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我满15岁，父亲认为我长大了，家庭贫穷，不能在家继续游手好闲，过着寄生生活。
可是，私塾不再去，洋学堂又上不起，形势逼人，看样子，我非走三哥延安的道路不可，去当学徒，去城里谋生，去独立生活。
母亲也为我流过多次眼泪，她不忍再将我送出去，好让我在她身边，干农活时有个帮手。再说，我也是个大人了，农村中的重活、脏活我理应承担，不能再让母亲去操劳。
不过，劳力多，土地少，不出去，在家闲着也不是个办法，真是走投无路，只有外出一条路可走。
于是，我下了决心，一定冲出这个大孙家村，去见见世界，闯荡江湖，谋求发展。但是，看看母亲慈祥而憔悴的面孔，心里难受极了。
我一走，家里只有妹妹一人照料母亲，大劳力全走了，家里农活的担子全压在她一人身上，我有些于心不忍。“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家虽穷，房也破旧不堪，但毕竟是自己的家，穷家难舍，无可奈何。
道我还是要走，临走之前，母亲沉默不语，为我准备行装，心事重重。我从呱呱坠地，16年来从未离开过这个家，不管日子过得如何，家总是温暖的，像是一个港湾，航船靠停在此，就可避免暴风雨的袭击。
家对我来说，是眷恋难舍的，尤其是母亲，她过分操劳，未老先衰，令人痛心。临走的前两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件件往事澎湃涌上心头。
“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禁不住泪水湿透了枕巾，母亲最知道儿子的心事，她反而安慰我说：“四喜，长大了，不要哭。为了前途，这一步是非走不可的，放心去吧！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家来。”
古人云：“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宽慰我，壮我的胆，其实，母亲内心的痛苦，是不难推测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再见吧，我的故乡！再见吧，我的母亲！
按照父亲的安排，我去青岛。父亲早在几年前，就到青岛谋生去了，他在长记轮船行里是个老雇员，捎信回家，要我单身赴青岛找他。
村里的同学，邻里伙伴为我送行。他们说：“你的造化比我们强，能乘轮船过海，将看到火车以及我们看不到的大世界。”
他们对我表示极为羡慕，大家都认为：有出息的都远走高飞；没有出息的，才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干活，一辈子也出不了头。
就这样，我在这种复杂的心情下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养育我的母亲。
第一次坐轮船赴青岛，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和好奇，我坐统舱，在最底层，没有铺位，席地而坐。这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轮船在黄海破浪前进，海天一色，一望无涯，海鸥在船尾遨翔，轮机声轰鸣，有时汹涌的浪涛激起水花飞溅拍击船舷，大自然的神奇威力与航行的轮船较量着智慧，但人的意志主宰着海洋，我第一次领略了瓦特发明蒸汽机的威力。
20世纪初，青岛码头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青岛，父亲在码头接我，帮我拿行李。没有走多久，就来到他的住地。接着，父亲终日托人为我寻找工作。
我想到铁工厂去学手艺，父亲坚决反对，他说：“当工人生活艰苦劳累不说，一年四季穿不上一件干净衣服。”父亲想让我走他的老路，在商业、服务业找个工作，不会下大力。
我为了谋生，一切听其自然，任凭父亲去张罗。父亲上班去后，我一人留在宿舍闲着愁得慌闷得慌，自己出门还顾虑重重，走不远就回头，深怕找不到家。
