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杜富
他是明末广东的一介书生，也是名震天下的蓟辽督师。在最危难也最复杂的时局中，他既被当时的人们当做议和卖国的汉奸，又被后来的人们视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里的最后一位孤胆英雄。
在他之前，关于人物评论的定性，比如忠奸、善恶、爱憎这些标签，似乎都是很分明的，无可更改的。比如说一个人大奸大恶，又误国误民，通常就会被指说成秦桧；又比如一个人大忠大贤，却自身难保，多半就会被称赞为岳飞。
唯独他的一生是相当复杂，其人物定性在当时就显得相当分裂。憎他的人痛骂他是“秦桧”是“汉奸”，爱他的人又同情他是“岳飞”是“民族英雄”。也就说，在当时人们的心理，他是秦桧和岳飞相混合的一个矛盾体，他既不是纯黑色、也不是纯白色，而是一种黑白相容的灰色。
这个灰色的人，叫袁崇焕。
01
袁崇焕，字元素。名字的寓意很好，用金庸先生的解释来讲，“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自然的本性。
尽管他的名字里带着强烈的火光，但留下来的生平记录却相当朦胧模糊。具体出生在哪一年？搞不清楚，大多数人认为是1584年。到底是哪里人？也搞不大清楚。有说广东东莞的，也有说广西藤县和广西平南县的。
最后还是出自广西的李济深先生打了圆场说“袁崇焕通籍两广”，这才将一场历史文化名人归属地的争斗相对调和下来。这样广东人满意，广西人也满意，谁都可以搞景点，搞纪念。
其生平的早期资料之所以这样模糊，大概也是袁因为崇焕并非那种天资早慧的人物，从小就锋芒毕露、光芒万丈，让人印象深刻。
相反，早期的袁崇焕是个相对声名不显，默默无闻的人。在考进士时，他足足考了五次，从二十三岁考到了三十五，才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险中进士，成绩是三甲第四十名。
看看其他人的成绩，就知道袁崇焕的成绩实在不值一提。他的前辈熊廷弼好歹也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至于孙承宗则更是万历三十二年的一甲榜眼，都是妥妥的学霸，典型别人家的孩子。
但这样的袁崇焕却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非常喜欢谈论兵事，所谓“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他给自己的定位从来都不是舞文弄墨的“文才”，而是一位镇守辽东的“边才”。
事实证明，袁崇焕确实积极地在往这条路上靠，尽管当时的文人普遍都视辽东军职为洪水猛兽。
看看此前任职辽东高级长官的文人下场吧：
杨镐，辽东经略，带兵十余万，近乎全军覆没，后被处死。
袁应泰，辽东经略，带兵数万，守城被破，自缢而死。
王化贞，辽东巡抚，带兵六万，近乎全军覆没，后被处死。
熊廷弼，辽东经略，陷入党争，处死后被传首九边。
可以说，谁当任辽东经略，或者谁去辽东任职，基本上就等于是十死无生。尤其是在熊廷弼被*之后，整个官场几乎没人敢去碰一块烫手的山芋、阎王的催命符。
于是朝廷只能强行指定，被指定的这个倒霉蛋叫王在晋。在此之前，在上一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和辽东巡抚王化贞打广宁之战时，朝廷就曾派身为兵部左侍郎的王在晋兼督“户、工、兵”三部事，这个时候王在晋就想过辞任不就，但“疏辞不允”。
等到熊廷弼、王化贞广宁之战打败之后，原本就是兵部侍郎的王在晋最终还是避无可避，在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只能硬着头皮去当这个辽东经略。
与王在晋不同，袁崇焕也就是在这广宁沦陷的最危乱之际，一个人单骑匹马到山海关考察形势，然后回来对朝廷表示：“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自此，袁崇焕“边才”的自诩，得到朝廷的广泛认可，并及时遣送关外就职。
尽管袁崇焕很积极到关外来上班，但大领导王在晋很悲观，他认为：“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捐弃全辽，再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也就是说，王在晋认为这烂摊子已经没法再玩了，只能全面弃辽，退守山海关，最多也就是在山海关周边再搞点建筑，“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悍蔽”。
对此，帐下的袁崇焕不同意，认为“非策”，因为像八里铺等地方实在太近了，离山海关仅仅只有八里。他认为应当在山海关外两百里的地方，也就是在宁远筑坚城。
