的通俗介绍，一般以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为起点，但较为详尽的论述会追溯至1908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现代生育模式上溯至19世纪60年代;英格兰的耕地使用状况上溯至18世纪；安立甘教会作为英国国教的历史，可以上溯至16世纪;等等。
在以上每一种情况中，过去——有时是遥远的过去——决定了当下的某些方面。早期的时代都在当下留下了残迹。事实上，修正主义的一项工作就是把相关事件的前身推得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还要远。因此,1945年后分隔东西欧的铁幕不仅仅体现了大国之争，也反映了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发展自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时就开始了。历史的进程并不同步，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发展。事实上，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历史理论区分了这些时间尺度,他是战后法国年鉴学派的领导者。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在三个层面展开:支持其他一切的是“结构史”，包括几乎静止的环境格局,但也包括缓慢变动的文化形态，这些因素“几乎不受时间的影响”。
第二层是“局势史”，布罗代尔将“局势”定义为经济或人口在10年到50年的周期内的变动。政治史家研究的传统议题属于第三层次，即“事件史”，像萤火虫在夜间发出的荧光一样，短暂地照亮了周边的景色。布罗代尔将这三个层次称为社会时间的多元性。当历史加速发展时，有时会发生突然的转变；但另一方面，历史可能几乎停滞不前，只有经过几个世纪才能发现其变化。这听上去可能过于简略，但对布罗代尔来说，把这些不同的节奏整合在一起分析是历史学的目标（即使他自己的“成功”，也只能算做合格）。他与社会学的争论恰恰在于社会学没有办法将结构分析与事件的作用结合起来。
我们在当下经常发现矛盾和不和谐之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观察到或经历的是不同历史层面的残余。每一代人都是新旧不协调的混合体，这就导致了错误的认识。全职就业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历史常态。 1991年,诺埃尔·怀特塞德（Noel Whiteside）在“历史学手册”丛书中的一本 著作中揭露了这一事实。当时，典型的英国人仍然被认为是有固定工作时间的全职工人，他们不仅收入相对较高，而且还享受一系列福利,从职业养老金到防止被不公平解雇的保护措施。然而，正如怀特塞德所言,这种全职就业只能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工厂生产的出现。19世纪时，这种工作方式随着机械化的扩大稳步发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被工会和雇主视为一种常态。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非全日制就业的迅速发展，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怀特塞德的观点认为，只要有固定时间的全职工作被视为常态,工人的普遍状况就不会得到公平或理性的对待。自怀特塞德分析以来，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人被安排做“零 时”合同工，或成为个体经营者，导致他们的福利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被剥夺了。
纠正对古代的错误印象,可能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在美国南部各州,20世纪50年代时，大多数白人认为种族隔离已经存在很久了——可追溯至奴隶制时代。历史学家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写了一部 《吉姆·克劳的奇怪经历》(Be Strange Career of Jim Crow)，证明这与事实相差甚远。大多数相关的立法——所谓的“吉姆·克劳法”一都是在 19世纪晚期才制定的，当时国会中有黑人议员，当地也有黑人民选官员。伍德沃德并不否认实行种族隔离主义的重要特征——例如,在教堂、学校和军队中出现的时间要早得多。他驳斥的是那种观点，即认为南方一直存在着 一种全面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且这种制度永远无法改变。
《论历史（上）》，作者: 费尔南·布罗代尔，版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有时候，所有关于过去和现在之间动态关系的讨论似乎都跑题了 :世界正在被重新塑造，过去的作用沦为帮助古物学家逃离全新的世界或其重影(一个恐怖的新起点)。这样的时刻发生在1945年。历史学家艾伦·布洛克(Alan Bullock)回忆起他的信念，即统一德国的消失、两个新超级大国 的出现以及原子弹的投放,意味着与过去产生了不可挽回的断裂。一代人之后，随着人们对战后世界的直接记忆逐渐淡去,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紧随其后的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历史学家有时候会被指责为痴迷于连续性一过分地追溯源流，以至于对新的转折不敏感。的确，面对过去的重大转折点,历史学家会追溯其轨迹和征兆，但那是因为“新”的事物从来不意味着纯净无瑕,它将过去的元素带入新的环 境，并以一种新的关系结合。正如布洛克接着指出的,1945年以后，旧的模 式几乎立即重现。从绝对意义上说，“新，，的事物从来都不是新的:它只是 “过去”换了新装，反之亦然。描述新旧之间的区别是历史学家能做出的最有启发性的贡献。
