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西方文化的冒险、热烈、年轻，中华文化算是早熟的文化，从诸子百家到儒道法，无一不以一套严格标准的范式来解释君主制度，以统治人民。
到西周时期，中国就诞生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并成为中华文化流传千年的重要因素。从商朝暴政以致商朝灭亡的教训中，西周统治者认识到天子并非绝对的天命，只有君王具有道德才能治理好天下，由此形成了“敬德保民”的天命观。
这一统治思想将中国文化从以“神命”为中心转向了以“道德”为中心的嬗变，对中国后世的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如《论语》所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上层执政者的品德就好像春风一样，而百姓们就犹如草一般，如果君主有高贵的品德，就能感化草一样的百姓。这便是西周敬德保民天命观的最好解释。那么，这一天命观是如何形成的，又有什么表现呢？
一、如何“敬德”，凭什么“保民”1、君主权力由“天”赐予，应敬天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诗经·商颂·玄鸟》) ”殷商以“帝”代天神，即把天神称作“上帝”或“帝”，而非“天”，卜辞中的“天”并非神称。商人所信仰的“帝”，掌管风云雷雨、农业年成、城邑建筑、方国征伐等，帝降人间以祸福、发号施令。但是，“帝”与国祚无关。
周人在商人“帝”的观念基础上，创造出“天”的观念；赋予“帝”以“天”的意义，使“帝”具有了“天”的意义，使“帝”具有了与“天”同样的崇高性，“帝命”与“天命”等同。在说到受命之时，帝就是天，天就是帝，帝与天没有分别，为周人建国的合法性提供了最终依据。这样，帝成为具有理性的神灵，具有人格意志。
祭祀
实际上“天”就是最高道德，统治者通过自己“敬天”来带动人民“敬天”，实际上是把自己想要实行的政治措施转移到天的身上，这样能对民众起到教化作用。
具体表现在周人的各种祭祀当中，祭祀祖先和天神都是天命观的表现。在自然神方面，商人主要祭祀的有风神雨神云神、四方神，还有”巫神“（早期萨满教）、鸟神（图腾崇拜的痕迹）等等。但是，无论从卜骨数量上，还是所用牺牲的分量上，都可以看出晚商人是更重视祖先神祭祀的。
天子祭祀规模则更加宏大，周朝的统治者正是通过祭祀来表示对上天的忠诚。
周文王庙、周武王庙、周朝王陵、周六师皆在“宗周”，九鼎、周朝太庙、殷八师都在“成周”，周天子祭祀是需要九鼎的，更需要进“太庙”的，周天子出征也是需要“告太庙”的，所以周朝的祭祀、朝会和出征都在“成周”。凡涉及到国家重要的大事，都需要事先举行祭祀、占卜等活动。
2、重视人民、以民为本，须保民
在吸取了商汤暴政导致商朝灭亡的教训后，西周统治者逐渐形成了“以民为本”“敬德爱民”的统治思想。从汉代《史记》及战国《礼记》及其他先秦史料（比如《汤誓》不止记载于一本书上）来看，教化主要靠礼仪（包括祭祀。商代铜器多用于祭祀、祈祷等。）、君王号令、告诫、同劳动等形式。
酷刑并非主要手段，大禹治水是首领与民同劳动的情况，可看出统治者和民众并不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
大禹治水
周公就是历史上爱民如子，耿耿安社稷的代表。周公在平定完外界的叛乱之后，便回到朝廷着手治理国家。为了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同时也限制君主为所欲为，周公订立了一套严格详细的礼乐制度，甚至包括着装、礼仪、音乐都有详细的规范，通过这种方式来明确每个人的身份，以防有人做出越界之举。
周公爱民如子，对国家政事尽职尽责，因此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周公执政期间，真正做到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因为其对人民的关爱也赢得了民众的威信，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天下一片祥和。
他统治时，有两个小故事可见他的爱民如子。“一饭三吐哺”，他忙到吃一顿饭时，要把口里的饭吐到碗里，整冠束带出去接见客人，因为口里含着饭不好见客，见完客再回来吃饭；曾经在一顿饭的时间，三次把饭吐到碗里去接见客人。