但两人地位实在太过悬殊，袁崇焕争辩不过，只得奏书给朝内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等人根本不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于是身为帝师、大学士、兵部尚书的孙承宗主动请缨去关外观察实际情况，再来裁决到底在哪儿筑城。
这一巡查之后，孙承宗肯定了袁崇焕的建议，上书给自己的学生即天启皇帝：“欲复辽东，则必须复辽西。欲复辽西，则必先固宁远。”
孙承宗随后又让朝廷撤换了王在晋，“自请督师”。以上要求，天启皇帝都通通答应了。另外，非正式官职的“督师”一职是明代文臣带兵的最高职位，甚至还要略高过正式的辽东经略，足见天启皇帝对孙承宗的信任之深、以及下放的权利之大。
可以说，孙承宗也没有辜负天启皇帝的信任和期望。一方面提拔重用了袁崇焕，并肯定了袁崇焕筑关宁远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则确立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方针。
在孙承宗和袁崇焕默默筑城的过程中，颇为活跃的是被人们视为新一代的传奇英雄毛文龙。是的，尽管这时候袁崇焕已小有声名，但真正被大家寄予厚望的还是毛文龙。
就在前一年天启元年（1621年）的“镇江大捷”里，此人就亲率近两百名死士偷袭了努尔哈赤大后方，还活捉了努尔哈赤妻弟童养真，获得了“奇男子矣”、“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等高度评价。甚至不无有人假设“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
但因为实在是深入敌后，又缺乏朝廷支援，这位奇男子毛文龙只得在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撤往皮岛，该岛之所以叫这个古怪的名字，有个段子说是因为毛文龙姓毛，取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含义。
这个岛屿的位置相当重要，离朝鲜极近，在鸭绿江以东，所以毛文龙等驻军也被称为东江军，而在内地孙承宗所训练的驻军则叫关宁军。相较于关宁军，皮岛上的东江军的优势在于它既能防止后金的骑兵，又能相对更容易的偷袭辽东，它的北岸与后金界就只相隔八十里的海面。
于是毛文龙多次带兵从海上偷袭对方，尽管战果一般，甚至多次损兵折将，但毛文龙给的战报却是各种“大捷”，各种“奇功”，比如其中一役毛文龙就极夸张地虚报说：“职用兵不满一千，而贼死者二万余，贼所恃弓马，今马死者三万余。”
对此，朝廷的头脑也还是比较清醒的，认为“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对于毛文龙在整个战略上的牵制和袭击作用，大家普遍还是承认的。哪怕是天启皇帝在嘉奖毛文龙时，也特地称一声“毛帅”。此外，当时也不无有非常高的赞誉称毛文龙是“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
同时，毛文龙也是孙承宗“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实际践行者，或者说两人对辽人的态度不谋而合。整个皮岛上，吸引了大量的辽人，以至于毛文龙号称自己有“三十余万口”。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此时努尔哈赤和明朝对辽人的态度都相当恶劣，努尔哈赤对辽人是又要剃发又要大搞拆迁，明朝则把辽人当做奸细和混乱的根源，“残辽流移之氓，混乱窃入内地者，定以奸细论”。
但在孙承宗和毛文龙的两线的巩固下，原本一边倒的局势倒是逐渐巩固下来。尤其是孙承宗所率的关宁军，在时间的默默推移下，已修复了九座大城，又以辽人为基础练兵十一万，并从宁远重城又向前推进了两百里，形成了宁远——宁锦防线。
02
可惜好景不长，在天启五年（1625年），督师三年的孙承宗被炙手可热的“九千岁”魏忠贤排挤走了，从而选用曾任兵部侍郎的高第前来接班，担任辽东经略。
对此高第是各种“叩头乞免”、“日夜忧泣”，死活不肯上任。但在魏忠贤的权势之下，最终也只能哭着就任。
这位哭哭啼啼的高第刚一上任，就效仿之前的王在晋，决定尽弃关外四百里之地，士兵和百姓通通撤走，这就等于是将此前孙承宗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修筑的包括宁远在内的数个重要大城通通拱手让人。
对此，倔脾气上来的袁崇焕还是当初对王在晋的态度一样，拒不答应，并表示：“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于是高第不理会袁崇焕，自顾自地就尽撤军民入关，搞得一度是“死亡载途，哭声震野”。之前这片土地辽人之所以弃努尔哈赤来依靠孙承宗，就是因为努尔哈赤要搞强制移民。结果明朝现在也干了同样的破事。
高第动作搞这么大，敌人想不知道都难。于是，此前从无败绩的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八旗大军兵临宁远城下。城上“初出茅庐”且孤立无援的袁崇焕，其部队连两万都不到。这一战，似乎没有任何悬念。