用历史的视角认识全球化
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基调。这个词汇意味着世界在时空上急剧缩小，各种商品、服务和思想都可以在全球市场上找到自己的“身价”。在经济学家看来,全球化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生产和消费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世界体系之中。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元素的组合，但这些元素正在日益同质化，成为一种标准化产品。无论是受到赞扬还是指责,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的重要特征。这么说往往意味着全球化就是新生事物。果真如此的话，历史的借鉴作用就可能受到严重限制。另一方面，如果“全球化”仅仅是一个长达数百年发展进程的现代称谓,那么背弃史学视角所提供的洞见将是不明智的。
全球化适用于指标主要商业大国实行自由贸易的“世界”，各国的货币保持稳定的汇率，各大洲之间的移民不受限制,现代化的通信系统正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份清单闪耀着现代的光环，但只有最后一个特征适用于2018年的世界，因为大部分八国集团成员国都对自己的重要产品采取保护措施;货币市场的功能并不稳定;移民受到严格控制。这些描述其实对应的是1870年左右的世界。当时，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建设工业化的国家都加入了英国倡导的自由贸易体系。这些国家的货币都可以以固定汇率兑换黄金。大量自由移民从欧洲前往美洲，也有移民从印度、中国直接到非洲和加勒比地区。电报把通信时间从几周缩短到几个小时，蒸汽船提高 了旅行的速度和舒适度。商业周期已成为真正全球性的现象，第一次大衰退发生在1857年和187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对这一时期的精彩描述被恰如其分地冠以标题“统一的世界”。
经济史专家给19世纪后期贴上 “高度全球化”的标签，但他们不愿这么称呼当今时代。说比较1870年和现在，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全球化并不像战后经济繁荣或1989年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形势那样迅猛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今天看起来新的东西只不过是比既有的情况程度加深了而已。第二,全球化总是不均衡的，一些领域比其他领域发展得更充分。如今那些鼓吹全球化的人们，在面对150年前的自由劳动力市场时，恐怕就要无话可说了。
人们通常认为，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将许多分散的传统文明 拉入其发展轨道,并使那些文明进入自己从未拥有过的全球网络。这种认 识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那些文明在欧洲人尚未开启大航海之前，就已经建立了广阔的商业和文化网络。15世纪末，瓦斯科·达·伽马和哥伦布的时代标志着欧洲远洋贸易的开始，但其在全球化历史上的意义并非那么明显。 16世纪以前，中国和伊斯兰文明的商业和文化最接近全球化。C.A.贝利51 (C. A. Bayly)在他那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著作中指出，欧洲国家与从清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之间的各种政权，几乎相差无几:这些国家都以农业为主，都有着广阔的贸易网络。贝利称之为“古代的全球化”。只有在 18世纪，大西洋两岸国家中更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行为才从根本上冲击了亚洲的强势地位。
18世纪60年代——当英国成为占据印度的主要势力 时——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全球化的十年”。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也处于鼎盛时期。由非洲奴隶在加勒比地区进行甘蔗种植是一桩有利可图的买卖，复杂的附属贸易网络就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从马尔代夫运来的宝螺成为西非的贸易货币。奴隶们以纽芬兰水域捕捞的鱈鱼为食,使用英 国制造的工具耕地,穿着新英格兰生产的衣服。成千上万的英国投资者，无论资金多少,都参与了奴隶贸易。这种贸易和种植园制度创造的利润，大大增加了英国的资本存量，有利于工业、农业和城市便利设施的发展。在 19世纪帝国的鼎盛时期，强制(coercion)一直是全球化的特征。在国际主义和自由全球化的论调背后，英国利用武力将自由贸易和向英国开放投资强 加给许多较弱的文明，从西非沿海的酋长国到清帝国。
