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沃森（Peter Watson，1943-），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为《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观察家》等报纸撰写过专栏，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闻名于西方世界，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德国天才》等。
1984
《卡拉瓦乔的阴谋》
The Caravaggio Conspiracy
1998
《索斯比拍卖行黑幕》
Sotheby's: The Inside Story
2001
《20世纪思想史》
The Modern Min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2005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2010
《德国天才》
The German Genius
2012
《大分离》
The Great Divide
2017
《融合》
Convergence
厚厚两本《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最初揽入怀中的感受，是无从下手。仅仅是前言、目录就看得眼花缭乱，更别说有能力理清史前史后思想发展的脉络。好在彼得·沃森近日亲临中国，有机会让他当面为我们解惑。第一站北京仅停留三天，日程全满。抵京当天就在书店参加对谈，之后两日则被安排记者专访和清华演讲。无论是采访提纲上留下的笔记，还是握在手里十多页纸的演讲稿，每个场合，满头银发的沃森都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他试图为我们展示，让他着迷的那些思想观念究竟是什么，以及他所著写的这部思想史与一般历史相较会有怎样的不同。
思想史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历史？书名取作从火到弗洛伊德究竟什么理由？“简史”遍地的今天，又是什么原因让沃森倾心坚持大部头的历史写作？我想以下呈现的这九个问答，会带领有心的读者更从容地打开《思想史》这份由沃森亲自绘制的智识藏宝图，至于最终是否能发现隐藏其中的思想珍宝，还需每个人自己来走完这趟阅读旅程。
1 界定
思想史是一怎样的历史？
常规或正统的历史书写，通常都聚焦事件：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还是人口或者气候的改变。除此之外，还有迁移、探险、贸易，又或者征服、帝王、战役。把这些迥然不同的事件联结起来的是它们的日期——人们或许会争论这些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但一定不会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存有疑义。
但历史又不仅仅只是这些事件，历史也由一系列思想、意见、观念所构成，也包括观念的改变。但所有这些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那里并不容易被看到，这也正是观念史吸引人的地方：它不仅要找到究竟是哪些观念塑造并影响了历史，并且还要回答为什么。
不仅如此，你还会发现，在具体的时间上，这些极具影响力的思想观念，与那些通常在编年史上可见的历史事件有着显著的不同。所以思想史在这个意义上为历史学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打破我们熟悉的编年体，用另一种方式检视过去。这种思想史并不是抽象或者干涸的，有很多具体的例子会让我们看到，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历史是如何被这些与众不同甚至很“小”的观念所影响的。
2 缘起
怎么想起书写这部思想史？
最初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BBC做的一段关于以赛亚·伯林爵士的采访。伯林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哲学家，他1909年生于俄国，几乎亲历了整个20世纪。采访中他被问及这辈子最令他感到惊奇的是什么，他说,是他所经历的这个世纪。尽管20世纪有无止境的战乱和灾难，但伯林仍觉得自己度过快乐的一生。在他看来，20世纪是一个在思想智识上有趣的世纪。是伯林的采访让我决意要为20世纪写一部思想史，并且尽可能避免谈及政治。这本书最后变成《20世纪思想史》。《思想史》其实是在此之后的第二本书，追溯到19世纪末期。这样两本著作合起来，就完整地呈现了整个人类思想观念的历史。
3 名字
为什么是从“火”到“弗洛伊德”？
大家可能不太好理解，火为什么和思想相关？火本身不是思想，但对火的使用被视作原始人三大最早的思想之一。不只对火的使用，对火的控制也是。除了烧煮食物，火还能为人类提供保护。
至于为什么要停在19世纪末的弗洛伊德，一方面是为了和上一本《20世纪思想史》衔接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在我看来是19世纪末以科学的方式探索人类内在世界的一次极具影响力的尝试。在思想领域，通常有两种方式观照生活：一种是向内的，探索灵魂和自我，我们姑且称之为柏拉图式的；另一种则是向外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对外部的物质世界观察、发现和实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二者，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对柏拉图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式的认识。