结果如何呢？深知“虏利*”，从而制定出“凭坚城以用大炮”战略的袁崇焕，在一番惨烈的交战之下，最终凭借威力惊人的红夷大炮大败努尔哈赤于宁远城下。
这一战果可以说举世皆惊，后来清人自己就记录了第一次大败而归的努尔哈赤的心态：“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此后半年，始终愤恨不平的努尔哈赤去世。
至于明朝则是扬眉吐气，给予高度肯定“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乃知中国有人矣。”当然，这更大程度是意义上的影响，因为在实战中既未摧毁敌军主力，也未大幅削弱敌军战斗力，只是将其击退而已。
经此一战，未战先退的辽东经略高第被革职，由另外一位王之臣担任，至于迎难而上的袁崇焕则被升为辽东巡抚。
这个时候已经掌握辽东大权的袁崇焕，继承了此前孙承宗的基本战略规划，还是得“以辽人守辽土”，另外还得“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尽管他打败了努尔哈赤，但他相当清楚，“兵不利*，只有凭坚城、用大炮”，如果正面*，明朝就是打不过努尔哈赤的金兵的。
此后半年，被袁崇焕打败的始终愤恨不平的努尔哈赤去世，接班人是文武全才的皇太极，其综合能力更在努尔哈赤之上。
对于这样的劲敌，深知正面硬刚不过袁崇焕偷偷地做了一件大事——主动议和。主动议和是为了换取时间，从而建立更多更坚固的城堡，以此不断向敌方深入、推进。
在努尔哈赤去世之后，袁崇焕偷偷派人奔赴后金吊丧，想和皇太极秘密媾和。
这对于当时自居为“天朝上国”的明朝大臣来讲，议和这种事无疑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因为一提到同金人议和，大家立刻下意识地就能想到此前南宋和金的议和。这也就意味着，谁提议和，谁去议和，谁就是秦桧。
谁都不敢做这个议和的秦桧，袁崇焕却敢。从这里我们也能看出有个普遍现象，在当时的整个大环境里，皇帝和官员们往往都是太极高手，基本上每个人都很擅长甩锅和踢皮球，像袁崇焕这样敢于主动去背锅的，可谓相当少见。
另外，明金议和是跟宋金议和其实不同的，宋朝那会尽管只剩半壁江山，但岳飞等人还特能打，不少猛将都能正面硬刚金军。但明朝此刻是正面*完全不是对手，连最能打的袁崇焕都主动意识到只能求和，双方差距可想而知。同时，明金议和也不存在宋金议和那般屈辱，并且金方主动表示低明朝一头，礼物也是双方互赠，只是明朝向来不答应。如果答应，是好处大于弊处的。比如后来的金庸先生就曾在《袁崇焕评传》里详尽地论述过缔结合约的好处。
尽管如此，袁崇焕也知道不能直接向朝廷汇报为议和，而是得照顾大家的情绪：“观其向背离合之意，以定征讨抚定之计。”也就是说，我是去刺探一下敌方实际情况，再来决定是征讨他们，还是来招安他们。
对于袁崇焕的求和，刚刚登基地位尚不稳固的皇太极当然是求之不得。开出条件说，两国议和互换礼物，要求最开始缔结的时候，要明朝送给金国金十万两，银百万两绸缎百万匹，布千万匹，可谓是狮子大开口。
但在缔约之后，只需明朝送金国一万两、银十万两、锻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与此同时，金国送明朝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虽然还是不对等，但也不至于完全不能接受。毕竟此前熊廷弼守辽时，单是他一军一个月的饷银，就到了惊人的十多万两。
袁崇焕当然没权力决定，转给朝廷之后，朝廷根本不将对方放在眼里，最多也就是让袁崇焕这个地方官跟对方瞎谈。
但皇太极和袁崇焕一样，都不是被动的等着指望着和谈，而是借着和谈，同时准备新的战斗。
只不过他目标不是马上找硬骨头袁崇焕复仇，而是清除其他障碍，也就是背后的朝鲜及毛文龙。这也是当初努尔哈赤的遗令：“先抢江东（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
皇太极本人就恶狠狠地表示：“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尔等两图之。”于是派二贝勒阿敏率八旗军三万发兵朝鲜。
对此，朝鲜和毛文龙根本顶不住。对于救不救朝鲜、救不救毛文龙，这无疑这个重要抉择。
身为老大哥的大明朝，对于朝鲜这个小兄弟，认为还是应该救。但袁崇焕不想救：“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总之，趁机继续修城才是第一位。
结果在天启皇帝的强行命令之下，实在拖延不过去的袁崇焕，这才派了九千人马前去支援，但这时候朝鲜已然都被金兵打懵了，已经开始议和投降了。等到确定朝鲜中止和明的军事同盟之后，并这才心满意足的施施然退兵。
此前被罢免的王在晋对此不无嘲笑袁崇焕说：“乃官军望河而止，此真所谓纸上之兵也。”