说实话，我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乍到青岛，好似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眼花缭乱，处处都新鲜有趣。刚来几天，半夜三更在睡梦中常听到恰似牛叫的声音，哞吼且长，不知为何物所鸣，待问明，始知是德国人制造、安装在海底的天气预报警报器，甚觉奇特。
还有，城市的喧嚣声、汽笛声不时传到耳里，那种嘈杂声是农村永远也听不到的。
终于，父亲给我找到了一份差事，那就是在一家商号当学徒。我从小就知道，在城里的商家店铺当学徒，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父亲就是榜样。
因为，在商店当小伙计，出师以前，基本上学不到什么技术，完全是当佣人。其日常工作是为老板提尿壶、扫地、擦桌椅；为老板盛饭、沏茶，剩余时间就是站柜台，晚上要等到关门后大家都睡了，自己才能入睡。
早晨，则要比别人先起床，抢着干活，以博得掌柜的信任与欢心。说白了，阿谀奉迎，看主子脸色，甘当奴才，这是我一生中最恨的，最瞧不起的小人，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为了混碗饭吃，只好忍气吞声，来充当这个极不顺心的角色。
给人当差，真是“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的管”，一切唯唯诺诺，装得既勤劳又任劳任怨的样子，深怕出半点差错，学徒期间，没有工钱，只管饭。年终如果干得好，可获得一点赏钱，用红包包着，给你的时候，要双手接过，再三道谢。
每年腊月二十八日，老板会在晚上摆一桌丰盛的酒席，凡是被邀请坐上席的师傅，就意味着被炒鱿鱼，来年另请高就，这是规矩，谁都怕坐上席。
在青岛当学徒，虽然很累，但伙食确实不错。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孩子，能天天有肉吃，就算天天过年了。开始几天，狼吞虎咽，恨不得一盘子菜全吃进肚里，但我不能这样做，这是被人瞧不起的。
因此，吃饭的时候要装斯文，细嚼慢咽，只有等师傅们吃完后，我才能多吃几口以解馋，不多久，饭量也少了，似乎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后来，竟和大家没有区别，脸也变白变嫩了，开始融入城市人的圈子里，不再像乡巴佬。
老板给我一辆旧自行车，为的是教我跟着伙计们上街熟悉地形地貌、关系户门牌号码、马路名称及各大银行、邮局、电报局、码头、钱庄、字号、洋行、招商局、海关、火车站、汽车站等单位，以便日后能传送信件、送收货物、报关纳税等业务活动得以独立完成。
几年前，我在家乡学自行车吃过苦头，今天居然能派上用场，着实高兴，老板也很满意。我在大街小巷穿梭前行，技术熟练，很少出事故，而且速度快，办完事就返回。
所以，老板、大师傅都认为我办事利索，从不偷懒，印象是既机灵又老实，是一块好料，将来能打磨成器。
由于我勤快，老板要我跑外勤，比起站柜台当然自由多了，本来不安心这种工作的思想有了转变，觉得我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充实人生阅历，广泛接触社会，增加知识与才干，以求进一步发展。
半年后，业务熟悉了，可以独立完成任务了，我就开始在完成公*余暇时间，对青岛的风景名胜观光游览，崂山、栈桥、海水浴场、八大关都去过，就连当年德国人修建的炮台和地下隧道，也没有放过。
夏季炎热，我有时借故偷偷去海水浴场洗澡，明知违规，还是要去。有一次晚饭后，一位比我大的伙伴邀我去理发，理发过后，对我悄声说：“我领你去个好玩的地方去开开眼界。”
我出于好奇心，很高兴地跟着他信步走去。一进门，就感到像进了世外桃源，楼上楼下，装修得富丽堂皇，无数的彩绸玻璃镜框内是如画的美女照片，房间内，有八仙桌、雕龙镂凤的大床，无数打扮妖艳的女人与男人打情骂俏，公开地拉拉扯扯，像闹市又像旅馆，隔壁传出琴声和狂欢的笑声。
这样男女混杂的地方，我是第一次看到。在小说中，看过的什么青楼，也许就是这样，但我不敢肯定。我的伙伴看来是常客，只顾与那些姑娘们说说笑笑，全然忘了还有我这个毛头孩子的存在。
我被一个女子用那娇嫩的手摸了一下脸蛋，羞得我脸通红，真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一举动又引得众姑娘哄堂大笑，我实在羞得无地自容，只得慌慌张张夺路而逃。
