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虎之争的青铜器说起（神陆神兽传奇）

张翀

提到人虎之争的青铜器，大多会想起“虎食人”卣来。

“虎食人”卣共有两件，分别藏在日本泉屋博物馆和法国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馆。本文作者从人虎纹饰图像着手，参照相关学者在虎及虎食人的纹饰母题方面的研究，对人虎母题图像的地域传播及含义进行论述。人虎母题，不同程度反映了人虎相争的史影。

提到人虎之争的青铜器，大多会想起“虎食人”卣来。“虎食人”卣共有两件，分别藏在日本泉屋博物馆（图1）和法国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馆（图2）。日本泉屋博物馆所藏的那件高35.7厘米，相传解放前出土于湖南安化县。法国这件高为35厘米，出土地不详。这两件鼎鼎大名的铜卣器形奇特，造型惊心，让人过目不忘。

图1 日本泉屋博物馆藏虎食人卣（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4·商4》一五一，第148页）

日本虎食人卣本为住友氏所藏，后捐献给泉屋博物馆，具体传藏著录情况可参见李学勤先生文章。这两件虎食人卣，虽然尺寸相差不多，但依据铜卣多为一大一小的特殊配置，这两件应该不是一对，李学勤先生也详细讨论过这两件铜卣不是同范，且有四处差异。所以，张光直称之为一对有欠妥之处。不过，张光直先生的贡献在于将过去“饕餮食人”式的文献讨论转变到另一个研究层面。

图2 法国巴黎市立东方美术馆的虎食人卣正侧面（采自李学勤、艾兰编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40-D，文物出版社，1995年）

所谓饕餮食人云云，源于罗振玉在《俑庐日札》中的说法，“徐梧生监丞言盛伯羲祭酒藏一卣，形制奇诡，作一兽攫人欲啖状，殆象饕餮也。此前人记述古彝器图象者所未知”。罗振玉只是提出一种可能，容庚因为校勘而读的缘故，受到影响，并直言“饕餮食人卣”。彼时，最初著录的《泉屋清赏》中尚未将其称为“饕餮”，而是径直称作虎食人卣。事实上，所谓乳虎食人卣一名中的“乳虎”也是过度依赖文献，将《左传·宣公三年》尹文子虎乳的故事附会于商代晚期的器物上。过度使用文献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张光直虽然将其转向民族学乃至原始宗教的研究，但都是在“饕餮”的局限中，突破不大，甚至过度解读。他认为是巫觋通天的工具，虎与人形的关系亲密，更发挥说是“巫蹻”主题，将人虎解释为巫师与动物助手。这些说法不仅存在过度解读，还有利用后世文献推演前代的问题，从人虎纹饰图像来说，艾兰将虎食人卣与司（后）母戊鼎耳、妇好钺上的人虎纹归为共同的母型，并认为“意味着死亡之途，即从人间到神灵世界的过渡。然而，同样应该意识到的是，这种纹饰只是暗示出祭祀的主题，而并非在为故事作插图”，说法较为平实。

图3 安徽阜南县朱砦润河龙虎尊选自《中国青铜器器全集·夏商1》一一七

通常也把虎食人的题材当作“母题”，在这一母题之下，还有其他不同的具体样式。母题是纹饰变化的源泉，可以形成以母题为核心的模件体系，亦如德国艺术史学者雷德侯先生所言，“利用总数有限的装饰母题和装饰单元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所以，要了解人虎组合的纹饰，首先要了解单独纹饰，例如虎纹，在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中的大方鼎上就有两个虎形的装饰。所以说李学勤先生对人虎纹饰的解释比较适度，“虎食人或龙食人意味着人与神性的龙虎合一”。在与虎食人卣时代相近的安徽阜南县出土的龙虎尊上，也可以看到虎食人的纹饰。尊腹上部的虎纹为一首双身（图3），虎头隆起呈牺首状，下含噬一人形，人首半进虎口。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一件双虎人首铜钺（图4），虽是两虎形的纹饰，但两虎均为侧向剪影状，或称剪视，可能称之为剖展更为合适，乃是将一虎分割而成。这是虽然不如虎食人卣呈现完全的立体，但也努力在平面或块面上表达人对立体形象的认识，可谓是一种立体概念的另类表达形式。