此役后方袁崇焕表现不怎么样，前方毛文龙表现得则更不怎么样。金兵一度将毛文龙的东江军重创，“斩明兵甚重”，随后毛文龙就果断逃跑。
金方的记载是：“时毛文龙遁往海岛，未能擒获。”
朝鲜的记载是：“我国被此兵祸，而渠（毛文龙）不出一兵相救。”
但到了毛文龙自己给朝廷的呈交战报时，原本大概率是不敌金兵而开溜的毛文龙却虚报自己连获“五胜”，其中一次就*敌“有二千三百余名”。
这还不算完，甚至更向朝廷妄言说，是他最终迫使后金撤军。用张明扬老师的观点来讲，此举堪称是毛文龙煊赫军事生涯的最大污点。而这也为日后袁崇焕*毛文龙埋下了伏笔，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奴酋攻破铁山，*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
03
打赢了朝鲜战争的皇太极不仅树立了自身威望，也解决了朝鲜的后患，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利利索索地收拾袁崇焕了。
天启七年（1627年）皇太极亲率五万八旗军进犯袁崇焕刚刚修筑好的锦州城，此刻袁崇焕本人还在宁远，锦州的守将是袁崇焕麾下的赵率教。赵率教的打法和此前的“宁远战法”一样，主打就是一个不出城*，任凭敌军如何攻城，也没法攻陷。
于是皇太极开始分兵，留下一支军队继续围困，自己则率大军扑向宁远。亲守宁远的袁崇焕自己在城上，仍旧是“凭坚城以用大炮”，城下则让总兵满桂、副将祖大寿等名将率骑兵和步兵出城迎敌，但其活动范围始终控制在城上大炮的射程范围内，对于这一炮骑步协同的新鲜战法，皇太极的八旗兵连城下都攻不进，于是又只能回攻赵率教所在的锦州城，但最终仍旧失败，只得退兵。这一战役一共打了二十四天，明军多次击溃金军的进攻，史称“宁锦大捷”。
对于这一战，袁崇焕很兴奋。这意味着，他制定的“筑城深入”的方针是有效的。另外，明朝骑兵的战力也有了显著提升，起码在炮兵的协助下，可以同金人的骑兵交锋了。袁崇焕自己就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骠悍。”
尽管袁崇焕认为这是“诚数十年未有之武功”，并将这一份顶级功劳主动分给朝廷张牙舞爪的魏忠贤，“宁锦危急，赖厂臣调度以奏奇功”。但魏忠贤在论功劳时，却将这位前线总指挥列在了功臣榜上的第八十六位，随后又继续排挤袁崇焕，说袁崇焕“暮气”，使得袁崇焕被罢职。皇太极怎么都拿不下的袁崇焕，魏忠贤轻轻松松就拿下了。
但比较幸运的是，天启皇帝很快病危，选中了五弟朱由检并嘱咐：“吾弟当为尧舜。”朱由检即位之后，改元为“崇祯”。
新即位的崇祯皇帝很快就将魏忠贤拿下，并在崇祯元年（1628年）就赶紧起复袁崇焕“督师蓟辽”，之前我们讲过，督师还要在辽东经略之上，此前就只有帝师孙承宗一个人做过，可见崇祯对袁崇焕的信任之深、期望之重。
七月，一路赶到京城的袁崇焕就被崇祯皇帝召见，一方面表扬：“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一方面询问：“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足见皇帝对辽东战事的重视。
对此，面对新即位的十八岁的青年皇帝，袁崇焕却吹牛了：“倘皇上能给臣便宜行事之权，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
这样热切的崇祯既惊且喜：“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这也真是一个敢问一个敢答，一个敢答一个敢信。在场的其他人，比如兵科给事中许誉卿则明显持怀疑态度，就问具体该如何？谁知袁崇焕竟答：“聊慰圣心耳。”
这让服侍了崇祯快一年，摸清了皇帝性子的许誉卿大惊失色：“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
这让袁崇焕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小学生，顿时“怃然自失”。既然已经夸下海口了，也只得硬着头皮继续往前冲了，于是乘机提出各种需要，对此崇祯也一一答应，甚至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并将其他人比如王之臣、满桂的尚方宝剑通通收回，确立袁崇焕的主导地位。
崇祯对袁崇焕很信任，但袁崇焕自己心里很没底。他此后给的奏章里就说：“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也就是说，还是得慢慢筑城、慢慢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尽量守、偶尔战一战，甚至是继续搞和谈。
但他给的许诺却是极端相反的“五年平辽”，即主动彻底消灭后金政权。那么明军有这个实力吗？显然没有，完全是守城有余，而进攻无力。
因为有了“五年平辽”的这一画地为牢般的操作，使得袁崇焕不得不加速推进一切计划，其中第一步就是先集中指挥大权，再统一调度。