事后，我才知道，是被伙伴带入了烟花青楼。这个妓院叫东海楼，初次涉足妓院，在我的人生履历上，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过去在家乡，经常听说“洋货”。凡带“洋”的如洋火、洋油、洋酒、洋烟、洋车，等等，不一而足，而在青岛市面上，洋货充斥商店。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洋货”都是外国人弄来赚中国人的钱的。青岛市从一个小小的渔港发展成一个城市，海滨有德国人、日本人修建的欧式别墅；外国人修建的海港、铁路、码头、无轨电车、发电厂、纱厂，几乎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洋人在青岛有别墅、汽车，他们高人一等，横行霸道，而中国人多半从事苦力劳动，码头上的搬运工，纱厂的女工，都是起早贪黑，为生活而奔忙，反而吃不饱，住的是窝棚似的小房子。
而外国人和那些达官贵人、奸商劣绅，则出入有车，每天在茶楼酒肆吃喝玩乐。不但吃山珍海味，而且还逛妓院抽鸦片烟，住的公馆深楼大院，门卫森严，正如杜甫的诗中所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我的家在日照农村，我从小就与贫穷结了缘。初来乍到这个繁华的都市，被眼前的光怪陆离的景色弄得眼花缭乱。当我熟悉了这个城市之后，我开始深思：
人间有贫富两个阶级的人，我当然是穷人，自然站在富人的对立面，我不再羡慕老板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滋生了敌对意识，仇视外国人，更恨中国的达官显贵。
曾我亲眼看见一个日本人用皮鞭抽打一个人力车夫，周围有人围观，敢怒不敢言。人力车夫不但不反抗，反而百般求饶，中国人的国民性到哪里去了？我心中愤愤不平，又百思不得其解。
还有一次，我骑自行车顺坡道急速下行，有个日本小女孩背着书包横行马路，我确实躲闪不及，连人带车撞得她四脚朝天，滚出几尺远。我慌慌张张扶起车骑上就溜了，头也不敢回，这女孩伤势如何，我不得而知。
日本女孩不是日本侵略者，如把对侵略者的愤懑发泄在无辜的孩子身上显然不妥，但在当时年轻偏激的思维下，心里没有太多的内疚。
1936年春，二哥延德（仲懿）由北平返日照探亲路过青岛，专程来商家看我。
仲懿兄当时在第29军中服役。一见面，就给我一个良好而令人崇敬的印象。只见他身着灰色戎装，披武装带，悬挂佩剑，脚蹬马靴，明晃晃的马刺，领章金光闪闪，白手套，威风凛凛，神气十足。
老板见来贵客，十分殷勤招待，使我也脸上增光；师傅们都以我有这么一位当官的哥哥引以为荣，认为我在这里决不会干长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将来定会被兄长提携，去升官发财，岂能在这里当店员伙计。
二哥是从父亲那里过来的，他知道我们父子在青岛谋生不容易，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们家的生活环境，只是好言相劝，将来等机会，一定把我救出牢笼，另谋出路。
我一宿未眠，第二天一早，二哥返日照老家去了。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内心起伏的波浪经久不息，本来就不安于现状的我，被二哥这一来改变了人生轨迹，从此下决心脱离这个苦海，对学做生意，当店员不感兴趣。
因此，我一心想从军，千方百计找门路改变我的生活。一年来，我没有真正学到什么技艺，只是白白浪费时间。这种想法不敢流露，更不敢让父亲知道，即便求父亲，他也绝对不会答应的。
父亲一辈子干店员，深感找份像样的工作不容易，他的观点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吃粮当兵，顾不了家口，还要冒生命危险，干这个不划算。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对老板和师傅不再那么毕恭毕敬，工作也不那么积极认真，终日借口跑业务外出，一玩就是一天。
终于，1936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老板炒了我的鱿鱼，我既不够资格在这天的盛宴上坐上席，也没有领到红包，而是打着铺盖卷走人，一年的辛苦付之东流，我不后悔。
