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土木堡之败传来，大明朝廷如何应对

土木堡之败发生在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正好是中秋节那天，当时北京还正在过节，还没知道什么。但是两天之后，全军覆没、皇帝被俘北行的消息便传来了。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使得京畿一带民情大乱。凡是有人从征的人家，都极为悲痛，想要从军，为亲人报仇。还有些人家，也和他们一样，想着要挺身而起，抵抗也先来攻。但是也有些人只想逃避，又不知应当躲向何方。朝中的大小官员也都极为惊慌，他们很是诧异，五十万大军，怎么一下子就完了，并且还把皇上也给丢掉了呢！他们之中很多人觉得，丢了皇上比全军覆没还要可怕。

败讯传来，当时留守在京的郕王朱祁钰，一得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将朝中诸臣都召集起来，和他们商议。大臣们在听到天子蒙尘（即天子蒙难）时，都呼天号地、相对痛哭，却没有人说到应付当时情况的办法。

最先说到当前情况的是侍讲徐珵，他是个读书很多、并以多识多能闻名于世的人，他在天文、地理方面研究得最为精深，另外在阴阳方术等方面也极有研究。徐珵的发言首先提到了历数、星象，他说日来天象凶险，大不利于北方，只有向南迁都才可以避开凶危，因此他主张即行南迁。

徐珵的话还没说完，兵部左侍郎于谦便厉声大呼：“言南迁者，可斩也！”于谦接着说出了他的看法，他以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是绝不可轻动的，一动则大势去矣！宋时的南渡，就是个现成的例子。赞同于谦意见的人一时很多，包括大太监金英、吏部尚书王直，还有身兼礼、户两部尚书的胡濙等，他们不仅赞同于谦，同时也都严厉地叱责了徐珵。

迁都不可行，话题自然转到了守城，因为瓦剌获得了那样的大胜，即将乘胜前进，来窥北京，已是尽人皆知、无可避免的事了。

说到守卫京都，众人的眼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于谦。当时于谦虽然只是个兵部左侍郎，但他的饱学精干却是众所周知的。随军从征并在土木堡遇难的兵部尚书邝埜，在先便曾多次称道于谦，认为自己的才干远不及他，每有要事，总要认真向于谦请教。邝埜去后，兵部的事务便都落在了于谦的肩上，他对各处的军情了解得也更清晰了。所以说到保卫京都，大家便都盯住了他，认为只有于谦才可当此重任，一切都该先听他的。那时的阁臣陈循及老臣胡濙、王直等人，官阶虽说都在于谦之上，也都衷心赞同，并无他意。

土木堡兵败、天子蒙尘的消息传到了宫中，也与在外廷一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中受到最大震动的首推孙太后。她不仅受惊最重，而且忧虑也最多。她不断地焦虑着，苦苦地盘算如何才能保住她和明英宗的利益。她想，最好是能替明英宗把皇位保住，朱祁镇保住了皇位，她这皇太后的位分也就稳住了。

她首先想到，明英宗临去出征时，给郕王定下的称号是留守。所谓“留守”，应是有个皇帝在外时才能有的一个称号。留守要管的事情不多，不过留在后方，办一些皇帝留下来的事而已，一切都还要那个在外面的皇帝来掌管。在所有的留守中，实际比起来，又以郕王朱祁钰这一次的留守为最差，管的事也最少，因为明英宗朱祁镇几乎已经把整个政府都带在了身边，什么事他都在外面办了。可是如今变了，外边的皇帝已经被俘，什么事全堆到郕王这个留守的身上来了！他名不副实，不会生怨吗？孙太后觉得郕王一定会生怨，所以赶紧传旨命郕王改称为监国。监国是在皇帝不能理事时，可以代理朝政的。孙太后想，朱祁钰得了这个称号，名实俱当，应该可以免生异心，不会窥伺皇位了。但是保留住了皇位，孙太后还怕有什么闪失，不久，她又下诏，把明英宗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深立为皇太子，她觉得如此，一来这皇位就更稳固，将来朱祁镇如能回来，皇位自然仍是他的，即或他回不来了，皇位也不会留给别人，还是稳稳地落在他儿子的手里。布置下了这么周全稳妥的两手，孙太后极为得意，她想这样一来朱祁钰就不会格外生心了。

郕王朱祁钰初时确实没有格外生心想到什么别的事，土木堡的消息一到他就忙起来，忙得什么都顾不上。孙太后把她那两件安排很轻易地就办下来了，正是由于这个。最让郕王着忙的有两件大事，一件事是，他得尽心关注京畿一带的防务；另一件事则是他要清查王振专擅误国的罪行，还要惩办王振的党羽。（摘自《明代的宦官和宫廷》温功义/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