内陆的关宁军固然听自己的，但海外的毛文龙的东江军却相当自由，于是袁崇焕决定先除掉毛文龙。
毛文龙对于整个战局的作用，此前就说过，是硬刚不足，但牵制有余。袁崇焕自己其实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宁锦之战时，袁崇焕就主动肯定过毛文龙：“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即便如此，袁崇焕还是决定对毛文龙下手了，开始封锁毛文龙的补给线。其实他早就对大学生钱龙锡表示过：“恢复当自东江始。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去之。”
对于袁崇焕的针对，毛文龙只得多次向崇祯皇帝求援，并且说得相当沉痛：“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对此，崇祯皇帝给予了抚慰，大概他也是真没想到袁崇焕竟会对毛文龙下死手。
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督师袁崇焕自宁远赶到双岛，毛帅毛文龙率东江军热烈欢迎。对于袁崇焕，毛文龙还是颇为尊重的，也曾好几次亲自拜谒，他本人也没料到袁崇焕是来下死手的。
就在袁崇焕试探毛文龙应当及时告老还乡时，毛文龙尚且懵懂的自信表示：“此处谁代得？”
对此，袁崇焕很快就列了毛文龙十二条大罪，并很快就当着众人面用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斩于帐下。并且还发了狠话：“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意思是自己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平辽的终极目标，那么以后皇上就像他*掉毛文龙一样，也将他*掉。
对此，整个东江军“惮崇焕威，无一敢动”，任凭袁崇焕将东江军彻底改编。
当时就有副对联惋惜的毛文龙说：
欲效淮阴，老了一半。
好个田横，无人作伴。
等到一切干完，袁崇焕这才先斩后奏的上奏崇祯皇帝说：“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但是“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
对于袁崇焕这一举动，无疑掀起了轩然大波。就连崇祯皇帝本人都是“骤闻，意殊骇”，但事情已然如此，又期待着袁崇焕能“五年平辽”，便忍耐不发。
崇祯皇帝固然是隐忍了，但明朝人大部分都为毛文龙感到冤屈，认为袁崇焕不当*，乃至认为这是秦桧*了岳飞。
比如明末的历史学家计六奇就认为：“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武穆，古今一辙。”
甚至都有人疑惑并猜测，袁崇焕是为与后金议和，但怕毛文龙泄计，所以遂应后金要求才*了毛文龙以示信。
比如《东夷大略》就就说：“崇焕至宁远，即为讲款计，盖崇焕自奏捷后，即令番僧往吊酋奴，以讲款为辞，又归未就。再出无以塞灭奴之命，遂以平奴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深入岛，诱文龙斩之”。
张岱的《石匮书后集》里的《毛文龙列传》也记载了当时人的普遍看法：“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遂入城轻陛见，言崇焕许皇上五年灭寇，难践其语，故勾引入犯，遂以岁币啖敌，欲为城下之盟，故先*文龙以为信物。上大怒，下狱处死。故时人谓其*毛文龙，比之秦桧之*岳飞。”
也有人写诗盛赞毛文龙就是被冤*的岳飞：
咋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
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
功业已沉沙磺雨，精灵犹锁海门烟。
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
当时最大的才子钱谦益也写诗夸过毛文龙是“孤忠”，肯定他的功绩：
鸭绿江头建鼓旗，间关百战壮军威。
青天自许孤忠在，赤手亲擒叛将归。
夜静举烽连鹿岛，月明传箭过鼍矶。
纷纷肉食皆臣子，绝域看君卧铁衣。
此外，还有各种《忠义录》等史书以及《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铁冠图》等小说就为毛文龙各种鸣冤，袁崇焕“斩帅误国”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乃至成为一时公论，所谓“袁斩毛文龙，一时无不谓冤者”。
这就让又搞议和、又斩大将的袁崇焕，在人们的心目中愈发地靠近秦桧，靠近汉奸。
04
斩了毛文龙的希冀“五年平辽”的袁崇焕，正加速靠近自己的死亡时间。
袁崇焕在接手东江军之后，一方面裁剪人员，另外一方面却又“增饷银至十八万”。