哥伦布。
最后并且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全球化研究者应特别关注1870年至 20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因为这段时期的历史表明，全球化与任何其他历史进 程一样，都可能偏离运行轨迹。两次世界大战都使得全球化的主要进程戛 然而止。作为19世纪全球化动力的英国,在金融上被大萧条拖垮了。德国 和日本迅速脱离了自由经济体系，转而采取经济专制政策。当时的主流是国家主导的保护主义。全球化意味着全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稳定增长, 但在1930年至1950年间,这些指标出现了逆转，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恢 复到1913年的水平。这是一场复仇式的“去全球化”。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 20世纪30年代那段历史的重要性，至少在几年后经济恢复增长之前,人们将两者做了大量比较。但是，我们对全 球化的理解可以参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一代人的理解，并可进一步加深认识。1880年至1914年间，全球的未来似乎最确定,但国内矛盾和民众压力迫使经济大幅放缓。首先，法国、德国和美国实施了保护性关税。面对英国经济持续领先的地位，这些国家不再听信“所有国家都将从自由市场获利”的观点,反对不平等的分配，这种态度被恰当地称为“反全球化”。其次,国际劳工的自由流动开始受到影响，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开始限制移民数量，这一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变得更加严重。
约翰·托什的代表作《史学导论》英文版书封。
这段历史并不难理解，也并非刚被研究，但几乎不会出现在有关全球化的公开辩论中，一部分原因是它暴露了西方鼓吹全球化背后自私自利的矛盾。对于那些担心被来自贫穷国家的移民淹没的富裕国家而言，曾在 19世纪部分实现的自由国际劳动力市场是一种过于具有颠覆性的想法。同样被遗忘的是，全球化与“强制”的历史有关。口追根问底，可能会使人们注意到主要资本主义大国通过双边谈判或多边世界机构对欠发达国家施加的幕后压力。最后，向这些欠发达国家推荐的“现代化”政策完全背离了最发达国家的经验。排在政策清单首位的是自由贸易，人们普遍认为自由贸易 是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多数资本主义经济体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 它们知道,只能通过保护来培育自己国家的新兴产业，并据此制定关税。美国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法国和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都是如此,1945年 后“亚洲四小龙”亦然。甚至英国在1846年之前的经济起飞时期，也是如 此。一旦英国工业的主导地位稳固下来而不再处于“学徒期”，自由贸易就成了首选的制度。正如张夏准（Ha-Joon Chang）所言,发达国家要求欠发达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在要求它们“踢开梯子”,以增强自己的优势。
全球化是新生事物这一提法只说对了一半。当然，其中确实有新的元素，特别是在通信技术方面（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70年代也是如此）。但只有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过程的最新阶段，才能把握全球化 的影响及其未来前景。历史记载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全球化的温和措辞与其冷酷无常的运作方式之间存在矛盾。以经济发展的名义给欠发达国家带 来扭曲而自私的历史教训，只是以上矛盾的最新例证。用后见之明来看待全球化，提供了另一个现实的教训:整个世界继续一体化的可能性很大，但 只是从长期来说如此;在短期内，全球化可能会被动摇，甚至倒退。正如 19世纪末两位经济史家所言，有记录表明，除非政客们担心输赢，否则他们可能会受到选民的逼迫，停止加强全球经济联系的努力，甚至可能解除这些 联系。因此，全球化远非“脱离历史”而存在（就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新奇事物那样）,而是历史主义的最佳实践。
全球化是一个绝好例证，说明解释过去与预测未来密不可分。历史进程由数条轨迹构成,不仅有助于解释现在，而且可能揭示未来。我们充满信 心地预计全球通信将持续发生变革,因为在上一代人中引起这场变革的力 量仍很强大，且毫无衰弱的迹象:过去30年，电子领域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不断积累，人们不断寻求越来越快、越来越灵活的通信方式。我们可以用 19世纪早期从铁路、蒸汽船、电报到电话的发展进程为证据,说明改善通信是当时、现在和将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从而进一步深化我们的预测。
撰文｜约翰·托什
摘编｜刘亚光
编辑｜李永博
导语校对｜李世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