“一沐三握发”，古人都是不理发的，洗头的时候特别麻烦，很费时间。有一次周公在洗头的时候，突然有客人拜访，这位客人没有事先约见就自己来了，按理来说周公完全可以劝退这个客人。
但他担心错过人才，想不没想就把头发挽起来直接见客了。客人走后，又相继有客人来访，这样的情况出现了三次。不论是“一饭三吐哺”还是“一沐三握发”，都可以从侧面看出周公对人才的珍视，一点都没有统治者的架子。正因为礼贤下士，爱民如子，所以奠定了周朝八百多年的国基。
周公
二、为什么形成了“敬德保民”的天命观1、吸收商朝灭亡的教训
西周在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商朝灭亡的原因还历历在目，警醒着统治者。西周统治者看到了商朝一昧将天子等同于神灵的弊端，明白神权政治必定走向没落。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创立了以“德”和“民”为中心的政治思想体系，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政治理想。
但在这个政治理想中，西周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抛弃“上天”的概念，而是将上天嫁接到这套政治体系中，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来解释西周代商的原因，使自己成为了正牌统治者，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同时也作为警醒自己的一个重要手段。
商汤的下台灭亡，清醒而残酷地暴露出神权政治的不足。西周统治者看到“神灵”庇佑之下的商汤统治者最终还是因为暴虐残酷走向了衰亡，意识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百姓的信任才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西周统治者意识到必须重视民众的意愿，否则将会导致政权的覆灭。 他们反复地强调夏、殷之间。所以逐渐形成了“敬德保民”这样将人意嫁接到天命上的政治理念。
2、周灭商时势力较弱，需要借助道德的力量来打败商朝
周以蕞尔小国而能克商，既不能由经济力强弱作理由，又不能由军事力量的优劣来分高低，周之胜利当只能由战略的运用以寻求解释了。整个情势，商人处于不利的局面。周人在北边已循晋南拊朝歌之背，由山西高地高屋建瓴，俯视商人王畿。中路一线，已克崇而入中原。
南路一线，江汉已为周人疆土。这时尚的东方，却又有大规模的东夷之叛！商纣的实力在东夷之役当然难免耗损，而周人因为商专注东方的时腋，也许更得以在中原的南北多所经营。周人的受命观念，诚如傅斯年所指出，终于演变为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政治思想。
周人以蕞尔小邦，国力远逊于商，居然在牧野一战而克商。周人一方面对如此成果有不可思议的感觉，必须以上帝所命为解，另一方面又必须说明商人独有的上帝居然会放弃对商的护佑，势须另据血缘及族群关系以外的理由，以说明周之膺受天命。于是上帝赐周以天命，是由于商人失德，而周人的行为却使周人中选了。
傅氏归纳“周诰”理论，“凡求固守天命者，在敬，在明明德，在保人民，在慎刑，在勤治，在毋忘前人艰难，在有贤辅，在远险人，在秉遗训，在察有司；毋康逸，毋酣于酒，事事托命于天，而无一事舍人事而言天，祈天永命，而以为惟德之用。”
这一人道主义的萌芽，一方面肯定了“天”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肯定了夏商周三代的统绪，周既与夏有其特殊的历史关系，三代相承的理论，又不啻说明了周人光复故物，受命惟新的双重合法性，然而其真对后世中国历史有影响者，天命论的重要影响绝非以下东西更迭作主的光复观可以比拟。
从此以后，中国的朝代更易，必须引征天命。如果这番猜测的发展果然发生于殷商之际，这一思想上的大革命，当可称为中国文化演变中一个极重要的事件，不仅安定了当时，而且为后世儒家政治哲学开了先河，为中国政治权威设下了民意人心的规制与约束。
三、总结在中国政治的早期，统治者将自己等同于上天的意志，肆意奴隶人民，最终导致了统治的溃败、国家的灭亡。商朝也因为这个原因灭亡，所以“敬德保民”的天命思想既是周朝打败商朝的有利武器，也成为鞭策周朝勿要重蹈商朝覆辙的警惕，从而成为中国的政治传统。
参考文献：
《殷商之亡》
《周朝天命观溯源》
《德爱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