袁崇焕大概率也是迫不得已，一方面必须要安抚剩下来的东江军，另外一方面也是真切了解到了皮岛的资源何其匮乏又窘迫，只能向朝廷请求增饷。这时候的袁崇焕大概才真正感受毛文龙的困境和不容易。
而此前毛文龙孤守此时，甚至还获得过这样的赞誉：“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基本上多是靠自己自给自足，搞海外贸易，靠朝鲜援助等等，朝廷拨给毛文龙的物资实在有限。
两相对比起来，袁崇焕的这一举动，让崇祯皇帝不得不对袁崇焕起疑心，“颇以兵减饷增为疑”。
这还不算完，袁崇焕*毛文龙之后，还导致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再无后顾之忧的皇太极决定绕开袁崇焕重点防御的宁锦防线，从而借道蒙古，从喜峰口攻破长城，直冲大明的北京城。
对此，时人的看法也比较一致。此前被孙承宗接替的王在晋就认为是：“不*岛帅，则奴顾其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文龙*而虏直犯京城”。
后来修《明史》的清人自己也这样说：“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太安口。”
这让崇祯皇帝和袁崇焕俱大惊失色，一个东拼西凑，调各路军来勤王。另一个火速带兵驰援，所谓“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
十一月初四，袁崇焕的前部赵率教令四千精兵最先赶到，很快就全军覆没。
眼见敌军这么生猛，袁崇焕接着又犯了一个错误。出于军事作战经验来讲，明军*不过，只能依城而城才有足够的胜算。于是袁崇焕本可以将敌军阻挡在京城之外的蓟州—通州一线，但他最终还是将敌军放进了京城，从而在京城决战。这就是只考虑军事，而忽略了政治。
尽管袁崇焕在军事上确实是正确的，最终也成功击退敌人。但仍然让整个北京城疑虑四起，所谓“都人骤遭兵，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甚至官员们也都因袁崇焕“前通和议”，怀疑袁崇焕是刻意“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
就连曾和袁崇焕的老上级孙承宗也认为：“袁崇焕列阵于通州左右，不宜逼驻京城。”
袁崇焕的如此选择，不能不让崇祯皇帝感到相当疑惑，“帝颇闻之，不能无惑”，对袁崇焕的疑心大起。在面对袁崇焕请求进城休整时，崇祯皇帝都是果断拒绝。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怀疑和猜忌的大环境里，皇太极也及时出手了，故意使了一个“反间计”。即故意在己方俘虏的两个太监周边低语：“今日撤兵，乃上计也……意袁经略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然后特意放走两人，让他俩回去“奔告于帝”。
在这样本来就“举朝皆疑”的情况下，皇太极这本算得高明的一招，却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崇祯皇帝下定决心要对袁崇焕动手了，尽管缘由并没有用上这一点。
而是主要问罪于“*毛文龙”及“致使敌兵犯阙”这两件大事，这不禁让袁崇焕感到“一时语塞”。于是崇祯皇帝果断将袁崇焕扔进大狱。
这事一出，大家纵然疑虑袁崇焕，但对其战斗力还是颇为认可的。崇祯皇帝的侍读文震孟就表示“袁罪当诛”，只不过“而此时非其时也”。
和这些文臣不同的是，袁崇焕麾下的关宁军感到非常失望和惊恐。大家纷纷从军事角度表示“京师城门口大战堵截人所共见，反将督师拏问，有功者不蒙升赏，阵亡者暴露无棺，带伤者*冰地，立功何用？”于是袁崇焕帐下的祖大寿，在袁崇焕被抓之后，马上就带着一万五千的关宁军奔赴宁远。
这就反过来又令崇祯皇帝和朝廷足够惊恐，无奈之下，最终还是请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让祖大寿回归朝廷。袁崇焕开始不愿写，但最终还是决定写信并劝祖大寿应顾全大局。得到袁崇焕信的祖大寿果断回军，这让崇祯皇帝有所宽慰，开始思量“受辽非蛮子（袁崇焕）不可”，也就是说袁崇焕到底是生是死还不一定。
这时候朝廷给袁崇焕定的主要罪名还是“叛逆”和“擅主和议”，即擅*了毛文龙和纵敌入京。
于是各种力量都开始发力。想保袁崇焕的多是关外的将士，但不管他们如何呼天喊地，崇祯皇帝当然不会理会。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结果被削职下狱。此外有一位叫程本直的布衣百姓非常敬佩袁崇焕，写了本《白冤疏》上疏给崇祯，表示“崇焕冤死，义不独生”。结果崇祯皇帝便真将此人*了。
要*袁崇焕的，以首辅温体仁为主，此人是毛文龙的同乡，一直想为毛文龙报仇。此外还有御史高捷等人将更多人也都牵扯进来，形成更大规模的案子：“（钱龙锡）主张袁崇焕斩帅致兵，倡为款议，以信五年成功之说，卖国欺君，秦桧莫过。”就因为之前袁崇焕和钱龙锡隐隐聊过*毛一事。总之，这是要把袁崇焕等人牢牢地跟秦桧划等号。