图4 妇好虎食人钺（采自《中國青銅器全集3·商3》一八八，第189頁）

有学者讨论时代更早的新干铜器，对虎的纹饰母题也做过相应的分析，“以虎作为装饰纹样的母题，是其主要地方特色。实际上并不限于鼎，虎的造型和图案，被广泛地装饰于礼器、兵器、杂器和艺术品之上，其表现形式，既有十分写实的立体雕猛虎造型和线刻虎纹（图5），又有介于写实和抽象之间的透雕虎纹，还有十分图案化的抽象虎头纹，即环柱角兽面纹和虎头形简体兽面纹”。关于虎食人的纹饰，学者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可惜并无尽善，如果提前论证有关古史，忽视人的表情，恐怕会歧路亡羊。“在这个主题中，人们毫无与虎敌对的表情、动作以及恐怖的表情。为什么在张着大口的老虎面前，人的表情却泰然自若。不懂这个‘泰然自若’就没有研究这个主题的资格了”。了解到这个很重要，可以揭示人虎母题变化的动力，施劲松分析出两个规律，一是人虎母题从礼器发展到以兵器、车马器为主，二是早期是虎食人的形态，后来就逐渐减少扑噬的形象。

图5 侯马铸铜遗址出土虎形陶范（采自李夏廷、李劭轩编著：《晋国青铜艺术图鉴》，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35页。）

虎的造型，又与自然地理生存状态息息相关；虎作为当时常见的动物，特别是在中原以外的边缘山区出没较为频繁，“虎在春秋时期的晋地应当是比较常见的动物，因此，虎的形象在当时晋国青铜器上出现很多”。从目前的出土情况看，人虎母题青铜器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和中原地区，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均有发现。出土地点的集中区域在各期略有不同，而各地之间或许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在山西地区，虎的图像固然常见，然而在早期南方地区，人们与虎的因缘更深，“人虎母题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冈时期便已在南方青铜器上出现，以后则多见于南方相当于中原殷墟早期、中期的铜器上，此后这一装饰母题在南方逐渐消失。大约也是在殷墟早中期，这一装饰母题传入中原，在司母戊鼎、妇好钺等器上出现，表明当时这一影响是比较深远的。当人虎母题在南方消失后，却在北方地区一直流传到西周末期，说明这一来自南方的影响亦有很强的延续性。从人虎母题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来看，该母题向北首先到达河南浚县和安阳一带，随后向西传播，直至陕西宝鸡”。人虎母题图像有着图像接受与传播的关系，反映到外部世界，就是图像受到时空的限制，自河南安阳以西，所发现的人虎母题铜器的时代都为西周。可见，人虎母题在中原亦呈自东向西流传的趋势。而若再广而化之，母题是图像的内在灵魂，而图案则是图像的外在形式。

图6 陕西宝鸡鱼国墓地人首虎纹銎钺（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6·西周2》182，第177页）

对于“虎食人”这一先秦器物及纹饰中最著名的母题，练春海曾经做过整理工作，发现除铜容器外，在7件兵器（图6），17件车器以及5件饰器与1件乐器上也有类似的纹饰。可见虎食人的纹饰更为主要出现在车器、兵器上。虎食人卣是比较极端的表现形式，尽管因时代关系，其主要纹饰难免发生一定的图像变动，但也大概可知，“虎食人”并非只是在日本、法国所藏的铜卣上独存。关于人虎母题的含义，学者有过很详细的论述，并提出种种假说，其中以我们之前提到的张光直原始巫术说的影响最大，甚至也有人提出并非是虎噬人，而是人虎交媾。这种说法虽然看似比较惊世，但也关注了虎食人形象中最关键的问题，即人的面部表情，并试图解决。后来，叶舒宪梳理出十种解读来，并提醒到虎这时已经从自然动物转为一种神明，还有可能利用虎口前的小虎、后部盖钮的小鹿完成冥界的再生。不管这个说法究竟能否成立，但我们不应忘了林巳奈夫的提醒。实际上，虎的形象正如之前所说，被广泛地装饰于礼器、兵器、杂器和艺术品之上，其造型固然与自然地理生存状态息息相关，但也应该有特殊的用意。虎作为并非常见的猛兽，应多分布在中原以外的边缘山区。从内蒙古地区出土的草原铜器上看，羊、马、鹿等食草动物形象要早于虎等猛兽类，说明人类对虎等猛兽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看成人类征服自然与猛兽的历程。

图7 陕西宝鸡鱼国墓地车?（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6·西周2》181，第176页）