父亲得知后，怒气冲冲，认为我学坏了，不可救药，不想再为我去找份工作，而是让我回老家种地当农民。在父亲眼里，我是彻底完了，处境不亚于当年他赌博输得卖田地还赌债。
可是，我并不认为自己不争气，暗自庆幸脱离了这个伺候人的鬼差事。一年来，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懂得世间有富人穷人的差别，也知道金钱的诱惑力和洋鬼子的霸道，这些都是我在六年的私塾中没有学到的知识。
离开青岛，心中不是滋味；一想到要见母亲，心里又高兴，归心似箭。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我不是衣锦还乡，而是被老板炒鱿鱼而失业回家，当然没有什么光彩。但母亲还是那么热情地欢迎游子归来，邻里乡亲父老、同学、伙伴们川流不息地登门造访，打听外面世界的新闻，都说我变得像城里人一样了，细皮嫩肉的，亲昵地称我为“青岛客”，这是一种尊称。
我在家闲来无事，翻阅一些从祖父那一代就留下来的线装书和我在私塾里读过的《四书》、《五经》，在《论语》一书中，忽然发现一个书签。上面有秀才老师写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10个字。
老师书法流畅，刚劲苍遒，确实是令人敬佩的。这书签的来历，让我回忆起那是我十二岁时，放年假前，老师为鼓励学生们学习，自费买红纸裁成短小纸条，根据学生情况，赠送的格言警句，每个学生都有份，我把它当“座右铭”时刻记住，以起到警钟激励的作用。
今天翻了出来，又勾起了我的反思。我都16岁了，我已成人，我有什么收获？我能自食其力吗？我能养活父母吗？我学习上有进步吗？
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第一次睡在温暖的床上，彻夜难眠，开始自省。《千字文》中有“女慕贞洁，男效才良”，我应该有个奋斗目标，应该确立远大的理想，向英雄伟人学习。
当时，在我心目中的英雄就是二哥王仲懿，伟人当然是孙中山、蒋介石、斯大林、*这些巨人了。
我瞒着父母，偷偷给远在北平的二哥写信，强烈要求他帮我找出路，当兵也行。为了这个目的，我甚至找伯父从旁帮忙，千方百计请他在信中美言几句，施加压力。
回家后，我不再找童年的伙伴们去玩耍，俨然是大人，除了帮助母亲种菜园、干农活外，其余时间全部用在学习上。我找洋学堂的老师补习国文、算术、外语、历史，并借来课文逐一学习，做试题，记笔记。
这些知识，在私塾时没有学过，仅仅能背诵“子曰诗云”，现在想来，太偏了太枯燥无味了，怪不得洋学堂时兴了，私塾里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
而且，我们邻近一个村的私塾先生，放弃教书，跑到广州考黄埔军校去了，都认为这位私塾先生是到南方参加“革命”去了，他的父母和妻子则认为儿子读圣贤书，知书达理，为什么还去“犯上作乱”呢？
“犯上”是“十恶不赦”的死罪，有朝一日，儿子会株连他父母和妻子的，因此，这一家人都为他提心吊胆。不过，“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日照的丁惟汾原来被北洋政府通缉在案，如今是同盟会山东省的召集人。
北伐成功后，丁惟汾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官比省长还大。袁世凯当皇帝83天，不也垮台了么。今日政治变幻无常，谁知道今后的局势如何发展。反正，上北平去找王仲懿，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没有等多久，二哥终于来信了。信中说，第29军准备招收一部分学生，见信速来云云。
我拿着伯父转给我的这封信，心里真是高兴极了。我奔走相告，让乡亲和同学分享我的喜悦，许多相处极好的同学在喜悦之后，希望我到了北平，不要忘记家乡的伙伴们，给他们也找一条出路。有的甚至托父母登门求情，帮助他们的孩子在外面找份工作。我则积极准备行装，恨不得插翅飞到北平。
母亲知道后，反而愁上加愁。几天来默默无语，流着眼泪为我再一次准备出门的衣物与行李。母亲认为，儿子长大了，翅膀长硬了，留是怎么也留不住了，只好让他去吧。