这件事可怕的就在于，它隐隐能将五年平辽、*毛文龙、纵敌入关、城下议和等等通通串联在一块，让人细思极恐，好像一切都是袁崇焕早有预谋。这张由谣言、猜疑、怨恨所编织起的一张大网，终于将袁崇焕牢牢束缚住，丝毫动弹不得。
于是崇祯皇帝下达了最终的结果：“依律磔之。”事到如此，敢为袁崇焕说话的都没了，剩下的大臣当然都纷纷表示：“其罪不宥。”
此外还要“夷三族”，即将袁崇焕家、母亲家、妻子家通通抄斩。得亏袁崇焕的崇拜者余大成去暗暗恐吓主理此案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说：“公今日斩焕，而不能禁疆场之无事，吾恐异日将又将以焕为题目也。”也就是说今天你这样搞，明日清兵再来，你的三族恐怕也是这样。
于是梁廷栋赶紧同温体仁商议，最终将袁崇焕七十多岁的母亲、几岁的小女儿、妻子、弟弟发配三千里，母亲家和妻子家就不再加以牵连。
但袁崇焕本人，还是得遭磔刑，也就是凌迟。按规定是要割一千刀后，才能将其*死。
临刑前，进士出身的袁崇焕吟了一首绝命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对于袁崇焕这样的忠义之言，当时的人们全无感觉，反而特别痛恨。
张岱的《石匮书后集》记录了这个残忍而血腥的场面：“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侩子手争取，生噉之。侩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边。”
同样的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也记录了该场面：“（袁崇焕）皮肉已尽，而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方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 ”
不仅百姓如此，当时的文人才子甚至感到还不够快意：“磔不足偿其罪也，百万生灵，何辜而罗此劫耶？其事已往，不足辱吾笔”。
以及为毛文龙报不平的谚语也再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毛公死，世所冤。袁公死，人不怜。”
也就是说，袁崇焕死时，近乎所有人都认为袁崇焕该死。皇帝认为他是“擅*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大臣认为他“其罪不宥”，百姓更是“唾地骂不已”，至于什么“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那都是后来的事了。
袁崇焕死时，离当初约定的所谓的“五年平辽”都还剩三年多的时间。
对于这一结果和现象，很多人都给予了相当讽刺，比如张岱就说：“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
另外一位黄道周讽刺更甚：“袁崇焕以七月之精神，仅*一毛文龙，而欲以五年不动之期，坐收全胜。身卒磔死，为天下笑。”意思是袁崇焕*毛文龙就花了七个月，还指望什么五年平辽呢，结果落得这个下场，为天下笑。
还有此前袁崇焕的上司王在晋也认为袁崇焕是自己找死：“文龙*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05
袁崇焕活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汉奸，就是个该死的秦桧。等到袁崇焕死后，大家这才慢慢回过味来，觉得这个人其实不应该死，这也是个冤死的岳飞。
《明史》为袁崇焕说过一句话：“自崇焕死，便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也就是说，袁崇焕一死，让整个大明朝无可避免地更快地倒向毁灭的深渊。当时士兵的价值观普遍都是：“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
此后愈发捉襟见肘，愈感心力交瘁的崇祯皇帝，最终还是想着得同皇太极进行此前袁崇焕想做而未做成，甚至反而被*的事——议和。
不过此事极为秘密，崇祯皇帝派陈新甲单独和对方联系，各种嘱咐千万不能泄露。但有一天陈新甲跟金人和谈的绝密文书还是泄露了，顿时整个朝野震惊，难以理解“天朝上国”怎么能同“蕞尔小邦”议和。而陈新甲表示自己不背锅，这是皇帝的圣意。
于是恼羞成怒崇祯皇帝再甩锅给陈新甲，并直接*掉，“特恶其泄机事，且彰主过，故*之不疑。”自此，失去了同皇太极议和的最后可能。
可现在还不仅仅是外患，还有内忧。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国内的李自成大张旗鼓的定都西安，气势汹汹地向北京进军。
此刻唯一还能对付叛军的，就是此前袁崇焕训练的关宁军，此时他们的主将已换作了吴三桂，但关宁军又得防守山海关之外的清兵。如果调吴三桂入关，那么丢失关外的重大责任又该谁来承担？