具体到“虎食人”卣上的纹饰，笔者更倾向于陈星灿的说法，虎的形象源于人为了狩猎而披着虎皮，从而具有一种超人的能力，这恐怕更能表现出人虎相争的意涵来。从目前的出土情况看，人虎母题的青铜器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和中原地区，如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当时的这些地域，人类多半都有驱赶猛兽的行为。有学者对人虎母题的出现地域也做过整理，“当人虎母题在南方消失后，却在北方地区一直流传到西周末期，说明这一来自南方的影响亦有很强的延续性。从人虎母题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来看，该母题向北首先到达河南浚县和安阳一带，随后向西传播，直至陕西宝鸡”。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车马坑出土的三件人虎形车辕首饰（图7），有人认为其形象更接近西北方向的戎羌，属于战俘做器，有威慑的含义，也有学者根据人像背后的鹿纹，认为是所谓的鹿族。实际上，这几件车器上的人虎形象并不是虎食人，因为方向不一致，虎及人首都是朝向一个方向，而虎食人母题多为人陷落虎口的形象。而人物驾驭或驱使猛兽之态的说法则有一定道理，因为人物五指微张，有驾驭的形态。不过，“人正以下颏抵住车饰的平顶，用力向上引身”则有过度解释之嫌，论者亦将其作为人驾驭虎的依据。我们从鱼国车䡇及其相关的器物来看，人物与虎不具有直接的驱使关系，只是兽首为一种身份的表征，而人驾驭的形象则是驾驭这辆现实的车，这是现实与符码的组合表达，具有双重性。该人物形象的身份，不是奴隶或巫师，自然也不存在巫师驭虎的含义。也不是属于敌人性质的羌人，突出器物轮廓的人首不能理解成“馘首”。我们比较同意为本族人的形象，唯此才有为主人驾车的可能。所以这三件铜车䡇虎首与人物的关系，我们认为是人兽同器的关系。

图8 虎首跽坐人形玉饰（采自《中国美术全集?玉器一》，黄山书社，2012年，第146页）

人虎母题的纹饰有着图像接受与传播的关系，也不只反映在铜器上，殷墟等地所出的玉石器上也有人与虎的形象。（图8）一件黄玉质地的虎形跽坐人形玉饰，高5厘米、宽2. 5厘米、厚2. 8厘米，其纹饰形象为“从正面看为一虎首跽坐人，从背面看为一鸮。虎首高昂，大口暴张；牙齿清晰，上下各七齿，上边齿呈倒钩状；小鼻，双鼻孔，长圆形双目虎视眈眈，半圆形双耳；虎头以下为人身形状，体向前倾，踞坐，双手扶膝，五指向下，未露足趾似着鞋，身着衣。整个造型呈踞坐状，虎之双耳为鸮耳，耳后倾，大勾鼻，圆目突睛，鼻下一圆孔。人背作鸮身，人之胳膊作双翼，人之双足作鸮足，昂首挺胸，怒视前方”。这件人虎同体的玉饰在主型完成外，通体辅饰云纹，纹饰大多用双线阴刻，仅个别部位如双臂纹饰用单线阴刻，作器者是将虎头、人身、立鸮巧妙地表现在一件不大的器物上，虽说是匠心独具，巧夺天工，然却是有一定的图像渊源的，如安阳殷墟妇好墓所出的一件石质虎兽跽坐人像，其图像大致相同，唯一不同者就是长子口出土的这件为玉制，从“鼻下有圆孔，显系佩带之物”的细节亦可看出，此件应是墓主把玩喜好之物，故图像较易得到传承。人虎同体，人物呈跽坐的姿势，虽然有特定的含义，但也隐然反映着人类进军的步伐。这一点和人象的关系比较近似，大象的退主要是来自人有意的暴力驱赶，其原因却因为大象毁坏庄田。走笔至此，我突然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条故事，不妨引录其下：“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图9 人面兽纹弓形器上的人面图像（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3·商3》二一三，第215页）

话又说回来，早期先民赋予老虎很多神性，多半是缘于对虎的恐惧，这种心理颇为矛盾。《山海经》中，带有人虎组合的神人形象也较为多见，其中有人面虎身、人身虎首、人身虎尾、人面虎爪等，不一而足，所提取的老虎形体部位，有的取自虎身、虎首，有的取自虎尾，有的兼而取之。而具备虎身的神奇动物则见于《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从上下文本叙述来看，神陆吾已然是神了，乃为黄帝属官。是故作为虎形也多具备升天入地的神力，而作为神人之属，所蕴含的神力也多源自虎。（图9）《大荒东经》称：“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吴”，或可认为是人面虎身的结合形态，《海内西经》另载：“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袁珂认为开明兽即是神陆吾，这里不去讨论，我们只需看到人面与虎身结合的文本。而“食人”亦见于《中山经》，“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此兽神力较弱，不及开明兽或神陆吾，但恐怕是“虎食人卣”最初文献的张本。

不过，使用《山海经》等文献证明青铜器及纹饰是有一定的危险，成书较晚不说，且各篇章形成的先后时间也大不一致，图像与文本之间已经发生相当程度的错位。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文本中频繁出现虎的形象，也说明当时老虎在人的生活中并不鲜见，所谓“食人”的行为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只不过人们在文本或形象中加以演绎。除过吃人之外，其中也有另外的解释，两件“虎食人”卣的图像并不是在叙述虎吃人，而是意图模仿食人的人面虎身的异兽（图10），这个异兽也是想象中的，且作为本族的保护神出现，所噬食之人，也应是异族。也有一种认为是与南地的虎方有关，亦所谓虎的部族诞生神话，但不管如何，人虎母题都是不同程度反映了人虎相争的史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