到青岛下船时，父亲没有来接我，我上北平当兵之事父亲已知道。好在旧地重游，没有第一次来青岛时的那种紧张与陌生。我硬着头皮去见父亲，他仍余怒未消，脸拉得很长。
俗话说：“猛虎不食子”，表面上很平和，实际上是压着火不能发作，将一肚子气憋在心头。
他交给我预先买好去天津的船票，送我上轮船码头，临别时叮嘱道：“天津是个极其复杂的港口城市，处处要加小心。”并且，还给我两块现大洋。
我心想，父亲是恨铁不成钢，对我不抱什么希望，既然不安心当学徒，在家又没有出路，只好勉强同意我的意见，去北平当兵，至于前途如何，他也没有把握，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当兵打仗，为人家卖命，有什么出息？
我目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心里十分惆怅。夜幕降临，轮船启航。青岛城市的灯光渐渐向后退去。
轮船在波涛中破浪前进，我坐在五等舱内，思绪起伏不定，回想起在青岛当学徒的日子，又想起父母那苍老慈祥的面容，心里就难过。
这次远行，何年何月再返故乡，很难预料。轮机有节奏的轰鸣声慢慢使我进入梦乡。
第二天下午，船在天津大沽口靠码头。我背着行李从人群中走上岸，城市的喧嚣声不绝于耳，我一路打听问火车站怎么走，总算来到了火车站，人来人往，比肩接踵，拥挤不堪。
随身的东西怕丢失，我不敢放手，弄得汗流浃背，想顺利买到北平的火车票谈何容易？我急中生智，不妨试试，向警察求救。警察见我初出远门，人地生疏，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买好了车票，送我上车。
我在车上来回走了一遍，没有一个座位，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乘客。我第一次坐火车，虽然站着，也心满意足，两眼不停地望着窗外飞驰过去的田野风景画面，和一根根向后倒去的电线杆子，觉得这个像一节节厢房的长龙，竟乘载着上千人向前奔驰，科学的力量真是令人佩服。
晚上10点左右，火车到达北平。古城北平曾是明清王朝的故都，文化氛围浓厚，古代建筑雄伟壮观。夜晚灯火通明，人声嘈杂，车站前人山人海，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我一下车，就被人强拉到大磨场一家旅店住下，疲劳已极，转瞬进入梦乡。我久仰天安门、故宫的大名，第二天起床，先去了那里，登上前门城楼，看了一场无声电影；下午逛了天桥，见到三教九流各式各样的表演，有大鼓、相声、摔跤、拉洋片、舞狮子等，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的传说，也得到了印证。
第三天，我进故宫参观，对金銮殿上的所谓“龙墩宝座”的秘密仍抱不解之谜。
小时候听祖父说，真龙天子，也就是皇帝的龙椅底下是深不可测而波浪滔天的海眼。井口乃是真龙盘踞、猛虎把守。每逢上朝，龙虎发出吟啸声惊天动地，骇人之声除皇帝独坐无恙外，其他任何人不得靠近，否则会头昏眼花，鼻口出血，坠入无底深渊。
这当然是传说，渲染皇帝至高无上。今天有机会亲眼看见龙椅，没有见到周围有什么陷阱，只用红绳圈起，另有告示“禁止入内”，红绳外有警察站岗放哨。
我不知怎地，一时心血来潮，非想登上龙椅坐坐不可。我见警察远去，迅速穿越红绳，急登阶梯，绕过“龙书案”，坐上黄绫绸包装的皇帝宝座，可是没有感觉头昏眼花，如果谈感觉的话，龙椅还赶不上现在时髦的沙发那样柔软有弹性，硬邦邦的，只是宽大，但不舒适。
我的越轨行为终于未逃过警察的眼睛，他严厉地训斥了我几句，就让走开。事后一想，总算值得，千古一帝，能坐上龙椅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啊！
来北平游玩了三天，长城还未去，但囊中羞涩，只好给二哥打电话，要他来旅店会面。兄弟相见，除谈了家乡、家庭情况外，还谈了个人的经历，得到二哥的同情和嘉许。
随后，我俩雇车去了他的军营，不到半个月，我被二哥保送到学兵营接受入伍训练。不久，学兵营扩大为第29军军事训练团。
我穿上军装，从此成为一名国民革命军的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