4 区别
这部思想史如何不同于其他同类著作？
这部观念史所说的“观念”，除了抽象思想外，实体的发明也被包括在内。这些发明不仅仅是客观的实体，它们其中也蕴含着思想。
比如石器手斧，考古学家发现石器时代的手斧是非常精妙的工具，所以250万年前，当早期人类认识到，锋利的石头能刺穿他们用手指和牙齿都不能撕开的兽皮，从而发明手斧，也是一种“思想”的证据。
我最爱举的一个例子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很多人觉得，断头台是一种执行死刑的器具，为什么会同思想有关呢？可是要知道，在此之前，法国有一百多种执行死刑的方法。大革命时期，巴黎大学医学院院长吉约丹提议，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为了让所有人都被平等对待，死刑要用一种新的、简单的机器砍头，所以才有了之后这种行刑工具。这可能听起来会很讽刺，但确实是之后制造了诸多恐怖的断头台，最初基于人人平等的观念而被发明。
其实有很多思想史是关注特定历史时期的，比如说专门研究浪漫主义或者文艺复兴，又或者11世纪的世俗主义，但少有著作把这些全都汇总起来整体呈现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也是希望这本书可以在常规历史之外做一些补充，提供更丰富的内容材料。
思想史并不是新东西，我也不觉得自己做的就是新的。过去几个世纪，人们一直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历史，最常见的就是“三分法”，比如三大思想、三个时期或者三项原则等。当然这种“三分法”并不是不容挑战的，只要通过找寻恰当的方式重新组织这些繁复浩杂的历史材料，每种思想史都能自成一说。
5 三分
这部思想史为何选择“灵魂”、“欧洲”、“实验”作为三大观念？
首先是灵魂。自旧石器时代以来，早期人类就对“来世”有初步的印象，因为即便是那时，一些人的墓地里都有葬品，可以想象那是为“下一个世界”准备的。这其实也反映灵魂的一个关键要素——不朽。现代灵魂不朽的概念则是希腊人的创造，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毕达哥拉斯，他同恩培多克勒、柏拉图都相信灵魂会再生或转生（在动物或植物上）。把“灵魂”归为三大重要观念之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为什么不选择“神”（God）的观念？神不应该更普遍、更有力量吗？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灵魂为什么比神更合适，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是关于“来世”的概念：如果没有来世，任何诸如灵魂的独立存在都将意蕴大减，而并非所有宗教都信奉来世；另一个不同的理由（至少在西方）则来自，那些即便没有信仰的人，他们也会关注自己的内在世界，从而说明灵魂的概念可能会比神更为丰富。
灵魂不仅存在于最早期的宗教，它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黑暗的中世纪，一直都延续了下来。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世俗化的时代来临，神的观念开始摇摇欲坠，灵魂的观念却没有经历相似危机。我们仍在寻找更好的自我，这种努力延续了下来，在浪漫主义里，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里，内在世界的主题贯穿整个历史，或以至少不逊于此的势头贯穿了19世纪。
另一个重要观念则是实验。实验在这里不只局限于一种科学研究方法，而是某种权威。并且最早应用实验方法的人，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约1186-1253）本身在中世纪也是权威。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在巴黎学习神学，以担任牛津大学校长而著名。可他最重要的成就，则是创造了实验的方法，主要贡献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归纳法”和系统测试。现代世界诸多科学创新都是基于观察、实验和演绎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实验在这里作为一种独立的、理性的权威。正是实验的权威、科学方法的权威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坚实基础。
这里其实又回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实验最富有成效地出现在所谓的西方、欧洲？其实中国早在汉朝，就已经有了实验的传统和观察，但此后并没有发展起来，最终在欧洲落地开花，让人们不再盲从于权威，而是通过实验来发现真相。而实验又催生了科学革命，也因此造就了我们的现代世界。
所以“欧洲”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更是一种重要思想。甚至可以说，在历史上有过一个宗教的时期和一个科学的时期，而联结这两个时期中间的枢纽就是“欧洲”。
6 枢纽
欧洲如何联结“灵魂”与“实验”？
“灵魂”、“欧洲”、“实验”这三个观念在我这里是连贯的。落实在《思想史》这本书中，你会发现第三部分“历史的伟大转折：欧洲的加速发展”用单独一个章节讨论欧洲的观念，就想要说明：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为什么欧洲会成为主宰我们生活的思想发源地？