不想背锅的崇祯皇帝于是让大臣讨论，让不让吴三桂入关。有了陈新甲的例子在前，大臣们都很鸡贼，谁也不敢开口，最后还是首辅陈演将皮球踢了回去：“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
眼看着大明朝这艘破船已然四面漏水，但皇帝和大臣还是这样推来推去，尤其是陈演主打就是一个“一句不肯实说，一事不肯担当”，总之就是不可能背锅。像此前袁崇焕那样主动前去打战、主动前去议和，主动背锅的人，再也没有了。像程本直就说过：“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
这样一推，就是三个月。结果，实在没办法的崇祯皇帝在三月初六终于下定决心让吴三桂入关，但已然迟了。李自成大顺军实在来得太快，在三月十八就攻破京师，十九日崇祯只得自缢身亡，只是不知道这一刻自缢的崇祯会不会想起袁崇焕。
估计是不会的，因为哪怕到了最后关头，三月十七日时崇祯皇帝还在疯狂甩锅，表示“文臣个个可*”，“皆诸臣误朕也”。包括此前也甩过类似的：“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总之，一切都是你们这些大臣的错，朕反正没错。关于崇祯这一极限操作，还真吸粉不少。像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就说过一个普遍现象：“崇祯很勤政，崇祯并非亡国之君……几百年来，我们都这样认为。”
可事实呢，真是大臣都对不起崇祯吗？后人在复盘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是认为崇祯咎由自取，比如*袁崇焕就是自毁长城，而袁崇焕的形象也终于得以由秦桧慢慢变成岳飞。
比如《明史·袁崇焕传》就说：“初，崇焕妄*文龙，至使帝误*崇焕。”后来的历史学教授樊树志就据此评价说：“如果袁崇焕*毛文龙是妄*，是一大错误，那么朱由检*袁崇焕便是误*，错上加错。”
当时的余大成非常惋惜袁崇焕的遭遇，将其和岳飞对比，并认为他是更冤枉的岳飞：“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 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 而督师竟允绝，圣世谁复为《金陀粹编》者？ 可叹也！”
至于后来写了《碧血剑》和《袁崇焕评传》的金庸，也是借用文征明的词来将袁崇焕和岳飞对比：“‘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当然了，也有相当极端的言论，比如张岱就把袁崇焕和毛文龙等都骂一通：“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认为袁崇焕连秦桧也比不上，至于毛文龙自然更说不上是岳飞。
也有拉偏架的，无限拔高袁崇焕的，比如梁启超就认为：“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哪怕是袁崇焕*毛文龙也是对的，认为“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梃为诸降王”？
与梁启超的观点的相似还有其老师康有为的观点：“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除此之外，还有“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等等此类观点，都认为袁崇焕相当重要，甚至袁崇焕一个人就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
这显然也是过于夸张的，袁崇焕本身也是一个人，一个有突出才能也有明显毛病的人。血气方刚、敢作敢当，这固然是他的长处，但鲁莽任性，不管不顾也是他的短板。
不仅仅是袁崇焕，乃至其命运捆绑在一块的崇祯皇帝、毛文龙，同样也是有各自的优点，但也都有各自的缺陷。崇祯勤政也刚愎，毛文龙创业艰难也贪功跋扈，但不论如何，明朝的衰亡也不是哪一个人能够掌握或者能改变的，不仅仅袁崇焕没这么大能耐，崇祯皇帝、毛文龙，乃至熊廷弼、孙承宗等其他人同样也没这么大能耐。
明朝的崩溃是一场系统性的全方位的大崩溃，不仅有强大的异族强势崛起并入侵、庞大的农民起义军，还有严重的财政危机、可怕的自然灾害、以及极端的朝廷党争等等，当这些问题复杂的杂糅在一块犹如乱麻时，绝非任何一人之力能够逆转的。
但这也恰好地突显出，在这样风雨如晦的危急之际，光芒乍现的袁崇焕有多么难得可贵，哪怕一度被人误会成秦桧，也终能逆袭成岳飞。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在近乎绝望之际还能给人带来火光、辉煌和希望。
哪怕这希望的火光转瞬即逝，却也能支撑那些黑暗里的人们继续往前走，一直朝着光明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