欧洲是在中世纪超越了东方的国家，这其中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东方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帖木儿的征服、黑死病的蔓延有关，欧洲很幸运地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受影响程度那么深。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也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坚信信仰能和理性结合，世俗社会的观念给欧洲神学带来了很大影响，使得人们得以脱离神学权威的控制，思想越来越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这也促成了科学在12-13世纪的进步，并在随后迎来文艺复兴。大学的萌芽和诞生也得益于这种文化，最早的大学是1065年或1067年在巴格达成立的一所神学院，但它后来关闭了。在它关闭几年之后，欧洲就出现了第一所学校，博洛尼亚大学。它开启了欧洲大学的热潮，让独立思想蓬勃发展，世俗思想和实验方法亦得以酝酿。
7 大学
在当下阅读思想史有什么意义？
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史和其他历史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越了解历史，越有可能知道未来如何展开。我们从思想史中能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大概就是思想生活是非常脆弱的，很容易被毁灭或丢弃。
所以思想史决不是一条直线。而也正因此，在我看来，继政府之后，最重要的机构便是大学。大学是人类寻求知识的场所，而对知识的寻求不应动摇。不仅如此，大学应该是知识的守护者、想象力的守护者、自由表达的守护者。现在在英国，仍然有一些学生试图禁止那些和他们所持观点不一致的言论和演讲，人们不愿意对他们不认同的观点让步，他们只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大学是让人们眼界更加开阔的地方。而且不要忘记，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虽然都辍学了，但是这些互联网公司的想法都源自大学，所以大学也应当是这些新思想的家园。
8 交流
书写如此庞大的主题，过程是怎样的？
研究的第一步一定是阅读，非常广泛地阅读。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会找出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们，与他们取得联系，然后拜访他们，有的在英国，有的在法国、美国。他们大多数都愿意见我，我们一起吃午饭，聊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他们有很多创见其实并不会完全体现在著作里，但我会通过这个机会了解书里没写到的东西。我还会询问他们关于各种学者的事情，以此建立一个相对可靠的参考学者网络，以了解学术界的新发展。我有幸在剑桥大学待过十年时间，研究有关古董走私丑闻的内容。学校会支付我一部分采访的费用，而且也会有很多学者来到剑桥，所以我有很多机会跟他们交流。当然，与学者交流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过也给了我很多启发。
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写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没有孩子。所以从来没有人把咖啡或果酱倒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我有孩子的话，我可能没办法以这么短的时间写出这么多大部头作品。我写这本《思想史》花了三到四年，之前那本《20世纪思想史》花了三年。我一般将上午的时间留给这种非虚构写作，下午则会写些小说，到四点半左右我一般就会停下，因为需要给自己留出时间广泛阅读，六点半以后我基本上不工作了，听听歌剧，看看电影。
9 细节
在“简史”当道的今天，
为什么坚持书写大且厚的历史？
我听说，现在小且薄的书在中国很流行，我觉得对此有必要持一个更谨慎的态度。心理学研究表明，如果想要在特定领域更富有创造性，那必须要对那个领域非常精通。而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掌握该领域的大量细节之外，并没有其他捷径。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著作都不是简短或者浅显的导览。这样设计，其实是为了鼓励那些可以帮助读者们在其所选择的领域里更有创造力的知识。很多时候，只有当你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前人都做了哪些事情，你才有可能确定自己的一些想法是有所突破或创新的。在西方，这通常也被称作“经验之伤（the wounds of experience）”。
另一方面，这也是我对互联网感到担忧的一点。互联网总是让人们感觉自己很有知识，但实际上这些知识是碎片化的，如果你想在某一领域上有创造性，只了解这些碎片化的知识是完全不够的。
（问答整合自2018年5月6日至8日彼得·沃森北京活动现场演讲、问答及专访。部分内容亦参考自《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李佳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